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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ogcat (评论员), 信区: Philosophy
标题: 休谟自传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Jun 7 10:16:53 2001) , 转信

休谟自传
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得太多了，总是免不了
有追求虚荣之嫌，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
我擅自来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
字所包含的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而
且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的。此外，我的大
部分著作的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
我是在１７１１年旧历４月２６日（译者按：１８世纪旧历比
新历早１１天）在爱丁堡出生的。我的家世不论在父系方面或
母系方面都是名门。我父亲的家属是何硬爵，或休谟伯爵
家属的一支；至于我的祖先们，则历代以来曾经领有过我兄
弟所领有的那些产业。我的母亲是发尔康诺爵士的女儿（发
尔康诺是民事最高法院的院长），她的兄弟曾世袭了赫尔克顿
勋爵的名号。
不过我的家属并不是富裕的；而且我在兄弟行中既是最
小的，所以按照我们乡土的习俗，我的遗产自然是微乎其微
的。我父亲算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当我还是婴孩时，他就死
了。他留下我和一个长兄，一个姊妹，让我母亲来照管我们。
我母亲是一位特别有德行的人，她虽然年轻而且美丽，可是
她仍能尽全力于教养子女。我受过普通一般的教育，成绩颇佳。在很早的时候，我就被
爱好文学的热情所支配，这种热
情是我一生的主要情感，而且是我的快乐的无尽宝藏。我因
为好学、沈静而勤勉，所以众人都想，法律才是我的适当的
行业。不过除了哲学和一般学问的钻研而外，我对任何东西
都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嫌恶。因此，当他们以为我正在披阅
屋埃特（Ｖｏｅｔ）和维尼乌斯（Ｖｉｎｎｉｕｓ）的时候，我实际在暗
中是贪读西塞罗（Ｃｉｃｅｒｏ）和维琪尔（Ｖｉｒｇｉｌ）诸位作家。
不过我的微薄的家资实在不适宜于这种生活的安排，而
且我的健康也因为勤勉用功的原故，略为衰弱了，因而我就
有意（或者说被迫）来略为试试身手，以求进入一个较活动
的生涯中。在１７３４年，我曾带了几封介绍信到鲁斯陶去找
几位驰名的商人。不过几个月后，我就觉得那种生涯完全不
合我的脾胃。我于是到了法兰西，打算在乡下隐居，从事研
读。我在那里就奠定了我一生的大计，那个大计我一直不懈
地追求下去，结果也算符了所望。我那时决意力求节省，以
弥补资产的不足，以维持我的独立生活。除了在文学中培养
我的才能，我并且决心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可鄙弃的。
在我隐居法国时（最初在罗姆，不过大部分却在安如郡
的拉福来舍），我就写了我的《人性论》（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of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在法国舒适地过了３年之后，我就在１７３７年返回伦
敦，在１７３８年末，印行了我的《人性论》，于是我就立刻去
看望我母亲和我的长兄。我的长兄住在他的乡下故居，很贤
明地努力增加他的家产进益，颇为成功。
任何文学的企图都不及我的《人性论》那样不幸。它从
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它无声无臭的，甚至在热狂者中也
