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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及其《第二次握手》死中获救

□戴 煌

  “文化大革命”后期,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长短不一的一本

小说,有多种手抄本在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中秘密流传。它就是后

来光明正大地正式发行的《第二次握手》,并被拍成了同名电影。但

这部作品产生的过程及其作者张扬遭受过何等劫难又如何获救,恐怕

知之甚详的人就不是很多的了。

  作家张扬,1944年出生于湖南。新中国建立后,他的家庭由于阶

级出身的差异,属于抬不起头、过着凄苦日子的那一类。1963年初,

19岁的张扬奉父母之命,去天津探望由天津公安局帮助查找到的从未

见过面的亲伯父,顺路经北京看望唯一的舅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

研究所的一位成果丰硕的化学家。

  张扬临离长沙时,他的姨母和母亲说起他从未听说过的关于舅舅

的一段往事。其大意是:1951年的一天,舅舅下班回了家,舅母将饭

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舅舅吃饭,只见舅舅的全身像凝固了似的,

全神贯注地面向着窗外。舅母返身拉开客厅门,发现外面站着一位素

未谋面的女客人。女客人很有礼貌地说出舅舅的名字,问是否住在这

里,舅母答“是”,并邀请她进屋。但这位女客人逊辞,随即离去她

走了几步又停下脚步,转身询问随后相送的舅母:“请问:

  您是他的夫人么?”舅母答道:“是呀!”女客人轻叹一声—
“您多幸福啊”,转身离去。

  舅母回屋,在饭桌上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舅舅说

“她就是×××呀!”舅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唉,你为什么不

请她进家来呢?”

