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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macs (In the Name of Love), 信区: Science
标  题: 第九章　撼山易，撼李森科难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8月04日11:21:22 星期天), 站内信件



　　　　第九章　撼山易，撼李森科难


　　千钧一发之际，斯大林同志出面干预了。

　　斯大林同志亲自委任谢·瓦维洛夫为苏联科学院院长，斯大林同志
当着谢·瓦维洛夫的面对尼·瓦维洛夫的悲惨遭际表示一无所知和痛心
疾首，这一切，如斯大林同志所说，完全是基于政治方面的需要。当时，
即1945年，国际学术界已经确信尼·瓦维洛夫院士死于非命，对尼·瓦
维洛夫院士的沉痛悼念和对苏联当局的强烈谴责正在形成高潮。苏联当
局处境尴尬，斯大林同志认为有必要给国际舆论一个暗示，那就是，他
斯大林同志对尼·瓦维洛夫院士其实并无恶感，与尼·瓦维洛夫院士的
悲惨遭际并无干系。因而不能对尼·瓦维洛夫院士的悲惨遭际负责。

　　遗憾的是，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暗示不起作用，国际学术界要么是没
有领悟斯大林同志的暗示，要么是领悟了但根本不予置信；不管是什么
原因，反正是依旧顽固坚持对苏联政府尤其是对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强烈
谴责立场。这就够让人头痛的了。但还有更让人头痛的事瓦维洛夫案件
在国内学术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弹。本来当局已明确宣布：瓦维洛夫问题
是雷区！并作了几项具体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提到瓦维洛夫；瓦维洛夫
的著作不能出版甚至不许学者们在学术范畴内引用他的著作。苏共中央
宣传部绝对禁止以斯大林同志的名义把一则有关瓦维洛夫的辞条收进俄
国植物学家辞典；出于同样的原因，当时出版的苏联大百科辞典中也没
有尼·瓦维洛夫的名字。苏联地理协会主席贝格院士在纪念该协会一百
周年的一本书中提到瓦维洛夫生前的科学考察，马上就遭到有关方面声
色俱厉的呵斥，一派风声鹤唳！但虽然风声鹤唳，居然还是有人敢冒天
下之大不韪为瓦维洛夫鸣冤叫屈。国内外学术界遥相呼应，对苏联当局
形成了夹击之势。

　　公开为瓦维洛夫鸣冤叫屈的，大都是苏联学术界的一些头面人物。
当年曾为拯救瓦维洛夫而奔走的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奥尔别利院士就是其
中的一个。他常常在公开场合热情洋溢地评价瓦维洛夫，甚至在接见瓦
维洛夫的外国同行时，也直言不讳地说：“欢迎您们，尼古拉·瓦维洛
夫的朋友们，瓦维洛夫的去世是科学事业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当
局通过一些很婉转的方式几次提醒他不要固执己见，他仍我行我素。苏
联科学院院长谢·瓦维洛夫对他哥哥的遭际更是耿耿于怀。对人文社会
科学从来没有多少兴致的科学院院长，在晚年突然迷上了历史学。而在
浩瀚的史海中，他最关注谈论最多的则是化学家拉瓦锡。拉瓦锡在任法
国科学院院长期间，多次批评一位他所不了解的医生让－保罗·马拉特
的化学著作。那位医生因此对他衔恨极深。大革命爆发后，那位医生弃
医从政，成了国民议会议员、法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他认为报仇
雪恨的机会到了，便借口拉瓦锡曾加入税务总局，指控拉瓦锡是“包税
者”“人民公敌”，要把拉瓦锡处死。在他的坚持下，拉瓦锡被押上了
审判台。拉瓦锡请求把审判推迟，以便把他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实验做
完，审判长却一口回绝：“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审判不能中止。”伟
大的化学家被斩首。噩耗传出，学术界极度震惊，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
曾有如此名言：“砍下他的头，只需一刹那；但再长这样一颗头，大概
花一百年也不够。”谢·瓦维洛夫看出了拉瓦锡的命运与他哥哥的命运
的相似性，力图从历史中，具体说来，是从拉瓦锡的悲剧中，去探寻他
哥哥的悲剧根源。但科学院院长没有停留于单纯的抽象思维。他曾冒着
风险探望尼·瓦维洛夫的前妻萨哈罗娃和长子奥列格。并且和侄子长时
间地讨论如何去卢比扬卡监狱，鼓励侄子继续向当局追询尼·瓦维洛夫
的下落。只要能遇上从劳改营或监狱出来的熟人，科学院院长都要向他
们打听哥哥的消息。后来听说哥哥死在萨拉托夫集中营，在巴尔维赫疗
养时，他对谁都没有讲一声，便跑到萨拉托夫去了，去找哥哥死亡的证
人，找哥哥的坟墓。他什么也没有找着，回到莫斯科不过两个星期，科
学院院长就在忧愤中告别了人世，到九泉之下去追随哥哥的亡灵。

　　苏联科学院院长、副院长和许许多多其他的苏联学术界头面人物，
在战后已不再掩饰他们对瓦维洛夫的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一批在战
前被解职的瓦维洛夫的战友如著名遗传学家茹可夫斯基院士、查瓦多夫
斯基院士等等也相继重返学术界。以他们为核心，瓦维洛夫旧部正在重
新集结力量。不过，虽然人心不死，在当时条件下，却还没有哪一位苏
联学者敢公开把瓦维洛夫的悲剧归咎于当局，也就不能不迁怒于围攻瓦
维洛夫的头号鹰犬李森科。是李森科杀死了瓦维洛夫这个虽有道理但未
必确切的传言，几乎为苏联学术界所公认。苏联学术界尤其是正在重新
集结的瓦维洛夫残部，自然而然对李森科恨之入骨。同时，李森科战后
几年的春化试验，和战前一样，牛皮吹了一大堆，把公众的胃口吊得很
高，但结局仍和战前一样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让满怀期
望的公众又一次次地大失所望。政治上学术上一无是处，李森科的邪教
教主本色，至此几乎原形毕露。在表面上他还是红透天的“排头兵”，
实际上成了苏联学术界的过街老鼠。完全陶醉在强权宠爱之中的李森科，
对此却是一点也未觉察，以为他还是无敌于天下。 便在1946年1月旁若
无人地发表了他的新著述《遗传性与变异性》，以否定达尔文的基本原
理。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包括三个要素：变异性、遗传性和繁殖过剩。
由于繁殖过剩（成年的植物、昆虫、鱼的数目比种子或刚出世的幼龄生
物的数目要少数百数千倍），发生了动植物的种内竞争，即同种的许多
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力不是相同的，那些更适应环境的、占优势的就保留
下来，不适应的个体就被消灭、被淘汰了。李森科不同意达尔文的观点。
他认为，通常在自然界中，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没有繁殖过剩，而且也
不可能有。不存在繁殖过剩，当然也就不存在种内竞争。李森科指责达
尔文繁殖过剩的观点是从马尔萨斯主义出发的，而马尔萨斯主义在当时
则被官方确认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李
森科举出橡胶草穴种的例子：每一丛中收获时，个体（1-37）越多则总
产量越高，证明不但没有种内竞争，而且个体越多越有利。至于为什么
播种100到200粒种子， 而收获时只有1到37个植株？为什么在生育期中
死了那么多？李森科回答说：“那绝对都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在学术
上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就从政治上战胜他这是李森科的主要战略；他
的反对派所持的战略则完全相反：不能从政治上战胜自己的对手，就从
学术上战胜他。苏联学术界尤其是瓦维洛夫旧部正在从学术上寻找反击
李森科的最佳突破口，李森科的新著述恰逢其时。于是，《遗传性与变
异性》在引来国际学术界的满堂倒彩的同时，也在苏联国内引发了一场
在战前本来已经沉寂的大论战。瓦维洛夫的亲密战友茹可夫斯基院士最
早发难。他在《选种与良种繁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哈哈镜中
的达尔文主义》的文章，批评李森科对达尔文主义的歪曲。李森科马上
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不要坐在别人的雪橇上》的文章作为回敬。
竟然有人胆敢向他公开挑战，李森科深感意外。他在答复《文学报》而
写的《资产阶级为什么反对苏维埃科学家们的工作》这篇檄文中恨恨地
说：“但是我知道，我国有些生物学家，例如茹可夫斯基教授，还承认
种内竞争。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残余。”但泼妇骂街吓不倒有备而来
的反对派。种内竞争问题引起了苏联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仅是自然科
学家，大批哲学家、文学家也投入这场论战。李森科成了众矢之的，节
节败退；瓦维洛夫当年的战友们则步步进逼，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莫斯
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更是演变为反李森科的中心。 1947年2月，在莫
斯科大学生物系举行了全苏科学会议，宣读了大约四十篇反对李森科的
论文，并通过决议，宣布李森科为拉马克主义者。在这两所大学里，李
森科的信徒都无法立足而被迫调离。李森科这才如梦初醒，在学术界孤
立无助的他，不得不再次向政治权力求助。全苏科学会议闭幕后，他向
苏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利·日丹诺夫（即苏联意识形态主管、著
名政治杀手安·亚·日丹诺夫之子，人称小日丹诺夫）提交了一份冗长
的备忘录，呼吁当局对他与“科学中的反动派”所作的斗争给予全力支
持。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连小日丹诺夫竟然也开始倒向“科学中的反
动派”，非但没能给予全力支持以解李森科的燃眉之急，反而在各种场
合甚至是在联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严厉抨击李森科；这还
不够，1948年春，小日丹诺夫又提出加强全苏农业科学院的领导问题，
拟将李森科撤职。众叛亲离，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曾经固若金汤的一统
天下眼看就要哗啦啦地崩塌了。

　　千钧一发之际，斯大林同志出面干预了。

　　斯大林同志的干预出自他的深谋远虑：卫国战争的胜利，固然是极
大地提高了苏联的声誉，但也不是没有负面影响经受了大清洗洗礼的苏
联知识分子，本来已经变得十分温顺，但战争迫使大清洗的滚滚车轮停
了下来，祭在知识分子头上的那一柄达摩克里斯剑暂时退隐了；好了疮
疤忘了痛，知识分子又开始翘尾巴了。战争焚毁了苏联长期固守的锁国
之门，知识分子突然面对大千世界，更是眼花缭乱，六神不定。斯大林
同志一向目光如炬、明察秋毫；苏联知识界的离心暗流，斯大林同志不
可能没有警觉。早在1946年，斯大林同志就洞悉了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
阶级斗争新动向。为此指令老日丹诺夫：

　　对缺乏思想性的东西必须打击……文学作品中明显存在背离创作的
阶级原则的倾向。请您查一两种杂志。最好是在列宁格勒……

　　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治理整顿由此惊涛拍岸。斯大林同志指定要在
列宁格勒打响第一枪，列宁格勒的两家著名杂志便首当其冲，成了第一
批枪下鬼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对《星》杂志和《列宁格勒》杂志进行了
全盘政治清算。似乎这样做威慑力还不够，斯大林同志还点名批评了一
批其作品“与社会主义文学格格不入”的作家艺术家。

　　天命不可违。老日丹诺夫赶紧拎起一度搁置的棍棒，紧跟斯大林同
志虎虎生风地四面出击。他断言：

　　“安娜·阿赫玛托娃是空洞无聊的、没有思想原则的贵族沙龙诗歌
的旗手，对苏联文学来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她的诗歌思想贫乏，影
响有限。”

　　著名作家左琴科以“恶劣的流氓方式”描写苏联的现实，“鼓吹不
要思想原则的腐朽思想，鼓吹低级趣味、非政治倾向，妄图使我国青年
迷失方向，毒化他们的思想。”

　　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哈恰图良等人的作品是
“虚伪的、庸俗的、有时简直是病态的。他们一方面对真正的音乐吹毛
求疵，一方面却创作不成体统的浸透着唯心主义感情的音乐作品。”

