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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Jason (大选之后,还是总统么?), 信区: EduInfo
标  题: 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乃芳:取舍之间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Nov 27 11:37:18 2004), 转信

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乃芳:取舍之间

从教师,到外交官,再到校长,陈乃芳的“人生取舍间”几近完美,她的理解是:我追求成功,但我从不刻意追求名利。(摄影/李清川)

  人生的选择往往意味着做一次取舍,事业与家庭间,爱情与友情间,直至生死间。而对于女性而言,局面可能更复杂难抉,鱼与熊掌的两难选择是不少职业女性的真实困境。

  陈乃芳的确是个例外。

  从教师,到外交官,再到校长,陈乃芳的“取舍”几近完美。她对此的理解是:我追求成功,但我从不刻意追求名利。这种平和的心态,如同一篇隽永小文,清新长久。

  与北京外国语大学40年的情愫,开篇竟是个意外:

  1960年,少女陈乃芳的全部渴望就是坐在莫斯科的课堂上,这样的梦想很快就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被碾碎了。那一年,在陈毅元帅的直接关怀下,留苏预备班的360个小伙伴和陈乃芳一同留在了北京外国语学院。

  与陈乃芳聊天,我很难不在意她的敏锐和谦和,而她的学生们记下的,则是她的平易和亲切,课前,她会轻易地祝贺他们的一个细微处成绩,课后,她会自然地握住他们的手。我一直以为,这和她的外交官经历有关。作为师者,陈乃芳无疑是成功的,不管她面对的是学生还是孩子。几年前,她给一家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讲述自己培养孩子的心得:儿子很小的时候对自然界的生物表现出浓厚兴趣,她不断鼓励孩子去“自己摸索”。如今,在国外生活的孩子们还记得妈妈曾给予他们的“善于发现”的那份褒奖。

  有“外交官的摇篮”之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年轻人向往的,这里曾走出250多位大使,曾走出外交部的历届新闻发言人……其实我想说的是,从北外400多位女教师身上,从陈乃芳身上,你也许可以找到职业女性的信心:她们相信着自己的能力,博大着自己的胸襟,热爱着自己的生活。

  记者:女校长并不多见,大多数人都会认同:对于职业女性而言,事业和家庭似乎天然的矛盾,总是纠缠不清。

  陈乃芳:家庭和事业都很重要,未必一定是矛盾,担负家庭的责任,也就是为社会尽责。女性的智力和能力并不逊色于男性,作为职业女性,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博大自己的胸襟,热爱自己的生活,这很重要。北外现在有教师600多位,其中400多位都是女性。

  记者:您有过多年的外交官经历,这对今天您管理高校有直接的帮助吗?陈乃芳:应该很有帮助,我大学里学习英语,毕业后留校参加工作,这是后来被外交部和教育部选派担任外交官的重要条件,而担任外交官的这段经历,让我知道该如何把握一所高校的主业,怎样去做校长,为管理高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做外交官是进一步充实自己的过程,很重要的一点是开阔了视野,与外界有较多的接触和联系。现在北外与国外的很多学校有合作关系,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在国外工作时建立的联系的延续,我对他们的背景和现状比较了解,知道应该与什么样的学校合作,同时,他们也很信任我,这样双方的合作会更有效。

  记者:互相了解和信任,是良好合作的开始。

  陈乃芳: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项目——欧盟青年企业家培训项目。欧盟和欧盟成员国每年挑选40到50位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并且在欧盟成员国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青年人,来北外学习语言文化培训和实习。欧盟之所以在中国挑选一所大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让这些青年人通过在中国学习,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成为欧盟、欧盟成员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合适人选。

  欧盟非常有远见,以前是中国青年到欧盟或者欧盟成员国进行培养,他们很少主动想到中国来,这是一个突破。已经毕业的学员有一半已经回到他们的国家,从事与中国的贸易,还有一半留在中国就业,在跨国公司、中国公司就职,或者创建了自己的公司,他们是我们与欧盟双向交流的桥梁。从某种程度上讲,北外为企业的国际间交流架起了一座桥。

  记者:也就是说,外交官的经历为您主持高校的工作提供了一种便利。陈乃芳:也让我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我在比利时工作过,与欧盟成员国的大学校长委员会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我还曾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业学习了很多年,对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课程设置和管理工作中的经验都有学习,这些都直接地体现在我的工作思路中。

  记者:我知道,读完小学的全部课程您只用了4年。

  陈乃芳:小时候,我的家境不富裕,但我的父母很开明,支持我读书。我印象很深的是,每到新学期开学,家里为了给我筹措学费要东挪西借,所以我读书很用功。

  记者:您很感谢你的父母?

