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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ark (大漠孤烟), 信区: Reading
标  题: 天葬--西藏的命运20(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1月08日09:56:35 星期一),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 原文由 sssss 所发表 】
3、"稳定集团"是西藏现代化的动力与受益者
前面说到了推动西藏现代化的两个因素，一个是"稳定集团"的嵌入，另一个是现代化表
演。看上去，两个因素似乎各自独立，但是深处却有难解难分的联系──一方面，"稳定
集团"由北京全盘供养，另一方面北京要通过"稳定集团"实现它在西藏的现代化表演，两
个因素就在这一点上产生了相关，"稳定集团"就可以利用北京在西藏的现代化表演，获
得对自身的利益和更多的供养。
此类现象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典型例子之一是西藏一度建立过大批滥竽充数的学校，
打出的旗号当然是发展西藏教育，内在动力却是"稳定集团"成员可以借机把自己的亲友
安插到学校去当教师。当上教师，就可以领取工资。在那个时代，能领国家工资是社会
地位（成为"稳定集团"成员）的象征，生活也就由此有了基本保障。为了这个目的，建
立的学校越多，可供安插的位置自然也多，至于那些亲友们有没有当教师的能力，就不
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七十年代西藏汉人干部和职工（"稳定集团"成员）纷纷把内地亲友弄到
西藏"农转非" ，也成为当时促使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原因之一。"农转非"是一个中共户
口制度创造的独特概念，指把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但仅仅转为城镇户口还不是目的
，更重要的是有了城镇户口才可以成为"公家人"--领工资的国家职工。为了使他们来西
藏"农转非"的内地亲友成为国家职工，在西藏掌权的汉人们除了尽可能地扩大已有单位
的编制（这是造成西藏冗员众多的原因之一），还会想方设法地上项目。每开一个工厂
或商店，就能提供一批相应的工作岗位。在当年，那可是最为稀缺和宝贵的资源。在审
批项目的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审批者可能就因为他有一个亲属需要安排，或是他的上司
、同事有类似的问题需要解决 ，审批就会因此顺利地通过。当然，心里的动机谁都不会
摆在桌面上，打出的名义都是建设西藏的现代化。北京为此出的钱，相当一部分就这样
转化为"稳定集团"成员对其亲友的供养。
不过，那时革命的清教主义居统治地位，"稳定集团"以权谋私的现象还比较少。到了邓
小平时代，一切趋于利益化， "稳定集团"借推动西藏现代化为名，行供养自己之实就越
来越成为主要的成分。刚谈到的"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其中搞了不少楼堂
馆所一类的项目，除了可以摆在大街上进行现代化表演以外，建设那些项目的重要动机
就是满足地方官们自己的享受需要和讲排场的心理。
"六十二项工程"中有一项是在北京建一座"西藏大厦"。当今在北京盖楼，其昂贵程度已
经排在世界前列，为此无疑要花掉"六十二项工程"投资的相当一部分。然而，那座大厦
的"现代化"跟西藏有什么关系呢？不难想知，能够享受那个"现代化"的，只有经常出入
北京的西藏官员。他们需要在北京有一个体面的住所，一个舒适的安乐窝，一个自己能
够随心所欲的豪华领地。不错，中国大多数省市都在北京建起了这样的大厦，动机与目
的也都差不多，西藏相比之下还算搞得晚的。问题是其他的省市建大厦是花自己的钱，
是从其地方经济的利税中拿出的，花的理直气壮。西藏的钱却是北京为发展西藏现代化
提供的无偿拨款。而西藏的"稳定集团"用这钱把西藏的"现代化"建到了北京，跟百分之
九十九以上的西藏人毫无关系，这种"现代化"到底是为谁所用，再清楚不过。
当然，建到北京的项目就这一个，然而即使那些建在西藏最基层的项目，深入观察，也
一样在被"稳定集团"转化成对其自身的供养。因为八十年代的"四十三项工程"资金和项
目给拉萨太多引起西藏其他地方尤其是基层不满，十年后的"六十二项工程"搞了一些平
衡，一是提高经济性项目的比例，二是给基层多分了一些项目，其中给各县兴建的电站
就达到十几个。但是从措美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那些电站所发挥的"现代化"功能大部
分仅限于照明，其主要的受益者是谁呢？是那些居住县城且使用电视机和家用电器较多
