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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st (洛之秋), 信区: Wisdom
标 题: 余世存：在中国生活的心灵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5月15日12:54:16 星期四), 站内信件
『关天茶舍』余世存：在中国生活的心灵(转载)
作者：占领西门町 提交日期：2003-05-15 01:06:00
余世存：在中国生活的心灵
——为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余世存
一．
我们处在一种难堪的情境中。
一方面,我们习惯了中国发展进步的神话,我们有连续二十多年都是高位数的经济增
长。在当下世界经济都处于低迷的时期,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中国一枝独秀,中国有着
庞大的产业能力,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成为令无数发展中国家嫉羡的世界
工厂。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精神思维主要致力于此,逐利发财的冲动堵塞了我们对生命自
处和相处的全部丰富的感知和想象,窒息了我们对文明社会的健康平易的意识和自觉。很
多人以为,中国之路可能真的如中国政府宣示的那样独特,中国勿须发达国家宣扬的自由
、民主、正义、人权等等价值信念,就可以成就一种新的东方的文明。
这种精神坎陷的时代景观给了很多关心中国的西方人以迷幻,他们看不清中国,他们
想不通中国人。怎么,你们真的不需要正义吗,不需要民主自由吗,人权真的不是你们生活
的必需品吗？中国宣称自己发展得很好,不需要别人来做老师,他们到北京上海来的时候
,也确实发现我们活得很好。这让他们大为不解,这是怎样的国度和怎样的人民？那些从
良知正义的角度要求中国进步的人士甚至怀疑或不无羞恼于自己的努力,他们为之苦苦奋
斗的人民似乎、竟然是在”享受生活”。
他们发现了我们的建设几乎一日千里,我们进步神速,即使他们的某个机构每年拿我
们的人权状况说事,但他们的总统到中国的北京上海却得承认我们的繁荣。他们看我们越
看越失去了底气和自信,我们活得红光满面的,我们活得滋润着呢。而延续中共血统的政
权,本是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最大敌人,却已经一再地顺当延续并继续实施着无能而专横
的统治。我们有无数的问题却以复杂性掩饰了,我们有确定的苦难冤屈在生和死,我们的
精英却自豪地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的青年游行示威起来也只是表明中国整体受到
了侮辱和损害。究竟怎么回事,人权呢,自由呢？放眼世界,好像只有他们在做切实的工作
,为我们的生命目的、为我们的人生终极关怀着,而我们没有付出努力,也不再反抗那管制
我们的敌人。
确实,我们不再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种大规模地、经常地向政权表达意见的举动了
,我们更没有针对中共政权的积极或消极的反抗,我们参与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们
把苟且的生活当作正常的生活对待。那些一门心思希望我们走向民主化道路的人们,那些
真心帮助我们认清我们被奴役的处境的人们,那些努力改善我们的人权状况的人们,发现
我们不仅有了与巴黎同步的时装,甚至美国大学刚出版的学术新作也很快在北京圈子内讨
论了,更不用说,新新人类们把头发染色进入了后后现代的行列。看见上海北京的高楼大
厦,他们不得不在心里嘀咕,那些中国崛起论或中国威胁论至少有一个道理,那就是,北京
的确发展了,我们在一种威权统治里过得不算太坏。一个未曾明确表达的共识是,相当多
的中国人在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里过得不错。
在东方人和西方人眼里,这个民主自由无望的大陆上的发展步伐似乎不可阻挡。不仅
西方人、就是中国人谈论起中国可能的战争、天灾、工人罢工、学生闹事、农民造反、
精英政变、如同历史上的动乱、颠沛流离、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生活,就觉得不可思议,天
方夜谭,绝无可能。撼山易,撼发展的中国难。人们稍作理性地分析,对中国发展功不可没
的有农民、有企业家、有青年、有公务员们,都很务实,都有着巨大的胃口和惊人的发财
欲望,这将是怎样的经济加速器或发动机？同时,中国知识界的贡献更为罕见,中国的知识
界一直与自己的社会现实保持某种距离,他们在主义和观念上做工夫,不断地移植世界知
识,并越来越心系世界知识,努力参与世界历史的演进,对世界历史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
历史和现实说三道四、指东打西、评比优劣。因此西方人不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中国
的繁荣和发展,而且从每一个交往的中国学人那里都听说了他们都甚少了解的当代西方的
学院知识,这种进步或发展与他们一根筋地追问、计较生存的正当性有很大的差别,却也
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的。
所有这些个人的信仰、理性、学识无能于辩识一个文明的发展状况,却由造化本身提
供了答案。我们确实处在一种难堪的情境中。那些江湖医生的”中国威胁论”并未能摸
准中国的脉膊,他们实在高看了我们的能力和作为,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诸多领域,我
们不会有什么创造性的发明发现以挑战或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仅仅照葫芦画瓢地在
市场的低端进行过度竞争,这种能耐只是让发展中国家大为嫌恶,尚未能对世界构成威胁
,我们也没有威胁世界的意愿和健旺的生命力。我们威胁世界的能力或作为是以另外一种
形式呈现的。一种连中国人、东方人都从未想过或难以想象的方式,一种病疫,自污而传
染了世界。今天的中国人还沉浸在这个叫做非典或萨斯的恐慌和惊悸中,但西方人却已经
从对中国的迷幻中醒过神来,他们似乎下定决心要对这个看不透的国度和人民抱着不信任
的态度了。
在西方人的意识深处,中国之”黄祸”是可怕的。义和团一类的恐怖传说,既使西方
人鄙视轻蔑中国人,又对这个说不上文明的文明帝国有一种惹不起躲得掉的恐惧,这个迟
迟不愿跟西方人一样接受生命价值的文明帝国不仅是一个谜,而且言行举止匪夷所思,它
放不下过时的文明帝国的身段,无能、可笑、可恨,又蕴藏着一种邪恶阴暗可怕的因素,一
种令人想起东方地狱与世界末日的因素。而那些移居到西方的华人,那些生活在伦敦、旧
金山、波士顿等城市自圈自闭划地自狱的”中国佬”,在西方人眼里丑陋、阴险、肮脏、
冷漠而又勤奋、麻木而又残忍、野蛮而又狡猾,不比地狱里的一群好多少,况且中国人是
活生生的。二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让西方人迷惑起来,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大陆的经济
繁荣,错以为中国人是一群可以哄好的乖孩子,不无侥幸地以为可以在中国人那里买到便
宜,彰显人权,收获正义,享受猎奇。但这个似孩子又非孩子的种族却在说不,六四不曾唤
醒他们,五八中国使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九一一以来的大小事件,都不曾唤醒他们,他们
明白中国强大到威胁他们的时日还遥遥无期,但一场非典却以非典型的思维和形式挑战并
威胁了他们,非典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结了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华人,这是一个不可信赖的
种族。
唐人街的经济遭受了打击,它本来也一直以自污的形式存在着。没有欧洲人会没事找
事地跑到华人的餐馆里就餐,泰国人也跟着倒霉,西方人实在分辩不出他们跟中国人有什
么差别；甚至西方的工人见到中国寄去的邮包也不愿沾手,如不是违背良心,他们可能不
会费力地消毒,而是直接送去焚毁。大学和研究机构委婉地谢绝对中国学者的邀请。无数
的企业取消了中国的订单。中国的媒体虽然一再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称道中国的合作态度
,但世卫组织已经揭示了中国瞒和骗的经过。地球人都知道了,一百多个国家对中国人的
出游进行限制。中国、中国人,再次成了一种无来由的祸害的象征,成了一些西方人头疼
而不齿、不齿又得防着点的实在的妖异。这个没心没肺生活的民族,像生物学揭示的所有
低等生物的存在,如老鼠、蚊子之类,不可理喻,以数量代替质量,以时间占有的长度代替
生命的热度作为存在的本质,却威胁危及了人类生活,与发达国家、文明民族比较起来,其
距离之遥远实在大于人与动物的差别啊。
二．
我一直想对这些人说几句话,即你们错了。良知正义、民主自由同样是中国人所拥有
的禀赋,所信仰和所追求的人生价值。诚然,直到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专制的,但中
国人仍有万物之长的心灵,仍有心灵在感知生命的全部丰富。中国人之于专制并非如鱼得
水,到今天为止,专制生活对中国人依然是可怕的考验。中国确实给世界添了烦难,但中国
人跟西方人在本质上没有差别,何况自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殖民扩张以来,中国之于世界的
威胁也远不及西方之于世界,西方对于世界的欲望也比中国积极得多,正是西方人而不是
中国人,以物质的名义,解析了精神,以西方的名义,征服了东方,以自由的名义,统一了世
界,以人类的名义,挑战了自然；只不过今天的西方多了一层温情的面纱,而中国对于世界
的影响还没有多少进化。中国决不会离开世界成就自己的特别,中国决不会就此自称小康
进而大同,而且没有一个中国家庭不羡慕与美国西方有沾亲带故关系的家庭,没有一个中
国人不明白西方的发达、美国的富强与民主,没有一个汉语工作者们不羡慕英语法语的好
命运。我曾经着手做过这项工作,《2000前的北京》或《专制下的北京》,2000年的时候
就想把这一报告完成,但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感受着这项工作的全部困难。表述专制生活
的全部情境已经够难的了,今天我还要表达由于文明的无能无力施难于世界的歉疚。要说
清楚是不容易的,就像要把我个人的生活和思考全部马上明确表达出来一样。怎么才能使
没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体会这里的气氛呢？只要浓墨重彩,就能描出一团漆黑,就能如好
莱坞的电影表现的落后蒙昧地区的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镜头,而稍加修饰就能使一切显得
欢乐、吉祥,就能如中国的高等华人们那样感觉良好、自信十足。美国每年发布的世界人
权报告的中国部分就是在做这样的努力,但今天它已经成了一个”杀人不死,救人不活”
的劣质药品,它无能于描述中国生活的真相。
甚至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年鉴学派的细节或越来越像回事的数目字管理,都不能代
表真相,揭示真相。像萨特描述”占领下的巴黎”一样,需要有许多发明,许多技术才能表
达真相,还需要许多善良的愿望和许多想象力才能理解真相。在灾难的日子里,世人能有
这样的静心和善愿吗？即使忠实地描述中国生活还不够,还需要像阿伦特探究”极权主义
