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sonalCorpus 版 (精华区)
张扬及其《第二次握手》死中获救
□戴 煌
“文化大革命”后期,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长短不一的一本
小说,有多种手抄本在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中秘密流传。它就是后
来光明正大地正式发行的《第二次握手》,并被拍成了同名电影。但
这部作品产生的过程及其作者张扬遭受过何等劫难又如何获救,恐怕
知之甚详的人就不是很多的了。
作家张扬,1944年出生于湖南。新中国建立后,他的家庭由于阶
级出身的差异,属于抬不起头、过着凄苦日子的那一类。1963年初,
19岁的张扬奉父母之命,去天津探望由天津公安局帮助查找到的从未
见过面的亲伯父,顺路经北京看望唯一的舅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
研究所的一位成果丰硕的化学家。
张扬临离长沙时,他的姨母和母亲说起他从未听说过的关于舅舅
的一段往事。其大意是:1951年的一天,舅舅下班回了家,舅母将饭
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舅舅吃饭,只见舅舅的全身像凝固了似的,
全神贯注地面向着窗外。舅母返身拉开客厅门,发现外面站着一位素
未谋面的女客人。女客人很有礼貌地说出舅舅的名字,问是否住在这
里,舅母答“是”,并邀请她进屋。但这位女客人逊辞,随即离去她
走了几步又停下脚步,转身询问随后相送的舅母:“请问:
您是他的夫人么?”舅母答道:“是呀!”女客人轻叹一声—
“您多幸福啊”,转身离去。
舅母回屋,在饭桌上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舅舅说
:
“她就是×××呀!”舅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唉,你为什么不
请她进家来呢?”
……
张扬自幼酷爱读书,还爱写写画画。这个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
深深打动了他。他从舅舅的苦学求成的经历,联想到科学家对人类社
会的令人崇敬的贡献以及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争得的荣誉。他认为,
从这样一群具有真正聪明才智的知识分子身上,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
素质和国家的文明水准。
完成了探望伯父和舅舅、舅母的使命回到了长沙,张扬就着手写
他已构思好的小说。他写了一万多字,只是个短篇,取名为《浪花》
,
意为洁白的浪花即意味着水的纯净。
1965年9月,张扬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
书
塘生产队插队。他一边从事繁重的“与天斗、与地斗”,一边充实改
写他的《浪花》,一下扩展成十万字,易名为《香山叶正红》。他在
扉页上录下了恩格斯的一句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
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同时改变了原来悲剧性的结尾,着力描写
了周恩来总理与我国科学家群之间情真意笃的笑语交融。因为很多真
实的故事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的发
展,十分尊重和爱护广大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他这部有关科学家的
作品中,出现周总理的这种形象,是自然而然的应有之笔。
1967年夏,武斗的枪炮声响遍三湘四水。张扬躲在生产队的一座
土屋中,改写了这部作品的第三稿。
1969年冬,“一打三反”轰轰烈烈。张扬因与一位思想较偏激的
中学生通信而受连累不得不东躲西藏。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他觉得如
此逃亡实在枯燥乏味,索性用他弟弟的一位同学送给他的黑塑料皮的
笔记本改写这部作品的第四稿。这第四稿比前两稿精练了许多,由十
万字上下精练成六七万字,恰好写满那个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
他把书名改成《归来》,意即于海外学成业就的许多科学家,都陆陆
续续地回归已是社会主义的祖国,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国家和同胞。
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张扬从长沙去别处看望一位朋友。他预
感
可能出事,便将随身藏着这部书稿的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
伴家,身无“牵挂”地去看望那位朋友。果不其然,浏阳来的警察正
在那位朋友家等着他。随后,他被警察押解到浏阳蹲大狱。
张扬直到1972年12月29日才被开释。他白白地被关押了两年又十
个月,有冤难申。
他又回到了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他
一不做二不休,用弟弟那位同学又送来的两个黑塑料皮笔记本,改写
起第五稿来。
这时候,张扬颇有成功在望的内心之喜却不知一场更大的灾难即
将临头。自从他1970年2月,被两个警察铐进浏阳大狱之后,他的弟
弟
从陈姓知青朋友家中取回第四稿《归来》,并未“嚓嚓”地撕个粉碎
,
而借给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而这位好朋友又有好朋友。他们爱不释
手,有的照抄《归来》,有的讹抄为《归国》,手抄本越传越广,有
人把它们传到了北京。传到北京标准件厂机械修理工刘展新手中的一
本,都已破得没有了封面。他细心地通读了全文,又多次悉心研究,
自个儿给这部书稿起了个名字,叫《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
被传抄到华北、东北、西北,传看的人越来越多。
1974年10月初,《北京日报》在其第960期《内参》上,反映了
《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严重情况”。姚文元看了这份《内参》
及手抄本后,给《北京日报》打了电话。他说:“我翻了一下,这是
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
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尧、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
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
般的坏书。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
门帮助查!”