的居民。而目前西藏县城的居民是些什么人？他们主要是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工作人
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电站最主要的受益者是他们
。
其次，每建一个电站，就需要招收一批新职工，解决一批人的就业。这在目前仍然以计
划体制为主、缺乏市场吸纳劳动力的西藏，是年轻人普遍希望得到的位置。而那些位置
，几乎全部都是被"稳定集团"的子女们所得到。一个项目的上马可以解决几十个子女就
业，这对那些子女的父母们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对没有子女就业问题的官员，也是
一个"寻租"机会，可以借此收取贿赂或交换人情。事实上，西藏上上下下各级的"现代化
"项目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绝大部分都是被"子女"们和"有关系"的人获得，普通老百姓几
乎从无沾光的机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西藏"现代化"中所暗含的"稳定集团"自我建
设、自我利用和自我循环的性质。
正像措美当巴电站那样，西藏各县建成的项目，大部分是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甚至是不
能维持运转的。然而这并不能妨碍地方官员上项目的热情，项目的钱不是他们自己出，
而为项目的花钱却是他们花，那么多钱从自己手里花出去，其中肯定是有许多权力乐趣
和实惠满足的，远比守着一个清水衙门处理日常琐事来劲。至于借项目就业的子女和亲
友，反正给了他们"铁饭碗"，即使项目最终维持不下去，他们的"铁饭碗"也不会丢。最
有西藏特色的是只要上了一个项目，从上面要到了钱，就成了以后接着要钱的依据。你
不是要搞现代化表演吗？如果我这的项目维持不下去了，你的表演岂不就是失败，你的
脸面会多么难看，在群众中的影响会多坏。何况，你已经投了那么多钱，不接着投就等
于前功尽弃。还有，项目一旦维持不下去，招收的职工怎么安排？群众已经习惯点长明
灯，退回柴油机定时发电，群众有意见，难保不会影响稳定……一般来讲，这样的策略
经常是可以成功的。多年来，西藏的"稳定集团"一直在跟北京进行这样的讨价还价，成
功地迫使北京拿出一年比一年多的钱，去养以前拿出的钱。拿钱的反倒成了欠债的，这
是北京和西藏之间一种奇妙的关系。
在毛泽东时代，"稳定集团"忠实地充当北京在西藏的驯服工具，发挥了中共对其要求的
稳定功能，使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达到了相当稳定的程度。到了邓小平时代，已经成熟并
且获得了自我发展的"稳定集团"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与自我追求的目标，逐步异化为与北
京同床异梦、讨价还价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内的高层官员及官僚体系，迄今已经远远
不能满足于简单地被"供养"（只有仅做无自我意识的工具才会满足于供养），他们需要
支配巨额资源的权力，需要在资源支配中可能得到的好处，需要享受更高的职位消费，
以及营建属于自己的王国。要想实现这些目的，仅靠向北京讨价还价地多要出一点"供养
"是不够的。供养再增加，为数也有限，围绕供养进行讨价还价，也是既费力腰杆也不硬
的。
而打起"现代化"的旗帜，以项目向北京要资金，则是开多大的口都可以理直气壮。在这
一点上，西藏"稳定集团"巧妙地把自身目的融合进北京在西藏进行的现代化表演之中。
既然北京需要让世界看到西藏的现代化，西藏就有理由为自身的现代化向北京要求任何
条件，而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只能由"稳定集团"进行操作，那么北京为西藏现代化的所有
投入，就会连同其中蕴涵的权力与实惠统统落进西藏"稳定集团"之手，成为供他们在"现
代化"旗号之下支配的资源，供他们为所欲为的王国也就在无形之中了。
在这里，需要对"稳定集团"再做进一步区分。前面谈到西藏的"稳定集团"由两个部分组
成，一是驻藏军队，二是地方系统。这一节所谈的"稳定集团"，主要是指地方系统。对
地方系统，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比如汉人和藏人是有区别的，组成官僚体系的
各级官员和普通职工也是有不同的。能够在现代化表演中获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是官僚
体系及其成员。然而，"稳定集团"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一般职工，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