的起源”那样,需要对群众、对民族主义、对个人有许多情理的把握才能洞察真相。
更为复杂的是,信息的某种自由流布,世界漂泊一族的出现,使我们与自由世界并没有
完全被隔绝。神权社会、极权时代那种完全与自由世界的封锁隔绝状态消失了。我们之
间横着一道不可能用言词填平的鸿沟也消失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已经有了共同的经验、回
忆,我们全民狂热地看过《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我们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了
美国人去拯救他们被俘的女兵杰西卡）,我们内地极为贫困的地区也在消费可口可乐、麦
当劳,我们的希望小学教材也有着西方的影子。但请不要以为我们因此换得了西方人的心
智,或我们有了跟西方发达社会相似的生存背景。
最为严重的是,那些到西方学习并生活过相当长时间的中国精英,今天却成为中国市
场、权力乃至媒体符号中最如鱼得水的骄子,他们不怀好意地干着妖魔化西方的勾当而在
中国大行其道；即使那些善良的中国人,在西方长时间里的观察,也陷入了情理的迷雾之
中,他们甚至解构起民主自由这样的生命原则。他们在西方呆得久了,在他们看来,民主没
有绝对价值,没有金钱和政治背景,平庸的布什怎会当选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女儿还没毕
业就被人许诺十万年薪？关键是你是否拥有有效的生存手段,而西主民主制度比东方专制
更让人接受,不是什么人人都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本性（如果人有什么本性的话,那就是人
不仅要活命,而且希望活的好一些）,不是什么”人人都要自由”的普世观念。如果专制
能给人带来比民主制度更好的生存机会,人们就会抛弃民主,就像人类社会抛弃落伍的部
族血亲制而让专制制度登上了历史舞台一样。
也正是这种生命认知基础上的多样和危机,导致了中国生活的危机。这也是我自200
0年后放弃工作的原因。因为我发现,中国专制生活的真相难以简单地说明,中国生活的良
知正义难以乡愿地获得,它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代价。谈到专制下的生活,与其是说给老
外朋友听的,不如说是在中国谈论,在中国反思,但这种有求于同胞的行为,首要在于自身
的位置,即我们自己是否做到了,我们是否是一个人,是否获得了生命的自由本质。这需要
行动,需要思想。而在专制独裁下生活,我们难以行动,难以思想。那些能行动能思想的外
人或旁观者们与我们虽能接触,却不能沟通。虽然有无数的汉语知识生产,但这些知识多
做了专制生活的帮忙帮闲,既不能使人认清生存的本质、生活的处境,又不能改造更新我
们的中国生活。虽然有众多的外国记者云集北京,但他们的报道仍不能使人们了解专制独
裁的真相。他们无权指导我们的生活,他们无能理解我们的生活。有关中国煤矿一类的灾
难报道只是一种报道,在我们这里却是生离死别的沉痛和无形的恐惧；外人对中国非典事
件的愤怒也只是一种对专制独裁政府的不可理喻的厌恶,对其统治能力的不信任,在我们
这里却是呼吸之间的惊怖不安,是听闻小道消息的绝望和屈辱,是对当政者怀抱善心时的
不信和厌倦。
因此如何谈论专制中国,我能代表谁来说：在中国生活是一种可怕的经验？在我以为
最应该迸发出大恸哀嚎的地方,到处是无辜和快活的笑容；在我以为生存是被侮辱和被损
害的时候,媒体上的作家学者教授们却一脸的幸福；在明星们上台领奖以为光荣的场景,
我却读出了无尽的可怜可耻；在商人政客戏子为五星红旗骄傲的时候,我却感受了彻骨的
疼痛和悲凉。但这只能是一种个人经验。同时,请朋友们理解,当我用我和我们谈论真相
的时候,这个生存的主体是相当不确定的,他曾经是个理想的青年,他有过纯洁的心地,但
他可能已经有了人格的多重分裂,他的私人生活、家庭生活和公众生活完全不是一个世界
。作为言说者,如果对真相的描述过于自以为是,中国生活过于黑暗,人们很容易提问,你
做了什么？要知道,这是我的中国呀,我能够来谈论本身,不正说明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吗；如果因此我们依然对某些人物破口大骂,对现实全盘否定,如果我们只是以文字痛斥
中共政权来立身处世,我们还不如老实地承认,我们是懦夫而已。
什么是中国生活的可怕之处？它无形,让你不觉得有生死之决的敌人；存在的诸多体
制都让你觉得合理,不合理处让你觉得有希望改进。等待、忍耐、希望、看戏、评戏、分
享,组成了中国生活的内容。在中国生活是相当模糊的。
但当初不是,一二十年前不是。那时我们自觉于第三世界国家行列,我们认识到我们
需要几个现代化,我们很想超英赶美,我们有这种生活的目标；我们也知道自己的敌人是
谁,那就是一穷二白的帽子和面貌。国门大开后,我们更能说得出来,我们进一步明白了,
我们的敌人还有封建专制的阴魂、制度和生活方式。思想解放运动因此从七十年代末延
续到八十年代,改革是一场革命,我们的生活在当时无论如何地有一种确定性。我们知道
自己的位置和限制,我们知道世界大势,我们知道东方和西方。后来一直到今天,改革结束
了,革命精神丧失了,改革于人们不知不觉中沉淀出如同传统中国的上下两层社会。中国
生活再一次结构出一种专制生活,人生如戏,或揣着明白装糊涂,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少有明
确的改造意志,人生于他们并非有关正义的斗争。真的,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只有康梁
革命和辛亥革命的精英们有过担当大义的悲愿和努力,自那以后,中国社会的精英们很少
有过革命的要求、眼光,更不用说是为了推翻专制独裁制度的正义革命。今天,相当多的
中国精英更是把革命等同于造反,等同于煽动阶级仇恨的民粹主义一类的病毒；他们以为
,革命的代价远大于当下中国生活的代价。这也说明中国生活并非明确置多数人于死地的
,并不是”时日曷丧”一类的一刻都不能忍的国民公敌。
尽管鲁迅是深刻的,他要求”这样的战士”,能够反抗战胜一切明确的有形的潜在的无形
的敌人；但这只是适用于个人,偶然,不能要求于生活,当精英们都觉得敌人不是那么实在
时,更不可能要求全民皆兵。外族统治、王权社会、皇权极权时代的子民都有共同的敌人
,萨达姆是伊拉克的敌人,金正日是朝鲜的敌人,但对专制生活里的中国人来说,最痛苦的
莫过于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一致的敌人。仁慈的权威邓小平一度是我们的敌人,但当他出
来亮相时,我们心里仍止不住地激动。我确实知道,在邓小平死时,不少知青,不少中年人
是衷心哀悼他感念他的。他活着的时候,北大的学生致意说”小平你好”,他死的时候,媒
体很朴素地表演说”小平走好”。江泽民也曾被描画成暴君,他镇压了法轮功,他确实沾
满鲜血,但我们谈论他时,却老江小江地蔑视他嘲讽他,我们心里明白他是我们的暂时的皇
上。李鹏先生,他对六四有责任,我们谈论他却经常从智力的角度而非仇恨的角度来谈论
他。好不容易走了一个傻子,却又来了一个疯子。这句话在中国社会流传多年,但当朱镕
基这个疯子下台时,媒体却表现出了少有的狂热和权谋。今天,在新一代专制的人格形式
表演他们的人生辉煌时,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们又激起了我们的希望,北大的学生喊出了
”胡哥挺住”的口号,八十多岁的焦大也赋诗说,”胡哥好样温哥帅”。我们曾经以为专
制独裁只是一个社会里少数人的事,只是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人的事,但我们经常
看见他们却恨不起来。在他们得意得疯狂的时候,例如朱镕基修建上海悬磁浮,邓小平盖
香山饭店,江泽民建国家音乐厅,李鹏修小浪砥和三峡工程,我们最多只是私下骂骂他们；
我们看见他们的老态或人情,例如江泽民站着念三四个小时的报告,李鹏傻笑了起来,温家
宝跑到矿下和大学食堂里吃饭,我们心中那种古老的,少儿时期就具有的同情恻隐就会砰
然泛起,他们也是有鼻子有眼睛的人哪。正义、良知被戏剧性的家国情结解构了,他们也
不容易,他们亲民,亲农,识得孰轻孰重,他们日理万机,只是因为中国太大,人民太多,官僚
太官僚,他们才左支右绌,不停地平衡维持,灭火救火,他们有他们的苦衷,有他们的不得已
,不要为难他们是多数人的共识。他们作难了就跟他们一起提心吊胆,在一家有难或国家
有难时,这是经常的,我们都会放下成见,因为我们有一种毁家纾难的中国心。
那么谁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只是从个人恩怨出发或从抽象的专制独裁出发认定
某几个人是敌人,那么其他人就能够同意我们吗？交通警察可能是司机的敌人（他们乱罚
款）,但不是我们的；税吏可能是小商小贩的敌人（他们胡摊派）,但不是我们的；医生
可能是病人的敌人（他们收红包）,但不是我们的；律师可能是原告被告的敌人（他们对
原告被告敲骨吸髓）,但不是我们的；博导可能是研究生的敌人（他们只认孝敬了多少钱
物而不认学问人品）,但不是我们的；官员是部门行业的敌人（他们怀抱有权不用过期作
废之心）,但不是我们的。我们虽然是司机、小商小贩、病人、原告被告、学生、部门行
业的集合,但后者及其不幸总是分立的、个别的、偶然的、项目的；而我们却在专制独裁
下生活。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是把官府当作敌人,但官府也即我们今天的政权却是一个庞大
的体制,一个多数人的事,一个不止于一个阶层的事,除了底层的工人农民外,我们任何人
都可以找到亲友在政权里任职。他们是敌人吗？如果我们认定体制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
能够像农民一样斩断跟这个体制千丝万缕的联系吗？即使农民也在向这个体制求乞。一
旦我们全部采纳了暴民的思维和眼光,世界又会变得多么简单可怕。
我们不可能坎陷为暴民的思维和眼光,我们对现实的全部不满,对专制生活下的不安
和耻辱,却极为可怜地失去了清晰的敌人。我们本来意见风发,但我们越是斗争下去,越发
现势单力孤,最后发现身处无物之阵。没有人是敌人,专家、学者、教授、企业家、政客
,等等,都是有血有肉地出现在你的身边,他们都有各种好的名义,并正当地行使其职能,他
们甚至不吝暴露他们人性的弱点,即使他们有罪,但我们都以为自己明白,那是制度使然,
他们的愚蠢贪婪不过是制度的产物,腐败被揭露被惩处只不过是他们的命不好而已。贾庆
林居然当上政协主席,那就是他跟对了人；成克杰胡长清被杀,也只是狗咬狗罢了。这些
都是制度机器固有的症状,跟我们的生活无关。反之,当我们有幸亲炙这些中高级官员时
,我们往往发现他们跟我们没有两样,他们只是在其位而已。我们一点儿也曾有着不共戴
天之仇,我们最多是羡慕他们或者蔑视他们。
那么制度是我们的敌人吗？似乎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制度跟我们血肉难分,我们
或者被绑上它的战车,或者主动驾驭它的运行。它保障了我们的生老病死,一旦医疗制度
发生了问题,我们看病就成为问题；学术体制发生了问题,我们的职称地位也发生了改变
；司法体制发生了问题,我们打官司也换了麻烦。我们谈着要改变制度,可我们自己、我
们的家人却同意要在这个制度内得到最优厚的效益。当然,如此深究下去涉及到我们隐秘
的羞耻心；但确实,制度给予我们抽象的敌对感远没有具体的保障更实在。我们每个人都
可以抽象地诅咒这个敌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实在地从这个敌人那里领到中国生活的各种
保证。
也许时间是我们的敌人,是它把一个血性单纯的青少年变成了一个深通世故的成人,
中国人少年时期所受的成人教育,接班人、栋梁、历史人物等等,在岁月的流变里转换成
了名人、成功人士、社会宠儿。这个需要养家糊口的责任者和虚无者,如今没有公敌,他
只对私怨感兴趣,只有了结私怨,才能在专制机器的铁桶稳定里获取最大的利益；也许文
明是我们的敌人,它的物质成就给年轻人太多的劳作,电脑、网络、游戏、影碟、酒吧等
