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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ark (大漠孤烟), 信区: Reading
标  题: 天葬--西藏的命运16(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1月08日09:56:31 星期一),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 原文由 sssss 所发表 】
3、政权异质化
1959年达赖出走后，中共在西藏建立了绝对"同质"的政权。其"同质"的标志是汉人官员
占多数且为主导，处于辅助地位的藏人官员也对北京唯命是从。中共对西藏的统治在那
时达到空前的巩固。邓小平时代，西藏政权进入"异质化"过程，目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
转变为"异质"政权。
所谓的"异质"，并非是说西藏建立了另一套权力体系，而是在相同的外表之下，西藏地
方政权的本质，已经转变为地方化和民族化的性质。这方面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在政权
组成中，汉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作用上都大幅度下降。
西藏干部的构成变化如下表 :
年份
合计
汉族 少数民族 汉族占干部总数百分比
1951 2200 2000 200 90.9%
1958 8967 6200 2767 69.1%
1965 22818 15210 7608 66.7%
1978 44986 24963 20023 55.5%
1980 59780 32498 27210 54.4%
1992 58643 17958 40685 30.6%
1993 60365 17923 42442 29.7%
注：少数民族干部中藏族干部占98%
可以看出，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汉人干部所占的比例在百分之六十左右，而到了九十
年代下降了将近一半，在干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降到三分之一以下。
数量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质量和效率的下降。由于在西藏工作时间较长的汉人官员大都
调回中国内地，剩下的汉人大都年轻无权 ，与过去汉人干部在政权里发挥的作用没法相
比。另外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丧失，汉人官员已失去当年的献身精神，效率大大下降
。如果把这个因素也换算进来，汉人在西藏政权中所占的比重就得再打折扣。
另外，数量本已大大减少的汉人干部，却越来越集中到西藏几个中心城镇，被形容为典
型的"头重脚轻"。仅在拉萨的汉人干部就超过一万人以上，占西藏汉人干部总数的百分
之六十多。另有四千左右汉族干部在西藏地一级党政机关（也在中心城镇），只有约二
千五百人在县级政权。而西藏所有乡级政权，已经没有一个汉人干部。对比毛泽东时代
每个乡至少都有几个汉人干部、每个县城都有数百汉人干部（现在一般只有几十人）的
状况，更可以看出汉人在西藏政权中的衰落。
虽然目前西藏政权内的汉人官员还有上千 ，远远多于驻藏大臣时代的几十个中国人，但
是由于"无人进藏"重新成为问题，在藏汉人人心思走，工作敷衍塞责，不下基层，在藏
族老百姓的眼中，他们就好像流水，来来去去，几年一换，藏人官员却像不动的石头 。
且不说民族感情，仅从功利角度，藏人也不会选择汉官为靠山。这种结果更加强了西藏
政权──尤其是基层政权──的实权被藏人官员掌握。
藏人掌握实权并不是政权"异质"的关键，重要的是掌权的藏人官员忠诚于谁。毛泽东主
义的破产使中共已经没有能够"降伏"藏人官员的意识形态，他们虽然吃着北京的俸禄，
内心世界已经完全回归本民族。藏民族全民信教，藏人官员既在其"全民"之中，自然不
可能超脱。据对西藏大学藏族大学生的调查，完全不信宗教的人不到5% 。藏人官员平均
受教育水平远低于大学，信教比例只会更高。信教必然拜神，这是宗教的基本逻辑。达
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神，但是对中共而言，达赖喇嘛是敌人，那么藏人官员是以拜神为
先呢，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这就是以藏人为主的西藏政权一个始终处在微妙状态的问
题。
在一位执行拉萨戒严任务的中共高级军官眼里，藏人官员是"两面派"。他说那"两面派"
的称呼名副其实。"为什么这么说？"他酒过三循对我讲。"在拉萨时，我经常去他们那些
人家里做客。他们的墙上都挂着毛主席、周总理的像，有一次风吹得画像翻起来，我才
发现毛主席像的另一面竟然是达赖像，周总理像的另一面是班禅像。原来他们是白天挂
这一面，晚上就翻过来挂那一面了。这不是一个人的做法，后来我知道很多藏族干部都
这么做。你说他们这叫不叫两面派？"
1989年3月，北京当局做出拉萨戒严的决定后，为了防止走漏消息，直到戒严开始的前一
天──3月7日凌晨，西藏当时的中共书记胡锦涛才向向西藏党、政、军、警少数核心首
脑传达，准备下午5点传达到地厅级干部，但是下午3点，一个蒙面尼姑就在拉萨中心的
八廓街站在货架上，向众人大声疾呼地公布了这个消息。送出消息的只能是参加凌晨会
议的核心人员 。此类情况在西藏多次发生，包括警察系统刚刚在核心人员中布置逮捕，
要逮的人就已闻风而逃。
据说中共安全部门曾在班禅转世灵童掣签仪式的会场安装了监测仪器，掣签结果刚一出
来，会场内就有好几部手持电话打向国外，给达赖一方通报消息。其中就有政府官员。

1995年，一个达赖喇嘛在海外授封的活佛从印度回他的本寺所在地──青海玉树。玉树
当地有一万多藏族百姓前去欢迎，并且组织了由一百辆汽车和一百摩托车组成的欢迎车
队。这种规模的活动在人烟稀少的西藏高原已是轰动大事，也是中共最为害怕和警惕的
事。但是中共党政部门包括安全、公安机构却一概不知道。事情暴露是因为一个临时下
乡的副省长偶然碰上了欢迎场面。后来进行查处，玉树州的安全机关说事先已经上报州