他们虽然不掌握权力，但是他们在人数上占多数，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稳定集团"中的职工部分，是在供养"稳定集团"和上现代化表演项目过程中逐步产生并
且日益扩大的。他们或是为"稳定集团"做辅助性工作，或是被招收进国有企业当工人，
那些国有企业都是直接或间接为"稳定集团"服务的，或者就是现代化表演的产物，并不
属于经济活动，完全靠北京供养，归根结底也是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稳定服务的。所以
，我把西藏的"国有单位"（即由北京发工资）干部职工都视为"稳定集团"的的成员。
西藏（自治区）目前的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为160511人（1994年） ，其中干部为6
0365人 。这六万干部包括了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干部应该被归于普通职工
范畴。党政机关官僚体系的官员数量是多少，目前找不到准确数字，可以做为参考的是
，1993年西藏县级以上官员总数为4095人 ，另有乡镇干部八千多人 ，加上在上级机关
工作的公务员和各国有企业的当权者（皆由政府任免），总数应该在三、四万人左右，
属于官僚体系。在这三、四万人之外，西藏"稳定集团"内的一般职工，数量约在十二三
万左右。
1993年西藏共有市镇人口38.48万，"稳定集团"的成员及家属都是市镇人口，以十六万"
稳定集团"成员每人有一个家属计算，"稳定集团"及其家属就已经达到32万人之多，这说
明"稳定集团"构成了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对主体。
"稳定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以汉人为主体，近二十年汉人纷纷调回中国内地，藏人官员掌
握实权，新被纳入"稳定集团"的名额也主要给了他们的亲友 ，"稳定集团"已经越来越多
地变成以藏人为主。1994年西藏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中，藏人所占比例已经达到67.8
% 。
藏人在西藏"稳定集团"内占据多数和把持主要权力，成为"稳定集团"加剧异化的一个重
要因素。他们一方面是为自身争取好处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藏民族的代表自
居，他们中间的官僚与一般职工之间，既有彼此对立，又有相互统一。在为自身争取好
处方面，藏人官僚向北京争的是拨款、优惠政策或是更多的权力，普通职工的关注则主
要集中在供养方面──更多的工资，更好的住房，更多的休假等。由于职工及其家属就
是西藏城市居民的主体，西藏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因此都成了与供养"稳定集团"有关
的问题。几十年的供养已经使藏人形成了习惯，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习惯"大锅饭"
一样，供养必须一直维持，不能停，不能减少，稍有问题就可能引起巨大不满，甚至导
致西藏城市社会的反抗活动。
属于"稳定集团"的藏人虽然是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团，但只有其中的藏人官员从担
心权力失落的角度抵制达赖阵营，普通的藏人职工不属于权力阶层，因此他们并不把稳
定西藏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清楚自身与"稳定集团"之间的共生关
系，丝毫不为此感激中共的供养。因此藏人职工中不仅有很多人接受达赖喇嘛和流亡藏
人的政治主张，甚至比"稳定集团"之外的农牧民还更为激烈。八十年代西藏发生历次反
对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除了宗教界人士，往往就是城市的年轻职工参与最多。
"稳定集团"中的官员和官僚体系，一方面有责任管束西藏职工，必要时甚至进行镇压，
另一方面又往往乐于并且善于利用职工的不满和闹事，做为对北京施加压力的筹码，既
然北京期望"稳定集团"的基本功能是稳定西藏，那么西藏的不稳定就成了"稳定集团"与
北京讨价还价的资本，成了可供他们开发的一种资源。
由此导致了西藏问题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乱则生利。拉萨1989年发生大规模骚乱，导
致了军事戒严，但是当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就猛增20%，超出原本许诺每年递增10%