  ……

  张扬自幼酷爱读书,还爱写写画画。这个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

深深打动了他。他从舅舅的苦学求成的经历,联想到科学家对人类社

会的令人崇敬的贡献以及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争得的荣誉。他认为,

从这样一群具有真正聪明才智的知识分子身上,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

素质和国家的文明水准。

  完成了探望伯父和舅舅、舅母的使命回到了长沙,张扬就着手写

他已构思好的小说。他写了一万多字,只是个短篇,取名为《浪花》

意为洁白的浪花即意味着水的纯净。

  1965年9月,张扬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

塘生产队插队。他一边从事繁重的“与天斗、与地斗”,一边充实改

写他的《浪花》,一下扩展成十万字,易名为《香山叶正红》。他在

扉页上录下了恩格斯的一句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

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同时改变了原来悲剧性的结尾,着力描写

了周恩来总理与我国科学家群之间情真意笃的笑语交融。因为很多真

实的故事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的发

展,十分尊重和爱护广大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他这部有关科学家的

作品中,出现周总理的这种形象,是自然而然的应有之笔。

  1967年夏,武斗的枪炮声响遍三湘四水。张扬躲在生产队的一座

土屋中,改写了这部作品的第三稿。

  1969年冬,“一打三反”轰轰烈烈。张扬因与一位思想较偏激的

中学生通信而受连累不得不东躲西藏。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他觉得如

此逃亡实在枯燥乏味,索性用他弟弟的一位同学送给他的黑塑料皮的

笔记本改写这部作品的第四稿。这第四稿比前两稿精练了许多,由十

万字上下精练成六七万字,恰好写满那个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

他把书名改成《归来》,意即于海外学成业就的许多科学家,都陆陆

续续地回归已是社会主义的祖国,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国家和同胞。



  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张扬从长沙去别处看望一位朋友。他预

可能出事,便将随身藏着这部书稿的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

伴家,身无“牵挂”地去看望那位朋友。果不其然,浏阳来的警察正

在那位朋友家等着他。随后,他被警察押解到浏阳蹲大狱。

  张扬直到1972年12月29日才被开释。他白白地被关押了两年又十

个月,有冤难申。

  他又回到了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他

一不做二不休,用弟弟那位同学又送来的两个黑塑料皮笔记本,改写

起第五稿来。

  这时候,张扬颇有成功在望的内心之喜却不知一场更大的灾难即

将临头。自从他1970年2月,被两个警察铐进浏阳大狱之后,他的弟

从陈姓知青朋友家中取回第四稿《归来》,并未“嚓嚓”地撕个粉碎

而借给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而这位好朋友又有好朋友。他们爱不释

手,有的照抄《归来》,有的讹抄为《归国》,手抄本越传越广,有

人把它们传到了北京。传到北京标准件厂机械修理工刘展新手中的一

本,都已破得没有了封面。他细心地通读了全文,又多次悉心研究,

自个儿给这部书稿起了个名字,叫《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

被传抄到华北、东北、西北,传看的人越来越多。

  1974年10月初,《北京日报》在其第960期《内参》上,反映了

《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严重情况”。姚文元看了这份《内参》

及手抄本后,给《北京日报》打了电话。他说:“我翻了一下,这是

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

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尧、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

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

般的坏书。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

门帮助查!”

  湖南省公安局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函后,经报省委常委会讨论

同意于1975年1月7日上午逮捕了张扬。这时,张扬的全家都在遭大罪



  ……

  尽管抗辩再三,长沙的姨母、母亲和北京的舅父,都被打成了
“教唆犯”。全国各地,凡是阅读、传抄过这部作品手抄本的人,也

几乎都被公安机关传讯、搜查过,有的还遭到了拘留。湖南省公安局

的人,还跑到汨罗县乡下,用“开除公职”、“开批斗会”、“管制

戴帽”等手段相要挟,逼迫张扬的一位当教师的穷友捏造伪证。他们

又去张扬插队的地方组织“声讨会”,挨家埃户搜去社员们的印章,

以“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炮制了一份《控诉书》,“一致要求”判

处张扬死刑。

  1976年3月24日,正当“四人帮”猛烈“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

中共湖南省委才批准省公安局,将已“拘留”了一年两个月又十七天

的张扬正式予以逮捕。同年6月18日,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被疯

镇压后的两个月零十三天,省公安局对张扬的预审终结,并开始制作

《起诉书》。

  对于《归来》突出了周总理的光辉形象,《起诉书》认为那是
“打着红旗反红旗”;至于张扬说了一句张春桥是叛徒,《起诉书》

则说这是“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甚至直指无产阶级司

令部”……

  除这些“主罪”外,《起诉书》还给张扬横加了许多“罪名”,

称他为“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要求给予“严惩”。

  对“不可救药”者的“严惩”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1976年7月28日,省法院不能不收下省公安局送达的这份《起诉
书》
及其附来的一大摞案卷,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李海初研读了《起诉

书》,又认真阅读研究了《归来》的各种“版本”的手抄本,然后才

认真研究了预审阶段的全部案卷。这位已达知天命之年的老法官得出

的结论,与《起诉书》截然相反,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如果经他的手

判处这本书的作者以死刑,那么晚年回首平生,他会感到自己做了一

件泯灭天良的事,是犯了滔天罪!但他此时只能默默地思绪万千只能

先把这个案子压下来,实行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妥善策略——“拖”



  “拖”到1977年8月9日,李海初认为根据形势的大变,某些人原

来“内定”的要张扬的脑袋是不可能的了,可以把案子拿出来按法定

手续公开研究研究了。8月10日,省法院刑事审判庭进行了研究;12

7日,刑事审判庭向法院党组作了汇报;第二年7月4日,省委政法领

小组也作了研究。这先后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出现过如下一些说法



  1977年8月10日,省法院刑庭研究时的说法:

  ——《起诉书》内容涉及张春桥,应让公安局重新改判。—我看

过了一审,判刑超过不了十年。

  ——不要急于处理,建议都看看小说再说。

  ——他这个小说,算个什么东西?是散布黄色的,还是攻击?

  ——还看不出是攻击,只能看出是吹捧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

  ——这个案子要杀,是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到了姚文元那里?

  ——主罪是写小说。还需要不需要宣传部门鉴定个正式意见?

