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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全汉昇著《唐宋帝国与运河》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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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唐帝国的极盛与运河

　　高宗以后政府因长安物资供给困难而常常迁往洛阳办公的情形，自开元二十四年玄宗由
洛阳西返后即告终止；此后他便长期住在长安，不再东幸。开元二十四年后政府所以能够长
期驻在长安，主要由于关中的经济状况发生激剧变化，即关中的物资供给由过去窘困贫乏的
状态一变而为丰富宽裕，足以供应中枢因经费开支激增而起的对于大量物资的需要。当日关
中物资所以能由贫乏变为富裕，主要由于江淮与长安间物资运输的改善。对于这条路运输的
改善最有贡献的人，是在玄宗最后一次东幸前（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上台作宰相的裴耀卿
。

　　在最后一次东幸的前夕，玄宗对于过去二十余年在两都间仆仆风尘的生活非常厌倦，希
望此后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以满足中枢的大量的需要，因为这样他便可以一劳永
逸的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的跑那八百余里的路了。他回忆起三年前裴耀卿曾经提出改善
长安和江淮间运输的计划，遂叫他来商议。在听取他的建议之后，玄宗便把他由京兆尹擢昇
为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此后改善长安和江淮间运输的责任遂落在他的身上。

　　裴耀卿对于漕运最大的改革，是实行分段运输的办法（即转般法）。上章曾说，自江淮
装载物资北运的船只，因所经各河水流深浅的不同，沿途常常停滞，以致运输量不能特别增
加；复次，陜州洛阳间的水道，因有三门底柱等险滩而不便航运，以致须负担昂贵的陆路运
费。为著要增加运量，减轻运费，他“请于河口（即汴河从黄河分流的地方）置一仓，纳江
南租米，便令江南船迥。其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
。既属水险，即于河岸榜山车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置仓，即般下贮纳，
水通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泝河入渭，更无停留，所省巨万。”结果，政府在汴河
与黄河的交叉点上置河阴县（今河南河阴县东）及河阴仓，在河清县（河南孟县西南五十里
）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三门仓（一作盐仓）。河中既然有
险滩，遂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十八里，用车载运，以免有覆舟之险。车运抵三门仓后，又用
船运往太原仓，然后由河入渭，以实关中。

　　他这种分段运输的办法，和以前的长途运输比较起来要好得多。因为船只既然只走一段
较短的路线，便可不因等候前途之水的涨退而常常停滞，从而大大的节省了运输的时间；同
时，船夫只航行于水性较为熟悉的河道中，也可不至于行驶太慢，或发生危险。例如过去“
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如今规定江南租船在河阴仓卸下租
米后，便可驶船南返，不必航行于水性不大熟悉的黄河中，自然可以免除许多流弊了。复次
，贮存在河阴仓的米，等候河水深度合适时才用船装载西运，令“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
仓”，运输的效率自然可以增加了。此外，因为要避免上滩的危险，他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
十八里，以便改用车来运送，自可较为安全。本来沿途都用船来运送的米，运到这里又要改
走陆路，自然不免麻烦；但这段短距离的陆运，和从前陜州洛阳间三百里的陆运比较起来，
也著实方便得多了。

　　除上述外，裴耀卿对于漕运物品的种类，也有一些改革。以前江南百姓派人把租米用船
运往洛阳，须自己负担运费。如今政府规定这些租船到达河阴，把租米卸下后，便可转回南
方去，不必像以前那样另外转雇河师水手来在黄河航运。这样一来，由于河阴洛阳间运输责
任的免除，江南百姓自可省下一部份运费，船夫亦可较前空闲。对于这些剩余的运费与时间
，裴耀卿曾设法加以利用。他把江淮百姓以地税名义缴纳来存贮于义仓的粟，变造为米，以
上述剩余的运费，令船夫运往河阴，然后转运往长安。因为“江淮义仓多为下湿，不堪久贮
，若无般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现在利用江南租船因免赴洛阳而剩下
的时间和运费来运往河阴，以便转运往关中来满足那里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自可大大增加
这些义仓粟的效用。

