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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关于敦煌之四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Sep  2 07:19:59 2000), 转信

端方和罗振玉
　　１９０９年５月，伯希和由河内再度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买汉籍。在南京，他
再次拜见了端方。端方是第一个见到伯希和所劫遗书的中国人。
　　端方是清末要员，晚年曾相继担任过多个省份的巡抚和总督，还是当时数一数二的
古董收藏家。这位平时说惯了“不＂的封疆大吏不得不在伯希和面前和颜悦色，一再退
让。这与“官怕洋人”的说法没有一点关系，是伯希和手中的中国文物，让他敬畏异常
、战战兢兢。端方深深懂得，多少代学人的辛勤工作，关于中国历史的很多证明，现在
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有可能完全丧失意义。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也许会被彻底推翻，也许会被冲击得凌乱不堪。而这样的证据，如今就握在眼前这个洋
人手中。他对伯希和十分礼貌，不断地招待这个法国人，动机也许是极其简单的，无非
是想从伯希和那里多得到一些关于中国文物的消息。但是，除了拍摄了《沙州志》残卷
以外，端方从伯希和那里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
　　１９０９年８月，伯希和在南京停留的日子里，端方内心的折磨是可以想象的。两
年以后，四川爆发保路运动，端方统兵前往镇压，死在战场。
　　同年８月，伯希和住进了北京的八宝胡同，一时间那里成了北京的一道学术风景线
。中国敦煌学的第一批代表性人物几乎每天穿梭往来于八宝胡同。董康、罗振玉、王国
维、王仁俊、蒋黼（音“斧”）、叶恭绰等，或抄录或观看，忙个不停。
　　中国敦煌学的起步，实际上就是从这几天开始的。
　　从八宝胡同伯希和住处抄录敦煌文献的第二天，罗振玉就写出了《敦惶石室书目及
发见之原始》一文，首次公开向国人介绍了敦煌石室宝藏及其发现的情况。之后又接连
写出增补改定本《莫高窟石室秘录》、《鸣沙山石室秘录》。
　　当罗振玉又痛又恨地在伯希和寓所抄着敦煌写经时，伯希和告诉罗氏，敦煌石室尚
留存有以佛经为主的八千轴写卷，如不早日购运北京，将会被人攫取散尽无疑。罗振玉
听后又惊又喜，立即报告学部左丞乔茂楠，请他火速发电给陕甘总督毛庆蕃，让毛购买
回学部。并拟好电文，先购买再说，要多少钱，请先垫付，学部随后汇款偿还。
　　当乔茂楠带着罗振玉拟写的电文到学部开会时，商量的结果是电文照发，将还款等
语删去。罗振玉感觉到甘肃经济贫困，又急忙与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相当于校长）刘廷
琛商量，由大学堂出钱购买。没想到刘廷琛说“大学无此款＂。罗振玉急了，说：“若
大学无此款，由农科（时罗振玉为学部奏补参事官兼大学堂农科监督）节省充之，即予
俸亦可捐充。＂刘廷琛终于答应了。
　　发出电文一个月后，京师大学堂和学部同时收到了同样内容的回电，说已经购得八
千卷，总价三千元。开始时，学部以为必定花费昂贵，没想到竟只要三千元。北大教授
刘半农
　　一首情动国人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几乎家喻户晓，而作者刘半农与敦煌学的关
系则鲜为人知。
　　１９２０年初，刘半农在上海登上了赴欧留学的远洋海轮。第一年在伦敦，１９２
１年夏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语音学院，苦读数年，终于撰成《汉语字声实验录》。然
而，即使再忙，刘半农也没有忘记敦煌宝藏。抄录敦煌文献是刘半农的主要副业，多少
个日夜就是在埋头抄写中度过的。
　　１９２５年夏，刘半农返北京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同年，他
将所抄文献辑印为《敦煌掇琐》三册刊行，北大校长蔡元培特为之作序。三册分别是民
间文学、社会资料和语言文字，共有１０４种。此书开辟了敦煌研究的新领域，社会世
俗文书的研究从此受到重视。胡　适
　　１９２６年，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在英国召开。为了参加这次会议，胡适来到了欧
洲。他准备好专门资料，前去查阅敦煌经卷。当时他正在研究中国禅学史，而关于神会
，他不能相信传世资料，因为宋以后改造的痕迹太明显，必须到唐朝的原始资料中去寻
找，敦煌文书成了唯一的希望。
　　在伦敦，胡适两度在大英博物馆翻阅了近１００卷敦煌写本，收获令人满意。确确
实实的证据被他找到了。根据从伦敦和巴黎藏敦煌写卷中找到的数种神会著作及其他禅
宗典籍，他完成了《荷泽大师神会遗集》，１９３０年在上海出版后，成为中国禅宗史
研究划时代的著作。陈垣与陈寅恪
　　在学者前往西方寻找敦煌文献的同时，对于保存在国内的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也积
极开展起来。１９２２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以《