的一倍，第二年拨给西藏的基建投资竟一下增加了84% ，增加幅度之大令人咂舌。怪不
得内蒙古的官员背后抱怨北京"欺软怕硬"。内蒙古也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地
位与西藏自治区一样，但几乎从来得不到北京的巨额拨款。内蒙古官员心里当然不平衡
。也许他们也暗暗盼望，如果蒙古人也能像藏人一样上街搞一通打砸抢，内蒙古就能像
西藏一样捞到大笔好处。
既然不稳定的结果能带来好处，"稳定集团"中的权力阶层就不会真心希望西藏彻底稳定
。如果真正稳定了，西藏岂不就得落到内蒙古那样。当然，他们也不会希望西藏乱大了
，那会给他们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他们需要是一种蓄而不发的"适度不稳"──一种能
够控制的张力。他们喜欢玩这种游戏。
西藏目前的状态是，社会在任何方面的不满，几乎都会转变为政治上的不满，随之就会
喊出要求西藏独立的口号。其实西藏真地独立了，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回来统治，现在
的国有单位绝大部分都得被解散，职工也都将失去饭碗，更别说享受各种福利和社会保
障了。除了中共以外，世上还有哪一个政府会花钱养这么多无所事事的职工呢？
这无疑是一个讽刺──中共出于稳定西藏的目的不惜花费巨资，最终却制造出一个产生
不稳定的来源。西藏"稳定集团"自身，首先就成为影响西藏稳定的问题和需要被稳定的
对象。
今天，稳定西藏的"稳定集团"，成了一个令北京头疼不已的问题。
4、昂贵的稳定成本
在"建立边防的代价"一节，已经从边防角度涉及了稳定成本的问题。这一节再看除边防
以外其他方面的稳定成本，以及随时代变化，稳定成本所发生的"通货膨胀"。
毛泽东时代，西藏的稳定成本虽然高于中国内地，相对来讲却被压到了最低。那时有一
整套激励机制及相应的社会氛围，压抑欲望和个人主义追求，提倡"艰苦奋斗"与"无私奉
献"。到邓小平时代，那一套完全失去了作用，人们再不肯亏待自己。过去的人坐卡车进
藏，还要打着红旗唱革命歌曲；现在的进藏者不坐飞机是不会动身的；过去干部下乡靠
骑马，现在换成了汽车，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进口车，动辄一辆几十万元。西藏官场车
多车好是有名的。每到开大型会议的时候，官员们开来的车停在一起，就像高档车荟萃
的汽车博览会。可以想象，仅此一项就会使中共在西藏的稳定成本提高多少。
贡嘎机场距拉萨九十多公里，过去路不好时汽车要跑三个小时，现在缩短为一个多小时
。不知为什么，多年来从拉萨飞往中国内地的飞机总是早晨起飞，而拉萨的航空公司只
在前一天下午提供去机场的班车，因此旅客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提前一天坐民航的班车
去机场，在机场旅馆住一夜，要么就是自己有专车第二天一早去机场。事实上，坐民航
班车去机场旅馆过夜的人从来不多，大部分只限于自费旅游者。多年来，每天黎明时分
从拉萨开往贡嘎机场的车流已经成了一道固定景观。那车流犹如一条不见首尾的长龙，
白色和红色的车灯衔接在一起，在拉萨河谷黑暗的山脚下蜿蜒飞驰。我也曾置身过那车
龙之中。那年一位西藏朋友派他属下的一辆福特车送我。由于那车速度快，一路不停超
过其他汽车，使我得以直观地感受车龙的全貌。大多数的车都很好，价格昂贵，每辆车
送一个或两个去机场的乘客，像我一样，有专门的司机给开车。但是几乎没有一辆车是
私车，也基本不见出租车，全是公车。可想而知，那车龙载的乘客绝大多数都是"稳定集
团"的成员或与"稳定集团"有关系的人。送我的车在那一路超过了很多车。到机场时，天
刚亮，停车场上已经停了更多送人的车。过不多久，整条车龙就将调转头，从贡嘎机场
再奔驰回拉萨。
这是一件每天发生的小事，但是不难想象每天需要为这件小事付出的成本。车、油、驾
驶员的人工（由于起早还要休息半天），天天如此，日积月累是多少？一件上飞机的小
事都需要如此成本，其他事又该如何？
从小见大，我曾见过军官们一次喝掉十几瓶四川名酒"泸州老窖"，每瓶76元，还有成箱
瓶装的"青岛啤酒"，对深知西藏交通之难的人，那价钱已经不好算，仅运费一项该算多
少？那些钱都是军费，名义上都是被用于西藏的稳定。前线的边防战士每人每天的伙食
费是12.85元，军官们喝一顿酒，够士兵吃多少天？不过从稳定"稳定集团"的角度，把军
官喝酒的钱打入稳定成本也应该。那的确是为稳定不能不付的代价。因为问题在于，在
已经失去了信仰支持的年代，凭什么让人在西藏坚持下去？比起内地的物欲横流，纸醉
金迷，喝点酒仅是最起码的要求。
驻藏军队常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官不在部队，除了休假，就是以开会、看病、出差、
