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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卅）——农业资源陷阱与突破苏北困境（上�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Jan  3 14:38:04 2005), 转信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卅）
——农业资源陷阱与突破苏北困境（上）

先期启动的原生型工业化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法国乃至德国，其早年的率先工业化都
建立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之上。但这种经验并不适合随后的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实
施赶超型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有靠市场而非计划方式成功推动工
业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自然禀赋无一例外地都很贫乏，并且在二战后力图追赶发
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间，竟形成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自然资源的贫乏程度与
自主工业化的水平成正比。二战后的日本和1970年代以后崛起的亚洲四小龙，虽然实现了
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重要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但他们本身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却不丰
富，其中的香港和新加坡，还近乎零自然资源。与此同时，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比亚洲
四小龙起步更早、基础更好、起点更高的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越过早期高峰后却几乎停滞
了。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智利、秘鲁、委内瑞拉，这些拉美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就其
自然资源而言，都比韩国、台湾丰富，但巴西经济在1970年代中期人均GDP跨过1000美元之
后，却徘徊不前，阿根廷的国内经济前两年更是接近彻底崩溃的边缘。在20世纪后半叶，
亚洲西端靠丰富的石油矿藏资源迅速致富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今日的人均GDP已经跃居全球
前列，但它们制造业的水平却与整体的富裕程度不成比例，它们甚至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制
造工业体系，更没有实现可持续的、严格意义上的工业化。同样地处东南亚，不论是受意
识形态影响显著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还是一直推崇市场经济的泰国、马来西亚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自然资源禀赋也都远强于台湾、韩国，但发展却始终没有台湾、
韩国顺利。这应验了这样一个道理：在自发的原生型的工业化萌芽阶段，资源丰缺是发展
的重要前提；但在世界市场形成和交通日益便捷后，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成为后发达地区追赶先进的陷阱。尽管韩国和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崛起不能完全从
没有资源陷阱阻碍这一角度解读，但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依赖的这个显著的客观缺点
，作为可以促生忧患意识的绝佳来源，却被转化为推动民族奋进的主观动力，进而变成推
动自然资源贫乏的四小龙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也同样体现出这一格局。计划经济体制下，自然资源丰富的东北
，得重工业的先天之利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但由市场来
配置资源的规则一旦通行后，城市化和内生型工业化最迅速的恰恰是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
地区，比如温州、泉州，以及原本经济基础就比较好、交通便利、农耕条件优越，但矿产
资源并不丰富且人多地少的江浙和珠三角地区。这一现象在明清时期中国最富裕阶层的地
域分布特点中也有所体现。明清时期人数最多、资产最巨的两大商帮——山西的晋商和安
徽徽州的徽商，养育他们的地区恰恰是农耕文明时代所可资天然资源最不丰富的地区。山
西、徽州在今天看来，发展农业的自然禀赋和交通状况仍不尽如意。特别是山西，虽地处
华北腹地，但与历史上农耕比较发达的关中、河洛、冀赵地区相比，仍很逊色。从另一个
层面上讲，如果山西确有优越的农耕自然条件，20世纪60、70年代也就不会在此出现作为
“左”倾时期一面旗帜的、特别能吃苦的大寨精神了。当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得到了充分
勘探和挖掘后，山西戴上了自然资源丰富的帽子，成为举世瞩目的“煤海”。但丰富的煤
炭资源在给山西带来能源基地盛誉的同时，也使山西陷入了丰富自然资源带来的发展陷阱
，跌入这种陷阱后，晋中善于理财的传统日渐凋落乃至瓦解，晋商富比敌国的历史随之演
变为在今日市场上难觅其踪影的昨日传说。今日的山西虽勉强出现了海鑫钢铁这样的民营
钢铁巨无霸，但这类企业经营的方式和存有的数量都不可与昔日的晋商比肩而立。面对如
今浙商、闽商的崛起，曾经在流通市场和金融市场上叱咤风云的晋商前辈只有暗自叹息了
。