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为基础，将馆藏敦煌遗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阅考订，在此基础上
修订的书稿于１９３１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命名为《敦煌劫余录》。

　　在《敦煌劫余录》一书前，有陈垣和陈寅恪的序各一篇。“劫余”二字，取其历劫
仅存之意。陈垣在序中直陈：“匈人斯但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
”。有人劝他不要直接提名，陈垣答道：“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
能更改！”
　　与陈垣序言的激情相比，陈寅恪的序言则更多理性。“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
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
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陈寅恪强调的重点
是国人应该在研究上预流。他的序言实际上指明了中国敦煌学发展的方向。
　　陈垣的敦煌学研究以目录学和宗教史最具代表性。陈寅恪的研究领域涉及太广，不
能一言概括。巴黎的王重民
　　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７日，王重民到达巴黎。此后，他在巴黎工作了整整五年。偶尔
前往伦敦、柏林和罗马，都是为了查阅敦煌文献。
　　王重民在巴黎，主要是编写伯希和目录，其他时间是抄录、著录敦煌卷子。五年中
他拍摄了三万多张敦煌遗书和其它古籍的微缩照片，所拍之书，都是先行翻阅，摘录题
跋，叙其梗概以为叙录。他的代表作《敦煌古籍叙录》，就是这样产生的。王重民一边
抄录，一边把有关敦煌遗书的新材料和自己的研究心得寄回国内，迅速地在《大公报》
、《北平图书馆馆刊》、《图书季刊》、《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以推动国内的敦
煌学研究。
　　王重民回国后成了右派，他奇迹般地熬过了五六十年代。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６日，
这位中国敦煌学的代表人物，北大图书馆系主任，在对他开了批判会的第二天夜里，来
到颐和园，在王国维投水的地方自缢而死。姜亮夫
　　１９３４年夏，刚过３３岁生日不久的姜亮夫，辞去中山大学教授职务，卖掉三四
部文稿，登上海轮，从上海出发自费去法国学习考古学。在巴黎，他与王重民分工合作
，专门收集和摄制韵书、字书、儒家经典、老子卷子以及有关文学史地卷子。当时每拍
一张片子要付十四个法郎，姜亮夫能够做到的就是节衣缩食。他一早一晚吃的都是包心
菜煮大米稀饭（巴黎大米最便宜），中午就在图书馆内啃面包干。
　　“七七事变＂的前两天，姜亮夫经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经过东北到北京。后来
他带着侥幸躲过了日军空袭的敦煌卷子，随着东北大学一路逃难。到达四川后，他在空
袭依旧频繁的恶劣条件下，开始了抢救性整理研究。三年之后，２４卷的《赢涯敦煌韵
辑》完成。１９５５年，该书由郑振铎所在的上海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为祖国保留了珍
贵的文化遗产。１９５６年他出版了《敦煌———— 伟大的文化宝库》。解放后，姜亮
夫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领导浙江大学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镇。王庆菽
　　１９４８年８月，王庆菽因爱人在英国留校任教而前往。此前，王庆菽在做唐代小
说的总目提要，但由于伦敦所藏的敦煌文献一直没有公开，她的编目也就无法真正完成
，对于唐代小说而言，敦煌遗书是个宝库。１９４９年初，王庆菽独自来到伦敦，每天
到大英博物馆阅读敦煌卷子。开始，每次只能借阅５卷，经室长福尔敦同意，她可以从
头阅读，终于将该室所藏七千汉文卷子大致翻阅一过。除了将俗讲、变文和通俗文学资
料抄录了一些外，还影印了一些诗词、医药方和一部分古籍及其它资料，共计２６２卷
，１１８２张显微照片。
　　１９５０年，她又前往巴黎查阅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经卷。除了将俗讲、变
文和通俗文学资料作了一些抄录外，还影印了４５卷，拍了５５３张显微照片。１９５
１年，王庆菽夫妇回到国内。她用了一年时间，将有关资料全部加以整理，得有关俗讲
、变文资料１９６篇。１９５４年她与王重民、向达、周一良、启功、周绍良、曾毅公
等名家一道，编辑出版了敦煌学的名著《敦煌变文集》，为中国的敦煌学达到与世界同
步的水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文革”中，王庆菽被戴上多种政治帽子，受尽侮辱和折
磨。张大千
　　１９４１年春天，著名画家张大千携带家眷、学生和助手，浩浩荡荡来到敦煌。
　　张大千在莫高窟有许多新发现，“人物画到了盛唐，可以说已到了至精至美的完美
境界。有不少女体菩萨，虽然明知是壁画，但仍然可以使你怦然心动。” 他还在西夏的