  ——公安局原来劲头很大:要杀!我现在的意见,是不是请院长

向他们讲一讲:再关一段再说,不要急于判,判了被动。

  ——姚文元下批示,也不一定是要杀他。现在我们要向领导小组

汇报,能判

  几年就判几年,投入劳动改造算了!1977年12月7日,省法院党

听取了刑庭汇报后的研究:—对于反动文人如何判,这是一个新问题

捕时,经过了省委,这非同小可。看来过去没判,搞对了!要权衡得

失,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也要考虑。要根据形势,来处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涉及广、复杂,多商量一下有好处。把情况整理一

下,向省政法小组汇报再定。

  1978年7月4日,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近两

个月。省政法领导小组听取了汇报后的研究结果是:把《归来》鉴定

一下,请文联提一提意见。

  将这部作品送请省文联鉴定,是李海初老法官首先提出的建议。

他的本意是,借助文联的权威意见,抵销当年以省师范学院中文系为

突击队的那场“人民战争”。其时主持湖南文联的,是著名作家康濯

他和文联的许多同志认真审读了这部手稿,向法院写了正式书面意见

这书面意见是:

  ——《归来》是好书、不是毒草。主题是好的,爱国的,健康的

故事曲折,不一般化,吸引人。文笔流畅、浅通;情景交融,人物都

有些性格特色。作者的知识面比较广泛,人物插图也画得不错。作者

如是一位青年,应给予培养。只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部小说

未必不会成功……

  当康濯等同志得知这位青年作者正是为了这部小说,身陷囹圄已

近四载,他们都悲愤莫名,立即与文艺界许多人士一道仗义执言,为

《归来》及其作者的安危而奔走呐喊。

  但是,文艺界与法院的正义力量加在一起,也没有那些主张给
《归来》及其作者下毒手的人们的权势大。因为那些人都是随自己的

兴致给他人以生杀予夺的铁腕人物。对他们来说,什么党纪国法、人

性良知都得统统靠边站。

  正在激烈交锋相持不下的时候,一向敢于为社会正义而呐喊奋斗

的《中国青年报》与《中国青年》杂志,在1978年10月双双复刊了。

它们每天都收到成箩成筐的来信和来稿。一天,也经历过“文革”十

年磨难的《中国青年报》文艺部女编辑顾志成,亲手拆开湖北宜昌树

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的来信,信上说:

  编辑同志:

  几年前,我从某种“渠道”,得到一部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手

抄本小说。当时,因为正在收缴这本书,我是怀着一种“犯罪”的心

情,一口气读完的。我被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健康的

思想感情深深地吸引住了。它压根儿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

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

  读到这儿,顾志成闭目沉思。她仿佛记得几年前,北京城经过严

查细搜,共搜出秘密流传的六种手抄本,其中就有《第二次握手》。

“原来这是一本好书!”她想。于是她把李谦的来信继续读下去。

  看完信,顾志成才想起这不是第一封反映《第二次握手》的来信

她随即从废弃的来信来稿中,翻出了许多类似的信件。随之有关这部

手稿的命运,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和一个同样大的惊

叹号。

  不日,她走访文化部一位老领导。恰巧,这位老领导在他自家的

客厅中正与电影界的几位客人谈论这个手抄本。顾志成忍不住问:

  “您认为怎么样?”

  “好书,好书啊!”

  “您知道作者是谁吗?”

  “不知道。但我估计,他是一位电影学院的毕业生。”

  “何以见得?”

  “因为这本子很像电影文学剧本。”

  顾志成借回手抄本一口气读完,被感动得流了泪。之后,她把情

况反映给《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从此,中国青年出版

社决心为出版《第二次握手》奔走。《中国青年报》也决心为这本书

及其作者的平反而忙碌。

  1979年1月7日,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第三十六期《青运情况
》,
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予平反释放出狱》为题,简单

报道了张扬及其作品横遭诬陷摧残的情况,强烈呼吁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的党中央和各有关部门,火速平反这起波及全国的文字狱。

  这一呼吁,率先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老领导其时已是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的响应。他在

电话中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给他写个简洁的书面材料。他还说,

在对这个书面材料作出批示后,报社和出版社就可以先用电话通知长

沙,尽快结案放人。

  1月18日下午三时许,鹿洞里看守所长长的甬道中的一个铁门哐

一声打开了,好老头“典狱长”领着张扬默默地向外走。张扬的整个

神经立即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他准备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紧随

