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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和研究同性爱现象／人群-回答1058 (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Aug 28 09:44:27 1999)
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和研究同性爱现象／人群
───兼与贾谊诚教授商榷
●张北川
我以极大的兴趣，拜读了贾谊诚教授关于同性爱（即同性恋）的重要文章（
见《精神卫生通讯》1997.8.1第一版和《朋友通信》№2。下称“贾文”）。
贾文强调应当以现代医学模式分析和对待中国的同性爱问题，无疑是一卓见。
此外，卫生界人士以往提及同性爱时，常冠以“丑恶”一词。近三四年, 随认
识的深化,学术界意识到传统的道德标准判断不等于科学，进而废弃了“丑恶”
评价。贾文亦如是，反映出时代在进步。然而，作为近10年来把大量精力和
时间用于关注同性爱现象的医生，我不能不遗憾和坦诚地指出贾文的严重缺陷。
贾文在开首提及一篇所谓“宣扬‘同性恋运动’”的文章, 并表达了“强烈的
反对意见”。我认为，贾文所持的态度严重偏颇。那篇文章我亦曾读过。论文
作者是纽约大学心理学家Inaba和Kimmel， 文题为《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作为一
种精神障碍病种的同性爱》，发表于Archives of Psychiatrics and Clinical
Evaluation[1995;6(2),157-170]。 该文当属于科学史之类文章。主要介绍了
20世纪以来，欧美男性同性爱人群在沉重压力下自我认可的艰难过程，学术界
对同性爱人群认识的演进和主要科研成果，被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作
用过程等。该文中没有任何宣扬或隐喻同性爱优于异性爱，鼓励同性爱人群与
异性爱人群对抗的观点。贾文认定该文“宣扬‘同性爱运动’”，是轻率的结
论。贾文的态度正如把客观地讲述工业化国家发展史的专业著述，误解为煽动
人们去追随其统治阶层的某个观点一样。只要读一遍《新旧约全书》（即《圣
经》）就可以知道，同性爱人群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曾处于何等劣势地位。所
谓“同性爱运动”，乃是对西方残酷愚昧的性文化的反动。当然，对中国有关
学术界而言，Inaba和Kimmel的文章存在局限性， 它所涉及的学科几乎完全限
于心理/ 精神医学。我们应当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工业化国家同性爱运动的意
义。任何历史的变迁都伴有大量不规范行为和必然代价。美国的同性爱运动，
促进了人类对同性爱人群和对性取向的科学认识，进而改善了一个被压迫族群
的边缘地位。美国男性同性爱人群中的艾滋病大流行，则是同性爱运动的负面
结果或代价。不过无需惊恐，历史历来如此。它正是在曲折中不断地矫正人类
的观念、行为、实践，从而获得进步的。
贾文把本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颁布的有关同性间卖淫的法令，作为历史进步
（或“革命”）带来的积极变化。这不符合史实。我国在12世纪初（北宋政和
年间）即有相似法令。不仅如此，贾文把同性间的性剥削，等同于相互间有感
情投入的同性爱行为，亦不合适。这种比较方法，如同把一般的异性爱活动都
视作商业性性活动（即买卖淫）。至于我国历史上对一般同性爱性活动的立法
，则是1784年满清时代之事（不过，这一法律从来没认真的落实）。在工业化
国家，企图通过谴责和立法消除同性爱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新旧约全
书》中有多篇文字记述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同性爱者的激烈指责和打击。在当
代工业化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主流观
念，都对同性爱持有坚决的道德谴责态度，即采取把同性爱现象道德化（认定
同性爱是堕落所致）的态度和支持对同性爱人群的刑事化（即把同性性行为归
入犯罪行为）。因此，把对待同性爱的认识和态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精神污染”一类概念强拉到一起，是不了解人类性文化的反映，是有
明显偏差的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因为上述种种宗教认识及态度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并无相关关系。至于我国目前有关同性爱的法律责任，1991年某地一对
同性爱者公开其伴侣关系，被其中一人的亲长诉诸法律后，公安部明确下文指
出：“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的情况下”，对此类诉讼“原则上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