　　虎虎生风的棍棒，打倒了多少苏联最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啊。血雨腥
风又开始浸染苏联知识界。

　　这场气势恢弘的治理整顿，不可能仅仅限于文艺领域。当时的苏联
有句名言“科学也是意识形态。”这里的所谓“科学”，主要是指自然
科学。苏联自然科学也就不可能躲开虎虎生风的棍棒。自然科学的治理
整顿，重点是生物学。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战前付出了那么大的心血，
总算将遗传学置于死地；不料战后稍一走神，遗传学便又死灰复燃。所
以斯大林同志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不仅要把遗传学打倒在地，而且要焚
尸扬灰，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遗传学问题和瓦维洛夫问题，一方面避免
遗传学和瓦维洛夫冤魂不散，纠缠不已；一方面确保李森科在苏联学术
界的“排头兵”地位，从而确保党对苏联学术界的绝对领导，确保苏联
学术界的米丘林方向。

　　正是出于这些深谋远虑，斯大林同志在1946年解决了文学问题、19
47年解决了哲学问题之后，便在1948年亲自出面解决遗传学问题。小日
丹诺夫因支持“科学中的反动派”而受到斯大林同志的严厉申斥，不得
不写信向斯大林同志请罪。请罪书全文如下：

　　给约·维·斯大林同志：

　　由于在讨论会上做了关于现代达尔文主义中争论问题的讲演，我犯
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

　　１．做报告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没有估计到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工作
人员的新的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没有设想到我的发言会
被当作是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意见。我在某一个科学争论中没有深思熟虑
便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一点上，表现了一种“大学风度”。所以，当
大家建议我在讨论会上作报告时，我就决定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为了
使我的讲演不约束任何一个人，我事先声明了这是我的“个人意见”。
毫无疑问，这是不好的“教授作风”，而不是党的立场。

　　２．我的报告中的根本错误在于引导生物学中两个正在斗争的方向
调和起来。

　　从我到科学处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有形式遗传学（苏联官方对孟德
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贬称引者注）的代表来向我申诉，说他们获得的一些
栽培作物（荞麦、橡胶草、天竺葵、大麻、柑桔）的具有优良品质的新
品种，没有运用到生产中去，并遭到李森科院士的拥护者的阻碍。这些
无疑是有益的植物类型，是直接用化学和物理因素影响胚细胞（影响种
子）而得到的。米丘林学说在认为有更多其他的、更重要的改变有机体
的道路的同时，也不否认这类影响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形式遗传学家认
为自己的方法（在X射线、紫外线、秋水仙精和异骈乙烷的影响下，强
烈刺激有机体）是唯一可能的方法。我懂得，这些因素影响有机体的机
理可以、也应该不是用形式遗传学，而是用米丘林遗传学来解释的。

　　我的错误在于，当决定袒护这些实际上是“糖衣炮弹”的实践结果
时，我没有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在方法论上的根本缺陷，给以无情的
批评。我承认，这是办事的事务主义态度，是单纯地追求实际利益。

　　生物学中不同方向的斗争常常表现为吵闹和起哄的不健康的形式。
然而，我以为，除了吵闹和起哄以外，什么内容也没有。所以，我对问
题的原则性方面估计不足，没有历史地去处理这个争论，没有去分析它
深刻的原因和缘起。

　　这些原因使我产生了想“调和”两个争论方面，消除分歧，强调双
方团结，而不是强调分开的想法。但是在科学上，如同在政治上一样，
原则是不能调和的，而只能战胜。斗争不能用掩盖矛盾的办法，而应该
用揭发矛盾的办法来进行。在事务主义和狭隘实际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
想调和原则的企图和对争论的理论意义认识不足，把我引导到了折中主
义的道路上，我是这样认识的。

　　３．我对李森科院士的尖锐和公开的批评是一个错误。李森科院士
在目前是公认的生物学中米丘林方向的领袖，他在资产阶级遗传学家的
进攻下保卫米丘林和他的学说，他本人对我国科学和经济事业做过许多
事情。估计到这一点，对李森科，对他的个别缺点的批评，应当这样进
行，即使得这个批评不是削弱米丘林主义者的阵地，而是巩固它。

　　我是衷心拥护米丘林学说的。我批评李森科不是因为他是米丘林主
义者，而是因为他没有很好发展米丘林学说。但是，我选择了不正确的
批评方式。所以，由于这样的批评，客观上使米丘林主义者处于下风，
而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占了上风。

　　４．列宁曾屡次指出，承认某一现象的必要性，本身就包含有陷入
客观主义的危险，我在很大的程度上，没有避免掉这个危险。

　　我确定魏斯曼主义和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我不区别它们）的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是“皮明诺夫”式的：不论是好的或坏的，都凭良心说话。
这些反科学的观点（在我们这儿的代表是施马尔高森和他的学派）在理
论上采取了宗教神秘的形式，认为物种的发生是由于造物主的个别行动
的结果，在实践上则把事情引入绝路，引向否定人类改造动植物本性的
可能。我不但没有给这些反科学的观点以致命的打击，相反地，我却错
误地为自己提出了探索它们在生物学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和在它们中间寻
找“合理的内核”的任务。结果，我对魏斯曼主义的批评是软弱无力的，
客观主义的，从本质上说，是不深刻的。

　　结果，主要的打击一再针对李森科院士，即误伤了米丘林方向。

　　我的错误就是如此，这些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向您，斯大林同志，并在您面前向联共（布）中
央保证，我曾是、并仍将是忠实的米丘林主义者。我的错误的根源是：
我没有充分研究问题的历史，不正确地组织了为米丘林学说斗争的阵线。
所有这些是由于经验不足和不成熟。我将用行动来改正错误。

　　　　　　尤利·日丹诺夫
　　　　　　1948年7月12日

　　这封请罪书标志着苏联遗传学界又一次大规模“扫荡”的开始。本
来退无可退的李森科，至此终于绝处逢生。而他的命运的转折点，则是
苏联科学史上著名的“八月会议”。

　　“进步的生物科学应当感谢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同志，他
拯救了米丘林学说，使它进入了我们的知识宝库，成为真正的财富。”

　　苏联八月会议是实现斯大林同志在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遗传学界力
挽狂澜的战略意图的一个决定性战役。为了在会上取得压倒性优势，斯
大林同志费尽心血。首先是人事上最大限度地抬高李森科帮派在苏联学
术界的地位，具体措施是把李森科的喽罗大量提拔为院士，以保证李森
科帮派在院士队伍中占主导地位、保证苏联学术界的领导权掌握在以李
森科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由于李森科帮派在学术界不得人心，
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院士选举，李森科提名的候选人大都落选。民主和
集中，集中既然处于指导地位，那么一旦民主的结果不符合集中的旨意，
集中当然就要运用它的指导权力，指导出另一种结果。所以斯大林同志
不承认本来无可争辩的院士选举的合法性，干脆下令把李森科所草拟的
院士名单交由自己圈定。斯大林同志大笔一挥，李森科的35名喽罗全部
榜上有名。然后，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苏联部长会议接连颁布几个
法令，委任在选举中大多落选的李森科喽罗为院士，从而为“八月会议”
输送了一支可靠的禁卫军。其次是从政治路线上继续强制推行李森科主
义。斯大林同志亲自垂询李森科所作的大会主题报告《论生物学现状》，
在报告草稿上作了多处重要修改。仍然放心不下，便在会议召开前夜，
特意召见李森科。这些在李森科自然是至宝，经过斯大林同志亲自修改
的报告原件，一直为李森科所珍藏；每逢重要时刻，他都要把报告原件
或报告原件的复制品拿出来向人们炫耀。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的第三天即
1953年3月8日，李森科曾在题为《科学的泰斗》的悼文中无限深情地回
忆斯大林同志对他的亲切关怀：“我，作为一个生物学家，特别清楚地
知道，斯大林同志抓住了具体审查最重要的生物学问题的时机。他直接
校阅了《论生物学现状》的草稿，详细地向我解释他修改的地方，指示
我讲演中的个别地方应该怎样讲解。斯大林同志关心地注视着列宁全苏
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的工作结果。”“列宁同志发现了米丘林，斯大林
同志教育了米丘林主义的干部，斯大林同志本人揭示了一系列最重要的
生物学规律。”斯大林同志是八月会议的总导演，这一点苏联官方后来
也供认不讳。在1948年11月6日莫斯科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庆祝大会上，
红色宰相莫洛托夫向全世界声称：“遗传理论的讨论，提出了同以唯物
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真正科学反对科学上的唯心主义残余（例如认为后天
获得性不能传给后代的魏斯曼的遗传不变说之类）的斗争有关的各项深
刻和基本的问题。”“这一斗争在李森科院士领导下进行不是偶然的，
他在我们共同提高社会主义农业方面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然后强调
指出：“关于生物学问题的科学讨论是在我党指导性的影响下进行的。
这里，斯大林同志的指导思想也起着决定作用，为科学和实际工作开辟
了崭新和宽广的境界（这句话在此后被李森科和其他人不止一次地不加
引号地引用）。”《真理报》社论也称：“进步的生物科学应当感谢列
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同志，他拯救了米丘林学说，使它进入了我
们的知识宝库，成为真正的财富。”在斯大林同志无微不至的拂照之下，
经过周密部署，1948年7月31日， 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在莫斯科农业俱
乐部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苏联科学院和全苏农业科学院两院院士、苏联
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教授、农学院教授、农业科学院各试验站骨干等共
计七百余人。囊括了全部苏联生物学界、农学界头面人物。天子门生、
胜券在握的李森科，红光满面地登上大会讲坛，作了主题报告《论生物
学的现状》。报告将天威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沿用早在战前就已出笼的
理论宣称：苏联生物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两个方向的斗争，即唯物主
义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生物学”或叫做“米丘林生
物学”与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生物
学之间的斗争。对染色体理论的态度，则是区别“米丘林生物学”和孟
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分水岭。谁相信染色体理论，谁就是孟德尔摩尔根主
义的信徒，谁就要被打倒；反对染色体理论而追随“米丘林生物学”的
学者，才能在社会主义苏联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学理，只有威胁和恫吓，
赤裸裸的强权思维一点也不加掩饰。这样一份报告，在当时被视作用马
克思主义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典范。大会的第二天，报告全文就在苏联
所有中央报纸上发表了。总发行量达六、七千万份之多，平均每两个苏
联人就可以拥有一份。除了党和政府的会议文件，苏联历史上还没有哪
份会议文件有如此之高的发行量。

　　在当时广为刊载的又岂止是李森科的主题报告。法国作家阿拉贡在
为这次会议所写的一篇辩护文章中，曾对这次会议的报道规格惊叹不迭：

　　在莫斯科，当全世界的报纸竞相报道战争消息、报道原子弹拥有者
毫不犹豫地准备向苏联发动核战争的那种恐怖消息的时候，苏联最权威
的、拥有千千万万读者、发行量达数百万份的《真理报》， 从那年的8
月4日到12日，却拿出巨大的篇幅，报道7月31日开始的全苏农业科学院
特别会议。在此期间，44面的《真理报》有18面全部用来报道那次会议。
任何一个单个的新闻即便是柏林问题、华盛顿反苏事件在苏联报刊上所
占有的篇幅都远不能与报道那次会议的关于“今日生物学”的专栏讨论
所占有的篇幅相比。讨论是在米丘林学派和古典遗传学派之间进行的，
以李森科的报告为开端。李森科的报告全文所占的篇幅达五百多面。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学术讨论都不曾享有这种报道
规格。这是跟数百万男女的理解能力紧密相关的。象《真理报》这种做
法，在法国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一家报纸肯冒这种险，因为一定不会有
那么多的读者。法国还没有形成那一类读者群。无论那次讨论的内容怎
样，它的这种报道规格就表明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苏联，已经产
生了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那数百万对生物学讨论感兴趣而且能够
理解讨论的读者就属于这类知识分子。