等,让他们的精力多有分配,让他们分心于眼前的丰富,甚至敌人也成了生活中一个普通的
玩意儿。
就是说,专制的生活仍是可以过的,可以忍受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立刻马上
扔掉他们的生活。萨特说得对,敌人的概念只有当敌人和我们之间隔着一条火线时才是坚
定的、明确的。中国生活的可怕在于我们认敌为友,在于我们做了自己的敌人,在于我们
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三．
但不要以为如此专制下的苟且,生活就是安稳的。
确实有一个敌人,而且是最恶心最可憎的敌人,它没有具体的面目；但它随时可以把
我们从生活里挑选出来,让我们做专制的祭祀牺牲。那就是专制独裁的专政力量,它有很
多名字,例如情治部门、安全部门、军队、纪检系统,等等。有一天,我的朋友的同学拔了
一个号码,电话响后,他说了三句简单的话：王副市长吗,我是纪委的,请你明天下午两点
过来一下。他挂了电话说,那小子正在电话的另一端发抖呢？这确实是一种恐怖。军警特
本身就让人畏惧,他们没有原则,法律是他们家的菜园,任他们挑选或弃置不用。我也跟他
们打过交道,其中的某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待我很是和气,我们天南海北地聊天,用我们的术
语,他们很了解情况,他们掌握了很多信息,甚至西方的前沿学术观点、国内的思想流派,
他们也了如指掌；我跟他们甚至开玩笑,他们如此开通是不是有什么野心,像俄罗斯的克
格勃一样准备接管国家政权？但他们实在又是偏执的,他们真的是狼种,他们只有狼狗一
样的思想；他们没有生命,只有对生命的戏弄。我们难以想象,技术成就的每一生活方式
的改进,在我们这里,都最终为专制接管。例如网络,异族发明的虚拟空间,在我们这里却
是实在的产生罪名的渊薮。我的例子不足称道。不锈钢老鼠,如今世界范围内都知道了她
的名字,她就在网上咋呼过,她可能在网下见过某种人,但她只是一个学生,她的宣言在我
看来只有后现代的意义,还没有喊出皇帝不穿衣服的真相。但专制却挑选了她,成就了她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定什么时候人们可能因为怯懦的勇敢（例如进虚拟空间表白
一下）而以身试法,莫须有吧,一种中国生活的罪人就出现了。
但这种恐惧却也是相当不经意的,相当偶然的。只要我们乖巧一点,只我们温驯一些
,我们就会安全一些。所有中国生活的不安感来自于必然的巧遇。这就让大部分无知的人
们无知于自己的生活,让部分开智启蒙的人们无助于个人的遭遇,侥幸地以为自己是漏网
之鱼。例如市民阶层,我们最看不起的一类人,他们是多么老实又多么布尔乔亚啊,在生活
方式上他们占据了西方布尔乔亚和东方农民的最恶劣的混合,他们是东方专制独裁者们圈
养的生存权的典范,但他们中间的少数人被挑选出来驱赶来去。最近的例子,北京西城区
一个叫徐永海的人因为拆迁而获得了专制社会的较为丰富的感性认识。一个人一辈子以
身体来获得这么一种认识是不容易的,也是刻骨铭心的。他遇到的敌人是谁,是一群人,是
几个机构,是他们,是房地产商人,是拆迁办的人,是不准他游行的警察。中国人民众多,但
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却是一个人面对无物之阵的群魔众鬼。多可怕。人在家中坐,祸从天
上来。我都躲到家里成了”坐家”,他们也会偶尔光顾我敲打我。一个学者受到他们的多
次接待,终于想通了一个问题,他们一再警告的人,原来是我啊。并不是不想收拾我,收拾
我如同碾死一只蚂蚁,我最好老实点。我只能说,他们想借学者之口来传达他们的力量,想
让我生活不得安宁,充满恐惧。我确实如他们所愿,而且我还超额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我为
他们和我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知道,他们跟我一样,甚至是人群中最没有相貌特征的人
,我每天在大街上可以看到他们,他们挟着公文包,抽着烟,看看红灯,然后随着人流穿过马
路。甚至那些穿制服的军警特们,除了农民会在他们面前害怕以外,我们跟他们迎面相逢
再也不会紧张；尽管农民进城也会穿起制服,例如小区的物业管理员或门卫,他们也能够
让城里人让高尚住宅区的主人们低下高傲的头来,但那又是一回事。总的说来,那些作为
国家政权机器化身的官和吏们,那些这机器衍生出来的公检法文教卫们,他们不是我仇恨
的对象,但他们是我的没有对象的仇恨。
这就是专制独裁下生活的可怕。让你倾家荡产,让你不得人身自由,让你暗暗地死（
感谢美国,它告诉了我们有哪些人在暗暗地死去）,但所有这些直接的伤害只有少数人来
承担。因此,由我到我们,我的感受不能代替我们的感受；纵然我有着求做奴隶不得的恐
惧或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我们生活的常态却还是在有规
则地过日子,我们都有一份奴隶的饭碗和奴隶的位置,这种常态让我们不觉不自由,不觉得
身披枷锁,不觉得有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顶。就是说,专制独裁生活里的恐怖不是一种强
烈的、惊心动魄的情绪,不是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的极度震撼。我已经说过,我们没有敌
人,我们只有活着。甚至我们的生活是可以示范的,是可以交流的。我曾经说过,我们也许
可以做南欧南美南亚等国家的榜样,因为我们有市场却无民主自由,有德法双修却无法治
精神。是的,今天我可以说,中国生活是一切专制生活的典范。我们的国民都在努力生活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名来利往。就是说人们都在学习、工作、吃饭、做爱、交谈；古人
尚且说,螺丝壳里做道场,何况是中国大陆,以前的天下,现在依然有近千万平方公里的道
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舞台。这个舞台没有实行军管,没有实行戒严,人们可以在那上
面表演,表达,可以在那上面寻求生活所需,可以在那上面找到一生的伴侣。人们完全可以
在这里过一辈子也不去想舞台以外的天地,人们更经常地不去想舞台的限制以及在那上面
所受到的专制,因为人们随时都会被别人的事件、别人的痛苦、别的事件吸引过去,即使
在人们传播官吏的腐败愚昧无行无耻时,人们仍是满足的,前者的生活给了后者消遣的好
材料,因此人们经常在谈论国家一类的大事时会开心大笑。这样的生活还不够人学习的吗
？还不够西方社会的朋友们迷惑的吗？
不用说,这个无物之阵经常提醒或暗示我们它的存在,它在那儿,它就在我们其中。生
活的不自由机会的不平等随时都有新的证据,让我们明白,敌人、无物之阵、他们,等等,
是活得多么滋润,活得多么荒淫,活得多么有想象力,这是中国作家更不用说我们永远难以
想象的境界。因此,只是借助于它的探索,它的存在边界的自我呈现,我们的生活才有了基
本内容。我们从没有离开过它。尽管它有时是那么遥远,《人民日报》跟《城市画报》是
两个近乎隔绝的世界,《求是》杂志跟《时尚》杂志是两类社会,唐家璇也说中共是一个
过时的词汇,它有时还非常知趣,不搞严打,不下文件,不发出声音；但我们知道,它就在那
儿。我们的梦想和我们最功利的想法无不染上它的色彩,以至于在它显得大度或大有作为
的时候,我们中间最善良最有机心的人会利用文字和媒体来试探它的反应,寻找它的底线
,它相当配合地成就了我们生活的烈士,让一些人一些机构一生的成就就此高不可攀,以前
叫利用小说反党,现在可以叫自由化或破坏稳定。它既是我们寻求正义和获得良知表达的
背景,又是我们生存的意义,它是我们世界的经纬线。它奠基了我们的生活,决定了我们生
活的可能成就；当我们生活其中的时候,我们对其熟悉得几乎坐忘,不思量,自难忘,它是
我们心情的自然基调。就是说,它对我们既是不能忍受的,同时我们又与它相处得不错。
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跟它翻脸。虽然它那么反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只是把极
权时代的义务改革掉,只要它作威作福的权利,只要把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垄断到自己的手
中为所欲为地调控。因此不在它和它允许的体制里生活的人们,即不做它的大小食客的人
们,不让它成其肉身的人们,不做它的此生当世人格形式的人们,那些苦难无助的下层人民
,就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就只有向它缴纳自己的几乎全部劳动所得,就只有生生世世地供养
它,任它作践。为它打工五十多年的农民没有跟它翻脸,虽然农民为它种地五十多年没有
什么积累,反而据说欠它不少债务,李昌平实话实说,中国平均每个村都有十数万以上的债
务,欠银行的,欠政府的,欠地方官员的,就是说,打工的欠了它的；我也曾去村里调查,李
昌平说的确是实话,农民的生活只有活着,是太平时代并不安稳的猫狗而已,这种奇怪的算
账理论大家都接受了。农民要活下来,只好抛荒,跑到城里来向城市求乞,跟它的大小食客
们打工,农民不愿铤而走险。据说曾是领导阶级的工人同志们也没有跟它翻脸,虽然工人
已经成了它的包袱,工人们辛辛苦苦几十年,但它眨眨眼就狠心地让工人们一夜回到了解
放前。大学生们也没有跟它翻脸,他们曾想跟它套套近乎,被它翻脸用坦克碾压了,他们就
只能在学校里做一个老实的学生；即使今天它不给大学生就业的希望,大学生们也没有说
什么,做什么,大学生们还在卖力地学习研究臧否西方知识及其现实的优劣。真的,我们都
知道自己供养了它,它不值得我们给予任何信任,但我们不曾跟它翻脸。人们得了病,宁愿
躲起来自生自灭,也不愿意进它的医院,山西至今还有二十多个农民因不愿进医院而被它
通缉（请原谅我不再流泪）；人们宁愿听小道消息,也不愿意相信它的报纸（请原谅我不
再流泪）；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它其实比脏病瘟神还要可怕。
是的,人们没有跟它翻脸。尽管它在各个方面都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它在中央要的是
法西斯,它在地方要的是封建,没有我们的自由民主,没有我们的生命正义。我们要离它远
一点生活,何其艰难。学校是它的,银行是它的,邮局是它的,道路是它的,医院是它的,从
报刊到影视到网络的各种媒体也是它的。一个人出门,就不是生命自由权利的适当展开,
而是面对这所有的生老病死、吃穿住行的限制。因此那些属于它的人,那些上层人士,它
的大小食客们,就只有拼了命地把自己分享的一部分最大化,从而能够应付其他食客的管
制宰割；它的道路虽然享受了它的其他部门的供奉和尊敬,但道路出门时也得受其他部门
的宰制,因而也得拿出一部分来供奉它们。它让食客们觉得这种游戏是很好玩的,它是食
客们的衣食父母,是食客们的制度形式,又是食客们的精神归宿。在这样的有敌人而无敌
意的情况下,谁有号召力,说我们有一个敌人呢？谁能指明这个敌人呢？即使它不尽义务
,人们也会小心地论证它的合理性。例如非典,越南都二话没说地宣布对病人免费治疗。
我们的最有学问最有活力的年轻人却在网上用西方知识谨慎地讨论是否应该由中央政府
买单,而一两个地方政府宣布免费时却让人们以为那是了不起的德政。一个人在这种情况
下怎么会生活得幸福呢？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又怎么找不到幸福感呢？
据说有人责怪中国人认知上的愚昧,情感上的偏执,对任何一场世界事件都不能公正
公开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其实错怪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它养育下的群众,即使新的
人类,在心智结构上也是它所控制它所决定的,它种下了龙种,它又赋予并增添了信息的成