学习等各种理由逗留内地。那些理由很多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是军官们需要去内
地享受和放松。那已经形成默契，军官们你来我走，轮流出山，费用自然都是在军费中
报销。"稳定集团"的地方官员也是一样。阿里地区1996年一个冬季，以治病名义回内地
的干部就有一百多人，平均每人的花费至少在一万元以上，都由公款报销。其中不少人
并没有非回内地治的病，只不过是借此理由而已。至于那些借公事出差名义下山的人数
就更多了。不难估算，每年仅此一项，稳定成本又会增加多少。
毛泽东时代，进藏的汉人干部职工皆是年轻人，距离退休和安置都很遥远。他们在西藏
一干几十年，现在普遍进入养老阶段，长期在高原生活落下的病也开始发作，而他们在
内地已经没根，全得靠西藏安排他们回内地治病和养老。为此，西藏需要拿出大笔钱在
内地买地盖房，建"干部休养所"，安置他们，并担负全部养老金和医疗费，直到送终。
随着退休人数不断增加，对西藏财政而言，已经有不堪重负之感。
不过相对而言，上述花费都是小数，北京花费在西藏的稳定成本，最大的份额还是用于
西藏的现代化表演和对"稳定集团"的整体供养。表面上，这一部分被体现为西藏的经济
，但是我认为，抛开西藏自古存在的自然经济不谈，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在西藏所占的成
分其实很小。虽然大量钱和物的活动都披着经济的外衣，事实上却不应该将其视为经济
，因为那些钱和物的活动之本质，不过是一个正在执行政治使命的集团所进行的消耗─
─一部分消耗用于其政治使命，如对社会的控制管理、边防，以及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
现代化表演；另一部分消耗则是对那集团自身的供养。
那种钱和物的消耗是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的。投入者（北京）进行投入的目的并不在于
获得产出（而是在于稳定西藏），甚至不要求产出。试问，这与以获得最大利润为基本
目标的经济活动能是一回事吗？所以，我认为按照一般经济学的原理讨论西藏的"经济"
，很可能是完全文不对题。
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没有对中共到底给了西藏多少钱和物进行争论的必要了，因为不管
它拿了多少钱和物，主要都是它自己花，养它自己的人，达到它自己的目的，对西藏的
经济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西藏老百姓从中得到的实惠也是很有限。所有那些钱物，按
真正的用途来作帐，都应该打入中共对西藏的稳定成本。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笔稳定成本（不算军费）总共有多少。在北京对西藏投入的资金中
，分为财政补贴、基建（即工程项目）投资和专项投资等几大类。基建投资又分为给西
藏地方的投资和用于兴建国家项目的国家直接投资（如修筑国家公路等），专项投资则
包括"大庆工程"一类的投资。由于不同类别的投资往往分头计算，在不同场合对外公布
的数字也有很大差异，这里不做复核，对本书的内容而言，知道大概就可以。
八十年代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1980年视察西藏时，在自治区干部大会这样说：
同志们，我报告你们一个数目字，二十九年来，国家给了你们多少钱哪？不算国家直接
投资的，不算军费，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三千多万块钱。记住这个数字，四十五亿三千多
万。你们自己收入工商业税、农业税一共多少钱呢？二十九年来，你们只收了五千七百
三十八万。你看嘛，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你们自己向老百姓要的只有五千七百万，我何
必要那个五千七百万呢？！
胡耀邦的口气像个大家长，而且一言九鼎，从此后全西藏免除了农牧业税，并且北京还
大幅度增加了对西藏的财政拨款。到1984年，按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
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西藏时的讲话，北京给西藏的财政补贴总数已经猛长到七十二亿
。也就是说，1980-1984四年中的拨款达到了二十七亿。胡、田二人的讲话纪要中还有下
列数字：
解放以来，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达七十二个亿。财政补贴占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比
例逐年增高：五十年代为30.6%，六十年代为45.5%，七十年代为80.5%，八十年代为97.