缺乏绵延山脉且大部分是低洼平原的江苏，天然的矿产资源并不丰富，这使作为一个省的
江苏，不可能出现可能会拖累全省“两个率先”的资源陷阱，超过75%的外贸依存度的事实
，也说明了江苏的产业结构是“两头在外”，充分依赖于海外资源和国际市场。但回顾改
革以来的苏北发展历程，优越的农耕条件和丰富的农业资源，成为苏北迅速解决温饱，走
上初步小康的依托，也成为阻止苏北民众特别是农民像浙江人那样四处经商、全民创业的
障碍，阻碍地区工业化的陷阱。历史上江苏人创造财富的方式就呈现出与明清时晋商、徽
商和民国时宁波商帮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特征，江苏的地域经济也走出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
发展道路。江苏水网密布、地势平坦、气候适宜、降水适中，具有发展农耕特别是发展水
稻种植、渔业养殖得天独厚的条件。随着水利技术的进步，产量更高、产出质量更好的水
田被尽可能地推广，逐渐取代旱田在农业生产中的支柱地位，这种适合水网密布的平原地
区的耕植方式更具有生产优势，也使江苏特别是太湖流域的农耕及其支撑起来的手工业经
济在全国数一数二。宋元之后，太湖流域的充分开垦，使“苏常熟，天下足”享誉国内，
也加重了江南地区特别是扬州、姑苏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砝码。明清时期，苏南虽先因张
士诚聚占苏州对抗朱元璋失败后招致的以沈万三命运为写照的被歧视和压制，后因史可法
为首率众抵抗满清八旗而发生鏖战造成的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代表的破坏，
但明清两朝，苏州、扬州乃至金陵、淮安、镇江，在人口规模和经济重要性上仍是可以挤
身全国前十强的城市。江苏的繁荣与晋徽两地的富庶不同，晋徽本地生产力有限，他们的
财富绝大多数在外地经商而得，是因流通而增加，江苏恰恰相反，这里的财富，是在本地
生产而创造。可以说，明清时期的江苏和晋徽有着不同的特点，江苏是人才、资本流入增
殖之地，晋徽是人才、投资资本流出之地。只因中国人乡土观念太盛、叶落归根意识太浓
，所以才会出现凝聚徽商精华的宏村、西递和胡家大院，也才会存留固化晋商辉煌历史的
平遥古城、太谷商行以及乔家大院。明清时江苏和晋徽的成功都离不开来自地理条件上的
因素，但表现却是相反的：前者是因为自然条件太适合农耕，后者是因为地理环境在农耕
时代太不利于在本地发展生产。明清时期，晋徽商帮是支撑苏州、扬州、淮安等地经济繁
荣的重要外来力量，这可以从淮扬徽商为今日留下的建筑传奇和在清代产生的26名苏州状
元中徽籍的就有6名得到佐证，但江苏的繁荣更离不开江苏农业的成就和手工业发展的业绩
。没有江苏得天独厚的农耕基础和或早或迟迁入这块土地的江苏人民的辛勤劳作，“天下
大计，仰于东南”，提供全国3/10田赋和7/10税收的历史也就只能永远是神话。这在另一
个层面上也养成了今日江苏人“轻流通、重实业”的传统。

中国的近代化虽不是欧美列强强加的，但也不是原发的，在某种程度上它离不开欧美列强
经济入侵的诱发。这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最先萌芽的地方与英法德美不同，它
并未从矿业条件优越的地区起步，而肇起于农耕文明和对外交通便利的长三角、珠三角。
上海因为苏州、扬州原有的经济基础和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迅速崛起为“冒险家的乐园”和
远东地区第一大金融中心，也带动了长三角地区被动的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江苏地区
特别是苏南又一次幸运地占得了先机。无锡和南通或多或少地因为欧美日列强入侵中国的
桥头堡上海的存在和与其连接的便捷才成为“小上海”和“北上海”，“中国模范县”和
“中国近代第一城”。在这个背景下，无锡商人和宁波商帮一道成为左右上海经济界的两
大地区经济群体，南通也在张謇的奋力有为下成为中国地域近代化的一个成功范本。

但非原生型的和被动式的工业化，造成了江苏地域近代化的明显弱点：前者缺乏长久稳定
的动力而容易裹足不前，后者缺乏急切赶超的斗志而易于得过且过。这两种后果也延续到
了改革开放后重新自由发展的江苏经济中。作为一个整体的江苏发展与广东的相似之处越
来越多，而与温州为代表的浙江经济和以泉州为代表的福建经济明显不同。浙江、福建缺
乏大块的平原，人均耕地窘迫使浙江人、福建人跑向全国乃至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通过
吃苦耐劳甚至偶尔偷吃摸拿创造出丰硕的不断增殖的财富形态，其中部分又流向家乡带动
家乡一同发展，出国谋生的以青田和福清为显著代表，流向全国的以乐清和晋江为重要标
本。虽然改革前，移民海外的广东人为数众多，但改革后这一进程却几乎停止，取而代之
的是大量外省人涌入广东。而江苏人特别是农民素无外出经商的传统。广东与江苏的共同
点在于，上海对于江苏的意义类似香港对于广东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农业资源是个基
础，也是个陷阱。没有珠三角和江苏的农业基础支撑，香港和上海的繁荣都会打上折扣，
反过来又成为江苏、广东可以轻易引资的关键。但农耕文明时留下的遗产和工业文明通过
沪港带来的轻易引资兴业的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视野，强化了得过且过的心态和
裹足不前的风险。珠三角的商人敌不过潮州帮，长三角的商人多不过温州人，可以很好地
解释丰富资源麻痹斗志的可能，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优势实在太明显，这一点缺憾绝
不至于耀眼。在广东，拥有丰富农业资源的只适合于是平原的珠三角，向其东西北方向稍
微偏离一点就是山区。而在江苏，经过淮河治理和河道重整后，比苏南更平坦的苏北苏中
的农耕条件毫不孙色甚至还优于苏南。特别是1950年后的“旱改水”把许多适合栽植水稻
的旱田改造为水田，使淮北地区也加入到与里下河、沿江、太湖地区一样的“鱼米之乡”
行列。江苏人均0.99亩的耕地与0.5亩的浙江比起来，的确是个优势，人口密度没有苏南密
集的苏北腹地占据的这种优势更大，而这在给江北特别是淮北民众带来安逸生活的同时，
也带来了过于浓厚的乡土情结和农业依赖意识。加上与上海的距离更远，与苏南之间隔离
着长江天堑，这些因素给苏北带来了更大的走进资源陷阱的危险。于是，农业资源的丰富
带给苏南的不利可能和负面效应远大于带给苏中苏北的。改革以来的区域发展历史也显示
出，优越的农耕条件使苏北不至于穷得触目惊心的同时，也让苏北跌入了过分依赖农业资
源带来的发展陷阱。认识改革伊始同处江浙两省发展谷地的苏北和浙南随后发展的路径差
异和结果悬殊，跳过苏北的农业资源陷阱，是难以全面解释的。在这个角度上，苏北可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草于2004年11月9日、12日，录入于11月13、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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