　　裴耀卿利用分段运输办法来转运江淮租米和由义仓粟变造之米的结果，“凡三年，运七
百万石，省脚三（《旧唐书》卷49〈食货志〉作四）十万贯。”无论关于运输量的增加，或
运费的减省，都有惊人的成绩。由于裴耀卿的改革漕运，关中粮食的供给遂有大量的增加。
正当这个时候，关中农产的收成又非常之好。这样一来，关中米粮的供给较前特别增加的结
果，价值自要因供过于求而下跌。为著要免除榖贱伤农的流弊，和增加公家仓廪的蓄积，政
府遂于开元二十五年规定关中人民用米代替绢来缴纳庸调资课，并在关中一带增价收买粮食
，名曰和籴。同时，关中既因粮食过剩而对于江淮租米的需要大减，政府又下令停运江淮租
米，而改运布来作租缴纳。

　　自裴耀卿后，还有好些人继续努力来改善长安与江淮间的运输，以便当日军事政治重心
能与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在上述裴耀卿改善漕运的设施中，他在三门北凿山开路来通车
运的办法，最受人们的批评；因为由江淮北来的米，沿途都走水道，及运到这里，却要弃水
就陆，转运者自然要感到麻烦。为著要弥补这个缺憾，到了开元末年，陜州剌史李齐物遂在
三门凿山开路，以供船只过滩时船夫拉纤之用。他这回凿山的工程大约要比从前杨务廉做得
好些，故船只上滩时失事较少，但事实上因为滩险水急，想要得到绝对满意的成绩是不可能
的。同时，陜州洛阳间的陆运也有相当的改革。

　　其后，对于漕运的改进贡献最大的，我们要推韦坚。韦坚于天宝元年任陜州剌史，兼水
陆运使。他根据隋代关中漕渠的旧迹，于渭水之南开凿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这条漕渠西
起禁苑（在长安宫城北）之西，引渭水的水东流，中间横断灞水和浐水（二水均南北流），
东至华阴永丰仓附近与渭水汇合。渠成后，又在长安望春楼下凿广运潭，以通漕舟。这样一
来，在永丰仓和三门仓存贮的米，都可用船一直运往长安，不必再像以前那样用牛驾车来运
送了。关中运道既然大为改进，粮食的运输量自然有激剧的增加，故在天宝三年，“岁漕山
东（事实上以江淮为主）粟四百万石”（《旧唐书》卷105）。不特如此，韦坚又“请于江
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若迟留损坏，皆征船户”（《旧唐书
》卷48）。按江淮各地的义仓粟，自裴耀卿改革漕运时起，曾经大量的变造为米，运往关中
。如今韦坚更进一步的把江淮义仓粟转买轻货，令富户负责北运，以增加关中的财富。因此
，当日关中的富裕，不限于粮食方面，就是在其它各种物资的供给上也表现出来。