不同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的大众（即异性爱人群，多数人）对同性爱的反对，
主要源于后者在某种程度上“破坏或威胁”了被多数人认可的由两性结合构成
的专偶制婚姻家庭（通常是一夫一妻制，有时是一夫多妻或多妻一夫制）的稳
定。所以，不能不提及传统家庭产生的历史背景。婚姻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政
治契约形式的性结合方式，所以出现，是私有制产生和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此进行过深入的极其精辟的
阐释，在此不再介绍。我只想强调乃是由于同性爱有悖于传统婚姻的主要功能
，即在法律保护和制约下的、与私有财产承继及增值有密切联系的生殖功能，
所以它受到大众反对。当代人类的性文明，距离理想国仍十分遥远。否则，也
就不会出现对当事双方都是悲剧的同性爱者与异性爱者婚配的现实了。在分析
同性爱对家庭的影响时，首先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悲剧的肇因乃是性文明落后
迫使同性爱者不得不结婚的社会环境。在我国，即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性价值观占主流地位的环境，和对同性爱
人群的严重歧视，使得他们不敢向异性爱人群显露自己的性取向，以致通过婚
姻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贾文中把同性爱对传统婚姻的不良作用，简单地归咎
于同性爱者，乃是不了解有关家庭起源的科学认识。此外，贾文既声称我国同
性爱者人数极少，又强调同性爱是造成婚姻“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此种
推论，显示出逻辑混乱，不知是主观臆想，亦或有统计学依据？（据我所知，
为了掩饰自己的性取向，在维持婚姻方面，许多同性爱者比一般异性爱者做出
了更大努力和更多忍耐）。
需要严肃申明的是，贾文介绍的“艾滋病是上帝（或大自然）对同性恋（者）
的惩罚”的说法（这一论点通常称“天谴论”），属于伪科学理论。“天谴论”
，80年代流行于工业化国家。始作俑者即贾文所谓的“有识之士”，乃是美国
极右翼分子和教会极端保守势力。大肆鼓吹“天谴论”的代表人物，是绰号“
恶魔”、“保守主义复仇天使”的赫尔姆斯（即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的首要炮
制者）和绰号“极右派小猎犬”的布坎南之流。他们同时以反共（在国际关系
中，他们极端敌视中国）、反对种族融和、反对男女平等和反同性爱名噪当今
工业化国家（由于他们的强大影响，美国至今仍有20个州存有把同性爱行为刑
事化的法律）。最近的科研调查证实，艾滋病早在50-60 年代即流行于非洲异
性爱人群之中。从世界范围看，目前75-8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因异性间性行
为感染的异性爱者，男性同性爱者占感染者的5-10% （其他人的感染主要与共
用针具嗜毒、母婴传播有关）。科学已粉碎了“天谴论”。在工业化国家，“
天谴论”90年代初即已没落，在我国也早已被艾滋病性病学界否定。它仍在贾
文中被宣扬，反映了我国学科间沟通的严重不足，特别是我国存在着此类唯心
论伪科学认识得以繁衍的肥沃土壤。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剖析“天谴论”。所谓“上帝”，由人们按自身形象和心
愿塑造而成。不应当有一个残忍阴毒的上帝。如果一些人在生活方式的某些方
面与多数人不同，只要不妨害他人的权益，多数人就应尊重少数人同样拥有的
权利。只因有差异存在，便诅咒少数人在疾病中痛苦地死亡，对于医生而言，
不仅有悖于“医本仁术”、“医者父母心”的训戒，而且折射出我们社会中残
存的相当不健康的文化专制主义阴暗心态。近现代人类史的诸多惨痛教训，已
经昭示了此种心态导致的恶劣后果。
贾文称，我国同性爱者人数极少，亦不符合事实。对社会制度和历史、经济、
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民族的性文化研究都已证实，同性爱者占性成熟期人口
总数的2-5%之多， 比例相对衡定。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刘达临教授 1989-1990
年主持的对24省市23000位成年人的多中心大规模性调查发现，2.54% 大学生和
城镇已婚者存在同性爱行为。刘达临教授据此不止一次指出，我国同性爱者的
推测数目至少3000万人之众。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在最近出版的《同性爱
亚文化》(1998)中分析多种资料后指出，我国同性爱人群的人口总数当有3600
-4800万之众。由此可见，同性爱者在我国是庞大的亚文化人群。
贾文还把大众的反对、性爱表达形式和统计学上的少数地位， 作为判定同性爱
是“性变态”的依据。如此推断，似太牵强。我国有3%已婚女性有婚外性行为，
难道也可归于“变态”？道德化与医学化风马牛不相及。对于被道德化的现象，
当事者需承担道德（有时还包括法律）的责任。处置方法是道德教育甚至法律惩
处。被医学化的现象，个人原则上无需承担道德和法律的责任，只宜用医学方法
处置。二者绝不可混为一谈。同性爱概念和医学化，1869年（后）由欧洲医学界
