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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摘自/《遇罗克遗作与回忆》2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Apr 18 03:05:04 1999)
摘自/《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是林彪提出来的,谁高喊了它呢?是人民,但这根棍
子最后把谁打痛了呢?还是人民!”——遇罗克日记
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九月,正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伴随着老红卫
兵皮带的呼啸声在社会上风行一时,红色恐怖下的人们连乘车、上医院都不得不被迫报上
自己的成份(即家庭出身)之际,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北京学徒工却对此既不以为然又忧
心忡忡,为了向社会公
开他的独立思考和向血统论发起正面挑战,他开始伏案潜心写作一篇名叫《出身论》的文
章。他,就是遇罗克。
《出身论》初稿于1966年7月,开始只是几百份油印的传单。它们产生于遇罗克用工资买
来钢板、蜡纸刻印而成,并由他弟弟遇罗文等帮忙张贴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及电线杆上的。
遇罗克为自己起了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在回答别人这一笔名源起
时,他说:”我不喜欢
什么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字。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个家庭,希望每个家庭都能认
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
在1996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热潮中,北京男四中学生牟志京,“于极偶尔中,在
一根电线杆上看到最初的《出身论》油印件,署名是‘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读过
之后,牟志京觉得文章写得很好,他自己反对‘对联’的血统论,还只是出于天性和直觉
,而《出身论》的作者
则广征博引,条分缕析,颇具理论性和系统性。牟志京当即便按照油印文章上所附联系人
地址,赶到六十五中。在那里,他见到了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经商量后,他们决定把
《出身论》变成铅印,广为散发。牟志京便向四中借了五百元钱,去解放军1201印刷厂联
系印刷。经牟志京、遇
罗克修改后的《出身论》共有三万多字,在排版成一个对开四版的传单时竟空出了一大块
,于是牟志京灵机一动 ,干脆取名《中学文革报》,主办单位的名称起了个更响亮的“
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国文革中第一份纯民间背景的报纸便如此诞生了。
《出生论》如一声惊雷,炸开了当时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第一期三万份报纸竟
在数天内一售而空。很快又出专刊六万份,正是一纸风行,京城纸贵。人民群众还自发地
将它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在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广为散发。这一情景,与血统论的代
表作《谭力夫讲话》是
由各级下令广为印发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正好从中窥见民心向背。《中学文革报》编辑部
每天都要收到近4万封全国除台湾和西藏外所有省区的群众来信,坚决支持《出身论》。
《中学文革报》自1967年1月创刊,至4月因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停刊,共出版了六期。遇
罗克在上面共发表了六
篇论文:
1、《出身论》(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2、《谈“纯”》(第二期,1967年2月2日)
3、《“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第三期,1967年2月10日)
4、《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第四期,1967年2月21日)
5、《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第五期,1967年3月6日)
6、《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第六期,1967年4月1日)
此外,他还有一篇《谈鸿沟》,发表在首都《中学论坛》的创刊号(1967年2月27日)上
。
这些论文构成了《出身论》的人权主义体系,又很快形成了一股为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思
潮,自然也遭到血统论维护者“联动”等的反对。他们不断冲击辩论会场,抢砸报纸编辑
部……从林彪、陈伯达到戚本禹之流都在他们当时的讲话中或正面或侧面地批评过《出身
论》“是一株大毒草”
,“大方向错了”,“有人利用出身问题挑拨我们党与广大青年群众的关系”。由此可见
,《出身论》触动的不仅是旧体制的维护者们的利益,它动摇的是包括文革派在内的整个
思想体系。它自然而然地成了林彪、四人帮要合力绞杀的异端邪说了。
即便对《出身论》只投去匆匆一瞥,也不难发现它的核心观点是两个字:“平等”——即
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的平等。《出身论》等一系列论著认
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
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
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性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
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
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笔锋还
不露声色地进一步提示
了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
治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这样,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话
,为了牢固地统治人民,进而把人民分裂,并进一步设置集体仇恨倾注面——成份与出身
不好的人,其险恶用心
便昭示于天下了。
由于《出身论》是在与血统论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对血统论的鼓吹者——那批狂热
的大多出身干部子弟的红卫兵的批判,必然使遇罗克的笔锋涉及到反特权这一敏感课题。
从而使《出身论》等文章成了最早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对和批判特权阶层的文章。在遇
罗克看来:相当一部分
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联动的骚
乱说明了什么?》);“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呼吁“一切受压抑的
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
罗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并指出血统论完全是企图使“新