　　现在让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在玄宗时代的下半期，政府之长期的驻在长安，实在表示
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不必复像过去那样以洛阳为媒介，便可与经济重心的江淮直接连系起
来。这一种连系，由于裴耀卿及韦坚等对于江淮义仓粟的利用，有越来越密切的趋势；因为
裴耀卿把义仓粟变造为米，韦坚以义仓粟转市轻货来运往关中，都足以增厚关中的经济力量
，无形中使江淮成为这个军事政治重心的深厚稳固的经济基础。这样一来，军事政治重心与
经济重心密切连系的结果，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凝结为一个坚固的整体，在当日的世界上发
出它的雄壮的力量。因此，演进到了开元天宝间的大唐帝国，国势登峰造极，武功辉煌彪炳
，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当日政府因为要在西北作积极的拓展，和防御外患的威胁，故支出的军费以用在西北者
为多。在这些地方因和籴军粮，发给军衣及其他军事用途而支付的将近一千万疋段的布帛，
就地理上说，大多数都要经过关中才能运往。当日关中所以有这许多布帛的蓄积，固然由于
全国各地因庸调等赋税而征收的布帛之输送，但江淮布帛之大量北运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
因；因为在由江淮北运的布帛中，除来自庸调者外，还包括因停运租米而改纳的租布，和韦
坚以义仓粟转市后令富户负责运送的轻货（按以布帛为主）。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开元天宝间的运河对于大唐帝国所尽的任务，比过去更为重大。自
唐初以来，运河虽然能把江淮物资运往北方，但因洛阳长安间的交通非常困难，这些北运物
资多半集中于洛阳，不能大量的运抵关中。洛阳既因运河的连络而接近江淮，成为北运物资
的集散中心，经济地位日形重要。反之，长安既因洛阳以西运输的困难而不能得到多量物资
的供应，经济地位却渐渐削弱。两都的经济地位的差异，决定了政府把洛阳建为东都，以便
常常迁往办公的政策。故唐自高宗以后的八十年内，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都常常来往于
两都之间。及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由于裴耀卿韦坚等对于漕运的改革，洛阳以西的交通大为
改进，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便可不在洛阳停留，一直运往关中去。这样一来，由于两都
的经济地位的转变，此后政府便可长期驻在长安，不再迁往洛阳了。这时运河虽然仍如过去
那样运输江淮的物资，但由于分段运输法的实行，江淮义仓粟的利用，运输的数量却远较过
去为多。运河运输量的特别增加，表示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与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的密切。
由于这种密切的连系，大唐帝国便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整体，力量雄厚无比。故它在当日世
界上所表现的卓绝的武功，鼎盛的势运，得到很多诗人的讴歌，史家的颂美。
第四章  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

　　开元天宝间因运河把大唐帝国的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而造成的伟大的
时代，自天宝十四年（755-6）给渔阳羯鼓惊破以后，便渐渐没落下去，从而盛唐的光辉也
就为之烟消云散了。为什么安史乱后开元天宝时代的盛世不能继续保持下去？这固然有种种
不同的原因，但运河之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却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因素。原来大唐帝国在
安史之乱以后的形势，和以前大不相同。在此以前，大唐帝国在政治方面完全统一，丝毫没
有分裂。但自此以后，由于安史余孽在河北山东等地的割据，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不复能完
全统一，而渐渐陷于崩分离析的局面了。这些在大河南北割据称雄的藩镇，不独在军事政治
上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就是在财政经济上也要占据以自肥。在他们统治下的地方租赋既
然不复像以前那样缴交中央，而西北各地的财赋又给守边军队就近消耗了去，此后中央政权
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遂只剩下经济重心的江淮了。关中政权对于江淮财赋的倚赖既然比安史
乱前更为深切，沟通南北的运河的重要性自然要特别增大起来。

　　关于安史乱后藩镇对于各地赋税的占有，《新唐书》卷210〈藩镇传〉云：“安史乱天
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南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
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藩镇统治下的地方既然不供贡赋，中央政府经
费的开支遂全仰给于江淮。《通鉴》卷237元和二年条云：“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
。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九，县千四百五十三（《旧唐书》多“户二百四十四
万二百五十四”一句）。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
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胡注云：凤翔、鄜坊
、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皆被边，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
淄青皆藩镇世袭，故并不申户口，纳赋税），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
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一。天下兵
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
在此数”（《旧唐书》卷14）。由此可知，安史乱后中枢经费所以完全要倚赖南方的接济，
一方面固然由于北方地多为藩镇所据，他方面又由于在北边驻屯的重兵,把当地租税就近使
用，不复缴交中央的原故。