　　还有值得一提的。那次讨论的范围，讨论所提出的大量新的生物学
材料，再加以数百名科学家和实际工作者与集体农庄农民一起参加讨论
这一事实本身，使那次会议显出了一个惊人的新特征，正是这个新特征
促使报刊给那次会议以那样的报道规格──一个民族的全体人民的工作
已经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了，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阿拉贡对八月会议高规格报道的原因的阐释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
但他对高规格报道的事实描述却并无夸张对一次“学术会议”作地毯轰
炸式的密集报道，而且这样的报道成了舆论界的第一主题。这在人类历
史上确实没有先例可循。同样没有先例可循的是那些报道对学术问题明
显的倾向性。8月4日，《真理报》第一版刊登的会议消息就对反对派学
者施加了政治压力，说：“发言者公正地指出，若干应邀参加会议的魏
斯曼方向的拥护者施马尔高森院士、日布拉克、查瓦多夫斯基院士、尤
金采夫讲师和阿立汉宁讲师，直到现在还保持沉默。”8月5日和6日，这
些“魏斯曼方向的拥护者”先后发言了，但《真理报》还是有话说。第
二天刊登的会议消息称：“施马尔高森院士的发言，使人感觉十分惊奇。
他毫无理由地声称他不是进化遗传学家，也不属于形式遗传学家的行列。
在回答会议参加者对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进化的因素》中有意不提经
典生物学家季米里亚捷夫和米丘林的著作的公正指责时，施马尔高森院
士表现了奇怪的立场。他声明说，关于季米里亚捷夫和米丘林的著作，
他在另外一本书里已经提到了，并将在最近的另一本著作中集中地写。”
稍后，《真理报》用比平时多一半的篇幅，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先
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旗帜！》的社论。社论在许多地方原封不动、也
不加引号地引用李森科报告中的一些话。除了强调生物学上的争论是两
种世界观的斗争外，继续指名辱骂反对派学者，说：“先进的米丘林主
义科学家正在向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生物学面前奴颜婢膝和阿谀奉承的习
气作斗争，但是可惜，在苏联生物学家中间就有这种人（施马尔高森、
查瓦多夫斯基、日布拉克、杜比宁等）。……他们的科学活动常常比什
么也不干还要坏。”

　　组织保证和舆论导向双管齐下，大会会开成什么模样，也就不难想
见了。几十名“米丘林主义者科学家”轮流登上讲台，尽情发泄对反对
派学者的强烈仇恨实则是对科学、对理性、对人类良知的仇恨。整个大
会从头到尾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政治词汇：

　　蒲列塞茨基（乌克兰果树栽培研究所所长）：“战争尚未结束，新
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们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基本上
是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在这些人中，就有孟德尔摩尔根
主义的代表们萨克斯、达灵顿及其他一些人。（我国的）日布拉克教授
居然于1945年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主张与那些科
学上的反动派建立一个‘共同的、世界性的生物学’。这也不是离题之
谈，而实实在在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的政治面貌的特点。”

　　格鲁森科（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教授）：“目前孟德尔摩尔根主
义是它的阶级、军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奴仆。”

　　德米特里也夫（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计划局局长）：“我认为一般
作为提高科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完全消除在科学上直到现在还
被叫做‘学派’的‘单干户’”。“在科学上决不可试图保存着反对的
路线。”

　　努日金（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所长）称，苏联学术界关于种内
竞争问题的论战是“反孟什维克唯心主义斗争的必然延续。”

　　皮罗夫在谈到反对派学者波立亚科夫时说：“组织反动战线的欲望
又在他的血液里燃烧起来了。”

　　德米特里也夫在谈到李森科建议在西伯利亚留茬地上种冬小麦时甚
至这样形容反对派学者：“他们正像野兽一样起来反对这一点。”

　　下面那些气势汹汹的叫骂，就更是司空见惯：

　　“本届会议的基本意义在于终止迄今所进行的过长的讨论，揭露并
彻底清除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者的反科学思想……。”

　　“生物学上的两种倾向的长期斗争不容置辩地表明，孟德尔摩尔根
魏斯曼倾向是一个反动的、反民族的流派，它阻碍了生物科学的进一步
发展，给社会主义农业在实践上造成巨大的损害。”

　　“我们并不想和摩尔根主义者进行辩论，而是要继续揭露他们作为
从国外输入的、有害的、思想上带有异味的、本质上是伪科学的倾向的
代表们的反动面目。”



　　同我的女朋友轻快地拉起手风琴，
　　　让我们唱一唱李森科院士的永恒和光荣，
　　　　他以坚定的步伐走着米丘林的道路，
　　　　　他保护我们免受孟德尔摩尔根 魏斯曼主义的愚弄。
　　　　　　　　——苏联“民歌”

　　不想辩论，不准辩论。但这并不等于就没有辩论。

　　与会者绝大多数是“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但也挑选了几位反
对派学者参加。这几位反对派代表和“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所享受
的待遇完全不同会前向他们严密封锁消息，马上要开会了才通知他们与
会，让他们稀里糊涂地来到会场上，打一场无准备之仗。反对派代表查
瓦多夫斯基当时就对此有所觉察，在会上提出质疑：“我认为这次会议
是在不十分正常的情形下组织的，因为那些理应列入在……魏斯曼摩尔
根主义者之类的人们，没有得到相当的便利去作准备，来自由地充分地
发表他们的意见。”

　　“只要说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在7月30日（按：7月31日开会），当
我因更换疗养证来到莫斯科时，我才正式接到举行这次会议的通知，虽
然科学院和它的管理机构早已知道我在基斯洛伏特斯克疗养。”

　　“我不否认，我曾非正式地从一位同在基斯洛伏特斯克疗养的Ｂ同
志那里得知这次会议已在筹备中。然而奇怪的是，我这个被指控有死罪
的人，既不准参加关于发言提纲的工作，而且也未能事先得到召开会议
的通知。”

　　莫斯科大学遗传学系讲师阿立汉宁则在会议发言时说：“有很多遗
传学家们能把他们改变动植物本性的成功工作报告给我们，但是他们没
有出席，我深以为憾。”

　　仅管对不公正的会议程序、对自己在会议中的被动处境有所觉察，
但在会议之初，反对派代表对这次会议的真正政治背景却是毫不知情，
并不清楚自己其实已在天网之中；因而对李森科帮派一手遮天的嚣张气
焰和作为党的喉舌的中央报刊的一边倒极为反感，不识时务地竭力捍卫
自己的学术尊严。反对派旗手茹科夫斯基院士在大会发言时正气凛然地
声称：

　　“如果那些被戴上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帽子的遗传学家们，从此就放
弃染色体遗传学说，那将是可叹的事。我并不打算这样做。”

　　他毫不理会台下的一片嘘声，继续大声说：

　　“孟德尔是一个卓越的生物学家，我们应当在他的墓前致敬。但为
什么他的名字常常被人嘲弄呢？我们知道，我们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
夫曾在科尔多什他的研究所面前为孟德尔建了一个纪念碑。”

　　另一个反对派代表阿立汉宁也为染色体基因理论抱不平，责问李森
科：

　　“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例如，像你常常所说的那样，染色体的
变化可以产生形状的变化；那么，为什么你不可以研究染色体变化的机
制及其本质，从而去控制它们呢？”

　　他说：

　　“基因是真实的物体，在活细胞里它是一个物质单位……对于基因
存在的攻击，使我想起了以往对于原子存在的否定。”

　　他们声明，虽然他们坚信染色体基因理论，但他们并不像李森科所
攻击的那样是什么魏斯曼主义者。他们承认环境对有机体遗传性的影响，
这是他们之区别于魏斯曼的地方。不过，他们更不敢苟同李森科的观点。
他们认为，生存环境可以影响有机体的性状的表现，但一般不能影响遗
传性，特别是对高等植物和动物；反对派代表波立亚科夫就说：“如果
我们承认环境本身可以引起有机体内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将不可避免地
把我们引入到神学里去。”环境只有影响了染色体、基因之后，才能引
起遗传性的改变，而影响染色体、基因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李森科所坚
决反对的方法物理、化学因子的强烈刺激（他们认为这些也是环境因子）。
他们认为环境因子引起的遗传性的变异，因个体间存在着差异，变异的
方向也是多种多样的，人就在这中间选择那些对人有利的保留下来。他
们指责李森科的主张是机械主义，是拉马克主义，是对苏联科学的误导。
正是由于李森科的误导，有关染色体和控制染色体的方法的一系列研究，
如自交系问题、多倍体问题、用Ｘ射线等引起突变的问题、荷尔蒙问题
和植物刺激素问题等等问题的研究，在苏联都无法正常开展。谈到这些，
茹科夫斯基院士非常激动，竟至与李森科当场吵了起来。

　　茹科夫斯基：“我们的对手永没有提过像维生素、荷尔蒙或病毒这
类名词。我忠告，不是对你，特洛菲姆·杰尼索维奇（按即李森科），
你的威信已经够高了，而是请你的追随者，来学习学习，因为知识是光
明，而愚昧是黑暗。”（笑声、鼓掌声）。

　　李森科：“你也把这一条应用在你自己的身上吗？”

　　茹科夫斯基：“我永远在学习。”

　　李森科：“你学习得很不够。”

　　茹科夫斯基：“如果你了解我的生活，你就会发现其实我在很用功
地学习，我每天学习……”。

　　茹科夫斯基的话还没说完，李森科的喽罗皮罗夫就尖声嚷了起来：

　　“你每天都在学习，但你只是死读书！”

　　茹科夫斯基而外的另一个反对派旗手是查瓦多夫斯基院士。在会上
的一片叫骂声中他同样毫无惧色，大战李森科。争论的焦点问题则是种
内竞争问题。在引致苏联遗传学界第二次大论战的“名著”《遗传性与
变异性》中，李森科在谈到许多生物的成龄有机体数目千百倍低于胚的
数目时，有这样一段妙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之后许多（假如不是全
部）达尔文主义者以种内竞争为基础来解释这种现象，乃是一种错误。”
查瓦多夫斯基院士对这段妙论颇不以为然，在会上尖锐指出：“是谁授
权给人们在达尔文主义的公式中加入和这个学说相反的内容呢？应该说
是李森科同志。”并且说：“假若我们把李森科同志所传授的东西叫达
尔文主义，那么我们就会问心有愧地当科学家和教师。”他的滔滔雄辩
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以致在规定的发言时间完了之后，大多数人
还希望延长他的发言时间。

　　李森科没有料到，在政治高压之下，反对派代表还会如此倔强、对
他如此大不敬。请他们与会本来只是要他们当“靶子”供“米丘林生物
科学工作者”火烧、油炸、炮轰；本来只是要他们认罪忏悔以烘托“米
丘林生物科学”战无不胜的强大威力。没想到他们却把自己的“刑场”
变成了反击“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战场。李森科及其喽罗大为光火，常
常情不自禁地跳将起来。当反对派代表波立亚科夫发言时，李森科不时
出言不逊地打断波立亚可夫的话头。波立亚科夫很生气，在李森科又一
次插话责问他的时候反唇相讥：“当我被打搅时，我是要感到难堪的”。
但李森科毫不理会地继续责问，并且说：“当我必须听取错误的报告时，
我也是要感到难堪的”。

　　反对派代表拉普普尔特教授在发言中批评了李森科对染色体基因理
论的歪曲，第二天就遭到由李森科的喽罗德米特里也夫所组织的围攻。

　　德米特里也夫：“……难道说一个科学家的行为应当像拉普普尔特
教授昨天那样吗？”

　　会场中的声音：“是无赖的行为！”

　　德米特里也夫：“不应该任他那样下去。”

　　会场中的声音：“完全正确！”

　　德米特里也夫：“这种行为应该严加谴责！”

