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roll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like (你清纯的脸，我看到了放荡), 信区: Rockroll
标  题: 何为摇滚 10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0年10月27日18:23:27 星期五), 站内信件


６０年代美国的“学生民主社会同盟”变得更加激进无疑是在越战白热化之后的征兵与
反征兵斗争中发生的。随着压制势力的增强，同时随着激进学生提出了自己的“新工人
阶级”理论和黑人绝望的加深，暴力倾向开始露头。反叛者出于集聚强烈热情的需要，
人为的一次又一次升温加火，直至犯了“左倾幼稚病”；而压制者同样也为了在对决中
取胜而不择手段，最后终于导致兵戎相见的大结果。因而，当时便有所谓“基地建设”
主张者反对盲目的“行动主义者”，但在其时氛围之下，前者自然视胆小鬼而被“革命
”淘汰或裹挟。这一过程与其古典或现代的革命过程并无二致，不过是时间更为集中、
短暂而已；这种暴力倾向的前提也是一模一样的，黑人圣斗士马尔科姆．Ｘ的表述是：
“如果在美国使用暴力是错的，那么在别的国家动武也是错的；如果用暴力来保护黑人
妇女、黑人儿童、黑人婴儿和黑人爷们是错的，那么美国征用我们到外国去暴力保护它
自己也是错的；而如果美国征用我们并教会我们如何用暴力去保护它是正确做法，那我
和你采用一切必要手段就在本国内保护自己人也是正确做法。”因此，他认为“革命绝
不是我们高唱着‘我们必胜’前进，革命是建立在血光四溅基础上的。”“黑豹党”领
袖休伊．牛顿的表述则是：“我提议用豹来做我们的象征并将我们的组织称作黑豹。豹
是一种凶猛的动物，但他只有在被逼到无处可走时才起进攻，猛扑敌人。”
这些表述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观念，它曾被无数的革命者以不同的语言和方式表达过，
其实质只有一个：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当体制的“合法性”产生危机时，该不该用暴力手段去打破它？（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将
其称为暴力的合法性问题）这是困扰着每一个现代人的问题。在动荡的２０世纪，这一
问题的意义不仅没有减小，反而更直逼人心。因为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绝不仅仅是一种
经验的概括，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的朴素言词一直到２０世纪革命家的新潮字句，已
经将其作为一种观念深深植入人心；压制也是一种暴力，它是奴役的象征；而暴力本身
则可以当作自由的工具。或者说，为了从压制之下解放出来，一切必要手段（所谓一切
手段，往往是暴力的一种代名词）都可采取。
也许，离开具体境况形而上地判断暴力“合法”与否并非明智之举。但我们应当铭记的
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坚信暴力才是打破压制的唯一选择。甘地同样认为“不公正的法律
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拘捕不遵守它者更是暴力”，但他始终坚持“以暴力取得的胜利与
失败等同，因为他只会是昙花一现”。
而支持着摇滚乐手的无疑是同样的信念，在所有的摇滚乐手中，只有 停 ５宣称自己已
做好准备不惜牺牲一切“革命”到底，其他的任何“好斗之徒”都对暴力行动严格抵制
。“何许人”被认为是一支充满“暴力”行为的乐队，但他们的暴力永远只局限于在舞
台上砸碎吉它。最富戏剧性的是，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舞台上，当阿比．霍夫曼想要
又一次宣讲他那“行动才是唯一现实”的“野皮”激进观点时，“何许人”主唱彼德．
汤森抄起吉它向他扣去。同样，“大门”也只愿意在口头上和“姿态”上与警察对阵，
汤森曾说过一段话：“我对反叛、无序、混乱的一切都深感兴趣，尤其是毫无意义的活
动更是如此。”这句放在运动中风靡一时。然而，当被问及这句话的意思时，汤森宣称
：“我的全部意思便是自由活动、玩耍。活动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它自身……应当
有一星期的全国狂欢……撇开所有的工作、生意、歧视、权力，有一星期的自由。”这
一解释虽然使得以其为革命口号者大失所望，但明白无地表明了一种无暴力的天真观念
。
自然，将甘地式的和平和反暴力观念贯彻得最为典型的是列侬诸人。如果说甘地的出发
点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话，列侬则同其他摇滚乐手一样，依然是从个人观念出发而坚持非
暴力观念的。这可以从他和大野洋子的示威方式以及对其的辩护中看出来。１９６９年
５月，当列侬在蒙特利尔伊莉莎白女王饭店录制《给和平一次机会时》，他和洋子同时
进行了“爱与和平”静坐示威，四周围满了他们的朋友及记者。其中有人向列侬和洋子