分。就是说,专制生活不可能提供充分公开的信息,人们对任何重大事件的描述离真相也
就遥远；专制生活很少能成就基于人性的社会思想,人们对任何重大事件的分析也就着相
；专制生活很少能有正当的作为,人们对任何重大事件的评论也就流于无同情的轻浮清议
。因此,人们可能有观点,但他们没有自己。他们是观念衣服的架子。如同伊拉克或朝鲜
面对美国的愤怒的群众呼声,我们不能苛责于他们必须表达健康的人情。请原谅我刚才用
了他们而不是我们一词,我并不是想把自己摘出来,做一个旁观者,外人可以旁观指指点点
,我们却不应该作为旁观者指责我们的专制生活。虽然旁观者谈论正是这些国家的各类精
英或民众最常见的生活方式；身在其中却以为自己清醒地活着,自己活出了人的全部丰富
性和目的性,这是混杂了他们的虚伪和骄傲、羞耻和高明的表达方式。这些落后国家或病
弱的民族确实还有着另外的眼光或自觉,但不是这种旁观者。一个绝望的大陆,中国死了
,在其中生活,他们不可能是个活物,他们只是象征而已；我也如此,如果我不是寻求另外
一种生存和表达的话。
四．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哲人早就明白这种生存状态,他们承认即使这种生存状态下仍有
健全的生命存在,但那需要勇猛精进之心,这种人并不是张扬了个性、表达了自己,而是维
系了生存的背景并有所超越,而是理解了中国生活并有所作为,用他们的话说,这是花果飘
零。遗憾的是,一个民族飘零的花果可数而且当其时是无人知晓闻问的,我们可能明白在
伊拉克百分之百地推选萨达姆做总统的时候仍有真正的心灵存在,但我们不知道这种心灵
的伊拉克面容；我们可能想象一个朝鲜人同事布施于他的民族,但我们不知道对他来说心
知肚明的东西,我们不知道那种明心见性道成肉身的模样。有时候,对这种人的尊崇和纪
念是相当迟缓的,甚至其时代被推翻过后很长时间才会被发现。大多数人,即我们,对于时
代社会多只能是感觉而已。这种感觉只有当生活变得过于尖锐时才会上升为心灵。
因为专制制度是人类社会演进史上的一个阶段,它曾经进步过,它的存在状态也不是
停滞不前。只是当它自身开始败落例如演变成了当今的中国生活时,只是当新的制度如民
主制度对比鲜明地竞相遥望时,我们才感到无来由的绝望,我们才感到自己的中国生活确
实已经有违人的良心更挑战了生命的正义。但正是如此,生活于其中的人才有赌徒之心,
才有旁观的态度,才有把生命当作工具手段的作为。生活在别处,此地的生活由于缺乏信
仰的基石而属于某种历史的中间物。我们的中国生活因此既真实又虚妄。我们既是示众
的材料,又是好事的看客,自以为冷静的旁观者。甚至是在一种承继中,在一种时间社会的
自然演变中,我们感到了某种废绝,人心不古,但我们仍苟且过来了；这种”古”究其实只
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例如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似乎全民都明白了信仰真空、向钱看、
道德沦落等等语词的生活含义,但全民却仍是与世浮沉,共谋成就了一种令外人不可思议
的中国生活。即使如此,中国人迷糊的面容后面揣着的是大明白,他们深知还有一种更深
的认知和表达,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是什么了,即一个有活力的中国死了,用佛家
的话说,这是一个末法时代,法灭时代也开始登场。有关中国崩溃的论调早就在中国人中
间普遍地讨论过了,直到现在仍是中国人谈论的主要话题。每一个谈论这类话题的中国人
都把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一个超越者,因为他们谈论过了,所以中国崩溃是无足怪的,因
为他们谈论过了,所以中国免于崩溃是无足怪的。
这是我们的悲哀。这个切己的中国和中国生活似乎与我们无关。我们无能为力,我们
既无意志让它毁灭,又无力让它兑现一切。因为旁观,生活于我们成为一场巨大的骗局,它
是一个巨大的幻象。我们的心智稍微放松一下就会被这种幻象吸附进去,我们看见了高楼
美仑美奂,我们看见孩子们新新人类,我们看见了先富起来的人们金堆玉砌。繁荣啊。成
就啊。是社会进步了,还是自己落后了；是世界变化太快,还是自己不明白。扪心自问,可
能我们自己并没有付出或贡献什么,生活仍如此繁荣不正说明中国有自己发展的特色和奇
迹吗？
何况生活确实每时每刻都向我们呈现了它的发展面貌和发展格局,每年都有新的词汇
,这些创造性的词汇远多于作家学者们的想象。同时,两会里有议员,音乐厅里有音乐,美
术馆里有画,大学里有学生,但这一切都不过是维持门面而组织的戏剧演员,或说是为了维
系自身生存而成就的象征符号、生力军和接班人。这一切都证明这个社会有计划按比例
地发展,这个最大的邪教最大的黑社会有规则地运转着。我们在其中生活,借王小波的话
,也不过是它的行货。我曾经说过,稳定是官方用以恐吓我们的手段。但说真的,我们没有
人希望动乱。稳定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伪问题,任何一场小小的动乱,受苦的只是我们
中国人民。
但是,在这个火山一样宁静的日子里,在稳定的无知的生活变迁里,为什么我们的每一
感受总有异己的色调呢？我们在自己的广场里散步,在自己的政府前经过,在自己的大学
里穿行,感到的却是一丝苦涩,一种悲情,一种羞耻的愤怒。即使北京上海的城建搞得让老
外们都眼花缭乱,一些新的建筑新的设施确实道貌俨然或气魄庞然,但在我们眼里它毫无
生机,一点儿也不亲切,它太大太空了。三环四环的道路形式大于内容,世纪坛太妖,广场
太有血腥,纪念碑太高不可攀,日益拓宽的街道失去了人情,距离太大,远景显得太开阔。
我们在这座最有方位感的古城里最容易迷失方向,最容易感到行路艰难,做事难,行路难。
用毛喻原的话,我们遭遇了废世。尽管它表面上不乏语言上的气吞山河,物象上的龙腾虎
跃,杜撰的景色也如彩色电视画面般的亮丽,那么美好,但究其质,我们坚信在一切”新鲜
、沸腾和华丽”的外表之下,它总有一种包不住、藏不了的消极情怀--废世感。
那么,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何以成为废人。因为我们的未来由别人决定,它抢走了我
们的未来。对于它,我们不过是物,是行货。资源不在我们手里,虽然人力资本的说法儿出
来了,但我们都知道,在真正的资本眼里,我们不过是一无所有者。以前我们的生活生产都
是由它有计划按比例安排的,现在它增添了一个新的说法儿,即工人是由企业家们养活的
,农民是由乡镇干部养活的；企业家们投资了,工人们才有工作,乡镇干部心狠一点,农民
一年到头只有喝西北风。我们的命运不由我们决定,甚至大学生们的未来也由政府决定,
他们就业机会的多少取决于政府的仁慈政策。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们表示了好感,那
里似乎确实是人间天堂,但去天堂的路太远,只有少数有条件的人去了；同时,除非我们过
于自恋或过于天真,才会相信他们会无条件地帮助我们。他们不惜与我们的政府翻脸来帮
助我们,只是因为我们也在他们的利益或人生意义之中,我们的自主自由只是他们自由的
一件附属品。当然,在对物的不同态度里,我们仍必须诚实地承认,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最大
,最有可能解救我们,只是在伊拉克北朝鲜之后还有其他地方排着队呢,毕其功于一役的解
决之日还遥不可期。
人们都承认不曾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但承认是一回事,自己的生活又是一回事,废
世里的废人,即我去年说过的类人孩们,他们除了自恋或自负外没有别的,他们不再关注自
身以外的事物,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再感受别人的未来。要知道,在生活的上升时期,说到
中国,人们会同意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即是这样的上升时期,在那时我们经常会同情理解
一个年轻的少妇眼望怀中婴儿时的幸福,我们羡慕大学生甚至尊他们为天之骄子,因为我
们预感到他们有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未来,因为生活对于他们可能是自由和机会,是事业
和我们难以想象的创造。但今天不是。我们再也不能想象一个大学生毕业后的命运,我们
再也不能在看到一个孩子牙牙学语时试图想象他们的未来。因为大学生可能是社会的负
担,孩子们即使在人类之前再添上几个新新新的字眼,我们仍然知道他们被固定了的位置
。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暂时的,它们的意义限于它们被完成的瞬间。我们知道现在是什么
样子,我们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已经看过了,体验过了,它只会比我们体验的更规
矩,更按部就班,或者说更糟；如此一来,我们还想象它干什么呢？如此一来,生活中的我
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是类人孩,是囚犯,是废人,甚至是死人。我们观看自己,看到的却
永远不能进入属人状态的废人。这种非人的生活对一些人来说难以忍受,所以许多人为了
找回一个未来,就逃离故国,适彼乐土,直认他乡做故乡,至于今日,华人以各种方式移居异
域已让世界为之震撼。还有一些人,他们为了拯救自己的未来,就投入了反抗运动,民运分
子也好,取批评现实生活立场的作家也好,大概算是这类仁人志士,但他们只闯出了一条个
人出路,而且我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对于我们的生活无济于事,他们把这出路也体制化了,
即他们的生活跟我们的铸定于同一硬币上。他们在我们心目中主要也只有象征意义,多数
人甚至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因此即使他们个人找到了出路,甚至比工人农民活得好得多
,他们最真诚者也是最绝望的。他们的背反只是象征叛乱,唯有我们的生活是真实的,是虚
妄的。
因此我们就被生活置身事外。对于我们不能做什么决定的生活,我们还有一种不能理
解的耻辱。有时候我们望着我们社会里的先知先觉者,那些仁人志士们,那些德高望重者
,那些典型和榜样人物,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又说,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因此我们
经常想到他们,哪怕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需要在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上,在大是大非上向他
们请教；但他们似乎安稳之极,我们以为他们的等待有某种玄机,我们也跟着等待,过自己
的生活。我们等来了法轮功,洪水,网络,等来了九一一,伊拉克自由,无数典型之后的无尽
恐慌的非典。我们依然不解人间何世。现代化突然变得模糊起来了,因为另外一个字眼,
小康,给予了我们,我们得用小康思维想事了。我们全是被给予的,而有时候被给予得太快
,什么也来不及理解,什么也没有学到。日复一日地,我们看到生活的废墟日新月异,资源
被消费,被吃掉了,城市被污染了,空气、水、山林、人日废一日；我们的年青一代的青春
,大概有近十五年的时间不得宣泄,当韩国的大学生们一而再地学会了跟政府叫板时,我们
的大学生却只能窝在宿舍里打游戏,等着非典的感染成为非人或废人。然后我们看着一个
个的德高望重者终老天年,我们被牺牲了,我们乐意做出牺牲,但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牺牲
没有任何意义,毫无用处,它既改变不了社会的风气,也不能振兴一个民族。最令人耻辱的
,我们对生活一点儿也不理解；最令人痛苦或最可怕的,不是我们必须受苦,必须牺牲,而
是白白地受苦,白白地牺牲。
五．
在被绝对遗弃的生活里,我们跟外界的联系并没有完全被切断。这是最为惨痛的,就