壁画下面发现了唐代的著名壁画《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与此壁相对的北壁则是
都督本人的供养像。张大千曾将这两幅盛唐时的供养人画像照原大仔细临摹了下来。这
两幅壁画可谓国宝中的国宝，但这个发现却是以表层壁画的损害为代价的。
　　张大千在莫高窟辛勤工作，不仅临摹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和榆林窟等处的北朝、隋
、唐、五代等历代壁画精品，将近３００幅，大者达４０米之巨。三年激情临摹，张大
千的“乌发丝丝，黑髯飘飘”换来了“华发如许，鬓须霜染”（徐悲鸿语）。在兰州、
成都、重庆等地举办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都很轰动。向达在敦煌
　　王重民在巴黎抄写敦煌卷子的时候，北平图书馆的向达也在伦敦从事着同样的工作
。１９３８年，向达带着手抄、拍照和晒图所得的几百万字资料和照片从英伦回到了烽
火连天的祖国，任教于北京大学。
　　１９４２年春，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地理研究
所，合作组建了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为历史组负责人。向达到达敦煌的时候，正是张
大千干劲正足的时候。但是，向达看到了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幕，为了看到下边一层壁画
，张大千毫不犹豫地把上层壁画剥落，里层的壁画露出来了，表层的壁画却永久地失去
了。
　　向达用了三天时间写出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
文，寄到重庆，自１２月２７日开始，在重庆《大公报》连载三天。该文呼吁敦煌千佛
洞亟应收归国有，交由纯粹学术机关管理，同时对张大千的行为直接进行了批评。当时
正逢第三届全国美展的前夕，向达文章立刻引起美术界人士的关注，一场轩然大波轰然
而起。
　　向达在敦煌坚持了九个月。没有经费没有物资，在零下２０多度的房间里写报告、
写论文，甚至生不起火。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向达在“文革”的第一个冲击波中倒下了。常书鸿：敦煌的艺
术囚徒
　　由于向达等学者的呼吁，再加上１９４１年冬天访问过敦煌的监察院长于右任的积
极推动，“寓保管于研究之中”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在１９４３年正式在敦煌开
展工作，首任所长是艺术家常书鸿先生。自１９３５年在塞纳河边一个书摊上看到伯希
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以后，常书鸿的敦煌艺术情结就一直指向敦煌。
　　莫高窟开始了新的历程。修筑围墙、清理流沙、测绘地形、临摹壁画、摄影、调查
和题记抄录等项工作，都在进行之中。１９４４年８月底，建立职工宿舍时发现了６０
多卷的土地庙文书，这无疑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原来经卷所出的残塑像系王道士所造
，这就意味着土地庙藏经就是藏经洞旧物。
　　艰苦的环境给常书鸿的家庭生活蒙上了阴影。１９４５年春天，他的妻子留下孩子
离他而去。祸不单行，夏天教育部又下达了撤消研究所的命令。经常书鸿、傅斯年、向
达、夏鼐等学者的奔走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恢复，改隶中央研究院。１９４６年
５月新器材、新资料和新招收的美术人员同乘一辆十轮美制军用大卡车驶向敦煌。常书
鸿重返敦煌。第二年又招收了一批美术人员。千佛洞内外又充满了生机。权威的编号给
出了，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出来了。
　　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２日，常书鸿携带６００多幅壁画临本在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举
行了“敦煌艺术展览＂。一个星期后，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冒雨前往参观。
随后在上海展出一周，更是轰动了整个社会。
　　１９５１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４月１３日，
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北京历史博物馆主办的“敦煌文物展览＂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的
北京历史博物馆内开展。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会，周恩来总理亲临展厅的情景
成了常书鸿永难忘记的幸福镜头。
　　１９９４年，常书鸿逝世，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埋放在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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