湖南省公安局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函后,经报省委常委会讨论
同意于1975年1月7日上午逮捕了张扬。这时,张扬的全家都在遭大罪
。
……
尽管抗辩再三,长沙的姨母、母亲和北京的舅父,都被打成了
“教唆犯”。全国各地,凡是阅读、传抄过这部作品手抄本的人,也
几乎都被公安机关传讯、搜查过,有的还遭到了拘留。湖南省公安局
的人,还跑到汨罗县乡下,用“开除公职”、“开批斗会”、“管制
戴帽”等手段相要挟,逼迫张扬的一位当教师的穷友捏造伪证。他们
又去张扬插队的地方组织“声讨会”,挨家埃户搜去社员们的印章,
以“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炮制了一份《控诉书》,“一致要求”判
处张扬死刑。
1976年3月24日,正当“四人帮”猛烈“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
,
中共湖南省委才批准省公安局,将已“拘留”了一年两个月又十七天
的张扬正式予以逮捕。同年6月18日,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被疯
狂
镇压后的两个月零十三天,省公安局对张扬的预审终结,并开始制作
《起诉书》。
对于《归来》突出了周总理的光辉形象,《起诉书》认为那是
“打着红旗反红旗”;至于张扬说了一句张春桥是叛徒,《起诉书》
则说这是“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甚至直指无产阶级司
令部”……
除这些“主罪”外,《起诉书》还给张扬横加了许多“罪名”,
称他为“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要求给予“严惩”。
对“不可救药”者的“严惩”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1976年7月28日,省法院不能不收下省公安局送达的这份《起诉
书》
及其附来的一大摞案卷,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李海初研读了《起诉
书》,又认真阅读研究了《归来》的各种“版本”的手抄本,然后才
认真研究了预审阶段的全部案卷。这位已达知天命之年的老法官得出
的结论,与《起诉书》截然相反,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如果经他的手
,
判处这本书的作者以死刑,那么晚年回首平生,他会感到自己做了一
件泯灭天良的事,是犯了滔天罪!但他此时只能默默地思绪万千只能
先把这个案子压下来,实行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妥善策略——“拖”
!
“拖”到1977年8月9日,李海初认为根据形势的大变,某些人原
来“内定”的要张扬的脑袋是不可能的了,可以把案子拿出来按法定
手续公开研究研究了。8月10日,省法院刑事审判庭进行了研究;12
月
7日,刑事审判庭向法院党组作了汇报;第二年7月4日,省委政法领
导
小组也作了研究。这先后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出现过如下一些说法
:
1977年8月10日,省法院刑庭研究时的说法:
——《起诉书》内容涉及张春桥,应让公安局重新改判。—我看
过了一审,判刑超过不了十年。
——不要急于处理,建议都看看小说再说。
——他这个小说,算个什么东西?是散布黄色的,还是攻击?
——还看不出是攻击,只能看出是吹捧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
——这个案子要杀,是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到了姚文元那里?
——主罪是写小说。还需要不需要宣传部门鉴定个正式意见?