像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一样,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人被掏空身子,被限制胃口,被窒息心灵,
却留下眼睛观看的奇特景观。我们的头脑、心智、身体都被抽空了,但我们的眼睛却被定
格到圆睁的程度,永远地看见它的得意,它的快活,它的酒宴,它的接见外宾,它的节日般的
天天庆典。我们同时还看见了另外语种的人们,例如英语法语的人们,他们的自由和自由
的异化。我们经常在绝望里注视我们最后剩下的希望,是的,我们无能想象的眼神也明白
你们是人世的希望,是生活的榜样,是生命存在的健康。但可笑的是,我们对于你们并不是
只能行注目礼,因为我们可以公开地骂你们,我们被允许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上街去向你们
示威,或在镜头前表达某种愤怒；你们走近我们的视野时也不总是带着天使般的气氛,你
们经常带来一种挑战我们停滞的想象力的信息,我们无所适从时会经常变得困惑或羞恼。
你们经常逼着我们选择、表态。而人们也很难想象,我们必须抱着多么大的信念,（生活
在废世中的我们是很难说有什么信仰的）,才能继续公正地对待你们,才能和你们一起愿
意你们对我们这片绝望的大陆进行指责。
是啊,凭什么你们可以对我们的银河号进行拦截呢？你们的飞机为什么要侵犯我们的
领空呢？你们的炸弹怎么偏偏炸毁了我们的使馆？再说远一点,以巴冲突你们真的做到了
公正无私吗？对伊斯兰整整一个文明的认知,你们做到了敬畏吗？还有,你们也不是一直
把我们当作扶贫济弱的对象的,你们有很多权宜,你们来到中国,也大多跟我们的上层精英
们称兄道弟,在那种交往里,你们甚至习惯喜欢上了请客吃饭的中国生活,你们也学会了说
”发票””傻X””报销”。因此,我们经常迷惑不解,是不是中国生活有可圈可点之处,
是不是中国生活中的情感认知有可取之处,由这种生活里生成的对于你们的仇恨和优越心
是不是值得发扬下去。当我们的青年人上街游行时,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自由主义者们的
脸上可是青白交织啊。中国人之可恨固然不假,但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因,你们知道吗,就
是这么一群可怜之人却因为你们的言谈举止相互之间大打出手,从炸使馆,到九一一,到最
近的伊拉克自由战争。当我们的生活停滞下来时,人类文明的演进却如火如荼,方兴未艾
,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都有可能对我们中国人民或中国文明的未来产
生影响。我们何幸,能够看到这么多的世界大事；我们何辜,我们经常受到诱惑,让我们很
想恨你们,我们必须与这种诱惑斗争：在我们遭受的不幸中,你们也给予了不少。我们必
须时时提醒自己：你们给予的不幸并不是最关键最致命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人类文
明抱有信心,我们才能继续公正地看待你们。
确切地说,是我们不愿怨天尤人,因为我们还想做一个人。如果我们不想做一个帮凶、帮
闲,如果我们不想做一个刽子手,如果我们不想做一个流氓无赖恶棍,如果我们不想做一个
暴君暴民,做一个蛮横自污的官吏,做一个不知良知正义为何物的学者,我们就明白,你们
有种种的缺点,但我们内心更有问题。这一隐秘的耻辱折磨着我们。六四之后,我的这一
意识首先是在知识界犬儒化中在中共镇压法轮功时体验到的。这种痛苦,这种耻辱并不好
受,它又干又涩,令旁人不悦,因此我只有从社会上退出来,独自体味。这种意识还认为我
们理应受苦,理应遭到天谴报应,它就像掺杂着毒药,使我们愧对生命本身；而有时候,赎
罪的意识又出现了反复,即我们的受苦是白白地受苦,它没有任何赎罪的可能。我们知道
自己是聪明的、智慧的,可是男儿生来六尺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啊。我们落后病弱及其
原因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打肿脸充胖子。我知道
日本人看不起我们,我还记得,在军艺门口,一个路过的泰国人对两个军队学员嘲笑中国的
穷相,军人奋起还击,事后却难堪得要命。你们对我们也不是一直是很温和的,你们得出结
论说,让台湾过它的民主治理的日子,既然我们不要民主自由,我们就过自己的日子好了。
难道真的只有我们,或说我们只配过这样的日子吗？为了一种理想,我们民族折腾了百十
来年了,直到今天,仍有相当多的仁人志士为此努力,一些人出于为国为己的荣誉,而闯出
了一条与中共政权决裂的出路。还有更多的人在犹豫不决,内心不安,他们反复地体味着
自己的自卑情结。有一种痛苦人们必须承受,既不能认定自己不该遭此等报应,又不能把
它当作赎罪手段,这不是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吗？
但是,像这样想象的人似乎只有少数,因为我说过我们停止了想象,我们对生活的感知
不曾上升到某种心灵的高度。更何况稳定派渐进派改良派和坐稳了奴隶位置的人们希望
大家咸与维新,即使心灵的地盘也休想干净。歌声也是它的,色情也是它的,腐化也是它的
,京剧也是它的,网络也是它的,唐诗宋词这些伟大的传统也是它的；典型是它的,非典也
是它的。它太强大了,以至于我们稍作他想就头疼起来,我们的想象无以穿越。一个为农
民服务的大学生团体的头目临毕业才敢来找我,我问他们干过什么,他说的是他们在讨论
革命改良的各种可能,我愤怒地措辞说,这怎么是你们的问题呢,你们怎么生活得本末倒置
呢,但我也知道,这么责怪他们无济于事。
什么是中国生活,什么是专制生活？这种生活里的他人关怀就是少有落实于个体生命
,就是对屠龙术的纸上谈兵,就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审美,就是如戏如剧的等待和忧患激情。
中国饮食文化里最经常最普遍的一道菜乃是旁观者的段子,据说两会的议员们议政都会比
试谁了解的段子多；这个毫无政治感的民族却总与政治难解难分。人们,无论他是电视台
的记者,研究室的专家,还是部委的司局官员,都以为自己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是在堡垒里
做呼应的,最不济也以为自己是清正的,因为他们谈论起各种贪污腐化的段子来确实证明
那些生活或工作状态与自己无涉。如果我们想问一句,我们没有听到呼声,你们怎么就跑
进去做了内应呢？他们会说,事情迟早要这么做的,即使没有事发生,这些位置也是需要有
人去占领的。虽然很多民族都贡献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都有过消极抵抗的伟大实践,
但他们会解释说,要使不合作有效,那么司机必须全部停止开车,教师必须全部罢教,商人
必须罢市,农民必须抛荒。但这样做的话,中国的专制机器也不会感到不方便,真正不方便
的是民生日用,因为被绑架的是我们。因此必须工作,为这个民族、这个文化、这种生活
维持哪怕是只有外观的组织形态,为它保存最低限度的活力。同时,他们会说,即使他们不
去工作,怎么能保证别人也不去工作呢？因此我们都成了合作者,我们都成了它的合伙人
,它的帮凶帮闲。有人因此聪明地在这种情境中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说不如说白了
,整个中国的精英层都在跟它合作。至于那些维系自己生存的底层人民,他们的每一努力
都同时供养了它。如同鲁迅所说的,我自钟爱这些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而当我们感知这一切时,同样地,我们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增加了我们的难言的耻感和
罪感。
据说,神权时代的我们有过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鱼水情境,极权社会里的人民群众,其眼
光不仅是雪亮的,而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甚至今天我们心中难言的它,也曾以各种形式
鼓吹、提倡、威胁着,我们的团结是无敌的。中华民族的意志,亿万人民的情感,人民群众
或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们不曾感受过这种团结,尽管我们确实知道,即使我们传统社
会里,也有过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的受苦者是兄弟的说法儿；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常识
也告诉我们,真正受奴役的人民没有祖国。如果我们这些在中国大陆上受奴役的人能够团
结起来反对它甚至推翻它,那么我们过的这种卑污生活也许可以变得能够忍受一些,我们
至少可以实现古人说的使海县清一,寰区大定；但不幸未必使人靠拢,中国人是一盘散沙
,这种真相早已具有真理般坚硬的质地,几乎是我们考虑任何作为的前提。
除了它的存在以外,这盘散沙中没有任何自组织形态的生存可能,黑社会或会道门一
类的组织不过是对它的复制而已,新兴的非政府一类的民间组织不过在它的监控中活动而
已,后者只是要从它手里偷抢一点资源,决不会创造积累新的社会财富,也不会拓展生命自
由的活动空间。因此我们的生活日益简单化,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占有感完全适用于我们
。我们什么也能够将就,我们什么也不想失去。我们吃下了一切,听下了一切,还将视听下
去,这种中国生活还在展开着,我们已经与之建立了某种可耻的、很难说清楚的休戚与共
的关系,一种不带任何同情心的只要自己活着的依存关系,确切地说是生理上适应后的相
互依存,就像钱钟书论证过的久苦成甘,我们体味生活的苦难有时真的不害羞地觉出了一
丝丝的甜蜜。而明天的中国还没有露出它的真面目。
但我首先要说,比起自足自洽一类的社会,例如神权或极权社会的某种时刻,专制生活
可能更为可怕。因为前者的我们是无知无识的,而今天的我们却成了鲁迅笔下的醉虾。我
们确实不能行动,甚至不能思想,但我们却得活着。因此,我们中国人民在专制生活里大概
说不上表现得伟大、高尚和尊严。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和正视真相的必定只能限于少数人
,我们的生活中确实有人义无反顾地以身试法,自愿以身殉难,那些仁人志士和寂寞里永不
得见天日的思想者们,他们以受难殉道般的勇气”如羊进入狼群”,他们回向这阴暗污浊
的中国生活,与他渺小卑微的兄弟一起,共同领受当代的中国命运,他们的存在,尽管我们
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但他们足以赎过渺小卑微的我们的种种软弱。
中国古人在实录人生真相之际,想到的往往是藏之待之,他们等待的是另外一类空间
或另外一种时间里的伟大的读者。今天我能够想见他们的心地,因为确实,像存在主义的
大哲萨特说的,如果我的这篇文章能够帮助另外世界里的读者理解我们中国人民在耻辱,
在绝望,在轻蔑愤怒中经受的一切,我认为,读者和我一样,会认为我们中国人民的生命或
生活有权得到尊重,包括他们的过失在内。
六．
但是,如此一吐我心中的郁积垒块,读者可能早就等不及了要来跟我理论,我们真的只
有软弱或过失吗？或者说,这可能只是你个人的想当然罢了,大多数人真的如此吗？另外
,我答应过的如阿伦特那样,对我们生活的起源或何以如此揭示一二并没有完成。
我确实能够肯定的,这是我的想法。也许其他人并不如此。对于真相我们只能揭开一
点点,如果全部说出来既可怕也不太可能。去年我指责专制中国的子民们全是类人孩,结
果遭到年轻人的抗议。我当时想,说他们是中国的希望看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愿他们能够
推翻它,并改变中国生活。我确实只讲了类人孩们可耻无赖的一面,而没如今天那样讲述