不曾刺激起一次怨言来。不过我的天性原是愉快的、乐观的，
所以在受了打击之后不久就恢复了常态，而且在乡间热烈地
从事研读。在１７４２年我在爱丁堡印行了我的《论说》的第一
部分。这部著作颇受人欢迎，所以不久我就完全忘了从前的
挫折。我和我的母亲及长兄继续待在乡间，并且在那时候，重
新温习希腊文——这在我幼年是过分忽略了的。
在１７４５年，我接到安南戴尔侯爵的一封信，请我到英格
兰和他一块住去。我后来知道那位青年贵族的朋友和家属，都
愿意让他受我的照顾和指导，因为他的心理和健康的情况都
需要如此做。我和他在一块待了１２个月。我在那个时期中的
任务把我的少量的资产大为增益了。此后我就又受了圣克莱
尔将军的邀请，伴他并给他的远征团当秘书。那个远征团本
来打算要去加拿大，但是结果却侵入了法国的海岸。又一年
（１７４７），那位将军到维也纳和杜林的宫廷，去做军事使节。他
邀请我伴他去，仍然做秘书。我于是穿着一个武官的制服，以
副官资格被介绍到那些宫廷里；和我同去的有埃尔斯金爵士
和陆军大尉格伦特——即现在的格伦特将军。我一生中只在
这两年中间中断了我的读书生活。我那时日子过得很舒服，而
且往来的也都是上流人。我因为有这个官职，并且力事节省，
所以就能达到在我认为是可以独立为生的一种资产——虽然
我在这样说时，我的大多数朋友们多爱笑我。总而言之，我
在此时差不多拥有了１，０００镑。
我一向总想，我在印行了《人性论》之后，所以遭了失
败，多半由于叙述的不当，而不完全是由于意见的不妥，而
且我之仓卒付印，乃是最鲁莽的一件事。因此，我就把那部
书的第一部分重新改写了，写出《人类理解研究》来。这部
新书是当我在杜林时出版的。不过这部书在一开始比《人性
论》也并不怎么成功。在我由意大利归来以后，我看到全英
国都对米德列顿博士（Ｄｒ．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的《自由研究》
发生了热狂，但是我的作品却完全被人忽略了。这
是使我大为丧气的。我早先在伦敦所印的那些道德的和政治
的论文，到此时我又重新印出来，不过也并不受人欢迎。
我的天性的中和力量，使这些失意事对我几乎不留什么
印象。我在１７４９年回家去，和我的长兄在他的乡舍中住了两
年，因为我的母亲在此时已经去世了。我在那里写了我的
《论说》的第二部分，给它起名为《政治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ｅｓ）；此外又写了《道德原则研究》（Ｉｎｑｕｉｒ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of Ｍｏｒａｌｓ）；这是我重新改写过的《人性论》的另
一部分。在这时候，我的书商米拉尔通知我说，我先前的出
版物（除了那个不幸的《人性论》）已经逐渐成为谈论的资料；
销行的数目也逐渐多起来，而且社会还需要再版。牧师们和
主教们的答复一年中有了二三次，而且我根据渥尔伯顿（Ｄｒ．
Ｗａｒｂｕｒｔｏｎ）的嘲骂，看到那些书在有体面的人们中间也逐渐
被重视起来。但是我曾下了决心，不答复任何人，而且我这
种决心也算维持到底。我的脾气既不易发怒，所以我就容易
摆脱开一切文字的争论。这些可以表示我声誉鹊起的征候，很
鼓励了我，因为我一向看事物总爱看乐观的一面，而不爱看
悲观的一面。我想一个人有了这种心境，比生在每年有万镑
收入的家里，还要幸福。
在１７５１年我从乡下搬到城市——正是文人的真正舞台。
在１７５２年，我曾一度住在爱丁堡，在那里印行了我的《政治
论》。在我的作品中，只有这一种是在出版之初就成功的。在
国内和国外，人们都很欢迎它。同年又在伦敦印行了《道德
原则研究》，这部书在我看来（我自然是不该自行判断的），在
我的一切著作中（不论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是无双的。
但是它出版以后，却没人注意，没人理会。
１７５２年，苏格兰辩护士协会（Eａｃｕｌｔｙ of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选
我为他们的图书馆员，这个职务给我的薪俸很少，不过它却
使我可以任意利用一个大图书馆。于是我就拟了一个计划，来