提出。原因是注意到在10多个世纪中各种道德指责和法的施用（包括焚刑在内）
，都不能消除同性爱现象和改变同性爱者；用道德理论，不能解释同性爱现象；
尽管大量同性爱者强烈地希望改变自己，也无济于事。早期性学大师克拉夫特－
埃宾、弗洛伊德、霭理士等人，都一度把同性爱医学化。国际医学界曾经普遍认
定同性爱属于心理/精神障碍，并非是同性爱这一人群被多数人反对及其统计学
少数地位，而是早期人类性学的影响和美国精神病学会在世界的学术地位及其影
响的结果（1952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第一版，即D
SM-I，把同性爱列入）。同性爱一词，1926 年通过翻译文献进入我国（当时即
译作“同性爱”）。我国的同性爱研究相当落后，把同性爱列入“变态”，也不
过是欧美学术界影响所致，决非中国精神病学界经过科研所得结果。克拉夫特棸
１霭淹园形窦膊。?886），至把同性爱医学化的DSM-I(1952)之间，历
时66年，后者至非医学化的DSM-III(1980)之间历时28年，而到ICD-10(即世界卫
生组织《国际疾病诊断分类》第10 版,1992)，之间又经过12年。在100多年中，
国际生物学、心理/精神医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法学等诸多学术界,对
同性爱进行了大量研究。据我检索MEDLIN光盘，1980年以来每年收入的有关同性
爱的专业文献，都有1000篇左右。对该人群的DNA研究和下丘脑性中枢细胞免疫
组化研究,对自幼共同抚养和被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双卵孪生子及同父母兄
弟、被领养兄弟的性取向研究，对跨性儿童性取向形成的多年随访，对同性爱者
智力、心理稳定能力、人格发育、判断力、可信赖程度、职业能力、社会交往能
力等的大量研究，对不同社会文化、民族及某些土著人群的有关的性取向的社会
学和人类研究等等，是ICD-10把同性爱非医学化的原则基础。贾文认定ICD-10不
过是世界卫生组织追随美国的结果，是极武断的。我们可以反对ICD-10或DSM-II
I、IV， 但关键是拿出科研报告来。简单地用许多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大不相同
的国家里流行的大众认识替代科研结果，是无法说服人的。对某一科研结论的反
驳，只能用严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来表达。
贾文还列举了对80位非专业人士（请注意：其中部分人甚至是有心理问题的求咨
者）的所谓“民意测验”结果。从判断是否具有科学价值的角度来看，这种“测
验”毫无意义。因为历史早已证明，对科学的认定，历来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关
于贾文中对40位精神科医生的调查，其意义亦相当可疑（40人中究竟有几人深入
广泛阅读过有关同性爱的多学科科研报告？贾文没有说明）。现代性学大师金西
对此有一句名言：“门诊部不等于社会”。因难以承受社会流行观念压力而到精
神科医生面前的同性爱者，不能代表社会上的大多数同性爱者，正如在劳改农场
的同性爱者仅仅代表了同性爱者中的小部分人一样。
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由于文化专制主义和禁欲主义性文化的结合，我国完全
把同性爱道德化。相关研究成为科学禁区。有关同性爱的总体认识水平，甚至低
于40年代初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出版霭理士《性心理学》中译本和《中国古
代同性恋举例》时的水平。贾文中所采用语汇和表达内容，大多与心理／精神病
学无关，而且也未见真正的生物学和社会学观点。贾文主要表达的，不过是传统
观念把同性爱道德化的认识和把传统观念神圣化的态度。对不同宗教的神学研究
表明，一神论宗教通常持有此种认识。它与现代医学模式毫无关联。贾文援引高
级法学界人士的意见，称只能从美国“引进”先进科技，决不能“引进”同性爱
云云，证明我国相关科学认识水平的严重低下。中国商周时代古籍中即记述了当
时存在的同性爱现象，那时并没有什么航海业，没有什么“引进”，甚至早于美
国建国20多个世纪。贾文中，同时采用了许多不适于当代中国的概念。如“流氓
罪”，由于定义模糊，常常滥用，已被新刑法取消。关于“鸡奸”一词，更是失
之陈腐。著名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对我国当代城市夫妻的调查显示，7%夫妻有肛
交史，13%表示可以认可这一行为。 关于口交，则是人类相当常见的性行为。人
类文化对肛交，口交的反对，源于对阴茎－阴道性交能导致生殖的崇拜。当然，
从艾滋病预防和粘膜组织学角度考虑，我们同样反对肛交。但这种反对与具有某
种宗教色彩的谴责“鸡奸”完全不同。贾文还显示出对工业化国家性法律知之甚
少。在工业化国家，“司法部门不得进行干预”同性性行为的情况并不存在。对
同性未成年人性侵犯、同性间的性强暴、性剥削、有伤风化行为等，法律不仅干
预，而且惩处程度大多重于对异性爱人群同类行为的惩处。
贾文清晰地展示了一种倾向，即把政治化导入学术讨论的倾向。这是一种足以
“把水搅浑”的方法。你同意ICD-10，DSM-III吗？ 那你就是在支持一伙破坏社
会安定大搞精神污染的“家伙”。贾文的这一暗示相当明显。把学术问题政治化