——公安局原来劲头很大:要杀!我现在的意见,是不是请院长
向他们讲一讲:再关一段再说,不要急于判,判了被动。
——姚文元下批示,也不一定是要杀他。现在我们要向领导小组
汇报,能判
几年就判几年,投入劳动改造算了!1977年12月7日,省法院党
组
听取了刑庭汇报后的研究:—对于反动文人如何判,这是一个新问题
。
捕时,经过了省委,这非同小可。看来过去没判,搞对了!要权衡得
失,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也要考虑。要根据形势,来处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涉及广、复杂,多商量一下有好处。把情况整理一
下,向省政法小组汇报再定。
1978年7月4日,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近两
个月。省政法领导小组听取了汇报后的研究结果是:把《归来》鉴定
一下,请文联提一提意见。
将这部作品送请省文联鉴定,是李海初老法官首先提出的建议。
他的本意是,借助文联的权威意见,抵销当年以省师范学院中文系为
突击队的那场“人民战争”。其时主持湖南文联的,是著名作家康濯
。
他和文联的许多同志认真审读了这部手稿,向法院写了正式书面意见
。
这书面意见是:
——《归来》是好书、不是毒草。主题是好的,爱国的,健康的
;
故事曲折,不一般化,吸引人。文笔流畅、浅通;情景交融,人物都
有些性格特色。作者的知识面比较广泛,人物插图也画得不错。作者
如是一位青年,应给予培养。只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部小说
未必不会成功……
当康濯等同志得知这位青年作者正是为了这部小说,身陷囹圄已
近四载,他们都悲愤莫名,立即与文艺界许多人士一道仗义执言,为
《归来》及其作者的安危而奔走呐喊。
但是,文艺界与法院的正义力量加在一起,也没有那些主张给
《归来》及其作者下毒手的人们的权势大。因为那些人都是随自己的
兴致给他人以生杀予夺的铁腕人物。对他们来说,什么党纪国法、人
性良知都得统统靠边站。
正在激烈交锋相持不下的时候,一向敢于为社会正义而呐喊奋斗
的《中国青年报》与《中国青年》杂志,在1978年10月双双复刊了。
它们每天都收到成箩成筐的来信和来稿。一天,也经历过“文革”十
年磨难的《中国青年报》文艺部女编辑顾志成,亲手拆开湖北宜昌树
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的来信,信上说:
编辑同志:
几年前,我从某种“渠道”,得到一部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手
抄本小说。当时,因为正在收缴这本书,我是怀着一种“犯罪”的心
情,一口气读完的。我被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健康的
思想感情深深地吸引住了。它压根儿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
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
读到这儿,顾志成闭目沉思。她仿佛记得几年前,北京城经过严
查细搜,共搜出秘密流传的六种手抄本,其中就有《第二次握手》。
“原来这是一本好书!”她想。于是她把李谦的来信继续读下去。
看完信,顾志成才想起这不是第一封反映《第二次握手》的来信
。
她随即从废弃的来信来稿中,翻出了许多类似的信件。随之有关这部
手稿的命运,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和一个同样大的惊
叹号。
不日,她走访文化部一位老领导。恰巧,这位老领导在他自家的
客厅中正与电影界的几位客人谈论这个手抄本。顾志成忍不住问:
“您认为怎么样?”
“好书,好书啊!”
“您知道作者是谁吗?”
“不知道。但我估计,他是一位电影学院的毕业生。”
“何以见得?”
“因为这本子很像电影文学剧本。”
顾志成借回手抄本一口气读完,被感动得流了泪。之后,她把情
况反映给《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从此,中国青年出版
社决心为出版《第二次握手》奔走。《中国青年报》也决心为这本书
及其作者的平反而忙碌。
1979年1月7日,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第三十六期《青运情况
》,
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予平反释放出狱》为题,简单
报道了张扬及其作品横遭诬陷摧残的情况,强烈呼吁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的党中央和各有关部门,火速平反这起波及全国的文字狱。
这一呼吁,率先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老领导其时已是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的响应。他在
电话中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给他写个简洁的书面材料。他还说,
在对这个书面材料作出批示后,报社和出版社就可以先用电话通知长
沙,尽快结案放人。
1月18日下午三时许,鹿洞里看守所长长的甬道中的一个铁门哐
啷
一声打开了,好老头“典狱长”领着张扬默默地向外走。张扬的整个
神经立即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他准备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紧随
枪声而仆。他跟着“好老头”在直筒的甬道中一直向前走。他们越过
了一个又一个审讯室,最后走进一间办公室。
在这间办公室,朝着门,出现了京剧舞台式的场景,品字形坐着
三个人。一侧,是他见过两次的省法院的老法官李海初;另一侧,是
一位“省公安”;正中间,显然是位“高干”了,经介绍,他才得知
这位就是省公安局副局长于志。
于志副局长满脸堆笑,还给张扬递上一枝烟并点上火,然后才向
张扬宣布说:“经过我们四年多的反复调查研究,现在终于作出了结
论:你写的《归来》是一部好书……张扬同志,你平反了!……你准
备回家吧,汽车在门口等着……希望你今后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
聪明才智,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极度衰弱的张扬一字一句地听着。他用双手撑着沉沉欲坠的脑袋
,
似有一股热泪要向外涌。他连忙紧紧地闭上发热的眼睛,并刹那间想
起那句忠正铮铮的话:“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和公正!”