提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用音乐与爱能够罅希特勒与法西斯主义吗？（这是一个
对所有和平主义者都构成挑战的问题）洋子的回答是：“如果我是希特勒时代的一个犹
太女孩，我将会接近他并成为他的女朋友，在床上１０天之后，他便会按我的思路进行
思考。这个世界需要沟通，而做爱是一种沟通的绝妙形式。”这是一种似乎可笑而且极
端的说法，然而在其艺术家式的夸张后面，我们不难看出一直影响着摇滚乐手的有时候
显得十分固执的个人观念。它视个人之间的沟通为“革命”的根本问题，视个人向真正
自由的接近为社会变化的前提。与丹尼尔．贝尔诸人的观念相比，这是一种反向的因而
是更积极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论，因为他不是视困惑为病态，而是视之为一种必然，并强
调在个人成为自我实现者之前，一切“革命”都是徒劳，而组织和暴力更是于个人的创
造性实现毫无益处。一句话，个人比组织重要，和平比暴力重要，做爱比战争重要。



无益处。一句话，个人比组织重要，和平比暴力重要，做爱比战争重要。
  

由此，摇滚终于逼近了导致对革命进行最充分怀疑的理由：革命的代价过高，直到在坚
守艺术岗位者眼中，高昂得难以承受。
在《革命》推出后不久，约翰．霍伊兰在英国激进青年的喉舌《黑矮子》上发表了有名
的《致列侬的公开信》：
“我们起来反抗的不是什么下流家伙、神经病患者或精神营养不良症患者，我们所反对
的是压迫性的罪恶的权力主义制度，一种非人的不道德的制度……它必须被无情的摧毁
，这并不是冷醋，也不是疯狂，这是一种最热烈的爱……不与忍耐、屈辱和压迫抗争的
爱是无力与落伍的。”
三个月后，列侬也在《黑矮子》上发表他的《极为公开的公开信》，公开表示将他视为
革命发起者是对他个人的“个人攻击”：
“我根本不夏你是左派、右派、中间派或其他任何狗屁组织的成员……我并非唯一反对
官方的人，而且你也不是。让我来告诉你这世界上什么最讨厌：是人。难道你因此而想
把他们都干掉？还没等你们／我们重换脑筋，一切便不可挽回了。你拿一个成功的革命
给我瞧瞧，不管是ＸＸ革命、基督教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还是佛教革命等等，全都是头
脑发热，仅此而已。”
同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观念一样，列侬和摇滚最终的反暴力革命立场不仅是从作为个
体的经验对暴力的反对，它也同样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怀疑态度。而且坚持这一传统
者往往与摇滚乐手有着同样的历程：作为革命的同路人而在最后一个岔路口同革命分手
。在这一传统的代表者中，经塞亚．伯林贡献给人们的赫尔岑形象也许最有代表性。赫
尔岑对专制的痛恨、对自由的渴望无人能与之匹敌，然而，“赫尔岑反对其时代的才俊
之士和心灵最为纯洁之士，其中尤其是社会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所喋喋不休的理论，该
理论的核心实质是：为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未来幸福，当前之人必须忍受大苦大难；为了
亿万人的幸福，千百个无辜之人就得被迫献出生命……此类口号在当时风行遍世，而自
彼时以来，更是随处可闻。历史担保人类将会有光 圆 烂的未来，为此未来，当前最为
骇人听闻的残暴却是顺理成章的。这种以进步的必然性为基础的可称为政治末世学的观
念，在赫尔岑看来是一种与人类生活相抵触的致命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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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坚信进步与革命一体化的观念为末世学，是抓住了这一观念的实质。事实上，进
步主义虽然屡经炮轰油炸，却顽强地占据着从老百姓到学术精英的心灵，革命论、现代
化论等等无非是人类古老救赎希望的皇帝新衣而已，因为他的巨大的万应灵丹似的承诺
背后是同样巨大的时时处处的惨痛。赫尔岑痛斥的是“公道”、“进步”“民族”之类
的名义，而霍伊兰则更加虚伪地将其称之为“爱”。但无论名义如何，其结果都如同前
苏联一支叫“时间机器”的摇滚乐队所唱的那样：“在阳光灿烂的那天，千万人走向屠
场，歌声还在他们口中飘扬。”列侬的发问是难以回避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并正在看
到，美国学生们所推崇的那种“革命”（无论是以民族、民主、自由、平等还是以任何
其他东西为借口）一旦展开，就无可避免地造成惨烈程度同战争一样的流血伤亡、财产
损失、流离失所、恐怖气氛和心灵创伤。这种代价往往因反革命者的强大和革命者的决
心的巨大而加倍，尤其因为革命与战争相比更无道德负担、反革命者则因有既得利益所
系而视道德为累赘，而使各自的行为脱离了理性的道德判断并无所不用其极，双方均不
惜代价，孤注一掷，因而结果之惨烈可想而知。同时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背后，不