　　可是，运河的重要性虽因安史乱后关中政府对江淮物资需要的激增而特别增大，自天宝
末经肃宗时代（756-762）以至代宗初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它却完全不能发挥它的连系南
北的作用。因为安禄山于天宝末年在渔阳创乱以后，不久便派兵南下攻占各地，以致“东都
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其后政府虽因得到回纥兵马的帮助而收复洛阳，但到了“肃宗末
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河南商邱县南），淮运于是阻绝”。运河既因长期兵乱而无人过问
，自然要淤塞废弃而不便航运。代替这条水道而连结南北的交通线是汉水，可是，汉水虽然
可以代替运河来沟通南北，在航运方面却远不及后者那样安全和便利，而运输费用又远较后
者为大。可以断言，汉水代替运河来联系南北的程度，事实上非常有限，因为它有上述的种
种缺点，在运输量方面要大受限制，远不及从前运河那么多。

　　肃代间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既因运河的阻塞而不能和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的连系，
关中对于大量物资的需要便因江淮之不能充分供应而无从满足。故“自兵兴以来，凶荒相属
，京师米斛万钱，宫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榖挼穗，以供禁军”（《唐会要》卷
87）。

　　当战争尚未停止，中央政府因江淮物资不能藉运河大量运来而呈现出萧条黯淡的景象的
时候，在东战场方面却露出了一线的曙光。原来安禄山由河北南下的军队，除西向攻占长安
，南向经略襄邓以外，还沿著运河向东南侵略，有席卷江淮之势。假如他这个军事计划能够
成功，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便要整个动摇起来；当日大唐帝国所遇到的危机可谓十分严重。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张巡许远以一枝孤军来死守运道要冲的睢阳，却阻止住敌人的精锐
部队的南下，屏蔽住经济重心的江淮，无形中给后来运河的复航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张巡等的死守睢阳，不过奠定后来运河复航的基础。运河之恢复沟通南北的作用，却有
待于刘晏的努力。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刘晏即于代宗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763─4）就任
为转运使，把改革漕运的艰巨责任负担起来。鉴于过去大唐帝国因运河阻塞而蒙受到的损害
之大，他对于当日运河复航的必要有深刻的认识。

　　他认为当日帝国已衰的势运的挽回，关中人民赋税负担的减轻，及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
而残破的战区的复兴，都有待于运河的恢复航运，其需要的迫切是非常明显的。可是，运河
复航却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在当日战后凋零残破的环境中，运河之恢复大规模的转运，
要遇到四种不易克服的困难：第一，运河黄河间因为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数百里绝少人烟
，航运最为需要的劳力，供给至感困难；第二，运河河道因为过去长期阻断，很久没有疏浚
整治，以致渐渐淤塞而不便航运；第三，洛阳以西的黄河沿岸，早就没有军队驻防，盗贼横
行，航运者所遇到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最后，自江苏至潼关附近东西三千里的交通线上，
跋扈的军人每借口衣粮不足来掠夺转运的物资。总之，当日因转运江淮物资而发生的治水、
劳力和治安等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此外，河汴间亦因战争破坏而生的劳力供给的困难。

　　面对著当前漕运的困难和需要，刘晏开始他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第一步的工作为疏浚
运河的水道，以免因淤塞而不便航运。复次，当日运河黄河间既因战事影响而劳力供给锐减
，他遂开“始以盐利（政府因专卖食盐而得的利益）为漕佣”来另外雇人运输，而“不发丁
男，不劳郡县”。这对于过去“州县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的办法是一种很大的改革。
此外，为著要保障航运的安全，除由政府于运河沿岸分别派遣军队驻防外，他又把漕运船只
及人员组织起来，而以武职官吏负责护送和押运的责任。

　　除解决上述漕运的困难以外，他又积极的作种种改革的设施。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实
行裴耀卿时代的分段运输法，而加以改进。他“随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
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
入太仓”。按以前裴耀卿改革漕运时，规定江南各地的租船须一直经汴河驶往河阴，在那里
卸下物资，然后南返。如今刘晏鉴于江汴水力的不同，更把这一段路程细分为两节，而以扬
州为转运中心；由江南各地用船运来的物资，到了扬州便可卸下，再由那里另外用船经汴河
运往河阴。