　　这当然是反对派无法忍受的。茹科夫斯基院士在遭到围攻时当场抗议：
“我必须说，把这种压力这种巨大的、可能是正当的、但是强有力的压力
有组织地加到其他路线的代表们的身上，将会引起火山的熄灭，不久我们
就会看到许多死火山。（皮罗夫插话：“泥火山”）除非给予自由讨论的
机会；同时必须重新布置讨论，然而不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请求这讨论在
别处举行，那时我们就可以短兵相接了。”

　　天真的建议。徒劳的建议。

　　对这次会议，于光远先生有过很好的总结。根据八月会议《逐日记录》，
于光远先生指出了会议如下一些基本特点：

　　不是要举行真正的科学讨论会，而是去举行事先早就决定了的、假借
科学讨论会名义的“批判会”。

　　会前早就定下了批判的调子，组织好了“批判者”的队伍，而这种准
备工作对被批判者“保密”。

　　会议一开始就由所谓持正确学术观点的人作大报告，给持另一种学术
观点的人戴上政治帽子，把他们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整个会议都由所谓持正确学术观点的人主持。

　　组织为数众多的人在会上做“左倾”空谈和挥舞棍子、帽子的发言，
制造恶劣的气氛。

　　强迫预定的批判对象（甚至是有病的人）参加会议，并强迫他们在会
上发言。

　　表面上让被批判者自由发言，实际上要求他们讲违心话，用以加强批
判者的论据和显示批判的胜利。如果发言不合这种要求，就横加干扰和组
织进一步的围攻，直到强迫他们发表声明、承认错误，为会后的组织处理
作准备。
　
　　如此等等。

　　但这些手法并没有产生预期效应，反对派代表仍然拒绝投降。以致于
官方不得不动用杀手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即1948年8月7日，《真理报》
全文刊登了小日丹诺夫给斯大林同志的检讨信。只要对李森科稍失恭敬，
即便是身为苏共科技政策主管的小日丹诺夫也要被揪出来示众。这既拆了
反对派的后台，更充分显示了当局的铁腕。为了进一步威慑反对派代表，
李森科就其主题报告的政治权威性向大会作了特别声明：

　　有人写纸条问我，党中央委员会对我的报告采取什么态度。我现在回
答：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我的报告，并且批准了它！

　　至此真相大白原来李森科的路线并非李森科的个人作品，而是天条！
天条岂容冒犯！原来站在李森科背后的是整个的党、整个的政权力量，对
李森科的任何挑战，也就构成对党和政权的挑战，必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反对派恍然大悟、阵脚大乱而完全放弃抵抗。会议闭幕的那天，也就是小
日丹诺夫的请罪书在《真理报》全文发表的次日，三位反对派代表茹科夫
斯基院士、阿立汉宁讲师和波立亚科夫教授当众向李森科忏悔了。茹科夫
斯基院士说，既然党中央已经在生物科学方面划分出了两条路线，那么要
作一个称职的党员科学家，他就必须与党中央的路线保持一致。“我承认
我站在了不正确的立场上……在那些不眠之夜，我不得不考虑我的行为……
米丘林学派的同志们，如果我宣布我转到米丘林工作者的队伍中来，并将
保卫他们，那我这样做是真诚的……”。阿立汉宁和波立亚科夫也在忏悔
中强调他们是为了履行共产党员服从党中央的义务。强权邪教如狼狈，试
看天下谁能敌！至此，李森科帮派终于“大获全胜”，会议终于有了一个
官方预期的“圆满”结局。

　　最后由御用哲学家米丁教授代表官方作总结报告。米丁断言：“这次
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的工作有着历史的意义它象征米丘林生物科学完全战
胜了它的反对派。”他进而宣称：

　　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表明了：我们的苏维埃生物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
的科学；它乃是这样一种科学，用斯大林同志的话来说，它不脱离人民，
而是把自己的知识给人民丰富实践，并且是科学和农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
基础。

　　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表明了：米丘林生物学是真正人民的科学；米丘
林主义者的科学家，是同集体农庄和选种家密切联系的；这一方向，只有
在苏维埃社会的条件下，只有在集体农庄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兴盛起来。

　　在生物学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象李森科的报告以及米丘林主义者科
学家的发言那样，把生物科学中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诸问题提高
到了极大的原则高度。为了完全根绝科学中反动的唯心主义观念及为了真
正辨证唯物主义科学的斗争，有着伟大的意义。这一斗争使我们接近了共
产主义的科学，真正人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用的科学。

　　因此，在会议上讨论过的诸问题，具有极尖锐的、重大的意义。会议
总结说：应当根据会议的决议，对于一切文化部门、学术部门作出评估，
应当改造整个学术界，以便使科学更接近生活，使我国的科学工作更好地
解答社会主义实践和布尔什维克党向它所提出的问题。

　　把邪教本色的“苏维埃生物科学”、“米丘林生物科学”定位为“世
界上最先进的科学”，并且要用这种邪教教义来评估整个苏联学术界、用
这种邪教教义来改造整个苏联学术界，从而把苏联学术界完全变成邪教的
一统天下，强权对科学的藐视和凌辱到了何种程度！

　　米丁教授代表官方所作的这份总结报告，棍棒横飞，在痛骂孟德尔、
魏斯曼、摩尔根和他们所创立的经典遗传学的同时，对反对李森科的苏联
著名遗传学家声色俱厉地一一指名攻击：

　　以科学院院士施马尔高森为首的现代孟德尔主义者摩尔根主义者，继
续墨守破了产的、和科学毫无共通之处的、魏斯曼主义摩尔根主义的遗传
性理论。

　　科学院院士施马尔高森、日布拉克、杜比宁、朱可夫斯基、波立亚科
夫、查瓦多夫斯基以及其它一些人，直到最近一次会议前，都积极地维护
孟德尔主义摩尔根主义。杜比宁津津乐道：“孟德尔的遗传论肯定基因是
不变的”。杜比宁断言，基因是生命的基础，是遗传性、有机体的继承性
的基础。我国的孟德尔主义者摩尔根主义者查瓦多夫斯基致力于传播魏斯
曼学说。他自然也同意这个学说。他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从魏斯曼的观点
来看，对进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是生殖细胞。至于体细胞──“躯
壳”，其作用则微不足道。

　　…………

　　施马尔高森的著作以大量堆砌各种术语和新字眼为特色，而他在使用
这些术语和字眼时，没有对这些在本质上是反科学的工具的术语和字眼进
行改造，使它们具有起码的科学性。他论述进化问题的那部分章节所引用
的参考书，甚至没有提及季米里亚捷夫和米丘林的作品，虽然季米里亚捷
夫关于进化问题的作品是权威的和很有趣的作品；米丘林则把探讨进化问
题当作他的人生主题。施马尔高森的著作所引用的参考书，绝大多数作品
都是外国作品。当然也不是没有本国人的作品，但他引用的本国人的作品
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呢？有在美国工作而不归国的杜布赞斯基，以及在希
特勒统治下的德皇威廉脑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季莫费夫列索夫斯基。法西斯
分子在1942年允许季莫费夫列索夫斯基在德皇威廉脑科学研究所工作，从
这里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人了。

　　施马尔高森就是这样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资产阶级科学的卑躬屈膝，
以及对苏维埃科学的漠视。

　　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方向，没有指引生物学家去创造农作物、动物的
新品种以及改良现有品种，限制了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孟德尔理
论是保守主义理论。实际上，孟德尔在苏联的门徒们多年来对生产实践并
没有什么贡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农业科学研究
部门的许多代表，他们都说，孟德尔在苏联的门徒们在从事毫无意义的学
院式实验。

　　把苏联著名遗传学家一棍子扫光之后，官方报告对李森科则极尽溢美
之辞，竭力创作李森科超凡脱俗的天使形象：

　　与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的方向相对立，在我们这里生长了、发展着、
并且正在发展着同季米里亚捷夫、米丘林、威廉姆斯、李森科的名字相联
系的、强大的苏维埃生物学，这种科学取得了重大成就。

　　…………

　　科学院院士李森科是现在米丘林方向的主要代表。在米丘林逝世之后，
当大多数遗传学家要么沉默、要么贬低米丘林著作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意
义的时候，李森科高举了米丘林的旗帜。

　　科学院院士李森科为生物科学贡献了许多新成就。李森科和他的战友
们同米丘林生物学的敌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作斗争，为捍卫生物科
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斗争，这是他们对生物科学的最重要的贡献。

　　李森科创造了植物发展的阶段发展论。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冬播
植物和春播植物的特征、植物对于或长或短的白昼的适应，不是不变的，
是可变的，是可以由人类有意识的行动来控制的。把植物看作活的、发展
着的有机体，就可以解释植物有机体与外界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就可以
解释外界环境条件在植物、动物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科学院院士李森科从这一理论出发，努力创造高产植物和动物，从而
丰富了科学。他的创造是：春播植物，夏种马铃薯，等等。我们的选种站
正在广泛应用这些方法。

　　…………

　　科学院院士李森科培养“多穗”小麦品种的工作，在学术方面和国民
经济方面同样有着最重大的意义。科学院院士亚瓦强从这种小麦的二百公
分（即0.2公斤──原译者注）种子中获得了3.5石（即350公斤──原译者
注）的收成；仅从一个麦穗就收获麦粒达5公分之多，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
可以生长二百多根这样的麦穗。一亩可以收获小麦一百石（即10000公斤──
原译者注）。

　　这样一来，米丘林方向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给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
送来了硕果……

　　小麦亩产达一万公斤，这即便在今天，也算得上世界奇迹。就连农业
卫星连翩升空的中国大跃进也要相形见绌——小麦单产卫星十年前就已在
苏联发射成功！为了使李森科不同凡响，当局大胆采用革命浪漫主义手法；
这样精心创作出来的李森科，果然是一派道骨仙风，又可以直上云端，挥
舞旗幡，把苏联学术界那些“迷途羔羊”引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泥沼，
引导到“米丘林生物学”的正确路线上来。

　　这就是终审裁决。反对派的土崩瓦解和李森科霸主地位的重新确立至
此不可逆转，苏联学术界的“米丘林方向”至此不可逆转。但官方仍不放
心，认为仍有必要特别强调李森科天子门生的特殊政治背景，以警示苏联
学术界永远不要冒犯李森科，必须永远服从李森科的统治。于是，米丁教
授代表官方所作的总结报告，干脆直接打出斯大林同志这张王牌：

　　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在我国生物学中米丘林方向的发展──所
有这些，都证明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科学、对意识形态
问题的高度重视。因为有斯大林同志的亲自过问和极深刻的提纲挈领式的
指示，米丘林生物学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在我国取得了它应有的地位。
米丘林生物学的胜利，乃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对科学的领导的胜利，乃是受
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党所鼓舞的思想的胜利！

　　还有谁敢太岁头上动土挑战李森科呢？！

　　雷霆万钧，摧枯拉朽，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作后盾，李森
科所向披靡！在8月7日所作的大会闭幕词中，他心花怒放地重复了米
丁教授代表官方所作的结论——八月会议“象征米丘林生物科学完全
战胜了它的反对派”：

　　这次会议是米丘林学说力量强大的明显证明。这次会议表明了米
丘林学派对摩尔根-孟德尔-魏斯曼学说的彻底胜利。这次会议真正是
生物学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得志便猖狂的李森科模仿斯大林同志的风度，对站起来向他热烈
欢呼的代表们挥手致意，杀气腾腾地下令：