写一部《英国史》。不过要继续叙述１，７００年的时期，想起来就令人害怕，所以我
就从斯屠渥特家的那位起首；我以为
在那个时候，政党的播是弄非，颠倒黑白，才初次出现了。我
承认，我当时对于此书的成功，颇抱乐观。我曾想，历史家
而能把现世的权力、利益和权威，以及一般成见的呼声，都
弃而不顾的，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历史这个题材既然适合于
任何才干，所以我也期望得到相当的赞赏。不过我受的挫折
却也太可怜。人们都攻击我，向我发出责斥、非难甚至厌恶
的呼声来。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民权党、王党、
教会中人、各派中人、自由思想者、宗教家、爱国者、宫廷
中人，都一致愤怒我这个人，因为我擅敢对查利一世和斯特
洛浦伯爵的命运，洒一掬同情之泪。当他们的怒潮的狂澜过
去以后，更令人丧气的，乃是那部书似乎已被世人置之度外
了。米拉尔先生告我说，在一年之内，他只卖了四十五部书。
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我实在也不曾听说有一个显贵
或文豪能容忍我的书。不过英格兰大主教海林博士和爱尔兰
大主教斯顿博士却似乎是两个凤毛麟角的例外。这两位主教
曾经分别传言给我，嘱我不要气馁。
不过我不得不说，我终究气馁了。当时若不是因为法国
和英国发生战争，而我一定退休到法国的几个省市去，变换
姓名，再不回到我的故乡。不过这个计划在当时既然不甚合
乎实际，而且以后的卷帙也大有进步，所以我又决心鼓起勇
气，努力精进。
在此时期，我在伦敦印行了我的《宗教的自然史》（ＮａｔｕA
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of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以及别的一些小书。它虽发表于世，
却是无声无臭，只有虎尔德博士（Ｄｒ．Ｈｕｒｄ）写了一个短册
来攻击它，它的小册富有渥尔伯顿学派（Ｗａｒｂｕｒｔｏｎ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所特有的征候：偏狭、急躁、粗暴、漫骂。这个小册
颇有几分安慰了我的著作在别方面所受的冷淡待遇。
１７５６年，在第一册出版之后２年，我的《英国史》的第
二册又出版了，这一册包括了由查理一世之死到革命时期的
那一段。这次作品却没有引起民权党人那样的不快来，而且
也比前一册较受人欢迎。它不仅把它自己的地位提高，而且
间接地使它的不幸的兄弟也抬起头来。
不过我虽然凭经验知道，民权党有权力在政治和文学方
面赏赐一切位置，可是我仍然不愿意屈服于他们那种无意义
的喧嚷，所以我在前两个斯冷特朝代方面，虽然因为继续
研读和沉思的结果，使我改动了百余处，可是我所改动的地
方总是偏向着王党一方面的。真的，要认为那时以前的英国
宪法是一个拥护自由的正式方案，那是很可笑的。
在１７５９年，我印行了我的屠陶家（Ｔｕｄｏｒ）的历史。人
们对这一部书所吐露的喧声，也差不多等于对前两个斯屠渥
特的历史所表示的。伊丽莎白朝代史是特别令人生厌的。不
过我这时候对于一般愚人的印象，是处之泰然的。因而我仍
在爱丁堡的隐遁处恬然自足地来完成《英国史》的较早的一
部分。书共两卷，我在１７６１年把它出版，所得到的只有一点
勉强说得过去的成功。
不过我的著作虽然遭受了这样狂风暴雨，可是它们仍然
进行得很顺利，因而书商所给我的版税竟然大大超过了英国
向来所有的版税。因此，我不只成了经济独立的，而且成了
富裕的。我于是退休到苏格兰故乡，决意不再出世；那时因
为自己不曾拜谒过一个伟人，甚至也不曾邀好于任何权贵，所
以自己颇为自得，并愿借隐居把这种自得之乐维持下去。现
在我既然五十转了弯，所以自己打算在这种哲学的生涯中度
过自己的余生。不过在１７６３年时，我却接到素昧平生的海尔
蒲（Ｈｅｒeｏｒｄ）伯爵的招请，让我陪他到巴黎赴任大使，而且
他允许我不久就可以任命为使馆秘书；同时，我实际上执行
的也是秘书之职。这个建议虽然富有引诱力，我在起初却辞
谢了。一则因为我不乐意和权贵打交道，二则因为我恐怕巴
黎的礼让文雅、繁华都丽的社会，也不宜于我这样年纪和性