　　复次，刘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又“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通
鉴》卷 226）。这些漕卒经过长期严格训练以后，“未十年，人人习河险”。至于航运所用
的船只，因为要适应各河流大小不同的水力，更是各有特殊的构造。例如在汴河航运的，是
“歇艎支江船”，共有二千艘，每艘载重一千石；在黄河上三门险滩时航运的，又是另外一
种船只，名叫“上门填阙船”（《新唐书》卷53）。此外，关于牵船所用的绳索，他也有很
好的打算。他“调巴、蜀、襄、汉麻枲竹筱为绹挽舟”。这些麻枲竹筱非常坚韧，当制为绳
索，供船夫拉纤之用的时候，自然可以避免像从前杨务廉时代那样动辄因绳断而“扑杀数十
人”的惨剧。由于以上的种种设施，当日船夫的驾驶技术自然非常熟练，船只的构造自然非
常坚固耐用，从而运输的效能也就可以充分发挥了。

　　刘改革漕运以后，不独运输效能因此增加，就是运输费也可以大为节省。在由江淮至长
安的漫长的交通线上，他尽可能的以水路代替陆路来运送物资，以便减轻运费。例如“故时
转运船由润州（今江苏镇江县）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
。” 其次，关于已经废坏的运输工具的处置，他又“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这也
可以减轻运输的成本。结果，除如上述由润州至扬子一段每斗减钱十五文以外， “繇扬州
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米斗减钱九十……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
，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新唐书》卷53）。

　　由于上述刘晏在漕运方面的种种改革，运河遂恢复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每年由江淮经
这条动脉北运的米粮，多时达一百一十万石左右，少时也有五十万石。这些米运到河阴以后
，除其中四十万石运往长安外，因为黄河每年通航的时间有限，其余一部份只好留贮于河阴
仓，一部份则运至陜州太原仓存贮，以备下年黄河春水初通而江淮米尚未到达时先运入关中
之用。当刘晏的第一批米运抵长安的时候，“天子（代宗）大悦，遣卫士以鼓吹迓东渭桥，
驰使劳曰：卿，朕酇侯（萧何）也！” （《新唐书》卷149）。

　　因安史之乱而长期阻塞的运河，虽然由于刘晏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我
们只要进一步的把当日运河的运输量和以前裴耀卿及韦坚时代的运输量比较一下，便可见这
时连系的程度已远不如以前那样密切，连系的规模也远不及以前那样庞大。上章曾说，裴耀
卿因改革漕运而由江淮运抵关中的米粮，三年内共七百万石；韦坚改革后，一年运入关中的
米粮，最高时竟达四百万石。可是，刘晏改革以后，每年由江淮经运河北运的米粮，最高时
不过一百一十万石，少时只有五十万石；而这些北运的米，又因黄河每年可航的时间不长，
只有四十万石运抵关中；其余须分别留贮于河阴及陜州的仓库。换句话说，刘晏时代每年由
运河运往关中的米，只有裴耀卿时代的六分之一，韦坚时代的十分之一。这种多寡悬殊的对
照，无形中告诉我们：安史乱后运河虽因刘晏的改革而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
心的南方连系起来，可是这种连系却不及以前开元天宝时代那样密切了。

　　不特如此，刘晏改革漕运后，运河河道虽然因疏浚而不淤塞，运输所需的劳力虽然因以
盐利为漕佣而得到供给，沿途治安虽然因军警的驻防和运输队的严密组织而得到保障，可是
，在当日战后安史余孽及其它武将仍拥重兵的新形势中，跋扈军人对于运河航运的阻扰却仍
旧没有办法解决。这实是刘晏在漕运改革方面的一个漏洞。因为这个漏洞的存在，此后运河
便常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充分发挥沟通南北的作用，以致连上述那种远较开元天宝时代
为小的运输量也不能顺利维持下去。