　　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我们的科学中消灭掉！

　　李森科要收复失地，重建他在苏联学术界的一统天下。对他的这
一宏伟构想，当局不仅从政治路线角度全力支持，而且采取了一整套
措施从组织上予以保障。层层表态，对“八月会议”决议无保留地支
持。苏联科学院奉命皈依“米丘林生物学”， 为此于1948年8月24日
至26日召开了扩大的主席团会议，会议通过了给斯大林同志的致敬信
和包括十二点内容的决议。决议着重检讨了苏联科学院过去采取“客
观态度”和放任“形式遗传学”发展的“错误”，批评了主席团、生
物学部及其领导人奥尔别利、历史与哲学学部和生物学部的刊物。决
议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
　　1.解除奥尔别利院士职务，吸收李森科院士参加生物学部的工作。
　　2.解除施马尔高森院士现任西维尔卓夫进化形态研究所所长职务。
　　3.解散细胞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研究所所属由杜比宁通讯院士领
导的细胞遗传学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立场是反科学的，并经多年来
的事实证明毫无成效。封闭该研究所的植物细胞学实验室，这个实验
室采取的也是反科学的路线。封闭西维尔卓夫进化性研究所所属的形
态发生学实验室。
　　4.责成生物学部，重新审查1948－1950年的科学研究计划。在审
查研究计划时，务须注意米丘林学说的研究与发展，并使生物科学各
部门的研究工作服从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
　　5.责成编辑出版委员会与生物学部在1948－1948两年内，准备在
《经典科学家》丛书中出版科学的米丘林传记。
　　6.重新审查生物学部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和《生物学》杂志编辑
委员会的成分，清除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的拥护者，并以进步的米丘
林生物学的的代表来补充。
　　7.委托历史与哲学学部，在学部的计划中加入对米丘林路线成就
的理论总结和批判伪科学的魏斯曼摩尔根方向的工作。
　　8.委托生物学部重新审查所属各机构的组织、工作方向和干部组
成。在一个月内，提出改组西维尔卓夫进化形态研究所和细胞学、组
织学与胚胎学研究所的计划。
　　9.责成编辑出版委员会一个月内重新审查出版计划，以保证出版
米丘林生物学的科学著作。
　　10.责成生物学部在1948年10月召开扩大会议， 讨论发展米丘林
生物科学问题。扩大会议应包括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各共和国科学
院的生物科学机构、科学院分院和科学院基地的代表。
　　11.委托生物学部重新审查学部领导个别培养研究生的计划。在
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中，应该服从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利益。
　　12.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扩大会议的材料，决定在下一期《科学院
通报》上发表。
　　从1948年第九期起，奥尔别利、施马尔高森等反对派学者被解除
了《科学院生物学部公报》、《自然》、《植物学杂志》、《普通生
物学杂志》、《现代生物学成就》等学术刊物的主编或编委职务。研
究所被关闭，杂志社被改组。李森科的反对派至此丧失了从事学术研
究、学术交流的基本条件。
　　与此同时，苏联高教人民委员部、卫生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
员部也先后采取了相应措施。高教部负责人表示，将迅速彻底地将反
动的、资产阶级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从苏联高教领域扫除干净。为
此颁布法令，要求销毁与“米丘林生物学”不一致的所有著作和所有
教科书；责成各相关研究所、实验室和院校系科将工作“转到米丘林
生物学”的基础上来。政府各部和苏联科学院还组织专门的检查团进
驻全国各科研机构、试验站，督促这些部门按期肃清孟德尔－摩尔根
主义的“流毒”，到期未能通过检查的，要追究该部门领导的责任。
国家安全机构还派遣密探监视那些曾对李森科持批评立场的著名学者。
根据当局的新规定，所有苏联出版物——包括纯粹学术性质的专著和
论文——非但不能出现曾批评过李森科的学者的名字，连不幸与他们
同名的其他人的名字，也一律禁止出现。
　　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狂飙席卷了苏联学术界。凡是用来对付有组
织的颠覆分子的手段，都被当局用作“消灭”李森科的反对派、“消
灭”刚刚复苏的苏联遗传学。乘着横扫反对派的狂飙，“米丘林生物
学”的传人们飞黄腾达。苏联学术界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
义者”的手里，根据这一原则，苏联学术界的几乎所有重要职位都向
李森科的同党敞开了大门。在此之前，尽管当局一再破格提拔李森科
的同党，乃至不惜滥竽充数，把他们成批成批地塞进院士行列；但他
们肤浅的学术根底，使得他们仍然不能不受制于学术标准第一这个存
在于学术界内部的不成文法，因而难成气候，始终只是苏联学术界的
二、三流人物。始终不能在实际上主导苏联学术界，让当局始终有恨
铁不成钢之慨。就象是外寇强加给占领区人民的傀儡政权，必须由外
寇刺刀压阵，才能勉强站稳脚跟；一旦外寇稍稍打个马虎眼，其统治
马上就岌岌可危。现在政治狂飙又一次“横扫千军如卷席”，摧毁了
即将东山再起的瓦维洛夫旧部，瓦维洛夫旧部一度夺回的苏联学术界
的一些重要阵地，又成了只能由他们去填补的真空。于是他们倾巢而
出，接收各个部、院、所、大学以及各出版社、杂志社编辑部，贪婪
地瓜分着各种各样的学衔、学位、奖金、奖章、别墅和小轿车。他们
又一次饱尝了充当强权鹰犬的甜头。
　　作为苏联学术界头号强权鹰犬的李森科，自然是分赃最多的一人。
“八月会议”之后，当局制造的对李森科的个人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
地步。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9月29日命令，10月2日，苏联科
学院等五个单位在莫斯科科学家之家召开庆祝大会，祝贺李森科五十
寿辰和“从事科学活动二十五周年”。在这次大会上他被誉为“不朽”
的生物学家——在世时就享有“不朽”美誉，世界各国生物学家中李
森科是唯一的一人。苏联所有科研单位都必须悬挂李森科的巨幅画像，
一些地方为他立纪念碑，商店出售他的像章，国家合唱团演唱向他致
敬的赞歌，电影厂为他拍纪录片，电台天天报道他，报纸上更是一片
喧嚷。李森科一生著述甚少。仅有的一部“代表性著作”《遗传性和
变异性》，在问世后反而博得国际学术界的一片嘘声，反而糟蹋了李
森科的“科学巨擎”的形象。作为补救，1948年，李森科出版了他的
新著《农业生物学》。此书一经问世，当局马上组织吹鼓手为之描红
贴金。官方报告《苏联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1948年度卓越成就的
详细介绍》，在主要的三个部分中，专门辟出一个部分介绍李森科的
《农业生物学》。报告称：《农业生物学》是李森科最近十五年研究
成果的结晶，“反映出在科学的迅猛发展之中不断得到充实的米丘林
学说的光辉前景，反映出米丘林学者走向胜利的伟大道路。”还称赞
李森科在这部“巨著”中与“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的反动理论”
所展开的“坚决斗争”。说李森科“粉碎了进步生物学的敌人把米丘
林学说局限于园艺学的企图。”“揭示出米丘林学说深远的思想意义。”
而其最主要的贡献则在于发现了“有机体与遗传的发展完全依赖着社
会条件。”发现了“有机界有完全附属于人的可能性。”李森科甚至
不只是发展了米丘林生物学，而且“以最高的技艺克服了科学生物学
创始人达尔文所犯的错误。”从而“把达尔文学说发展到了最高阶段。”
总而言之，李森科的《农业生物学》代表了苏联科学的最高水平，是
生物学发展的顶峰。其实与其旧作《遗传性和变异性》一样，所谓的
“巨著”《农业生物学》当然不是什么生物学发展的顶峰，只有对这
堆文化垃圾的露骨的自吹自擂称得上顶峰——厚颜无耻的顶峰。同样
称得上厚颜无耻的顶峰的还有这样的“民歌”歌本：

　　同我的女朋友轻快地拉起手风琴，
　　让我们唱一唱李森科院士的永恒和光荣，
　　他以坚定的步伐走着米丘林的道路，
　　他保护我们免受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的愚弄。

　　这份歌本的印刷量高达二十万册。
　　李森科，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第一至第六
届最高苏维埃代表、三次斯大林奖金得主，六枚列宁勋章得主，斯大
林同志的首席农业顾问。真是万千宠爱在一身。李森科从此不仅盘踞
苏联学术界，而且高踞云端，在神界定居下来了。除了斯大林同志，
在苏联没有第二人能享有如此殊荣。撼山易，撼李森科难！但毕竟不
是三十年代了，卫国战争的隆隆炮声唤醒了绝大多数苏联人的良知和
血性；黑云压城城欲摧，却不是瓦维洛夫的所有旧部都屈服于强权。
在“八月会议”之后不足一年时间里，便有多达三千名遗传学家、农
学家、植物学家因不肯悔改或被诬指为“科学上的反动派”而遭逮捕、
流放，或受到解职和各种各样其它的党纪政纪处分。即便是茹科夫斯
基院士等人的忏悔，在李森科来说也未见得就是一个值得夸耀的胜利。
茹科夫斯基院士的亲密学生Z.A.麦德维杰夫对此曾作如下说明：

　　彼得·Ｍ·茹科夫斯基，莫斯科农业科学院生物学教授，是我最
初的老师和保护者。我在1945年成为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后，就立即开
始于晚间在他的系里工作（“学院”的名称是有历史根源的：它在18
65年作为教育学院成立，是俄国最早的农业高等学院）。在1948年，
当我还依然是未毕业的学生时，茹科夫斯基教授就把我当作他某些著
作的共同作者，以保证我能以科学为终身职业。他知道政治原因会使
我在大学毕业后，难以找到研究生的位置（我父亲在斯大林整肃时期
被捕，1941年丧生于科尔玛劳改营），当我还未毕业时，他就鼓励我
写一篇博士论文。我于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
　　彼得·茹科夫斯基在1946年开始与T.D.李森科展开了战后的争论。
很多科学史家认为茹科夫斯基在1948年8月屈辱了自己， 因为他在强
大的压力下，公开“交待”自己的“错误”，表示效忠和支持“米丘
林－李森科”的生物学。
　　这时我正在黑海滨的克里米亚植物园工作。在臭名昭著的“八月
会议”上，斯大林批准了李森科的主要报告，强迫茹科夫斯基“悔过”。
会后，茹可夫斯基立即离开了莫斯科，来到了克里米亚植物园，在植
物之间消磨了两个月。
　　“我和李森科订了布列斯特式的和约”--这是茹科夫斯基在植物
园见到我以后的第一句话；说这句话时，他害怕地四下张望，怕有什
么人听到。他这句话使我明白了一切。布列斯特和约是列宁革命后坚
持要和战胜者的德国签定的。列宁那时解释过，说这个和约虽然是屈
辱性的，但却是暂时的；德国终将战败。俄国将能收复割让给德帝国
的大部分领土--波兰、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领土以及许多别的地方。
后来证明列宁这种策略部分是正确的。
　　茹科夫斯基类似的策略也产生了一些结果。他的假检讨使他能保
全他的职位和学生，并在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予了支持。在1951年斯大
林还活着时，茹科夫斯基重新向李森科进行了斗争。后来他被任命为
列宁格勒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它的创办人是尼古拉·瓦维洛夫），
但是在1961年李森科重新成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时，茹科夫斯基又
被解除了职务。
　　李森科在1965年下台后，第一个苏联遗传学刊物得以出版。茹科
夫斯基就成了刊物的第一任总编辑。他出色地主持了这个刊物，直到
1975年他因心脏病逝世为止，终年86岁。临终前茹科夫斯基端坐在书
房里，还在孜孜不倦地写他的第十一或第十二本主要著作。
　　茹科夫斯基是一位成就极为宏伟的科学家。他对农业的主要贡献
是在1924-1925年发现一个特殊优秀的品种，“季莫菲耶夫-茹科夫斯
基小麦”。这个品种几乎对一切小麦病虫害都有免疫力。后来的一切
小麦杂交，都以这个品种作为免疫性基因的主要亲株。

　　强权的法力终究不会是永恒的。在理性完全迷失的时代它固然法
力无边，可以尽情地点金成石点石成金。但随着理性的光芒喷薄而出，
强权的法力也就不能不逐渐丧失。就像传说中的鬼怪，只能在黑夜里
耀武扬威，雄鸡一唱天下白它就必须滚蛋。而在当时的苏联学术界，
理性的光芒虽然还不能喷薄而出，但毕竟已经开始了积聚。八月会议
并没有能够驱散正在积聚中的理性的光芒，反对派不过是转入了地下
而已；抵抗并没有结束，不过是更加隐蔽更加艺术而已。强权的胜利
实际上不过是表面的胜利，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撼动的李森科，其统治
基础实际上正在悄悄地风化。


