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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战后美国电影面临挑战[下]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un Apr 20 03:07:03 2003) , 转信
当时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巨大影响力就在于它的场景拍摄的简洁与直接,这与
好莱坞的宏伟的人工的雕塑迥然不同。好莱坞电影对于人的行为的刻画与意大利战后电影
也不同,形成对照。战后,好莱坞的电影艺术家们企图在电影中描述人类的一些根本性的
问题,如反犹主义和种族的问题。这类电影包括《君子协定》(1947),《尘土的侵入者
》(1948)和《粉红色》(1949)。然而,好莱坞电影艺术家产习惯于试图将他们人物描
写的公式与复杂的社会与心理主题结合在一起。他们人物的刻画、情节与场景总是给人一
种人工雕塑的感觉。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如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1948)
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人性的与社会的真实性。这些外国电影都对好莱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50年代初期,美国观众对英国和外国影片反应十分强烈,于是,便产生了分别顺应
观众趣味的电影院。研究人员根据研究成果认为,美国电影公司因为为了顺应广大电影观
众的趣味,永远不可能制作出艺术上有价值的电影来。创办顺应不同观众趣味的电影院是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于是,出现了专门放映外国艺术影片的所谓“艺术电影院”。
它们一般分布于大学城和小镇周围。在艺术电影院,在50年代首次放映了雷诺阿(Jean Re
noir)30年代导演的伟大作品《幻灭》(1937)和《游戏规则》(1939),约克斯·塔蒂的
喜剧《于洛先生的假日》(1953),费利尼的《道路》(1954)和英格玛·伯格曼的《第
七封印》(1957)。这些外国艺术影片吸引了美国大学生和知识群体。进口的影片使他们
确信,只有欧洲的电影才富有艺术性。
在战后,美国原来的电影公司制衰败了,制片的主导权不再操在电影公司的手里。制
作电影犹如制作舞台剧一样。制片人专事销售某一部影片,而不是象以前那样,一揽子推
销一年的产品。好莱坞的影片制作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独立的制片人选定布景、演员和
导演,从事筹款,管理影片的发行与销售。制片人制作电影,而不再是电影公司制作电影
了。制片人不再有长期的演员、剧作家和技术人员,而只是为一部特定的电影组建班子,
电影拍完,班子即散。独立的制片为每一部电影得到商业回报绞尽脑汁,着意寻求每一部
影片的稳定的、可预期的生产价值。他们发现最有可靠收益的影片要么是昂贵的制作影片
,要么是低投资的廉价影片。大制作影片可以通过广泛的广告宣传和抬高票价获得收益。
大制作影片有《法袍,俄克拉何马!》,《十诫》,《桂河大桥》,《斯巴达克思》。即
使惯于拍动作片的霍华德·霍克斯和尼古拉斯·雷也拍了大制作影片《法老们的大地》(
1955)和《王中王》(1961)。在50年代好莱坞也拍摄了低成本的影片《我是狼少年》、
《赫尔克里斯》、《不是地球所有的》、《少年犯监狱骚乱》。美国国际电影制片公司在
许多电影公司垮台10年之后成立,专事拍摄低成本的少年题材电影,如恐怖片,科幻片,
摇滚片,少年犯罪,海滩聚会,等等。这些电影在两个星期之内花费25万美元就可以拍成
。约瑟夫·E·莱文依靠史蒂夫·里夫斯和一批意大利演员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他花费
低于15万美元的成本在意大利拍片,然后在美国译成英文。罗杰·科尔曼扩大了他的商业
王国。低成本电影通过两星期在社区影剧院和汽车电影院全面播映可以收回投资。
由于主要的电影制片人在制作电影时缺乏大批有才能的剧作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
靠改编流行小说。既然流行小说吸引了大量的读者,用艺术手法改编成电影后也可以吸引
大批的观众。他们改编了《凯隐号哗变》、《出国记》、《从这里到永恒》、《我漂亮的
夫人》、《青春的甜蜜的鸟》、《茶与怜悯》,等。皮埃尔·切纳尔导演了里查德·赖特
的《土生子》。作家赖特亲自参与了电影改编。
因为小说和戏剧在习惯上较少在性与道德问题上受到限制,美国官方在言论自由的宪
政原则下对小说和戏剧控制一贯较为松弛。因此,改编现成的小说与戏剧必然给美国电影
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同时,由于对电视道德与性的问题的控制甚于电影,因此,受改编
清新之风影响的影片可以向观众提供更为坦率的、更适合已婚成年的娱乐,将流失的观众
从电视机前找回来,如《佩顿广场》、《从这里到永恒》、《冲动》、《劝说与顺应》、
《洛丽泰》和《8号奶油地》。这些影片描述私通和同性恋,对于电影与电视的竞争,可以
助一臂之力。战后的好莱坞不仅遇到了来自电视和外国电影艺术的挑战,而且还经历了50
年代麦卡锡时代非美活动委员会不小的冲击。这种冲击不啻对好莱坞的艺术造成极大的伤
害。战后,在世界上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峙