　　运道之大规模的蒙受阻扰，始于德宗建中二年（781-2）藩镇与中央政权的大冲突。是
年三月，中央政府鉴于河北山东等地藩镇的跋扈，在汴州筑城防御，是这次冲突的导火线。
冲突开始以后，李正己（据有淄青等州，即今山东各地）及田悦（据有魏博等州，即今河南
之河北，与山东之西部等），即以重兵集中于足以控制运河的徐州，并派兵驻屯于南北交通
要冲的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北二十里）和涡口（在今安徽怀远县东北），以阻止江淮运船的
北上。这条生命线的切断，对于当日以江淮财赋为经济基础的中央政权是一种很重大的威胁
，故德宗赶紧派遣在这一带地方威名卓著的张万福为濠州（按涡口在濠州之西）剌史，以便
相机武装护送运船来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其后到了是年十月，徐州（按埇桥在徐州之南）剌
史李洧以本州及埇桥归命中央，十一月中央军队大败淄青魏博兵于徐州，运道始复畅通无阻
。

　　当运河失去沟通南北的作用的时候，在帝国中枢方面又发生惊人的事变。因哥舒曜兵败
被围（为李希烈军队所围）于襄城（今河南襄城县）而前往增援的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
川县治）军队，路过长安，因政府只以“粝食菜啖”犒劳，愤而作乱，奉曾作他们统帅而早
已免职闲居的朱泚为帝。首都既为叛兵所占，德宗仓卒出幸奉天（今陜西干县治）。叛兵继
续前往围攻，中枢的形势至为危急。其后奉天之围虽因李怀光援兵的来临而解除，李怀光却
又因“军士禀赐不均”而跟著叛变，以致德宗被迫移驻陜南的梁州（今陜西南郑县治）。在
这个首都陷落，江淮物资因运河被切断而不能大量接济关中的时候，肩负收复首都重任的神
策行营节度使李晟，却因镇海军（治润州，即今江苏镇江县）节度使韩滉的武装护航而获得
军粮的供应。

　　因此，在当日运河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运往关中的时候，中央政府过的完全是艰难困苦
的日子。上面曾说，泾原及李怀光的军队所以叛变，主要由于待遇的不良；而待遇所以不良
，又由于中枢因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而起的财政困难。及德宗被迫移驻梁州的时候
，天气已经渐渐炎热，但因物资供给困难，军队尚未改换春服，德宗还穿著皮衣，李晟更只
好与士卒同甘共苦。其后长安虽然克复，可是因为运河尚未畅通，江淮物资还不能大量运到
，再加以关中又因兵燹和旱蝗而农产歉收，关中遂发生非常严重的粮食恐慌。这种粮食恐慌
的严重程度，几乎要令到中央政权整个动摇起来；因为在当日空前饥馑的情形下，一般老百
姓固然要沦为饿殍，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固然要节食减膳，就是禁军也要因食粮缺乏而
怨声载道，以致引起德宗的忧虑。由此可知，当日中央政权因运河被切断而遇到的危机是很
严重的。

　　鉴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领略到的痛苦的经验，唐代政府自贞元初年以后遂努力于运河
交通线的控制，以免再蹈从前的覆辙。依照过去的经验，最能控制运河的交通，同时又曾被
敌人占领以致运河无法航运的地方，共有两个，即徐州和汴州。徐州南有埇桥，为运河交通
的要冲，从前李正己及李纳两父子即以兵驻在这里来断绝运河的交通。汴州前后为李灵耀及
李希烈所据，运河的航运也因此而受到很大的障碍。接受这许多事实的教训以后，政府遂在
这两个地方配置人数众多的劲兵来防卫，选择精明强干的官员来治理。例如在徐州方面，以
老诚练达的张建封代替年少不习事的高明应来作长官；在汴州方面，则由有收复汴州之功的
刘玄佐来当节度使。