他们柔弱诚挚和无奈的一面。但类人孩是我们的本质却是事实。其实西方的知识谱系里
早就论述过专制社会里的个体状态,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同情并承认,一个专制状态的个体
很少能说出自己的话来,即使在信息突然全部给予的情况下,这些人也不可能马上形成自
己的思想,自己的判断,他们说出来的只是易逝的意见,是类型化的集体记忆,是学来习得
的偏执。但那些思想家们出于避讳或别的考虑,他们没有公开明确地给我们命名；而那些
同样偏执的西方人,则直截了当并走过头了地把我们当作野蛮人或劣等人。想一想我们对
内地人、对农民,对贵州、甘肃一带生活着的人所具有的优越感,想一想我们对战前的伊
拉克,对此时的朝鲜等国家的人民的可怜,并由可怜上升为自我享用的幸福感,读者就会明
白,我将不自由的心灵称为类人孩只是简单地称道了一个事实。
不认清这个事实,我们就会担负不应有的责任,也会分享不应有的耻辱。不认清这个
事实,我们就会像中国当代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可笑如江湖医生一样地胡言乱语。拿眼
前的例子来说,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对伊拉克人民战争的分析差点让中国人民笑掉大牙,就
是因为他们作为类人孩不能返诸己,正视自己的自私一面,他们视而不见,一支文明之师远
征一世俗化的专制独裁之政权,不是与举其倾国的人力物力相抗,不是一个文明与另一种
文明的较量,不是一支军队与一个国家的较量。因为全球化时代鲜明的对比状态,使得一
种想要长治久安的国家或制度必须保障民众的生存,如果国家制度或文明模式不能保障人
民享有自由和机会,人民就只有敬而远之,人民不再会为国家、文明一类的高贵谎言而去
送死。因此,文明军队的到来,它对付的只是少数人而已,世俗化的专制制度早已瘫软甚至
停摆；他们视而不见,伊拉克的人民,那些类人孩们同样会在关键时刻在适当时刻表现其
旁观者的一面,表现其消极的一面,即同那种致人死地的制度进行消极抵抗的一面,即在国
难中打捞出自己的一面。而伊拉克人哄抢财物让世界震惊,也是因为世界不明白专制生活
里民众的类人孩特征,他们要建立群己权界的自由秩序还需要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伊
拉克人民的种种反应,大概只有中国人等少数国家的人民才是心知肚明的。
我们有着成人的身体,我们的心智又如同孩子。我们只能被称为类人孩。只有与自由
无缘的社会里的人民才是这类人孩,才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上停滞不前,永远属于马克思所
说的人的史前史状态,永远不能进入属人的发展状态。比较起来,神权社会的子民或极权
社会里的臣民是一种有规矩的类人孩。《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告诉我们人类社会里的
某种机制是如何无限放大,从而把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变成了机器,即类人孩的,这种有
规矩的类人孩们有信仰,例如对毛泽东的崇拜,他们有知识有思想,例如社会主义的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活学活用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有心灵,例如八个样板戏,绿军装,等等
审美活动。他们对自己的诞生起源也是极为在意极为强调的,用他们如孩儿般纯洁的心灵
的痛诉,他们在旧社会里作牛作马作鬼作怪,是毛主席共产党把他从鬼变成了人。因此,当
毛泽东死时,数亿的类人孩们多能够如真正的孩子失怙一样痛哭失声。
邓小平的世俗化之功首先摧毁了类人孩们的信仰情怀,他的失误也在于此。尽管为评
价毛泽东一度使精英们争论不休,邓小平却出于卑怯没能揭开毛泽东的盖子,他树立了自
己的权威,用我们的话说,没能进行全民审判,从而错失了类人孩们全面反思的机会,上帝
无言百鬼狞。无法无天的类人孩不曾从鬼变成人,反而只认自我,只认权威；毫不利己专
门利人走向了它的反动,人人把自己的个人福利当作生存的意志,从而导致信仰和道德上
的失衡。如康德警告的,把个人幸福原理当作意志的动机,那是直接违背道德原理的。但
类人孩们不惧这种信仰和道德上的失落。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们民族
弥漫着复仇要债控诉的情绪因此远大于清算反思的理性认识,我们的精神思维主要着力于
功利的获得,所谓发展是硬道理。至于今日,国中无人不废,不盗,不贪,不败,都是因为生
命的正信阙如,从而无信或伪信；类人孩们不会把自己的生命投射到生命的交流中,他们
只是不断地辨认出权威来而把自己托付出去了事,他们的生活在于跟对了人,他们的生命
止于认出了权威或感觉到自己存在的那一刻。所有这个自我或自我的权威以外的事物或
生命,对于他们都是异己的,不可理喻的,无意义的。对于权威的崇拜导致了毛泽东摧毁的
官僚系统在中国疯狂地重建,官本位的体制化更是世俗化的诸多变化中最先也最有成就的
一项,它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官本位导致资源急剧向权位聚集,以至于媒体、
大学、医务、企业等都以为官是尚,制片人、主任、主编、社长、组长、理事长、台长、
所长,等等,都是类人孩们羡慕的,一方面他们知道这些权威有权有势,可以以权抢钱,可以
以钱买更大的权,可以得到最漂亮的女人,可以过最靡烂最奢华的生活,他们最好能够跟权
威攀交；另一方面,我们还算有良知的一个证据在于,我们很蔑视他们,我们知道,一个人
能当上局长,能当上在社会工程方面以权威粉墨的专家,他的良心一定让狗吃掉了。因此
,请你们理解,我们这些类人孩们在生活中的信念和生存策略。我们知道我们为善为恶。
因为假如生命是一件重大的事,像中国的圣人所说生生之为大德,那么,生命在类人孩手里
不过是一个赌注,一个项目,一种手段,一次机会。
在认知领域,类人孩们很少反思过什么。思想、反思的生活,他们可能永远不知道是
什么模样。世界呈现给他们的只是物象,最多是知识,世界给予他们的材料今天更是被称
作信息,但他们从未有在这些知识或信息材料之间建立起超越的思绪或想象。即使跟外界
交流,他们交流的也是他们占有的这些材料：知识、资本、权力、信息。他们以自我为中
心,他们对这些材料的认识缺乏客观尺度。由于这些材料的某种外在性,他们因此宣称自
己是跟伟光正站在一起,他们是客观的,他们站在真理的一边。因为这种自我如此团结在
以自我的权威为核心的周围,任何异质的事物都不足以跟他们平起平坐。
不用说,类人孩们的认知有时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到了某种反智的程度。在道德滑
坡的时候,关于我们社会的知识思想极为匮乏的时候,他们开始进口大师,而大师进来也入
不敷用,从三年两年引进大师,到最后每年一个甚至每年两个地引进,萨特,海德格尔,福柯
,哈贝马斯,哈威尔,哈耶克,伯林,波普尔,森,施特劳斯,吉登斯。到现在,他们什么也没有
落下,什么也没有获得。他们中间没有产生出有自己观念、概念、思想的哲人、学者。他
们只是教士而已。
但中国的类人孩们之可笑自有其特别之处。瑞士的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做过一
个试验,他把同一物体的两个不同角度的画面拿给儿童们辨别,结果儿童们根本辨认不出
那是同一物体。假如皮亚杰能够来到今天的中国,他根本不用做试验。因为中国生活就是
一个巨大的试验,它的不同面相不同时间里的呈现,使得中国的自以为聪明的类人孩们以
为自己是在与不同的事物打交道。他们做过邓小平时代的子民,他们做过江泽民时代的子
民,如今他们以为做胡锦涛温家宝的臣民会全然不同于此前的生活,他们如此看重这不同
的面相,以为例如胡锦涛与江泽民的矛盾将会使他们从中得利,将会使他们过上好日子。
在非典的日子里,他们在恐慌之余也不免把这不同面相的呈现当作生存转机的重大证据。
这种认知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至于皮亚杰先生得出结论,任何知识信息的建构和增长都不
会改变这种心智的自以为是,这种自我中心现象在”心理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人那里将保持
终身”。这种心智低的人,也只有我这样的兄弟愿称其为类人孩,中国文化里那些伟大的
孩子,是根本不屑于与他们同列的,在庄子那里,他们连类人孩都不是,他们是朝三暮四即
可欢喜的猴子。
我多次举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例子,这个全国性的运动是如此让类人孩
们兴奋不已。当时他们有上进之心,他们有了朦胧的反思意识,但他们的反思终止于此,他
们终止于这新获得的真理。今天,他们甚至忘记了这一成就,他们组成的社会里还是靠权
力检验,靠资本检验,靠身份检验；不仅如此,类人孩们还自己出主意,例如网络警察,例如
用权力或市场的名义窒息言论和出版的可能空间,例如主动发明识别汉字反动与否的软件
来屏蔽网路上的自由表达。我还举过”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例子,它在当今中国有过如此
强烈的反响,因为类人孩们的生命只是材料而已,他们生命的最高成就止于材料的真实。
很多有进化之心的类人孩的最高跳跃止于真实,正是这一跳使他们在史前史上千古留名,
万众景仰,如彭德怀,如李昌平,他们此后的任何作为都比不上这一跳跃。一篇文章、一本
书、一次事件、一次演讲都是跳跃的形式。我说过了,我无罪了吧。有一些聪明的类人孩
们因此只选择临终的那一刻作此等求真的跳跃,所谓其将死也,其言也善,如康生临终前的
反水,李锐焦大般倚老卖老的建言,赵丹的遗嘱,韦君宜的思痛录。还有一类聪明人因此总
处于变动之中,他们对于时代精神的每一次变动都不容错过,他们是识时务的俊杰。对于
这些人,如果不从类人孩的角度解读他们,我们将会发现认知评判的困难,我们只能向传统
的忠奸思维投降,觉得我们呼吸的尚是人间,尚有这些勇敢的人在为我们而活；而忠奸之
辩,中国的大诗人白居易早就思考到了一个极点：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
当日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就是说,类人孩们在认知上的是非对错是等价的,他们的认
知既非出于生命的正当,他们的认知就不能成就生命的有效意义。
在感知领域,类人孩们不会”将心比心”,用心去感受世间万物,他们追求的是兵来将
挡水来土掩的动物反应,是物的感觉。在他们看来,非我之人,其心必异。他人要么是自己
的主子,要么是自己的奴隶。他们从不能平常地看待别人。那些跟他们无关的人要么被他
们嘲笑,要么被他们弃置不顾。如前苏联,如印度,如日本,如欧洲。因为今天对他们最有
吸引力的是美国,所以他们的一己之私完完全全地要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他们以去美
国为荣,他们把孩子送到美国觉得心里踏实幸福,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例如国家利益、民
族方向、社会建构等方面,又表现得完全泯灭”小我”,而与民族的某种”大义”合体同
一。他们是那样警示国人,似乎美国就是中国天然的敌人。如果问他们,美国究竟想把中
国怎么样？他们会嗫嚅起来,最后的结论无非是,中国正在强大,中国的强大不是美国人愿
意看到的。美国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他们会无知无畏而无耻地代美国立言,美国
要的是一个民主加落后的中国。似乎专制的当代中国才是强大的,才是美国看得上眼,瞧
得起,也当回事,且千方百计要坏其事的；而民主化正是美国的圈套,是美国忘我之心不死
的一个阴谋战略,是美国永远称霸世界的司马昭之心。