“我作出了不得不使我放弃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的决定。”
　　　　　   --诺贝尔奖得主、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亨利·戴尔爵士 

　　“八月会议”李森科是心想事成，抵达了他一生“事业”的巅峰。
　　李森科的个人胜利，无疑是科学的悲剧。国际学术界公认“八月
会议”是一桩彻头彻尾的丑闻。从1945年起国际学术界一直坚定不移
地就瓦维洛夫案件向苏联当局要说法，没想到苏联当局在长期沉默之
后，在终于给说法时，给出的竟然是这样一种说法。堂堂一个大国政
府，竟然公开与邪教教主本色暴露无遗的流氓学者同流合污，不惜一
切代价地要把学术领域变成那个流氓学者的一统天下，强权不可能不
专横，但专横到如此程度，对科学的藐视和凌辱到如此程度，实在出
乎国际学术界的想象。是可忍孰不可忍！本来就愤愤不平的国际学术
界，因此更加怒涛翻涌。英国广播公司立即作了专题报道，法国社会
党机关报《人民报》为此开设专栏。法国的《战斗报》发表了一组笔
谈，作者都是法国知识界的精英……西方几乎所有主要传媒都作出了
激烈反应。用“八月会议”辩护士阿拉贡的话来说，“没有把关于八
月会议的材料准备好，便立刻斥责了李森科的主张”；英国广播公司
评论员则“把他被八月会议所激起的满腔愤怒尽量宣泄出来。”《李
森科的胜利毫无根据》、《一个荒诞可悲的事件》，诸如此类的文章
连篇累牍。人们公认苏联的“八月会议”是扼杀学术自由、思想自由
的典型案例，并且不约而同地把“八月会议”与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
的迫害等同起来。阿拉贡为此质问西方舆论界：“假定苏联那次关于
生物学的讨论是扼杀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典型案例，但是为什么要
挑选这个案例，而不举别的案例呢？比如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那样的
案例呢？”反复强调：“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和集体农庄的农民对李
森科的赞许，和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审判是毫无理由相提并论的。”
怒斥西方科学家对“八月会议”的批评是表现了“反苏主义”、表现
了“布尔乔亚科学的腐败情形。”但只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
比如1949年10月之后的中国——才认真聆听了阿拉贡的声音。西方舆
论依旧我行我素。在谴责大潮中，苏联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几乎都示威
性地辞了职。最先辞职的是瓦维洛夫的生前好友、诺贝尔奖得主格尔
曼·米勒。同样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亨利·戴尔爵
士紧随其后。戴尔爵士给苏联科学院院长写了一封公开信解释他的行
动，字字掷地有声：

　　我作出了不得不使我放弃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的决定。我于
1942年5月当选……而在同一年， 皇家学会也选举尼·瓦维洛夫为自
己队伍中的一员。在列宁的支持和鼓励下，尼·瓦维洛夫……开创并
促进了遗传学的迅猛发展，这种迅猛发展是建立在孟德尔学说的基础
之上的……然而，还在1942年在英国就已经得知，尼·瓦维洛夫不知
怎地在列宁去世之后遇难了。虽然遇难的具体原因至今还不清楚，但
可以肯定的是，贵国政府对此负有责任。
　　根据现在获悉的消息，贵国召开了农业科学院大会。已故的尼·
瓦维洛夫已经被李森科所取代。李森科是所谓进化论的鼓吹者，他的
所谓进化论实质上否定了……自拉马克时代以来人类在生物学领域所
取得的全部成就。尽管达尔文的著作还在苏联发行，但达尔文的基本
理论却在苏联被歪曲。因为孟德尔、贝特森和摩尔根的继承者们的不
懈努力而得到完善的伟大学说在苏联却受尽羞辱，被当作垃圾抛弃。
而在苏联能够继承和发展这些伟大学说的寥若晨星的学术精英，正在
为他们所信奉的学说而受难，丧失了从事自己心爱的专业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并不是学术争论的结果。从李森科在大会上的发言可以
清楚地看出，他的教义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当作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
治哲学，而加以规定并强制推行的。院长先生，世界公认科学是没有
政治界限和民族界限的，然而，贵国现在却要把科学分为无产阶级的
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两种。而凡是与官
方意见不和的，便都被强加‘资产阶级’的罪名而遭到排斥。
　　今年8月7日贵院主席团公布的决议就是这种政治暴行的明证……
伽利略在种种威胁下不得不历史性地放弃自己的观点，而从那时起，
为了某种与真理毫无关系的信仰──宗教的或者是政治的──曾经有
过多少压迫科学的尝试，但没有一次这样的尝试能得到持久的胜利。
在这方面最近一次遭到失败的是希特勒。
　　我认为您和您的同事们是在类似的压力下被迫屈从的，我只能对
您表示我的同情。至于说到我自己，我是享有选择自由的。我相信，
如果我继续与贵院站在一起，与那些正在给科学带来可怕前景的行动
相联系的话，我将会失去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尊严。

 　　如果说，在“八月会议”之前，国际学术界虽然已确知瓦维洛夫
的悲剧，广泛声援瓦维洛夫；但那时苏联当局一直缄口不言，官方立
场因此还不是十分明朗，国际学术界对苏联政府也就还有所期待，对
苏联当局的批评多少还有所节制。“八月会议”则是官方立场的大暴
露，国际学术界自此对苏联当局完全绝望。面对国际学术界的谴责大
潮，苏联当局毫不退缩。当格尔曼·米勒宣布辞去苏联科学院外籍院
士时，苏联当局发表了一纸措辞强硬的声明：苏联科学院并不遗憾同
以前的院士格尔曼·米勒分手，因为他背叛了真正的科学的利益，公
开加入了进步和科学、和平和民主的敌人的阵营。对一位享有世界声
望的科学泰斗如此毫无道理地破口大骂，仍然没能让当局解气。1949
年3月，作为对国际学术界的回敬，苏联的《科学与生活》杂志发表了
一篇又臭又长的评论文章——《为美国种族主义服务的孟德尔遗传学》。
文章为孟德尔遗传学——实际上是国际遗传学——列举了三大罪状：
第一大罪状是：“为种族歧视作辩护”。据作者观察，“在整个十九
世纪中，自然科学不断地被引导向论证种族不平等的方面去，而首先
被引导到这一方面去的是关于人类的科学——人类学。……人类学家
霍特、考古学家格利顿，唯心主义者兼反动的古生物学家科泼，和许
多其他的人都从事了这一方面的研究。”而所有这一切，据说都有利
于美国反动派。孟德尔遗传学则重新武装了种族主义，使种族主义政
策不再需要霍特和格利顿的那些陈旧的理论，而有着精密的现代科学
作为理论基石。在美国遗传学之所以地位很高，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
释——“种族政策得到了伪科学的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孟德尔遗传
学在美国得到支持与发达的缘故。”作者列举的孟德尔遗传学的第二
大罪状是：“孟德尔遗传学反对民主制度”。作者声称：“几十年来，
孟德尔遗传学替一个命题作了辩护，这个命题就是关于民主制度的理
想与基于生物学定律的‘科学’的不可协调性。遗传学反对民主，是
资产阶级科学关于遗传性的主题。民主原则的‘不科学’，是反动派
遗传学评论的时髦题目。”这一点，同样以美国遗传学最为典型。孟
德尔遗传学的第三大罪状是：孟德尔遗传学为法西斯主义“奠定了伪
科学的基础。”因为据说，美国正在愈来愈接近法西斯主义，所以遗
传学为法西斯主义服务这一点，还是以美国为最典型。
　　就这样把同情瓦维洛夫而对李森科深恶痛绝的国际遗传学尤其是
美国遗传学辱骂了一通之后，作者终于言归正传，先是自吹自擂：“
在以列宁为名的农业科学院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上粉碎了孟德尔遗传
学，这一点已经获得了国际的巨大共鸣。李森科院士的报告正在被一
切进步及民主的友人细心地研究着。”“大会的成果和李森科院士的
报告，已引起了全世界苏联文化友人的极大兴趣。”但自吹自擂并不
能掩饰苏联在国际学术界的孤立境地。作者实在无法否认国际学术界
声势浩大的谴责浪潮的存在，便只能求助于阶级分析法来为自己解围。
作者肯定：苏联的八月会议和李森科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引起了反
动派的拥护者及科学界极端反动主义者的恶感及愤恨。”进而这样为
国际学术界对八月会议的批评定性：那些批评不过是一种叫嚣，“这
种叫嚣暴露了孟德尔的伪科学是极端反动派及神秘主义的堡垒，是种
族意识的基础，是反动派的支柱。”然后作者打肿脸充胖子地表示：
“米丘林科学的彻底胜利正被认为是进步的力量对反动的力量的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敌人反对米丘林科学的叫嚣不能够恐吓我们的缘
故。”
　　这样，在自然科学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就不仅是在苏
联境内应用，而且应用到了国际学术界；苏联当局就不仅是与苏联遗
传学作战，而且把对遗传学的全面绞杀扩大到了世界范围。苏联与国
际学术界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得到一个邪教教主李森科，却与全世
界为敌。这场遗传学“世界大战”，以苏联的八月会议为开端。八月
会议也就不能不以“女妖五朔节”的形象载入史册，至今仍臭名昭著。
　　其实，客观地讲，苏联当局这样做也多半是不得已。瓦维洛夫案
件本来就是当局有意制造的一起冤案；所以，从瓦维洛夫案件形成的
那一天起，当局就深感心虚理亏。但自命为一贯正确的苏联当局，绝
无承认错误和知错就改的可能。愈是心虚理亏，就愈是死不认错，愈
要将错就错。最后情愿不情愿，都只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条道走到
黑。


　　“请允许我，一个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科学事业的老教授，告诉
你们一件有损我们苏维埃科学的荣誉和尊严的可恶的事实……”

　　时光荏苒，转眼五年过去了。在这五年中，苏联学术界一派风平
浪静，再没有人向李森科挑战，李森科对苏联学术界的绝对统治一天
一天平稳地运转着，似乎还将永远这样运转下去。但是不。劫数正在
冥冥之中等着李森科，李森科终有一天要走到尽头！
　　1953年3月6日这天，李森科异常地烦躁不安--劫数似乎要降临了。
作为斯大林同志的首席农业顾问，他能够得悉许多关于权力核心的绝
密情报。早在3月2日，他就被告知，据说是万寿无疆的斯大林同志已
经很难万寿无疆了。果然，今早李森科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哀乐
——斯大林同志真的去世了！早有心理准备的李森科，这时仍不免肝
胆俱碎。“各族人民之父”与他的儿女们永别了，就象著名作家肖洛
霍夫所说，全体苏联人一下子都变成了孤儿。而在所有孤儿中，最感
孤苦的则非天子门生李森科莫属——多年来四面树敌，只是因为斯大
林同志，他才可以一再反败为胜，化险为夷；现在没有了斯大林同志
慈父般的关爱，他将如何面对那惊涛翻涌的怒海呢？拔剑独立顾八荒，
李森科真是不寒而栗。
　　劫数是躲不掉的——1954年3月26日， 一向对李森科必恭必敬的
《真理报》，突然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封矛头直指李森科的读者来信：
《关于一篇不好的学位论文》，向公众揭开了李森科统治下苏联学术
界鲜为人知的黑幕的一角。那位愤怒的读者——国立莫斯科罗蒙洛索
夫大学教授、生物学博士Ｃ·斯坦科夫——在信中控诉说：