格的人。不过那位伯爵既然再度敦请，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
提议。就快乐讲，就利益讲，我和那位贵族相处，是幸福的
一件事。就是后来和他的兄弟康威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ｗａｙ）相
处，也是很幸福的。
人们如果没有见过风尚的奇特之力，那他们永不会想像
我在巴黎从各种阶级各种地位的男男女女受到什么款待。我
愈回避他们那过度的礼让谦恭，他们愈对我表示礼让谦恭。不
过在巴黎住，也能得到一种真正的满意，因为那个城中富有
聪明、睿智而文雅的人们，那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的。我
有一度还打算终身定居在那里。
我以后就被任命为使馆秘书。在１７６５年夏天，海尔浦伯
爵离开了我，因为他已经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我做了代理
公使，一直等雷池门（Ｒｉｃｈｍｏｎｄ）公爵到那一年底来到以后
才罢。在１７６６年初，我离开巴黎，夏天又到了爱丁堡，我去
那里的意思仍和先前一样，仍是打算让自己隐居在一个哲学
的隐遁处。我返回那个地方时，比我离开它的时候，虽然不
能说是更为豪富了，可是因为海尔浦的友谊，我却有了较多
的钱，较大的进款。那时我正打算试试，多余的家资会发生
什么结果，一如我在先前试验我的小康时那样。但是在１７６７
年，我又接到康威先生的邀请，让我做次官去。因为那位先
生的人格和我同海尔浦伯爵的关系，使我不能辞去那种的邀
请。后来我返回爱丁堡，很是富裕（因为我每年有１，０００镑
的收入）、健壮，而且虽然年迈，还希望久享清福，并看着自
己声名日起。
在１７７５年春天，我患了肠胃症，那种症候在一开始并不
曾使我惊恐，不过我想它嗣后却成了致命的、无法治疗的病
症。现在我料想死亡是很快的了。我倒没有因为我的疾病受
了什么痛苦；更奇怪的是，我的身体虽然很衰了，可是我的
精神从没有一刻消沉。因此，假若我要指出我一生中哪一个
时期，是我愿意重来过一次的话，我一定会挑出这后一个时
起来。我的研读仍如一向那样热烈，我的谈笑仍如一向那样
快活。而且我想，一个人已经到了６５岁，就是死了，也只是
截去不多几年患疾的光景。而且我虽然看到，有许多征象，预
示我的文名终究会显耀起来，可是我知道我也只有不多几年
来享受它。我到此时对于生命算是最无牵挂的了。
现在我可以回顾一下我的性格，结束此文。我的为人，或
者宁可说，我从前的为人（因为我现在说到自己时，应该用
这种过去说法；这样一来，倒使我鼓起勇起来，吐露自己的
意见），和平而能自制，坦白而又和蔼，愉快而善与人亲昵，
最不易发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我虽是最
爱文名，可是这种得势的情感也并不曾使我辛酸，虽然我也
遭遇过几度挫折。青年人和不自检束的人也乐与我相处，正
如勤恳的人和致力文艺的人乐与我相处似的。我因为与谦抑
的女子相处，觉得特别快乐，所以她们待我也很好，使我没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总而言之，许多人虽然在别的方面都
超卓，可是也往往遇到人的诽谤，致使自己不悦。至于我，则
不曾被诽谤的毒齿所啮、所触。我虽然置身于各政党和各教
派的狂怒之下，可是因为我对他们平素的忿怨处之泰然，他
们反似乎失掉了武器。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遇见任何机会，来
给我的品格和行为的某些地方辩护。热狂的信徒们非不愿意
捏造并传播不利于我的故事，但是他们从来找不出令人可以
有几分相信的事实来。我并不是说，我对我自己所写的这种
安葬演说中没有任何虚荣心在内，不过我希望，我这种虚荣
心并没有错置了。这是一件容易弄明，容易稽查的事实。
１７７６年４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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