1%。1983年，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为六亿八千八百万元，人均357元，全自治区生产总
值七亿零三百万元，人均364元；补贴与产值几乎相等。去年，从内地调入西藏的生产、
生活资料商品总额三亿七千八百万元，占全区商品销售总额的84.3%。这说明西藏的经济
基本上变成了一种供给式的经济，中央的财政补贴和物资调入实际上成了西藏的经济命
脉。
这些讲话都不是对外宣传性的讲话，而且带有某种检讨成分，因此可以相信数字的真实
性。这些数字尚不包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和专项投资。另外，出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特色
和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中国其他省份，包括军队，都经常以搞运动或响应号召的方式
向西藏提供无偿支援，那究竟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就很难计算了。
1995年8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的一次会议上，西藏的中共第一书记陈奎元
宣布，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间（1965-1995），北京给西藏的钱物总数共计为300亿
元人民币 。另有一个数字是从中共进入西藏的1951年算起，到1995年的44年之中，北京
给西藏的钱物总值共计350亿元人民币。
对此，有的汉人愤愤不平地计算，这44年平均下来，西藏全部人口中每人每年都能从北
京得到五百元左右，也就是说，全西藏的人即使一年到头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得到的
收入也超过中国内地大多数老百姓一年辛苦干到头的收入，因此有人说出"汉人的血汗养
活了藏人"那样的话。
但是这样计算显然是不公平的，西藏老百姓没有直接得到那些钱 。如果说那是对西藏经
济的投资，因此间接地使藏人百姓得到了好处，那么就必须解释那三百五十亿人民币是
怎么花的，为西藏创造出了多少价值。事实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所创造的
工农业产值全部加在一起才是三百亿多一点。而在北京给西藏的三百五十亿当中，分给
西藏农牧业的顶多是个零头，因此农牧业产值与那三百五十亿元关系不大，如果不算农
牧业产值，只把西藏三十年的工业产值加在一起，那就更少得只剩六十多亿元（1965年
到1993年28年的工业产值之和为50.33亿 ）。这样一种三百多亿投资对六十亿产值的关
系，怎么能被视为是对经济的投资呢？哪里有经济的意义呢？只能被视为消耗。所以我
说，北京投入西藏的钱物，大部分都应该打进它为稳定西藏所支付的成本。
今日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去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在北京。如果离开北
京的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 。
随着稳定西藏的成本日益高昂（1993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1952年增加163倍 ），
北京也越来越感到不堪承担。为了减轻自己的重负，北京近年开始采取一种名为"援藏"
的办法，即指定中国内地一些比较富裕发达的省市及中央各部委，对西藏进行"对口支援
"。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对口"关系是：中央各部委负责西藏自治区的相
应厅局；北京包拉萨；上海、山东包日喀则；广东、福建包林芝；浙江、辽宁包那曲；
湖南、湖北包山南；天津、四川包昌都。对口关系暂定十年，对口支援的内容包括资金
、技术、工程建设、干部、科技人员等各方面。总之就是把原来全部由北京去填西藏那
个无底洞，分出一部分让地方和各部委填。其实也是一种利用权力进行的政治性摊派，
跟风行全中国的各种摊派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北京管着各级地方官的升迁罢免，它让谁
出血谁敢不听，甚至还得表现积极。如山东省在自己担负的"大庆工程"（中央工程）之
外，自己又援助了日喀则地区63个项目；湖南、湖北援助山南地区五千万元资金；上海
投钱物总值四百多万元在日喀则建传染病医院；河北援助阿里地区近二千万元；陕西为
阿里狮泉河镇的上下水工程增加投资三百万元……仅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
的大庆工程，这些省市就拿出了近十亿元人民币。
在这种被称为"大规模、成体系"的对口援藏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向西藏派遣汉人党
政干部。那是鉴于两个原因而制定的措施，一是以往派遣汉人进藏的机制失效，必须解
决无人进藏的问题；二是派遣汉人进藏的成本增加，北京要把那成本转嫁给地方。