他们虽然在向上的一刻有过对于美对于幸福的追求,但总的说来,长久的类人孩的生
存状态,近乎宿命的自在而非自由使他们修改了美的定义,颠覆了幸福的内容。今天,他们
也修改了现代性的定义,他们借小康一词颠覆了现代公民社会。他们因此是失忆的一群,
他们是朝三暮四的一群。他们回忆不起来自己的历史,早上还确信社会主义好,下午就变
成了要在市场里学会游泳,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昨天美国还是
他们最危险的敌人,今天美国友人称赞中国经济就成了中国繁荣的重大证据。昨天他们同
意让一部分先富,今天先富起来的人却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昨天大街上禁止喇叭裤,飞
机头,今天人们却能够把头发染成最恶心的颜色。事实上,无论类人孩们付出多么大的努
力,去回忆昨天或过去,岁月的流逝已经淡化了生命灵性和美好的情感,真正在孩童时期拥
有的纯洁和真诚已经丧失,历史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因为他们努力的感觉,也只会感觉
到现在的实在性、现在的不可动摇性或现在的合理性。
因此,对类人孩们来说,只有刚刚过去的昨天才是可以任人打扮任人作践的；现在的
一切都是空前绝后的,一切都是过了这村没有这店的,一切都是新天新地的,一切都需要享
用的。类人孩们有着惊人的胃口和无止尽的欲望。这种动物般的生理需要缩小了他们的
记忆。他们不会停下来回忆或者反思,他们身心以赴地投入人生的盛宴,生怕宴席上没有
他的位置,从而减少了对于食物或性的占用。他们的生活日益简单化,最后他们只谈论饮
食男女。中国传统社会里不得温饱的常态使他们见面的外交辞令是,你吃了吗？今天的类
人孩们发扬光大,他们相互之间问的,最近有什么好吃的,最近有什么好玩的？鱼头泡饼,
水煮鱼,红焖羊肉,香辣蟹,婴儿汤,猴脑,活人心肝,请人们原谅我把引以为傲称霸世界的
中国饮食叙述得如此不堪,关于吃,类人孩们实在是砍南山之竹难写其实,引东海之水难洗
其过；听说一位颇有作为的副市长吃尽天下,却不曾享用过御膳,发大愿花大钱去吃了一
顿钓鱼台的国宴,虽因此去官而不悔。是的,对类人孩们来说,这辈子吃过了,值了。吃即
是福。至于男女大欲,人生玩乐,中国人同样有着孩子般永无休止的探索精神。日本人只
是发明了具有东亚意义的卡拉OK,但中国人却关起门来在洗脚房,健身中心,酒吧,游戏机
,歌舞厅一类的玩乐里花样百出；而二奶生活,这个传统社会的侍妾文化,更是淋漓地揭示
了类人孩们的无情世界的情欲。这种时刻更新的耻辱和罪孽揭露了类人孩们干涸的或可
诅咒的内心,就是说,在感知领域,类人孩们没有对尽善尽美的真实体悟,他们没有情感,他
们只有简单的拥有感,人世的丰富于他们只有欲望的变换猎奇翻新。
他们不会把内心的光芒投射到事物之中,他们只会关闭内心,趋利避害的及时应对使
他们不会思考长远的宏大的事物。只要能够把握住眼前的生活世界,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他们自我觉得是努力的,他们也确实勤勉,他们对生活对世界有自己的总体性的把握或解
释。每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会使他们修正似乎不太适合的解释,他们力图使当下的观念切
合当下的现实,从而使现实纳入他们的内心秩序。六四之后他们曾预感三年五年的变化,
三年五年后他们又以为市场经济正加紧销蚀专制的堤坝,当私有化已成事实时他们掉头关
注美国的笑话,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使他们又幸福又觉得重任在肩,中国崩溃论的流言使他
们又紧张又苟且,冷战之后世界为之一变,中国说不之后世界为之一变,科索沃战争世界为
之一变,撞飞机时世界也为之一变,九一一后世界为之一变,伊拉克战争使世界为之一变,
非典使世界为之一变。生命的底色早已模糊,他们只是不停地修改世界的图景。他们在这
种被自己修改过的世界图景里生活得还算踏实,虽然他们经常被外界的谣言或瘟疫弄得心
旌摇荡。如同黑格尔所说的,他们什么也不曾忘记,什么也不曾学到。最近这25年是世界
史上确实内容丰富的25年,对我们来说是最有教益的25年,因为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观念
就属于这25年,而中国的类人孩们就像是在沉睡中度过这25年似的。不,甚至不能说沉睡
,因为他们努力过,他们放弃了,于是,类人孩们内心中的狼种萌发,支配了他们今天的行为
。
今天的中国处于什么时代,是类人孩们甚为关心的问题。自从启蒙、自由的观念传播
到东方以来,自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生活成为对比以来,对于时代的看法多是从专制或
自由的角度进行评估的。但从神权、极权社会走出来的中国类人孩们却为自己遮羞地取
上了各种好的名目：小平之治、胡赵时代、市场经济时代、江李、江朱、十三年、癸未
新政,等等。他们甚至从理论的高度,论证后极权时代、专制时代的希望和任务,而今天的
时代已经可以找到无数的进步细节。还有一类专家帮闲,则用数目字管理的方法来划分中
国社会的若干阶层,或者把精英分开来,纵横捭阖地指示他们中间将会分化、利用或斗争
,从而证明中国的进化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还有一类帝师自居的人物,会从政客的生平中寻
找他们可能高尚或成就万世名的可能,或者用现代化的量化标准分析中国各地区各城市间
的现代化指标的百分比。这种种宏大的细节考量使得类人孩们生活得相当踏实,他们提心
生活,但他们希望在前。事情真如鲁迅所说,这些人从奴隶奴才生活中,寻找出种种进步或
伟大的证据来,无限地抚摸,赞美,陶醉。
我在前年说过,特定含义上的西方文明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说
它是以闹剧结束的,因为中特理论、德治、三个代表、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左派思
潮已将它们劫掠而去,甚至鸦片战争以来无数的中国灾难都据说是归结于它们。中国近年
流行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已经落幕。如果诚实一些,我要说那时只是希望能起到刺激
的作用。但是,经过六四之后十多年的调适,类人孩们终于不惑于人生的虚妄,他们中的精
英群体更是在中国上下分化的筵宴上占据了好位置。
这就是中国生活中的我们,因为我们既不是外在的压力也不是内在的力量,但我们组
成了灾难的中国,组成了今天的中国。旁观者可以活得轻松,类人孩们可以活得超脱,却避
免不了一个民族的悲剧。这样说,并不是说这类社会无人可以超生,可以获救,可以自由。
不,专制社会里的生命自由是可能的,无论是实践还是想象,人们都应该明白,出路是存在
的。直到今天中国还在存在,还在演变之中,其中不仅有恶的力量,有类人孩们的力量,也
有人性的力量,有良知和正义的存在,有生命的不屈的展示。二十多年的中国变化,对于极
权社会的凿空之功,人们都承认它归属于最为苦难无助的中国农民；直到今天,中国农民
还在以头撞墙,面对土地制度的束缚、户籍制度的枷锁、城乡二元结构的铜墙铁壁,一步
步地撞开自己的生存空间,从而为中国人争取生命的自由和机会。更不用说,类人孩们在
某种瞬间出于命运的神奇力量的点拔,迸发出灿烂的人性花实。
没有对个体生命的感受、领悟和尊重,没有缘于个人内心的反省,类人孩们就不会获
得生命无上的自由,他们只会陷入无尽的观念、知识、信息和利益的冲突中,他们就只会
抢占自以为是的制高点,对他人进行整合或征用。他们就永远不会把良知正义落于个体生
命这人类社会的最小最坚实的单位,他们就永远害怕别人,因为他们本没有相信自己。从
而他们就会甘愿看着专制上演闹剧,笑话,社会上演悲剧,灾难。没有这种对自我生命的尊
重和担当,类人孩们就只会做示众的材料和围观的看客,他们做议员就只会举手通过承认
专制机器推出的人格形式,他们做警察就只会做无师自通的盗匪般的暴徒,他们做教授就
只会做两脚书柜。而只要有这种对生命的耻辱的正视,听众们就会对齐奥塞斯库嘘喝倒彩
,只要有对良知正义落实于个体的尊重,贝尔格莱德的军警们就会对米老鼠倒戈而站到市
民一边。
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
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这是一个可怕的问
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索尔仁尼琴因此发现：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
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
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
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他因此懂得了世
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
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显然,只有这种对于自身的反思,才有可能获得专制社会里的生命自由,才有可能成就
出一个人。人们才能在民生日用的平常生活里体现健康的人情,人们才能在生命突变尖利
的时刻奋身一跃而显现出某种神性的光芒。他们并不总是怨天尤人,孩子一样地只知向外
索取,而无任何责任和关怀。他们并不是把社会上的一切尽可能拿到自己的家里,把自己
的家庭当作宫殿,而听任一门之隔的屋外走道脏如垃圾场。在他们内心的某个地方,善知
仍在。他们讲述视听到的信息,演绎各种段子,他们或羡慕或痛恨于最上层的统治者们的
贪婪荒淫,他们数说别人的冷酷无情,别人的残忍,他们内心里仍有一个声音,”难道我们
比他们好吗？”当他们嘲笑伊拉克人在萨达姆统治下屁都不敢放,却敢在美军占领期间游
行并向美国人示威时,他们内心里同样会考虑,”自己就比他们好吗？”
因此,请真正的读者理解,专制生活的可怕可耻可怜。专制生活的虚妄和脆弱,万不可
把他们的口号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认识当真。当你们听到整个中国都在摇头说不的时候,当
你们听说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为朱镕基长时间热烈地鼓掌的时候,当你们听说中国人都为世
贸大厦的倒塌和数千人死亡而放鞭炮的时候,当你们听说伊拉克百分之百地拥戴萨达姆的
时候,当你们听说忠实于专制机器的军人口出狂言要跟你们巷战的时候,你们不要信以为
真。在今天世俗化全球化的时代,类人孩们不会代表自己,也不会忠于别人。类人孩们确
实如同孩子,但他们既不是小痞子,也不是乖孩子,他们是有待进化却迟迟未能找到突破口
的不幸的人们。在专制生活里人们活得不像是人,类人孩们怎么会以成人的责任感对待专
制生活,并愿与专制的制度厮守终身呢？
七．
真的,不解人生真相的类人孩们是可怜也可恕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已开,人们
充满自信和希望的年代,不少西方人来中国旅游或工作,在他们跟近水楼台的中国先进分
子的交往里,他们之间的问题都是简单的,例如他们经常被问道,你们的国家有穷人吗？问
题虽然简单,却让别人难以回答。极度的匮乏,贫穷与富饶之间孰优孰劣的鲜明差别,是极
权时代的人心感受。人们的生存是一个问题,但人们把这种问题简单地也本能地化约为外
在的某种变量,由此获得的人生不幸感就是需要改变,也需要别人同情理解的。哀其不幸
吧,一位经济学家也因此感叹,我们中国人多无能知晓人生的灿烂。
但外人多不识相,在他们看来,专制的社会总有尽头,公然践踏人权的政权的连续性必
然要被终结,违背正义的潜规则必须被打破,而无论一个人的青春期多么滞后,他必须长大