  陈乃芳:是的,在我的同学中,很多女孩很早就订婚了,我中学毕业时,有的小学同学已经做妈妈了,如果不是父母支持我读书,我也可能会和她们一样。而且,我的母亲不仅培养了我,还亲手带大了我的儿子和女儿。

  记者:那您的孩子会感谢您吗?

  陈乃芳:我很注意引导孩子,我儿子小的时候如果做错了题目,我不会简单地告诉他答案是什么,我会对他说,“一定有错误,你再仔细复查一遍。” 如果他发现了错误,我告诉他出现错误可能是因为粗心,如果他检查不出来,就告诉他可能在知识点上存在缺陷,我很注意对他学习方法的培养。

  记者:其实,您的身体力行对孩子的影响更大,是潜移默化的。

  陈乃芳:每位家长都望子成龙,但不能超出孩子的承受能力。在学习上,我会指导他们,会和他们一起商量。我出国的时候,我儿子正读高中二年级,我问他有什么想法,是不是想学外语,如果想的话就考到北外来,他说不想,但一定会把外语学好,掌握很好的工具。他对数学很感兴趣,希望去搞研究,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的应用数学系。

  记者:我觉得,您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都是很成功的,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用在您孩子身上。

  陈乃芳:我曾经给一家杂志写过一篇文章,内容就是如何培养孩子,我讲的就是我儿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很细心的特点,他善于发现,能找出自然界其他生物的一些很小的特点,我就鼓励他,这在无形中给了他自己摸索,自己学习的动力。

  记者:我知道,您中学读的是俄语,后来怎么读的英语专业呢?

  陈乃芳:我是北外留苏预备班的学生,1960年,根据外交形势的需要,国家从全国选拔一批高中生到北外留苏预备班学习,计划先学习一年再派到苏联继续学习其他专业,我就是那个时候到的北外。但是没出三个月,中苏关系全面破裂,我们留苏预备班就都去不成苏联了,当时北外归属外交部领导,陈毅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他对北外特别关照,我们360个孩子就留在了北外学习,我被分到了英语系。

  记者:要重新学习一门语言。

  陈乃芳:那时我很用功,英语完全是从基础开始学,一开始的确遇到很多困难,但我很幸运,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到现在我都很感谢他们。我们是五年制,在第五年的时候,我就已经一边工作一边完成剩下的学业了。

  记者:如果给自己做一个评价,您属于聪慧,还是勤奋?

  陈乃芳:我算不上聪慧,勤奋是最主要的,还有就是我很善于学习。不仅在学业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比较敏锐,能从每个人身上看到智慧,然后来提高自己,所以我和同事、学生的关系很好。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功,不是完全由学识决定的,这和他如何与人、与社会相处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自己始终能保持着一种很平和,也很平衡的心态,虽然我也追求成功,但我不会刻意地追求名利,有一些人刻意追求名利,反而得不到。很多时候,人与社会是存在距离的,需要你一步一步努力去得到其他人的认可。

  记者:这就不得不谈到大学所担负的功能?

  陈乃芳:我们的大学不仅是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导学生怎样做人,这一条非常重要。我觉得,自己只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大家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每个人也确实都有自己的优点。做人是这样,你越谦虚,越不刻意追求名利,就越可能成功。很多时候,不能只考虑钱的多少,而要考虑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多大。同时,要善于发现人才,在看到有人比自己好的时候,要高兴而不要嫉妒。我非常敬重学校里的老教授,也很愿意鼓励年轻人,只有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每个人才可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让学校有进步。

  记者:那您怎样对待工作中不同的声音?