政府，但没有上报上级安全机关。而玉树州藏族州长把情况压住，也没有上报。面对查
处时，他们会辩解那是工作疏忽，实际那疏忽肯定是有意的，他们从心里就不希望这个
活动受到干涉。
我在昌都地区也见过类似的场面。千百名穿着节日盛装骑骏马的藏人欢迎从印度来的活
佛。藏族的中共党员和干部也纷纷前往请活佛摩顶。当地藏人对此无人不晓，只有我跟
那位汉人县委书记提起的时候，他一无所知。他的藏族下属根本不跟他提这事。
基层政权的藏人官员对宗教更是顶礼膜拜。他们大部分是在家乡任职，经验和观念多来
自民间，立场和长远打算也都是建立在本土之上。各种血缘的、亲属的、邻里的、友情
的关系，成为一张"众意"之网，把他们裹挟进"随大溜"之中。他们中间大多数文化水平
不高，甚至有文盲，连上级发的文件都得找寺庙喇嘛给念。举行民间宗教活动时，他们
往往充当召集人，端茶倒水，刷锅做饭，忙得不亦乐乎。对他们而言，上级指示远不如
活佛意志神圣，法律惩罚也不如神的惩罚可怕，所以他们对宗教势力经常亦步亦趋地追
随，导致宗教势力干涉政权功能，影响司法等。西藏的基层政权，现在已经基本"民间化
"。
4、发展经济不是药方
中共1995年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除了决定对西藏加强政治控制，对分离活动
加强镇压之外，最重要的话题就是围绕西藏的经济发展。很明显，北京把稳定西藏的希
望开始寄托于西藏经济的发展上──如果藏人生活富裕了，全都热中于追逐财富和享乐
，还有什么心思和必要搞独立呢？这和中共"六四"以后对中国的统治思路是一致的。同
时，北京还把推进西藏与中国内地经济的一体化，当作把西藏进一步与中国捆绑在一起
的绳索。经济越融合为一体，西藏与中国分离就会导致越大的损失，中共希望那也能因
此成为对独立意愿的制约。
北京这种政策在某些方面的确产生了作用，如与市场经济共生的物欲对宗教形成腐蚀，
尤其是卷进市场活动较深的城市藏人，宗教意识开始淡漠，享乐风气盛行。今天去拉萨
会强烈感受到其世俗化的一面，灯红酒绿，到处是卡拉OK、麻将大战，年轻男子沉溺喝
酒赌钱，玩物丧志，时髦女郎热中模仿中国内地时尚，为追求物欲沦落风尘……据说达
赖喇嘛对这一点相当担忧。宗教是西藏的核心，人心是宗教的根本，达赖喇嘛作为宗教
领袖，当然比谁都清楚这一点。达赖喇嘛指责中共在西藏推行的市场化是有计划的阴谋
，是用"软刀子"对西藏民族进行文化消灭。
不过，将西藏的世俗化全归于中共，在我看是高估了中共的能力。工商社会对宗教的腐
蚀，全世界莫不如此。除非西藏永远保持闭关自守，不求发展，否则走到这一步是谁也
挡不住的。与其说中共促进了这个过程，莫不如说它阻碍了这个过程，使其在西藏乃至
在中国晚发生了若干年。五十年代进军西藏的中国政权如果不是共产党，而是一个接受
了西方体制的资本主义政权，西藏的变化肯定早已不是今天的地步。
不过，经济发展可以淡化宗教影响，却不能遏止民族主义的蔓延，甚至相反，还可能在
某些方面成为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在这层意义上，达赖喇嘛又应该得到一些宽慰，他不
仅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民族的政治领袖，他几十年如一日为西藏所做的斗争，确立
了他的道德形象和国际地位，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西藏民族主义无可争议的旗帜与核心
。社会世俗化进程虽然削弱他的宗教领袖的影响，却在同时加强着他的民族主义政治领
袖的影响。
事实表明，在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市青年人中，并没有像中共所期望的那样远
离西藏独立运动，他们反而成为离心力最强，民族主义情绪最严重，最不安定的一个社
会集团。他们是近年西藏进行反抗运动和街头骚乱的主要力量。骚乱时的口号之一是"吃
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然而把那口号喊得最响的，往往都是早已经不吃糌粑，口味改成
了汉菜和西式点心的人。
另一方面，不管宗教如何受到物质主义瓦解，在广阔的西藏牧区和农村，西藏高原的"天
"却注定藏人与宗教保持不可分离的关系。钱的腐蚀只局限于城市及周围地区，对那些生
活在大山、雪原和牧场的藏人，钱只是某些时候有用，神却是时时刻刻都有用。人在那
里可以离开钱，却离不开神，没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种恐惧环境中是支撑不下去的。所
以，即使有一天全世界的宗教都遭到瓦解，西藏的宗教也会存留。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
，将奇特地始终保持在达赖喇嘛的两手，成为他可以左右开弓的双兵器。
北京即使最后真能实现西藏经济与中国内地经济的一体化，也一样不能成为消解民族主
义的药方。前苏联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不可谓不高，苏联解体对各个新国家的经济造成的
损失不可谓不大，然而既然推动分裂的民族精英兴趣在于获得个人权力，那是只有通过
分裂才能获得的。至于割裂经济联系造成的经济衰退和生活艰难，是由老百姓承担。民
族精英们可以很崇高地将其解释为是"不自由，毋宁死"的必要代价。
在对付中国日益激化的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方面，北京至今拿不出有效办法，除了暴力镇
压，几乎别无选择。这不奇怪，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性的新宗教，连北京也在利用它填
补共产主义崩溃后的意识形态空虚。在它自己也在鼓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同时，难道它
能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去否定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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