的倾向，严重阻碍学术进步。我们都知道我国50-70 年代有过大量类似作法及其
导致的恶劣后果。“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共十五大报告）
。我认为，我国文化比较落后，也包括了性文化的相对落后。我国当代的传统性
价值观，是与封建主义主流性道德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价值观念。此种价值观，正
严重制约着我们有关同性爱道德化、医学化和非医学化的讨论。为此，应当重申
1978年有关真理标准讨论时肯定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无禁区。凡是有
超越了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而只有蒙昧主义
、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
理。”（引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1978.5.12）凡是给
科学设立禁区， 就是阻碍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应当认真坚持“
三不主义”原则。否则，“秀才遇到兵”，无法进行学术讨论。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点20世纪以来工业化国家关于同性爱现象的史实和现况。30
年代中期至1945年的德国本土，同性爱者是被希特勒纳粹政权投入集中营的三大
人群之一（其他两个人群是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犹太人及吉普赛人）。50年
代麦卡锡主义猖獗于美国时，除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及同情者外，也同样把同性爱
者作为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美国最早的同性爱社团，即是共产党人建立的）。
在当代，美欧新法西斯主义分子、政治极端保守派和原教旨主义宗教人士仍然把
同性爱人群作为激烈抨击的对象之一。同时备受谴责的，还有共产党人和社会主
义者，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人士等。正是上述背景，导致了美国近年来几
次发生烧死和枪杀同性爱者的惨案；正是同一历史背景，使得美国国会一直拒绝
通过有关同性爱者就业的反歧视法案；也正是这一背景，激发了美国的同性爱运
动。70年代初，在美国，同性爱人群的反歧视活动与非洲裔美国人的反种族歧视
运动、妇女的反性别歧视运动、大学生反（越）战运动结合在一起，对改变美国
主流文化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正是同性爱人群的抗争，大大推进了科学界对同
性爱的研究，而后者又对改变工业化国家同性爱人群的社会地位发挥了重大积极
作用。
艾滋病正在当代中国迅速蔓延。艾滋病是对当代中国（包括中国学术界）的严峻
挑战，男性同性爱人群是艾滋病核心人群（core groups)之一（与此相反，女性
同性爱人群由于性交时浆液交换率极低，因而是艾滋病发病率最低的人群之一）。
已经证实，歧视是导致艾滋病蔓延的最重要社会学危险因素。我国的同性爱人群
人口，连同他们的亲长、子女、配偶的人口，达数亿人之巨。在艾滋病时代，积
极尊重和保护同性爱人群的各种正当权益，就是保护好整个大众社会。1994年12
月在北京召开了有艾滋病性病学界、心理/ 精神医学界、社会学界、伦理学界、
法学界等多学科专家共同参加的“艾滋病和同性爱问题”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
呼吁，应当以尊重、理解、帮助、宽容的态度对待同性爱人群（《健康报》就此
发过消息）。所以，在讨论同性爱的医学化与非医学化孰是孰非的同时，避免倒
退到把同性爱道德化的陈腐观念中去，拒绝宣扬古老的宗教观念，大力弘扬科学
、倡导爱心，严肃学术讨论中的百花齐放精神，极端重要。近100 年来医学界采
用了生物学方法（包括睾丸切除和睾丸植入、性激素注射、休克疗法、脑外科手
术等）和心理学疗法（包括采用心理动力学理论指导的心理分析、行为主义心理
学理论指导的厌恶疗法、脱敏疗法等）治疗同性爱者，都无济于事，从而提示了
一个朴素的道理：要把同性爱者变为异性爱者如同把异性爱者变为同性爱者一样
困难。道德无法解释，法的严惩无效，医学治疗无效，也是同性爱非医学化产生
的历史背景之一。它不是什么“追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的产物，而是历
史发展的结果之一。
目前有关同性爱的科研，具有特别重大的价值。需要提及的是，研究者应当知道
一个基本认识和两项研究法则。基本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研究法则是人类学科研原则
：被研究者拥有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社会学研究原则：研究者不应把自己的
价值观介入，即“价值中立原则”。在讨论同性爱的医学化及其诊断标准时，必
须考虑到科学准则的可重复性。真正的医学原则，通常具有某种超越时空的指导