　　请允许我，一个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科学事业的老教授，告诉你
们一件有损我们苏维埃科学的荣誉和尊严的可恶的事实。
　　几个月以前，最高审查委员会交给我一篇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博士
生B.C.德米特里也夫的一篇《论若干杂草植物种的起源》的博士论文。
这篇论文的主要思想是肯定说，栽培作物本身产生了自己的杂草，如
黑麦产生野黑麦，燕麦产生燕麦草，向日葵产生列当等等。
　　在仔细研究这篇论文后，我得到的结论是科学上的没有说服性和
方法论上的不可靠性，因之我在最高审查委员会上表示了否定的意见。
　　B.C.德米特里也夫出席了最高审查委员会会议。对于会议上提出
的方法论上的问题，他没有作出满意的答复。此外，这位博士生表现
出他对生物学规律的因子的知识极为贫乏。这是容易理解的，B.C.德
米特里也夫是经济学候补博士，他并没有深刻研究过生物学。
　　两次讨论B.C.德米特里也夫论文的结果，委员会得到了一个不良
的印象。为了再给他一个机会，委员会请B.C.德米特里也夫补充材料，
虽然已有充分根据来整个否定他这个错误的研究工作。
　　2月13日， 最高审查委员会主席团开会，会议主席是勃拉贡拉贡
伏夫。在研究了B.C.德米特里也夫本人的全部材料后，主席团建议全
体会议否决遗传研究所关于授予B.C.德米特里也夫生物学博士的推荐。
　　2月20日， 最高审查委员会开全体会议，李森科院士出席了这次
会议，他是B.C.德米特里也夫的科学导师。李森科院士三次发言，袒
护B.C.德米特里也夫的论文。同时，李森科院士以自己素有的尖锐性
给所有对论文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其中也包括我，扣上魏斯曼主义者
的帽子。李森科院士武断地声明说，他对B.C.德米特里也夫论文的优
等质量负完全的学科上的责任，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论据来。
　　李森科院士的发言受到奥巴林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布
辛斯基、雅可夫列夫等人的支持。这些人的发言是一般性的，带有宣
传味道的。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植物学专家。
　　不顾B.C.德米特里也夫的论文在方法上和科学上的无根据性，全
体会议决定授予他以生物学博士的学位。这是值得忧虑的，但这个事
实本身证明了在我们生物学中存在不正常的状况。
　　我——非党人士，但我一贯把我们的党看作是正义的体现。我深
深希望，正义也在这一次获得胜利。因为我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不是别
的，正是对科学的嘲弄。

　　信中提到的那位德米特里也夫，就是在八月会议上为李森科冲锋
陷阵的前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计划局局长德米特里也夫。因为宦海险
恶，混不下去，后来投考了李森科的博士研究生，以为李森科真是苏
联政坛上的一棵常青树，只要有李森科的庇荫，他也就不难东山再起。
李森科对这个新食客确实很赏识，奈何李森科自身学术水准有限。取
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李森科的学术水准至多不过是“中”，
更何况德米特里也夫本来是研究经济学的，对生物学原本一窍不通，
毫无基础可言。似此，要求德米特里也夫在生物学研究方面真正达到
博士水平，也就是强人所难了。换句话说，德米特里也夫注定了只会
是一个水货博士。李森科和德米特里也夫自己又何尝不清楚这一点，
但作为天子门生，作为苏联学术界的掌门人，李森科对自己指鹿为马
的能量深信不疑——他说要给他的食客德米特里也夫授予博士学位，
谁还敢说个不字呢？！如果时间提前几年，他的这个估计应该说是完
全准确的；问题是现在已经是1954年，斯大林同志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的估计因此已经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了。他没想到学位审查委员会
的评委们竟敢不买他的帐，没想到会有人把这事捅到《真理报》上，
更没想到对他一直深怀敬畏的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会把这封不
利于他的信件公诸于世。但最出乎他的意料的，还是《真理报》竟然
为那封读者来信加了这样一段编者按：

　　由于提供了补充材料，证明论文在科学上的无根据性和不正确的
研究方法，在最高审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重新讨论了B.C.德米特里也
夫的论文。考虑到关于B.C.德米特里也夫的著作的补充材料，最高审
查委员会决定否决1954年 2月20日同意遗传研究所关于授予B.C.德米
特里也夫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决议。

　　学位审查委员会不顾李森科的强烈反对，终于在复审时否决了授
予李森科食客德米特里也夫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决议，这无疑是对李森
科的一记响亮的耳光。《真理报》在把李森科受挫的内幕暴露在光天
化日之下的同时大声叫好，简直让李森科无地自容。虽然蒙羞受辱，
从来所向披靡的李森科这次却无还手之力——学位审查委员会和《真
理报》对李森科的冒犯都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大有来头。 2月20日学
位审查委员会迫于李森科的淫威认可了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授予德
米特里也夫博士学位的决议；才过了三天， 即2月23日，斯大林同志
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就在向苏共中央全会所作的报告中对德米特里也夫
“博士”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抨击，说：
　　“在德米特里也夫被解除国家计划委员会中的职务后，建议他到
南部的一个农业机器站或一个国营农场去工作，以便他能在那里的实
际工作中证实，在刻松省这样一个地方，是否可以获得混合牧草的丰
收。但是他都避开了，而去投考科学院的博士学位，并在特·杰·李
森科院士的庇护下，企图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
　　领袖发了话，传媒还有什么顾忌呢？正是有着这样的背景，《真
理报》才会向从前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门生李森科发难。
　　也就是说，《真理报》对李森科态度的急剧变化，实际上是准确
反映了当时苏联最高决策层对李森科态度的变化，实际上是象征着李
森科地位的急剧衰落。
　　但李森科地位的衰落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斯大林同志刚刚去世，
即1953年春，针对李森科的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战就拉开了序幕。
与前两次论战不同，这次论战并非是反对派学者首先发难，首先发难
的两员悍将倒出自李森科营垒——杜尔宾、伊万诺夫都是八月会议上
李森科的坚定支持者。突然祸起萧墙，这两位李森科的追星族对自己
从前的教父倒戈相向——在《植物学杂志》上分别发表文章，批评李
森科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见解。这既打了李森科一个措手不及，
也让李森科大失脸面。李森科及其喽罗气急败坏。“杜尔宾的文章发
表后，李森科学派就采用扣帽子等办法来压制批评”（黄青禾语）。
努日金在《普通生物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在保卫达尔文主义的幌
子下，魏斯曼主义的复辟》，这篇文章对杜尔宾提出的学术事实视而
不见，只是忙着给杜尔宾扣帽子，如“恢复马尔萨斯学说的新企图”
等等。在《现代生物学成就》杂志上还发表了斯杜季茨基的类似文章。
同样以伪科学家而著称的李森科的亲密战友勒柏辛斯卡娅也在1953年
第3期的《植物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 《论杜尔宾和伊万诺夫对李森
科关于物种的著作的恶劣批评》的反击文章。这篇文章当然也不会说
理而是棍棒齐飞，如叱骂杜尔宾和伊万诺夫“故意歪曲”、“居心险
恶”、“捏造事实”、“污蔑先进学者”等等。杜尔宾等人不甘示弱，
在《普通生物学》杂志上发表反驳努日金的文章——《本质上什么也
没有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努日金的文章避重就轻，除了政治漫骂，
没有任何学理可言，因而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并进一步列举自己所掌
握的学术事实：李森科及其喽罗为了证明其物种理论，向学术界公布
了他们的两大发现：通过自然嫁接，松树转变为云杉，鹅耳枥转变为
榛。但这两大发现都是假的，松树转变为云杉和鹅耳枥转变为榛，事
实上都是人工嫁接的结果，李森科及其喽罗故意把人工嫁接所实现的
物种转化说成是自然嫁接所实现的物种转化，以印证他们关于新种形
成的观点。这里所涉及的就不单是学术水平问题，不单是学术见解问
题，而是涉及李森科问题的核心问题，即学术道德问题。这极大地震
动了苏联学术界。苏联学术界对杜尔宾和伊万诺夫的“光荣起义”报
以热烈欢迎，响应他俩的文章马上雪片般地飞向《植物学杂志》编辑
部。《植物学杂志》的版面供不应求，便由双月刊改成月刊，成了当
时苏联最著名的生物学期刊。“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李森科学说的反
对者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争论的问题越来越宽，从物种问题扩大
到李森科学说的一切方面；参加争论的人也由生物学家扩大到物理学
家和化学家。争论的过程，直到最后结束以前，都是对李森科不利的，
李森科的一切重要理论见解和具体建议都遭到批判和否定”（黄青禾
语）。
　　讨论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个是李森科物种理论所依据的事实的可靠性问题。杜尔宾指出
李森科用来印证其新种形成观点的两个例子——松树转变为云杉，鹅
耳枥转变为榛——都是有意虚构。这一点得到了调查团实地调查和实
验室分析的证实。李森科在这方面所拥有的最后一个事实，即冬小麦
变春小麦和春小麦变冬小麦，其真相也在论战中被揭破。农学家斯克
列普钦斯基在《植物学杂志》1955年第 1期上发表了一篇长达24页的
文章，详尽披露李森科如何在这一点上开了整整二十年空头支票。他
说，早在1893年，俄国著名生物学家贝凯托夫就在百科全书上写过“
春谷（如小麦）可以在一代中转变为冬谷，或相反的方向的转变。”
1937年，李森科又提起这件事。从那时起，大约有三十人在他的领导
下，做了整整二十年的工作，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但“可惜，用吹牛
来代替了培育抗寒的冬小麦品种、耐低温的棉花品种等”。直到现在，
生产上还没有从他的诺言中得到一点好处。斯克列普钦斯基说，1937
年，李森科就说有“充分的信心”。到1940年，李森科说“我们已经
开始找到了迅速培育抗寒品种的方法”；“再过一二年就可以得到在
冬季潮湿地区其抵抗性和野生种一样强的植株了。”过了八年，即19
48年，李森科又说：“用上一代秋播的春麦种子重复播种3～4年，就
可以得到比世界上任何小麦更耐寒的冬小麦类型。”又过了四年，在
1952年李森科又说：“用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方法，可以在两年中
为北部和西北部迄今未能种冬小麦的地区培育出冬小麦抗寒品种。”
但实际上，什么品种也没有育出来。
　　这也就意味着，李森科物种理论所依据的事实没有一个是靠得住
的。如此，他的物种理论还能够成立吗？
　　双方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自然选择和种内竞争问题。在这个问
题上的争论实际上是苏联遗传学界第二次大论战的延续。查瓦多夫斯
基院士在《植物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用具体事实说明，李森科在其
“名著”《遗传性与变异性》中所列举的橡胶草穴播的例子，在方法
论上是错误的，试验是不精确的。他说，并非像李森科所断言的那样，
种内无竞争，所以植株密度越大越好。事实上，在单位面积上如果密
度过大，植株就会互相排挤，其结果是那些比较有优势的个体压倒了
其他个体，使大部分个体在生长期中死亡。试验证实，愈是肥沃的土
地，植物的种内竞争就愈激烈，最后留下的个体就愈少。而李森科对
90％以上植株死亡的解释是“由于纯粹偶然的原因”，而根据李森科
的公式，“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尽可置之不理。这不过是证明了
李森科的无知。与查瓦多夫斯基的这篇文章相呼应，林学家科尔丹诺
夫在《林业经济》杂志上揭露，李森科提出的在草原地带营造防护林
的穴播方案根本是错误的。李森科主张在株行距各为3公尺和5公尺的
穴中种35～40粒发芽的橡子，而根据试验，橡树幼苗以每穴6-11棵为
最佳行距，以李森科所主张的每穴35～40棵为最坏。李森科主张在橡
树未长大前在5公尺宽的行间种三年禾谷类作物， 作为与草原杂草作
斗争的手段，但根据试验，这大大损害了橡树幼苗。《植物学杂志》
在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评论中说：“这个方法（指李森科所主张的橡
树穴播法）已经使国家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并且使营造防护林的事业
几乎丧失威信。特·杰·李森科的方法在1954年11月于莫斯科举行的
全苏营造防护林会议上已经被驳斥了。会议并因此表示了全体苏维埃
林学家大军的公愤。”
　　从1954年起，争论由物种问题、种内竞争问题发展为对李森科各
种理论观点和实际建议的全面否定。许多学者指出，李森科对孟德尔
摩尔根遗传学的压制，直接导致了苏联农业的落后，苏联杂交玉米研
究的完全停顿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李森科反对施用任何化学氮肥
而主张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法是荒唐的，对苏联化工部门的发展和苏联
的农业生产都造成了不良影响。他们并且用具体事例说明，正如在松
树转变为云杉，鹅耳枥转变为榛这些问题上弄虚作假一样，在农业用
肥的研究方面，李森科及其喽罗也常常制造假象以欺骗学术界。李森
科反对施用任何化学氮肥而认为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才能取得好收成。
但为了提高有机无机混合施肥实验田的产量，李森科却施用了大量的
化学肥料：每公顷硝酸铵1-2担，氯化钾1公担。所以李森科实验田的
产量并不能证明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法的优越性。
　　对排山倒海似的声讨浪潮尤其是反对派所揭露的那些曾被遮掩得
严严实实的丑闻，李森科始而一触即跳，继而瞠目结舌。他本来就不
具备在学理层次上与反对派交锋的实力。他固然曾经是学者。但在他
以学术为跳板跨入庙堂之后，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已经
不再是一个学者而只是一个纯粹的政客了。他固然还在从事“科学研
究”，但他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不再是出于学术目的而完全是出于
纯粹的政治功利了。换句话说，他的所有“科学研究”都完全服从于
他的狭隘的政治需要；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为了给自己增添政治
资本，在“科学研究”方面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在李森科也就是势
所必然，他的“科学研究”因而不可能经受得住科学理性的检验。用
五十年代中国官方对他的“科学研究”的客气的评价，便是“不严谨”、
“浮夸风”。实际上“科学研究”在李森科那里早已变成了魔术杂耍，
真正的“科学研究”在李森科那里早已不复有。似此，要他在纯粹学
理层次上与反对派交锋，也就是赶着鸭子上架了。他怎么可能支撑得
下去呢？苏联遗传学界从前的两次大论战是秀才遇到兵，秀才在兵的
枪口之下，当然有理说不清；现在这场大论战还是秀才遇到兵，但兵
已经没有了他唯一可恃的枪，不得不与秀才坐而论道，这兵除了一顿
外强中干的干嚎，还能有什么回天之术呢？也就难怪这场大论战“直
到最后结束以前，都是对李森科不利的，李森科的一切重要理论见解
和具体建议都遭到批判和否定。”
　　遗传学界的这场大论战，和苏联遗传学界前两次大论战一样，一
开始就引起了当局的极大关注。但这次当局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
争论爆发不久，窘困万端的李森科又向当局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其
食客德米特里也夫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回击反对派学者的文章中，“
请求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以行政方式中止这次讨论”。德米特里也夫这
个“请求”刚刚发出，赫鲁晓夫就作了回应——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
名道姓地把他给臭骂了一通。最高决策层的态度至此再也明朗不过了。
也算是对德米特里也夫的“请求”的回应，1954年第5期《共产党人》
杂志社论严厉谴责了李森科帮派回避学术交锋而乞灵于政治高压的卑
劣行径，说：“在一期《植物学杂志》上刊载了伊·维·杜尔宾的一
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特·杰·李森科关于种的形成问题的一
些观点。李森科的这些观点没有经过广泛的讨论，虽然讨论这些观点
是必要的。然而，《现代生物学成就》杂志和《普通生物学》杂志刊
载了阿·恩·斯杜季茨基和恩·伊·努日金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不
是实事求是地讨论杜尔宾同志提出的问题，而是给杜尔宾同志戴上了
魏斯曼摩尔根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庸俗化者如此等等的帽子。杜
尔宾同志给这些杂志的编辑部去了几封信，对这些抨击作了答复，但
是这些信没有刊载出来。这类方法除了是企图压制批评以外，很难作
其他的解释。”这开了党中央机关刊物贬斥李森科帮派的先例，党报
党刊对李森科的贬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简直就成了一种新时尚。19
54年7月2日的《真理报》发表《论科学中的批评、革新精神和教条主
义》的署名评论文章，指责李森科帮派蛮横无理，强调：千篇一律地
给持不同意见者扣上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帽子和滥用残存的魏斯曼主义
者、马尔萨斯派等激烈字眼，只会给科学带来损害。1955年1月11日，
《文学报》发表文章，批驳李森科不允许存在不同学派的谬论，说：
“不能认为今天在遗传学、农学方面所造成的局面是正常的。要知道，
虽然要尊重李森科院士的贡献，可是把他的学派认为是这个领域里唯
一可能的研究方向却未必是正确的。这种看法，无论对于这个学派的
发展，无论对于整个科学和对于我们的农业实践，都甚至是极端有害
的。事实上，例如在遗传性的理论（这可能是生物学中最复杂的部分
之一）中还有很多事情是不清楚的。而且李森科院士的学派在从事研
究某些未解决他们爱好的问题的时候，常随便地忽略了许多十分肯定
的科学事实和在这个领域里的许多现实问题。”《党的生活》月刊则
在《论科学工作中的原则性》一文中，揭露李森科“竭力在西部西伯
利亚的南部各区在留茬地上播种冬小麦，然而，生产实践证明，这个
建议是完全不适当的。”从而给苏联农业生产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单单在鄂木斯克省，许多年来在留茬地上播种了几万公顷冬小麦，
这些冬小麦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收成，甚至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对学
术界可以进行政治恫吓，但李森科还能对党报党刊进行政治恫吓吗？
他所惯用的杀手锏、也是唯一有效的武器，这时便完全失灵了。李森
科在学术界和党报党刊的夹击之中，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战，以李森科的全面溃败而告终。1956
年，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对这次论战作了如下总结：