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谈鸿沟》)。这样的思想在文革初期的中国真可谓
惊视骇听,而它又非常接近现代民主主义的人权思想。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中,
遇罗克的《出身论》完
全无愧为一份黑暗王国中耀眼的人权宣言书,而年仅二十余岁的遇罗克为此祭上了自己的
鲜血和生命。
遇罗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
官》,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遇罗克写了《论“清”官非“官”》(一万五千余
字)和《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一万四千字)等论文投寄《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文汇
报》等,对姚文元进行全面反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稿件自然遭到了退稿。遇罗克在
收到陈伯达把持的《红旗》杂志退稿后,在当天日记中嘲笑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
喊:‘吴晗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
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这篇文章里,他点名批
判了姚文元的谬论。他在日记里为自己感到自豪:“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
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
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和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
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
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终于降临,我们整个民族的行为与思想都陷入混乱之际,遇罗克却自
始至终保持着清醒。他首先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1966年2月6日的日记中,他就批判了
陈伯达不该像吹捧统治者那样吹捧毛泽东。在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
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
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他在6月4日
日记中针对狂热的民众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谓北大7人的大字报,也无
非是骗局面目。”他尤其反对煽动青年斗老师,破四旧等反文化的野蛮行为。他在6月17
日的日记中写道:“小牌
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
力的,这种盲动,真像新市委所言‘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
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8月23日他又写道:“去
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
。各种纸条贴满墙壁,门面号全砸了……还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的书……好一个焚书坑儒”。
遇罗克的目光鞭辟入里地看到了群众运动背后的危机,正如后来有人评论的:“群众批斗
干部,是因为干部的官僚化与群众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官僚化并不完全是干部个人的作风
,它正是人民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结果。但是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给干部
罗列的‘罪状’首要的
恰恰是,因为干部们反对了毛泽东(这真是冤枉!“这证明1966年下半年,人民群众本能
的反官僚制度的要求却被披上了为国家更加专制独载而战的战袍,‘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
谁’的口号是林彪提出来的,谁高喊了它呢?是人民,但这根棍子最后把谁打痛了呢?还
是人民!”
遇罗克之所以能“举世皆浊我独清”,和他在1960年因出身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
但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有关,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十九世纪的黑
格尔,从苏格拉底、希庇何斯的美学到卢梭的人权平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
,他都下过苦功夫钻研
。这些都培养了他对文革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对现代迷信的批判。
然而,疯狂的年代容不下一个独立思考的清醒者。如同遇罗克当年的伙伴们在回忆当年时
所言:“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是注定要做祭品的。”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
禹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为此,《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但遇罗克仍坚强不屈,
五次上书。1967年下半
年,他又转而研究我国经济体制,准备撰写《工资论》,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由工龄形
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贡献发给。同时遇罗克估计到了自己的危险
,他在1967年的总结中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
迎着风浪前进……从《
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
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以“企图暗杀毛主席”的完全莫须有的罪
名枪杀于1970年3月5日。那一年,他才27岁。人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出身论》揭露了所谓
“阶级路线”的现代种姓制度的本质而惨遭杀害。30年岁月并没有尘封住《出身论》的光
华,今天重读遇罗克的
一系列论著,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在温和的言语后对“平等”的竭诚追求与现代人权思想的
熠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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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笑还是装酷?...是个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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