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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nderson (危峦快剑), 信区: Reading
标  题: 写在人生边上（钱钟书）（完）
发信站: 紫 丁 香 (Tue May 12 20:53:07 1998), 转信

论文人 

文人是可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 
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 
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儿，这 
还算不得识时物的俊杰么？ 

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 
，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 
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 
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 
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 
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讲到有用，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废物利用 
，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象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 
们对于牙刷、毛厕之类，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 
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对着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 
不如，你说可怜不可怜？对于有用人物，我们不妨也给予一个名目，以便和文人分 
别。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洽对得 
过文人两字。这样简洁混成的名词，不该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并且 
，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充满了民主的平等精神，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 
们共顶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美国有位 
总统听说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 
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 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仆人叫“ 
用人兄弟”(Ｆｒèｒｅｓ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总统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 
Papa)，在欧美都和用人连带称呼，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以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记》载帝 
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 
？”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 
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那两句，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 
有味。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排斥诗人文人，哪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柏拉图富 
有诗情，汉高祖曾发诗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更何况那些 
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Po sophobie)。 
病原如是：财主偶尔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 
又非账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 
，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成变态。其时此症不但来源奇 
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 
。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 
法炮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至 
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 
赘述。 

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却不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 
成章(Lisp in numbers),白居易生识之无，此类不可救药的先天文人毕竟是少数。 
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 
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 
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 
邻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 
是从来没有的。至傻极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搞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 
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悲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 
仰和爱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扬雄在《法言》里就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可 
见他宁做壮丁，不做文人。因此，我们看见一个特殊现象：一切学者无不威风凛凛 
，神气活现，对于自己所学科目，带吹带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们怀着鬼 
胎，赔了笑脸，抱愧无穷，即使偶尔吹牛，谈谈“国难文学”、“宣传武器”等等 
，也好像水浸湿的皮鼓，敲擂不响。歌德不作爱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 
(Gespraceche mit 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能坐在书房 
里呐喊做战歌。(Kriegslieder schreiben und in Zimmer siteenl)。少数文人在 
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 
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 
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 

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莱尔在《 
英雄崇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只想充当英雄，希望 
变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称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夸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 
那就是有志上进了。有志上进是该嘉奖的。有志上进，表示对于现实地位的不满足 
和羞耻。知耻近乎勇。勇是该鼓励的，何况在这个时期？ 
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 






再版后记 

五十年是千年历史上短暂的一瞬，是匆促人生里悠长的岁月。这本关于人生的 
小册子，在它年已半百时再版，无疑标志着历史的“公平清楚”以及人生的“意味 
深永”。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钟书先生的第一个集子，由杨绛女士（即赠书页所说“ 
季康”）编定，上海开明书店一九四一年初版，一九八二年福建人民出版公司纳入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一九八八年台北书林出版公司又收载《钱钟书作品集 
》。但是，其总印数不过几千册，在国内第一流图书馆，收存者也寥寥无几，更不 
必说读者、研究者对它可望而不可得。 
筹办此书再版的过程，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是钱钟书先生本人。他不爱自己的 
少作，更不愿改头换面来重写，也怀疑它有再版的价值。经我们反复说明了读者的 
实际需求、特别是几个印本的误漏情况之后，先生无可奈何地表示：第一不再为此 
书重写序跋或进行改动；第二全部稿费赠与使用计算机为这本书制字、排版和印刷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计算机室的同志们，以助其事业的发展。 
本书以钱先生修改过的一九八二年版为基础，由杨润时、乐贵明负责校核。 
当我们以此书奉献于读者和研究者时，恰逢钱钟书先生八十华诞，我们也以此 
表示对这位作家的学者敬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零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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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英输入本书正文，金颂校对并输入序及后记。 
song@iso.iso.uniba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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