　　必须直说，用压制科学上的反对者、贴标签以及类似的不科学的
方法来解决科学上的争论问题的习气，曾经在我们的生物学里扎下了
根。所有这一切，对于上述的我们那些生物科学的分支起了反面的作
用。与此相关的是，在有些过于多疑的科学活动家之间产生了没有根
据的看法，说那些科学分支是与马克思的科学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
的生物学相对立的，说它们把复杂的生命现象（物质的高级运动形态）
归结为更简单的化学和物理学的形态。当然这种论断是与马克思辩证
法矛盾的。

　　他用更坦率的语言警告李森科帮派：

　　米丘林方向，必须尽可能快地发展。它应该从错误和被沾染的东
西中解放出来。但是，米丘林方向的活动者，不该妨碍生物学研究的
其他实验方向！
　　学术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败，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时就连只
具备起码政治常识的普通苏联公民都看得出来，李森科已接近他的命
运的最低谷了。
　　更大的冲击则来自瓦维洛夫的幽灵。
　　斯大林同志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在莫斯科红场列宁灵柩旁下葬之
后不久，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接到了大量来信。信件的作
者是在历次政治清洗运动中失去了丈夫的妻子、失去了儿子的母亲……
更有仍在铁蒺藜包围之中的重刑犯。他们要找回自己的亲人，找回自
由和尊严。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抗议的潮流，哀求的潮流，希
望的潮流。能够全盘维持传统政治生态的强人已一去不复返了，新的
掌权者不敢直接抗拒那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政治翻案的恢弘长剧就
此拉开了序幕。一个特别委员会开始工作，并为一批批受难的党政官
员、军队将领、作家、学者恢复了名誉。苏联最著名的生物学家、遗
传学家、农学家瓦维洛夫所蒙受的苦难这时终于引起了法律的关注。
1955年春天，苏联军事检察总署的一名工作人员、司法少校科列斯尼
科夫从克格勃的档案室中找出了第1500号侦察案卷，着手对瓦维洛夫
案件进行复查。十本案卷的所有封皮上都标有“永远保密”的字样。
但现在，丑闻是再也保不住密了。档案保存完好：伪造的审讯记录，
虚假的揭发材料，职业间谍和业余间谍的报告等等，一应俱全。司法
少校花了好几个月的功夫，揭开档案中的谎言和诽谤；司法少校还召
来了所有幸存的悲剧目击者，听取了他们的证词。拂去一丝丝一层层
积垢，终于还原了一个清清白白的瓦维洛夫。这年8月8日的瓦维洛夫
案件复查报告，展示了全部真相：指出了迫害瓦维洛夫的组织者和执
行者，披露了所有告密者的尊姓大名，强调“对他（瓦维洛夫）的案
件的预审粗暴地破坏了刑事诉讼法典的法规，是不客观的，有成见的。”
司法少校的复查报告建立在不可动摇的事实基础之上，很快为当局所
接受。9月2日，苏联最高法院正式宣布：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瓦维洛夫
与外国间谍机构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瓦维洛夫破坏科研、消
极怠工。关于瓦维洛夫的所有指控都无法成立，所以，确认瓦维洛夫
无罪，撤消原判决，为瓦维洛夫恢复名誉。
　　当局没有由此再跨出一步，即没有追究瓦维洛夫案件炮制者的罪
责。法律还瓦维洛夫以清白，却不肯对那些杀人不见血的屠夫进行清
算，但权力的裁决从来都不能替代历史的裁决。权力对罪犯网开一面，
道德的法庭、舆论的法庭却要把他们押上审判台。人们不能以法律的
名义复仇，但可以以人性的名义、良知的名义复仇。积蓄太久的地火
即将喷薄而出。瓦维洛夫刚刚获得平反，三百多名苏联科学家就联名
上书，指控李森科是“伪科学”、“真恶棍”，是苏联的耻辱，呼吁
当局免去李森科的农业科学院院长之职。在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
战中一直与反对派学者结盟的当局委婉地遵从了学术界的呼吁——批
准李森科辞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由部长会议副主席洛巴诺夫
接任。在官场上从来都是昂首挺胸往高处走的李森科，有史以来第一
次从高峰跌落。 1956年4月12日，当局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公布
了这个消息，一时掌声如雷。
　　李森科走向深渊，瓦维洛夫则终于重返公共生活。1957年秋天的
一个晚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同时举行集会，纪念瓦维洛夫院士诞辰
七十周年。《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通报》和《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协会
公报》对此都作了报道。同年年底，瓦维洛夫遗著第一次问世，瓦维
洛夫五卷本文集也在编辑之中，即将付梓……。苏联学术界正在形成
瓦维洛夫热潮。人们在无所顾忌地谈论他、怀念他、赞美他。苏联科
学院通讯院士巴拉洛夫用深情的笔触向公众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瓦维
洛夫：

　　如果有人问我，瓦维洛夫身上最具特色的是什么？在他的形象中
什么最值得回忆？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魅力。这种魅力从第一次
握手、第一句问候起就令人倾倒。这种魅力来源于他的聪慧的、温柔
的、永远发光的眼睛，来源于他的独特的、发音稍为不清的嗓音，来
源于他待人的纯朴和诚恳。
　　瓦维洛夫的魅力不是昙花一现的，不，他的魅力是在他的人生之
旅中随时可见的、吸引人的和罕见的天赋。其实瓦维洛夫的魅力之源
不是在握手中，不是在眼睛和嗓音里，也不是在待人的纯朴之中。所
有这些外部特征只是令人惊异地反映出这个人内心世界的美好和强大！

　　瓦维洛夫终于被承认是真正的天使。但却是受难的天使。对受难
天使的怀念和对刽子手的仇恨是同步增长的，对瓦维洛夫的每一句颂
扬，因此都在事实上构成了对李森科的谴责。瓦维洛夫热潮愈是汹涌
澎湃，李森科的危机就愈深重，他害怕，这股不断增长的热潮总有一
天会让他没顶，那挥之不去的瓦维洛夫幽灵总有一天会把他窒息……。
　　但世事如棋，变幻莫测。真正的劫数并没有在这时降临——形势
突然逆转，李森科又一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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