仅是人们已经观察到的对人性认识的分歧，同样还有一种共同点，那就是对世界和社会
作二元划分并执着于其中一元。这一看似简单的立场在对世界和社会的把握上有无比的
明快、直接性，在对未来的憧憬上有明显的确定性并可造成清晰的归属感和神圣的光荣
感，因而一直是一种极具诱惑力、虽易驳倒却不易清除的立场。
我们不可能理智地称衡“革命”及其代价的“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当“苛政猛于
虎”时，人民同样在付出代价，无非是软刀子杀人不觉痛而已。而且，人类历史已经表
明，无论是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还是人心评价的向背，革命暴力的意义毕竟不同于压迫者
的暴力或恐怖主义者的暴力（后一种人常常披着革命的虎皮）。但是，在“革命”这种
关系着无辜者包括性命之内的巨大付出的事情上，“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之类的
说法最好还是先就被抛在一边，“代价论”最好先被无情的驳斥，“一揽式”的大承诺
最好 是先被坚决地质疑。革命者有革命的权利，无辜者有权衡后果的权利，未来的幸福
固然美妙，当下的人生也并非贱如草芥。猛烈地行动也许可以解决一大问题；但不一定
能解决诸多大问题；更不能解决全部小问题，作为个人，应当能够保留一种生存和判断
的权利，此种权利不应被任何组织和运动所剥夺。而且此一权利不仅限于“革命”问题
之内。
正是这种权利，使列侬和摇滚的置疑中，除了对代价本身的怀疑之外，还隐藏着对付出
代价之后的状况的怀疑：为改变现状而付出的代价究竟能不能改变现状；或者更确切地
说，改变后的现状与改变之前的现状两相权衡，究竟何者更为可取？而“革命”者本身
又会如何？

-- 之类，如同奥特加．加塞特所说，这已经成了老生常谈。然而与这种谈论相比，也有其
他力求严肃思考者的观察。加塞特自己便提出了一个“更少为人所知的真相，比如：一
场革命绝不可能纯粹地延续１５年以上，１５年已足以让另一代人从中独立”；即１５
年的革命一代中会孕育出相反的．“反”革命倾向的一代。加缪则在失望之中独白：“
每一个革命者最终要么成为暴君要么成为异已分子”。汉娜．阿伦特则感慨：暴力可以
改变世界，但其最可能造就的仍是一个暴力的世界；而且“最为激进的革命者在革命之
后的那天都会成为保守主义者。”罗伯特．达尔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某些国家之中
，革命这一字眼越是使用频率高，其权力和特权的分配变更就越少。而像丹麦一类的稳
定国家，重大的变革时有发生，但其地之人很少谈论革命，且不对此类理论有任何艳羡
。”这些或偏激或情绪化的论调并非完全属实，但它表达了某种可能的情形，基督徒坐
大之后用中世纪的黑暗来延续他们曾深陷其中的恐怖，法国大革命用阻唬民心而非关爱
民生的手段来维持新政权，辛亥革命用城头变幻的大王旗来自欺欺人等等，皆证明此说
也并非完全虚妄（而且这种情形是指诚心革命后的镜况；还不包括那些以革命为口头禅
却只占尽革命便宜之人的所作所为）。
至于现状的改变，虽然常常是革命者最为直接的心愿，但任何复辟的出现，都绝非仅是
少数被打倒者所能促成的，也表明着社会诸多方面的改变并未如事前所想。由于为这种
“未来”曾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如果有失望的产生与蔓延，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这
既是历史曾表演给人们看过的，又是从赫尔岑到摇滚乐形式不同实质相同的怀疑中最大
的恐惧之所在，因为它意味着人类永无宁日，起码对那些易走极端的民族，它意味着反
复在血与火中折腾、挣扎，最终一无所获，却无力自拔。
革命是一场烈火，投身其中者自诩为凤凰理荆棘，冲撞其上者自谓“荆棘鸟”。但是，
烈火毕竟是烈火，荆棘也毕竟是荆棘，它不因凤凰和荆棘鸟目的辉煌而减少烈度和痛苦
，甚至反而使人难以承受。如果凤凰和荆棘鸟果真如传说之中重生，重生者也必定不是
已死去的无辜，而且等待它的无非是又一次烧烤和剌扎，一旦凤凰和荆棘鸟并未能够重
生，这一切更是恶梦一场。
如果凤凰和荆刺鸟不作宿命的自焚自戕而是视飞翔和歌唱为目的，世界是否会因此更美
好？此说似乎有些难以置评。但革命毕竟不能永远只作传说，一切终究可以在比较中选
择，当那些热衷于革命的民族最终从放眼世界之中看到另一种生活理想和让生活改观的
方式（它完全可能是一种和平却不失革命式荣耀的方式），革命便会逐渐丧失吸引力。
如同老话所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而这便是摆脱动荡宿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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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剑刺向苍穹去       易水寒梦魂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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