　　可是，一种政策的实施，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利弊。为著要防范跋扈的藩镇来切断运河
的交通线，政府在徐汴二州配备重兵，用意固然非常之好；但当这些地方配置好大批精锐部
队以后，因为距离长安较远，中央政府不易控制，便常常因兵精将悍而发生变乱（其中尤以
更易统帅为甚），以致运河航运常常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失。就中汴州一地，自贞元八年刘
玄佐死后，直至贞元十五年，前后总共不过八年，便发生五次大规模的兵乱。当叛乱发生的
时候，由运河向北输送的物资常被乱兵大量抢劫而去，有时甚至因此而断绝航运。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安史乱后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
实在远不及过去那样密切。当安史乱时，运河北段及运河与长安间的地方，为敌人占领，运
河因不能航运而渐渐淤塞。其后叛乱平服，经刘晏改革以后，运河又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
可是连系的程度却比开元天宝时代松懈得多，因为此后运河的运输量要远较开元天宝时代为
小了。而且，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虽然颇为完备，可是对于阻扰运河交通的跋扈的军人，因
为是在当日战后的新形势中产生出来的，他却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是他的漕运改革的一大漏
洞。因为有这个漏洞，自此以后，就是连那种远较盛唐时代为小的运输量，运河也不容易长
期维持下去。说到跋扈军人对于漕运的阻扰，在代宗时代已经开始，到了德宗时代闹得更为
利害。建中年间中央与藩镇间接连不断的冲突，运河的交通线常被藩镇切断，以致南方出产
的物资不能大量输送到北方去。位于关中的中央政府，既然因运河的切断而不能得到江淮物
资的充份供应，便要因财政艰窘和粮食恐慌而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后来虽随著
运河的重新打通而平安渡过，可是此后运河航运仍不断的遭受跋扈军人的阻扰。因为政府鉴
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感受到的痛苦，于运河重新打通后便在足以控制运河交通线的徐州和
汴州配置重兵，以免再受藩镇的侵略；可是这两地距离中央很远，在那里配置好的劲兵每因
中央政府的不易控制而时常发生变乱，以致危害到运河航运的安全。总之，安史乱后的运河
虽然跟著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由于战后形势的特殊，它这种作
用每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尽量发挥，从而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军事政治
重心的关中不能常藉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连系的结果，这个大一统的帝
国便渐因不能真正统一而力量锐减，从而此后她的势运便渐渐走向下坡，而不能恢复开元天
宝时代的光荣了。

　　最后，读者或不免要问：自高宗以后直至玄宗上半期，关中也常常发生粮食恐慌，但当
日政府只要暂时移驻洛阳，危机便可平安渡过，为什么安史乱后政府不仿效这个办法呢？为
著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须把这前后两个时期关中粮食恐慌或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一下。前
一时期关中所以常因物资供需悬殊而发生恐慌，主要由于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故政府只
要迁往江淮物资较易到达的洛阳，当日的军事政治重心便可因洛阳的媒介而与经济重心取得
密切的连系。因为有这种密切的连系，故当日大一统的帝国仍是真正的统一，从而大体上仍
能把太宗以来帝国的威望继续保持下去。至于后一时期关中所以发生粮食恐慌，主因不是洛
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而是运河原来的运输效能之不能充份发挥。运河交通既因常受阻扰而
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北运，政府就是像以前那样移驻洛阳，也不能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何
况安史乱后的洛阳，又因经过兵燹之大规模的破坏，其本身及附近残破已极，无以“奉万乘
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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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与小鸟》，法国1979年动画片，根据安徒生《牧羊女和扫烟筒的少年》改编。      
国王语录：（你不是答应给他们自由吗？）干苦工我的美人，干苦工就是自由。          
小鸟语录：（为什么地球是圆的？）因为它在转，（为什么它在转？）因为它是圆的。    
你们别慌，要是遇到为难的事就喊我，我会来帮助你们的，（那我们怎么喊你呢）你们就喊“小鸟”，我就会来的。
出于礼貌，我对他们说“祝你们胃口好”。哎呦说漏嘴了，快来个欢乐的曲子，要不它们会把他吞了。
别怕，孩子们，爸爸是懂技术的。我早说过孩子们，只要爸爸一动手，都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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