；中国的哲人也曾说过,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还痛苦人生,整日以泪洗面,如孩子一样是最为
丑陋的人生事实；外人因此执拗地要了解我们做了什么。结果可想而知,他们糊涂了。因
为我们不是愁眉苦脸的,我们是笑嘻嘻的,我们甚至红光满面,我们有无数的小道消息,我
们根本没有怒其不争一类的言行,我们更多的是在找乐,穷也有穷快活,我们有戏,我们有
智慧。尤其是,我们把他们都看得有点傻,道理很简单,他们既然比我们富有幸福,他们就
应该了解真相,心知肚明,一看即知,但他们却问得如此幼稚可笑,不是比我们还傻吗？我
们是谁,我们是数千年的遗产继承人,我们在十几亿人里斗争中活下来了,我们还不知道自
己吗？我们就是穷一点,你们要真心帮助我们,就给我们资本。你们给钱,就能带动我们共
同富裕,你们不投资,我们也会好起来。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此简单而已,岂有他哉,岂有他
们犯傻地排列的无数的变量、细节和变因？
在跟中国人的交往中,老外们肯定感受到了我们的这种印象。最初的传教士般的理想
和热情失去了,而启蒙运动以来有关平等博爱一类的自信也失去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因
此变得聪明起来,变成”中国人民的朋友”,变成投资者,或摇身变成”中国问题专家”,
并得出结论说,自由大概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本质,民主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专制的生活
方式大概可以长治久安。另一些人却变得比传教士们更偏执,更原教旨,更傻笨；有人也
因此变得反动,似乎中国就是流氓无赖邪恶的混合。
言语和交往也是在这里失去了正当和有效。文明的共存失去沟通的意愿。承认的政
治为不二的高标代替。因为不仅老外变了,我们也变了,我们不是变得更上进了,更理性了
,而是更隔膜了。一旦狂热的爱憎过去,脆弱的理想幻灭,对他人人生情境的隔膜就导致了
自我认同的乡愿和犬儒,导致了非我族类的狭隘和异己心态。
于是,对我们自身生存状态的真相,外人看不出来,我们说不出来,就成为普遍的情境
。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我们身处何地,我们前往何处。今天,小康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某种
普遍律令,这让我们自己都显得着急,只要想想我们和我们的亲人还没有进入全面小康的
序列,我们就不免着急。类人孩会着急于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会着急于自己的过时落伍
,他们只有要求,只想享有,不会有责任感,不会有超越的关怀。任何挑战了其心智的文明
、事件、人物只会造成他们撒娇打泼,孩子气地耍小聪明。今天,中国人自我确认的聪明
才智再一次发扬光大,在似乎更为开放的社会里,他们自闭于个人生存的小康。
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其存在的实证参照失去了。无论是轴心时代确立的一个
文明的超越思想,还是现代人类世界既存的多种文明模式,都对中国当下失去了作用。在
全球化时代,中国以坎陷文明的败落身躯寻求的多是自我光荣,是一个合群自大的贡高傲
慢。国家乃至文明的相处在今天更有了一种内在的紧张。
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文明的冲突是文明相处的
必然阶段,但不会导致文明的整合。中国文明以天下自居,以春秋大防,华夷之辩,有教无
类为特色,但仍不足应对其他文明的挑战。当佛教文明踏入中国大陆,文明的较量竞技或
说交流共存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即是精英参证,在两汉时期,佛教初入中国,中国的士大
夫们从佛陀的讲经中发现了它与中国的圣哲老子孔子们相似的观念,这似乎是一种友好的
心态,或彼此都阔都很文明的虚荣心态；然后是权力的介入,这是中国政统混一天下的抱
负,也是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权利,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必须被纳入官府的控制之中
,因而,冲突发生了,沙门不拜王者,灭佛运动几经转折,在伟大的唐,自我感觉五百年圣人
出的韩愈都会为佛事伤透脑筋,但这位韩子气量更下于拒杨墨的亚圣；到大宋,程朱等人
以其大勇奋其小智将儒佛打通改造成理学,实在不通的理学要求中国人舍人以奉国,中国
人做了天理或所谓国家利益的牺牲,中国帝国延续下来,不过变得腐朽而已。而文明的交
流至此告一段落。中国人再不会去印度取经,中印两国虽邻却互不理解。今天中国跟这个
有惠于自己的邻国之隔膜远大于中国跟西方的隔膜。
因为今日中国正处在跟西方文明的交流之中,自大清帝国起,中西交流已经经历了精
英参证的阶段,而现在正在第二阶段拉锯,中国今天尚不能平常地对待基督教、天主教、
伊斯兰教,中国跟梵蒂冈的关系不比当年的佛难更宽松。那么,中国会重演当年的道路,为
拒西化而牺牲个体生命价值,再建一个”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
要”的大帝国吗？
但是,西方不是印度,佛教文明和当年的印度是消极的,出世的,中世纪的地域文明是
以自存为目的的,但经过近代突变完成现代转型的基督教文明不是,美国不是,今天的西方
入世而积极,西方的文明、生活方式及其演生的知识都处于强势状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于它只是原则而不能同情地理解,它的尊重也只是表象的,例如允许日本天皇的存在,承认
穆斯林的生活习惯,等等。它就像中国传说的旱魃一样,足迹过处,一片荒芜；或说像中国
古代的王霸征伐,”大军到处,难免玉石俱焚”,如非洲被称为”黑暗的大陆”,拉丁美洲
则成为动荡的大陆,墨西哥人曾咏叹,”可怜的墨西哥人,你离美国这么近,离上帝那么远
”。直到今天,它为其他文明带来的民主制度,如日本、印度、以色列、伊拉克等,都难称
全功。但西方仍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拓展自己的影响。我们希望西方文明给世界带
来福音,但我们不希望西方文明陷世界以失望。就像哈威尔在美国向西方世界发出的呼吁
,我们也可以说,作为成人世界,西方在面对中国时应该更有意志和耐心,在与类人孩打交
道并试图引导后者时,成人尤其不应该有着机心、权谋和侥幸。
否则我们将面对一个悲剧。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是重新沉淀分层,上层社会垄断了
几乎全部的资源,从物质财富到精神信仰,下层民众比起大宋时期还要贫困、一无所有。
而精英们摹仿复制的西方知识系统、学科制度等等在知识的殖民中几乎窒息了本土的思
想活力,中国的御用学者、中国体制化的专家教授们在心胸和气量更不如程朱远甚,当下
中国政统的合法性正当性也丧失殆尽。如前所述,最为令人痛心的,真相无由获得,中国作
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和衰败的文明缺乏自知之明,缺乏知人之智,缺乏信仰精神。无能于明
心见性,自处则极端地专横,视人命如草芥；与他种文明的相处则极端地自恋蛮横,以瞒和
骗度日。
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国度有着今日中国对于世界祸福安危的份量。一场非典,使得海
外以为这是中国自六四以来甚至义和团以来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局面,世界封锁中国,中国
确实给世界带来了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主义”之外更令人不快令人厌恶的难题。多少年
来中国人努力奋斗的局面毁于一旦。要重建中国人的生存基础确实艰难。我们可能确实
如同好莱坞般想象的可怕阴暗。中国大陆跟唐人街异质同构,很多唐人街的入口处有一个
牌楼,上面有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大字,我去了几个唐人街,我对那牌楼的印象深刻,
我长久地记得它。就像非洲国家、中东地区的市集一样,那里面有热闹,外人却不可理喻
,只有那几个大字还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和它的谜。中国大陆亦如是。没有了信仰,
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创造,只有庸福,只有喧天的锣鼓和爆竹,耀眼的烟花,以及众人在地上
醉醺醺地祈福并相互祝福。中国确实在现代认知、治理能力、社会秩序、精神信仰等方
面严重滞后,中国确实曾沉溺于发财主义的硬道理中去,有着吃了几天饱饭而令世界震惊
的民族主义的狂欢表演,中国今天有着更令世界惊惧的自污病疫,这是我们的悲哀,我们的
变形记；但中国对外开放的势头不曾缓解,中国一直在寻求与世界其他文明平等相处的形
式和内容,无论外人如何封锁隔离,中国人会走出国门去,中国人不会只是关起门来得意,
走出去交流是中国人数百年来的经验教训、民族记忆和绝对律令。因此,我们要说的,就
是对有着责任感的成人世界的呼吁,要对中国负起责任。因为非典不仅是中国的,非典也
是世界的。非典不仅给东南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数百亿元的损失,也给世界带来了更大的
损失,这一损失还在继续,难道上至人类文明模式下至个体生存方式等等没有问题吗？非
典还给中国带来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想想看,一个二十多年来都保持高位数增长的国家忽
然间停摆会是什么局面,这只是中国国难吗？当生命失去关怀时,生命就离堕落不远了,在
专制的中国生活里,中国人还愿意提着一口气地生活,还曾经把这种生活精致化,就是因为
自觉尚在关怀之中,而你们与这关怀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关系,你们是我们的参照系。信任
标准可以由你们设定,战胜非典的尺度可以由你们宣布,交往的清洁原则我们可以更细致
如有洁癖。一句话,我们生活在地球村里,我们就得交流,非典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整体
,我们理应学会交流,尊重交流,从而既推动你们的自我完善,也促使我们在生命的自由领
域早日进化,而非简单地诉诸于双方的想当然。否则,中国与世界将会成为一个悲剧,是比
传统的中印交流或当代的基督教伊斯兰交流更可怕的悲剧。
因为如此一来,在文明的碰撞中,中国等弱势文明处于相当不对待的地位,因为这种弱
势文明不能清晰、理性、健全地表达,因为这种合群而大的自欺欺人近于犯罪,从而成为
生命和文明发展的威胁。中国不仅对内流氓,而且在外人看来,也是不理性的不确定的,是
无赖的。当下的中国生活是对生命的威胁,借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有时威胁更及于人类
全体：由于此种哑默之故、人类历史嘎然中断……由谁来折中缓和对立的价值规范？谁
来给人类创定判别善恶好坏的唯一准则？要如何决定可忍与不可忍之别？谁来廓清真相
使人类全体得知孰为不可忍之真恶,并将举世之愤导向真善？谁能把这种了解贯穿个人经
验建立之屏障而沟通人心？谁能在顽固狭隘的人性本质上注入恻隐,分负世人之悲欢,并
使举世能透视生活中不曾经验之事实与虚幻？……
2003年5月5-8日写于京城芍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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