枪声而仆。他跟着“好老头”在直筒的甬道中一直向前走。他们越过

了一个又一个审讯室,最后走进一间办公室。

  在这间办公室,朝着门,出现了京剧舞台式的场景,品字形坐着

三个人。一侧,是他见过两次的省法院的老法官李海初;另一侧,是

一位“省公安”;正中间,显然是位“高干”了,经介绍,他才得知

这位就是省公安局副局长于志。

  于志副局长满脸堆笑,还给张扬递上一枝烟并点上火,然后才向

张扬宣布说:“经过我们四年多的反复调查研究,现在终于作出了结

论:你写的《归来》是一部好书……张扬同志,你平反了!……你准

备回家吧,汽车在门口等着……希望你今后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

聪明才智,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极度衰弱的张扬一字一句地听着。他用双手撑着沉沉欲坠的脑袋

似有一股热泪要向外涌。他连忙紧紧地闭上发热的眼睛,并刹那间想

起那句忠正铮铮的话:“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和公正!”

  1月20日,百忙中的胡耀邦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几天前送给他的报

作了批语,稍后又给原出版社社长、共青团中央委员、也是党的中纪

委委员的胡德华写了信。信的全文如下:

  德华同志:

  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

员,你就有权参预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

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

地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胡耀邦1.22.

  就在耀邦对青年出版社的报告做出批示的同时,《中国青年报》

在头版显著位置,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

本好书》,全文刊发了湖北省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给报社的信,

并加了《编者按》。当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

要》就转播了这条消息。紧跟着,张扬家狭窄而寒酸的小屋,就被许

多来访的朋友,和《湖南日报》、《长沙晚报》、湖南省电视台的记

者,挤得满满当当。

  1月22日,正是胡耀邦给胡德华写信的那一天,中国青年出版社

辑李硕儒带着张扬,登上由长沙直达北京的列车。……

  这时,每天都向《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飞来大量读者

来信,要求早日读到正式铅印的《第二次握手》。考虑到张扬的健康

状况,出版社方面与张扬磋商,可否先由两位责任编辑,将小说缩编

成“简易本”发行,待他完全康复后,再定稿正式出版。

  张扬说:“不,这部作品既然也经历了如此惨重的炼狱,要出,

就出完整本,以飨广大热心读者。”

  就这样,意志坚强的张扬仍要自己再呕心沥血一番。他倚在病床

上,在双腿上搁一块五合板当书桌,从1979年3月7日到4月30日,连

奋战五十多天,作了不少修改和补充,将二十万字的手稿,改写成二

十万字的定稿。青年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编辑室主任们,即刻为这部

作品的尽快问世,投入新一轮的紧张辛劳。

  谁知就在这个时刻,曾拼命“围剿”《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

一帮人仍不肯认输。他们又一哄而起,把“官司”打到党中央。胡耀

邦再度出面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品和作者,最终击退了这股黑流。

  出版社的编辑和编审们的辛劳,一刻也未松懈。小说全文于5月

旬发稿,7月上旬付印;7月22日,王府井新华书店大门前,就已排起

争购的长队。7月25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新华

记者杨建业采写的报道:《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长篇小说

<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

  这本与其作者一道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的小说,一下轰动了全

中国。出版社一版再版,陆续发行了四百三十万册,为全中国短时期

内单本小说的发行之冠。《中国当代文学史》评论说:这是第一部描

写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文学作品,也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正面反映知识分

子形象的作品。一位作家说:这部书第一次告诉人们:知识分子不但

是人,而且是非常可爱可敬的人。作者热情肯定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

的重要性,赞美了人性与爱情。

  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张扬光明正大地出了这本历经磨难

的书,首先想到的是湖南省高级法院的老法官李海初,党的可亲可敬

的领导人胡耀邦。在送给李海初那本书的扉页上,张扬写了十一个字

“当代的况钟,人民的好法官”。在给耀邦那本书的扉页上,他只恭

恭敬敬地写了四个大字“献给耀邦”。后来他听说,耀邦认认真真地

读了这本书,并对一位负责同志说:“看来张扬这个人读过很多书,

你见了他,告诉他,好好干!”

  (摘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

1998年5月联合出版定价28.80元。ISBN7-5059-2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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