1月20日,百忙中的胡耀邦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几天前送给他的报
告
作了批语,稍后又给原出版社社长、共青团中央委员、也是党的中纪
委委员的胡德华写了信。信的全文如下:
德华同志:
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
员,你就有权参预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
,
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
地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胡耀邦1.22.
就在耀邦对青年出版社的报告做出批示的同时,《中国青年报》
在头版显著位置,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
本好书》,全文刊发了湖北省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给报社的信,
并加了《编者按》。当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
要》就转播了这条消息。紧跟着,张扬家狭窄而寒酸的小屋,就被许
多来访的朋友,和《湖南日报》、《长沙晚报》、湖南省电视台的记
者,挤得满满当当。
1月22日,正是胡耀邦给胡德华写信的那一天,中国青年出版社
编
辑李硕儒带着张扬,登上由长沙直达北京的列车。……
这时,每天都向《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飞来大量读者
来信,要求早日读到正式铅印的《第二次握手》。考虑到张扬的健康
状况,出版社方面与张扬磋商,可否先由两位责任编辑,将小说缩编
成“简易本”发行,待他完全康复后,再定稿正式出版。
张扬说:“不,这部作品既然也经历了如此惨重的炼狱,要出,
就出完整本,以飨广大热心读者。”
就这样,意志坚强的张扬仍要自己再呕心沥血一番。他倚在病床
上,在双腿上搁一块五合板当书桌,从1979年3月7日到4月30日,连
续
奋战五十多天,作了不少修改和补充,将二十万字的手稿,改写成二
十万字的定稿。青年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编辑室主任们,即刻为这部
作品的尽快问世,投入新一轮的紧张辛劳。
谁知就在这个时刻,曾拼命“围剿”《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
一帮人仍不肯认输。他们又一哄而起,把“官司”打到党中央。胡耀
邦再度出面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品和作者,最终击退了这股黑流。
出版社的编辑和编审们的辛劳,一刻也未松懈。小说全文于5月
下
旬发稿,7月上旬付印;7月22日,王府井新华书店大门前,就已排起
争购的长队。7月25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新华
社
记者杨建业采写的报道:《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长篇小说
<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
这本与其作者一道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的小说,一下轰动了全
中国。出版社一版再版,陆续发行了四百三十万册,为全中国短时期
内单本小说的发行之冠。《中国当代文学史》评论说:这是第一部描
写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文学作品,也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正面反映知识分
子形象的作品。一位作家说:这部书第一次告诉人们:知识分子不但
是人,而且是非常可爱可敬的人。作者热情肯定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
的重要性,赞美了人性与爱情。
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张扬光明正大地出了这本历经磨难
的书,首先想到的是湖南省高级法院的老法官李海初,党的可亲可敬
的领导人胡耀邦。在送给李海初那本书的扉页上,张扬写了十一个字
:
“当代的况钟,人民的好法官”。在给耀邦那本书的扉页上,他只恭
恭敬敬地写了四个大字“献给耀邦”。后来他听说,耀邦认认真真地
读了这本书,并对一位负责同志说:“看来张扬这个人读过很多书,
你见了他,告诉他,好好干!”
(摘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
社
1998年5月联合出版定价28.80元。ISBN7-5059-2997-6)
Powered by KBS BBS 2.0 (http://dev.kcn.cn)
页面执行时间:204.686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