。这种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峙在美国国内孕育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畏惧的心态。由于美国
电影机构在战时反纳粹的斗争中极为积极,拍摄了许多著名的战时记录片,如弗兰克·卡
普拉的《我们为什么战斗》(1942—45),福特的《中途岛之战》(1942),福特和托兰
的《12月7日》(1943),怀勒的《孟菲斯美女》,休斯顿的《圣皮埃特罗之战》(1945)
,迪斯尼的《空战之捷》(1943),由于在好莱坞聚集了那么多同情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
犹太电影剧作家和制片人,这一切引起了美国政界中极右翼分子的猜疑。他们对好莱坞的
政治与社会立场表示怀疑,认为在好莱坞娱乐网中隐藏着颠覆性的亲共产主义分子。美国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在1947年10月18日举行听证会,调查共产主义对美国电影的渗透。
在听证会上,39个证人出庭作证,但有10人(8位作家、一位电影制片人兼作家和一位导演
)拒绝作证他们到底是否是共产党人。由此,产生了著名的“好莱坞10人”:电影剧作家
阿尔瓦·贝西,莱斯特·科尔,小林·拉德纳,约翰·霍华德·劳森,艾伯特·马尔茨,
塞缪尔·奥尼兹,多尔顿·特朗博;导演爱德华·德米特里克;作家、制片人阿德里安·
斯科特;导演、制片人赫伯特·J·比勃曼。他们指控非美活动委员会违反权利法案,而非
美活动委员会则控告他们蔑视国会。这时,好莱坞顺应非美活动委员会,拟定了一张黑名
单,被怀疑为共产份子的人将不被允许在好莱坞工作。好莱坞10人申诉无效,被判监禁1年
。在1951—1952年第二轮国会听证会上,连署人有两个抉择:如果他们承认曾加入共产党
,他们必须供出所有的有关联系人,否则将以蔑视国会罪被判1年徒刑;要不据宪法第5条
修正案拒绝回答任何提问,但将被好莱坞开除。在调查起始的时候,美国电影从业人员中
有人对国家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表示愤慨。如吉恩·凯利、劳伦·巴考尔、汉弗莱·博加特
、丹尼·凯出面呼吁停止这种不负责任的指控。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发表
了“沃尔道夫声明”。在这个声明中,50名电影制片厂总裁保证不任用任何政治上危险的
或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好莱坞拟定了一份包括212人的黑名单。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使
好莱坞许多有才能的导演和编剧噤若寒蝉,不敢表述新的思想,只满足于拍摄一般性的故
事片。即使《黄金时代》(1946)这样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作品也受到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怀
疑。自由主义者成为了一个禁忌的词。庸俗低下之作充斥了电影市场。为了迎合非美活动
委员会,建立自己的政治声誉,好莱坞拍了几部明显反共的片子,如《铁幕》(1948)、
《红色威胁》(1949)和《红色的多瑙河》(1949)。这些电影制作粗糙,表演低劣。有
些上了黑名单的剧作家以假名在好莱坞找到了工作。1953年,3名上了好莱坞黑名单的知识
分子,剧作家迈克尔·威尔逊,导演赫伯特·比勃曼和制片人保罗·贾里科在墨西哥独立
拍摄了《社会中坚》。《社会中坚》由威尔逊编剧,比勃曼导演,贾里科制片。电影描述
一场为时1年的矿工工人罢工的事件。许多罢工工人参加了影片的拍摄。上了黑名单的罗萨
拉·雷维尔塔斯和业余演员胡安·查康扮演一对为人的尊严与平等而斗争的夫妇。在这部
电影中,矿工们不再虐待他们的妻子,而团结一心的矿工们终于赢得了罢工的胜利。影片
没有在美国本土发行,却获得了西欧和东欧的奖状。在60和70年代美国校园的动乱中,这
部电影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一跃而成为经典性作品。
非美活动委员会对好莱坞的调查和好莱坞的黑名单,使好莱坞的声誉大降,美国极端
右翼拒绝发行好莱坞的电影。这对好莱坞的打击极大,大大损害了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同
时摧毁了它的商业利益。好莱坞最大的电影公司如MGM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受到的冲击最为
严重。奥托·普雷明格在与好莱坞黑名单的斗争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雇佣了上了黑
名单的多尔顿·特朗博用他的名义创作《出国记》(1960)电影剧本。几乎同时,柯克·
道格拉斯雇佣他来写作《斯巴达克思》(1960)剧本。两部电影几乎同时上映,打破了好
莱坞的黑名单控制。在黑名单时期,特朗博创作了《手枪疯狂》(1950)、《罗马假日》
(1953)、《勇敢的人》(1956)。后两部获奥斯卡电影剧本奖。而其他上了黑名单的作
家再度从影就要晚多了。林·拉德纳1965年才创作《辛辛那提孩子》,1970年以《M*A*S*
H》大震声名。迈克尔·威尔逊在他死后才披露《友好的规劝》(1956)、《桂河大桥》(
1957)和《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是他创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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