"干部援藏"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存在，当时是为了应付大批汉人返回中国内地造成人才
紧缺采用的一种应急措施，从内地临时调遣一些汉人官员或技术人员，不迁户口，不带
家属，不转隶属关系，工资由原单位发，只是短时间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为限，结束
后仍回原单位。那时这种体制还是辅助性的，长期在西藏工作的汉人一直保持主体地位
。但是随着无人进藏的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汉人队伍不断老化、瓦
解和流失，"援藏干部"逐步开始成为北京更加倚重的对象。1994年确立"对口援藏"体制
后，援藏干部也实行了对口，由对口的省市向西藏的对口地区（或对口部委向西藏的对
口厅局）派遣，援藏干部的选派、组织、管理、工资和物质鼓励，以及援藏结束后的安
置，都由对口省市负责。
这种"援藏"方式在机制上是一种混杂的变通，"建设边疆"、"民族团结"一类意识形态口
号仍然挂在嘴上，宣传、动员、表彰等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谁都明白已经没人真
信这些。实际起作用的机制，一方面仍然是集权制度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是靠利益。

行政手段现在对动员援藏者个人已经不起决定作用，主要是针对各级党政领导。北京压
各省市，省市再把任务层层压给下级 ，中央分派的"援藏干部"名额是"政治任务"（"政
治任务"在中共术语中意味着最高任务），必须完成。那种压力之所以还有效，在于对各
级官员来讲，完成任务是政绩，完不成则会影响升迁。
领受了任务的各级官员急于交差，另一方面却是无人进藏的现实，过去的意识形态、组
织动员和行政手段现在对个人都已失效，于是能指靠的就只剩自古以来的老办法--"重赏
之下，必有勇夫"。虽然动员干部进藏在形式上尚未脱离"搞运动"的框架，仍然是以上级
的行政命令为原动力，但是最终能把人派进西藏的决定因素，已经转变为利益上的交换
。
"重赏"的内容花样繁多，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条件和财力不同而有变化。不过凡"援藏者
"皆升官一级已是共同标准。这一条就对不少想走仕途的人有吸引力。不走这条路，也许
十年八年升不了一级，相比之下，去西藏忍个三年两载，岂不就成了仕途捷径 。
分房子是另一种诱人的重赏。中国城市居民住房大部分靠单位分配（近年虽出现了一些
私人房地产，工薪阶层基本无力购买），根据年龄资历等众多条件排队，年轻人要等待
的时间往往遥遥无期，去一趟西藏，能分一套住房，算下来也是一件合适的事。还有解
决配偶的工作、户口、"农转非"或者子女上学、就业等等各种中国特色的问题，都被用
来"悬赏"。有些单位除了上述各种条件外，还给援藏者家里安装一部公费电话，其使其
可以经常与家属通话，电话费由单位报销。
我对一位正在西藏工作的陕西援藏干部所做的了解，他进藏得到具体交换条件有：
⒈ 从没有实权的卫生站站长（正科级）提为副区长（副处级），不仅是级别提拔，连具
体的实权职务都事先落实，使其援藏一结束就能立刻走马上任，而且因为有实职，在藏
工作期间，单位的各项待遇和福利都有，单位和同事对其家庭也能关心照顾；
⒉ 其原在农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给予办理"农转非"；
⒊ 妻子进工厂当了工人，并允许在丈夫援藏期间不上班，在家照顾孩子；
⒋ 其工资在副处级工资之上再上调二级；
⒌ 在工资之外每月给援藏补助费500元；
⒍ 每年给缺氧补助1500元；
⒎ 家里装公费电话。
陕西是对口援藏各省市中最穷的一个，其他省市的待遇一般高于陕西。那位援藏干部不
无羡慕地告诉我，南方省的某些单位简化了"悬赏"内容，例如一次性给每个援藏者三十
万元人民币。那笔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十年的工资。
对北京来讲，这种摊派方式减轻了它在财政上的负担，但是花费总额没有因此减少，只
不过是被分散了。如果对那些分散花费的总量进行计算，只会比集中花费更多。以目前
的援藏方式派进西藏一个汉人官员，成本要高于过去数倍甚至数十倍。除了用于"悬赏"
方面的支付，进藏后各省援藏官员之间还有横向攀比 ，互动式地拉动待遇上涨。那些官
员在藏期间依然在原单位挂着实职，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单位会对其及其家属给予
多方照顾，也会给以后进藏的干部打下了攀比的基础。
目前这种对口援藏的汉人官员总数还不多，全西藏不到七百人。但他们皆被分到党政系
统掌握实权，担任的职务上至自治区一级的高层官员、各厅局的要害职位，下至各地区
与各县的专员、书记、副县长等，影响大，波及面广。从趋势判断，面对无人进藏难题
的北京，今后很可能越来越以这种方式保证汉人对西藏的控制，援藏人数将不断增加，
为此支付的成本总额也肯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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