  陈乃芳:我的工作不可能没有不同声音,不同的意见我也愿意听,分析后,我会把90%的人的想法作为参照的系数。我觉得大家都有才华,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我自己要慢慢退出,让年轻人施展他们的才华。我心态很平衡,尽管工作很累,同样吃得下睡得香。

  记者:在您眼里,怎样才能算是好的学校?怎样做才是好的校长?陈乃芳:我一直认为,要办好一所学校有三点很重要:第一要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第二要有优秀的学生来源;第三要有高效的学校管理。北外最起码具备了前两点,我们有非常好的师资队伍,我很为他们骄傲,我们的学生都非常用功,积极学习,又会独立思考。在课后,会有很多学生主动和我讨论问题,我甚至会和他们握手,要他们指出我教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大家一起讨论,他们就觉得这位老师很平等,这样他们就很愿意说,愿意参与讨论,会讲出他们的愿望。

  记者:这些愿望您会采纳多少?

  陈乃芳:他们提出的希望,我也会加入自己的考虑,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对的我就采纳,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我就改进,如果他们想法不对,我会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课程设置。尤其是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我们更要给予鼓励和帮助,当然如果他们违规,我会很严厉,但总的来说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学生们取得了成绩,无论是专业上的,还是社会活动中的,我知道了,一定会在课前祝贺他们。快到假期了,我会嘱咐他们说,“要好好休息,同时要积极参加一些活动,但要注意安全,如果回家替我向你们的爸爸妈妈问好。”他们觉得我和他们没有距离。我认为,校长是更是大众化的老师。

  记者:语言学科的工具性很强,我想,北外对学生的规划不会只停留在语言技能的掌握?

  陈乃芳:我在国外工作时有一个发现,就是在国际间的交流活动中,对方可能一个人就可以了,我们却要同时有几个人,既要有决策人,还要有相关的专业人员和翻译,这与我们的教育传统有关。北外要培养懂外语、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除了教授32种外国语外,还开设了外交学、新闻学、法学、工商管理等一些非外语专业。

  记者:你在北外工作了40多年,您为此骄傲吗?

  陈乃芳:可以很骄傲地说,北外现在已经被看作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不完全统计,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中担任驻外大使的已经有250多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外交部的历届新闻发言人,到目前为止,全部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从大陆到联合国总部工作的口译、笔译,包括同声传译人才,也包括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中服务的大陆翻译人才,大部分也是北外的毕业生;新华社国际部主任以及派驻国外的主任记者,都出自我们学校。可以说,北外为国家外交事业和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沟通、交流与合作,培养了众多人才,北外在国际上的声望与已经毕业的年轻人的贡献是离不开的。

  记者:北外的学业生中有不少人将从事您从事过的外交工作,作为过来人,您有什么样的经验之谈?

  陈乃芳:现在的年轻人的物质条件比我们当初好很多,他们应该充分利用国家与社会给他们提供的良好环境,在年轻的时候多掌握一些技能。不能局限于课本,要面向社会,多参与社会活动,为社会服务,我们也很鼓励学生这样做,比如利用课余时间到社区中做教师,很多都是没有报酬的。200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我们有600多名学生担任国外大学的翻译,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2008年奥运会要在北京举办,我们的学生要为北京市民学习英语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也非常积极。

  记者:学校教育中能做的是什么?

  陈乃芳:北外的大部分毕业生去向都很好,他们的工作岗位也很令人羡慕,尤其从事外事工作。外事工作的要求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非常牢固的爱国情感,北外也非常重视对学生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培养和熏陶,我们很重视全面评估。其实,我们的学生也会自发地参与很多活动,每年我们都会举办各种文化节,每次邀请我,只要时间允许我一定会去,我很为他们的组织能力骄傲,校园营造的氛围对学生的培养很有好处。

  陈乃芳:

  1940年生于江苏南通。

  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留校任教。1978年8月至1980年8月,由外交部派驻比利时使馆兼驻欧共体使团工作。1984年 9月至1985年9月,在美国麻省大学任访问学者。1988年6月,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1992年12月至1995年8月,由国家教委派驻比利时使馆兼驻欧盟使团,任教育参赞。1996年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1997年担任校长。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六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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