价值。同时，我们应学习理解人类生命表达的多样性或多色彩性。人们在生物－
心理－环境因素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在生命表达各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这是
自然的。相反，力图绝对的同一，是不自然的。研究者还应当从伦理学、社会学
、法学、哲学高度思考自身的干预权力和干预后果。
如果一对已逾结婚年龄但坚持拒绝传统婚姻的同性爱者因为感情因素自愿生活在
一起，医生是否有权干预他们，迫使他们分离，并要求他们与自己根本不可能产
生爱情的异性结合成婚姻关系？此种干预，究竟有利于还是有害于个体的心理平
衡与社会安定？同性爱者之间专一的性结合关系，是国际（包括我国）艾滋病性
病学界积极鼓励和提倡的。坚持把同性爱医学化的心理/ 精神病学界人士应当如
何判定艾滋病性病学界的观点？两个成年人富有情感的专一的同性结合关系究竟
如何有碍于社会安定？人的“恋爱自由”究竟应受到何种认可和制约……我们必
须站在历史和全人类的高度，以多学科视角思考中国同性爱的医学化与非医学化
问题。通过积极科研，促进不同人群的相互理解，弥合裂痕，而非激化矛盾、扩
大冲突、强化歧视。进而达到促进社会安定，调动同性爱人群的积极性，使之对
社会作出更多贡献的大目标。达到这一目标，是中国心理/精神病学界等卫生界和
多种学术界人士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在历史上，曾有许多杰出的同性爱者对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永垂青史的贡献
。培根（这位伟大思想家、科学家在300多年前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仍被全
人类传诵）、莎士比亚、柴可夫斯基等等，我们至今感受到他们的巨大影响。自
研究同性爱现象的理论专著《同性爱》出版以来，我与全国30省市的数百位男女
同性爱者建立了通讯联系。其中有年逾六旬、从无婚史的著名专家、离休干部，
有在美国研究生毕业获良好职业后又回国的专业人员，更有很多接受过良好教育
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知道国际学术界的主流科学观点，依然是忍辱负重，顾全
大局，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努力工作。此类情况，发人沉思。与这一人
群深入的交流，大大丰富了我对同性爱的客观和理性认识，特别是使我理解到仅
以传统观念认识同性爱人群时的严重缺陷。我同时认为，中国并非美国，自有中
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中国的同性爱问题，决非宣扬或煽动中国同性爱人群搞
什么“运动”所能解决。相反，在当代中国企图搞什么“运动”，只能导致混乱
、冲突，影响安定大局，进而损害全社会（既损伤异性爱人群，也损害同性爱人
群）的利益。我曾询问过许多同性爱者，注意到他们普遍反对通过激化矛盾的方
法解决中国的同性爱问题。他们首先考虑的，并非仅仅是自己人群的利益，而是
全社会的利益。本文介绍了美国的情况，指出了美国不同性取向人群的对立，特
别是艾滋病在男性同性爱人群中的大流行，正是为了以史为鉴，避免我们重蹈故
辙，避免同性爱人群与异性爱人群中的有极端主义倾向的人挑起冲突，进而对两
个人群都造成伤害。在国际交往中，对待某些对中国怀有严重误解的国家，我们
尚采取真诚和善意态度，为什么就不能对同性爱人群──他（她）们是我国人民
的一部分，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同性爱人群与异性爱人群的差异仅仅在于性取向
方面──采取友好相处的态度？我国正在向更高层次的“民主、文明”进步，正
处于“文革”终于结束之后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伟大历史阶段。我们已经看到了市
场经济带来的勃勃生机。我们同时应认识到，生产力的解放必然导致生产者（人
）的解放。所谓人的解放，就是不同的群体在更多方面和更高层次获得更多自由
。积极注意求同存异，弱化矛盾，消解冲突，融洽分歧，促进不同人群的交流和
接纳，利国利民，善莫大焉。近10年来，越来越多的同性爱者开始摆脱传统观念
的束缚，拒绝所谓的“治疗”；在考虑自身愿望的同时，积极考虑异性爱者的利
益，进而拒绝婚姻。尤其是其中少数有识之士，着眼于我国的社会安定和性文明
进步，大力配合、帮助有关学术界的异性爱身份的专家，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和
其它有利于全社会的工作。在此背景下，加强对同性爱现象/人群的研究， 积极
开展把同性爱医学化和非医学化的讨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谨以此文与贾谊诚教授商榷，并作为引玉之砖，殷切希望得到广大心理/精神医
学界和其它学术界专家们的认真批评与赐教。（本文写作于1997年8月，主要内
容发表于1998年2月1日《精神卫生通讯》第一、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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