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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Jason (大选之后，还是总统么？), 信区: EduInfo
标  题: 访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谈敏：拒绝克隆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Nov 27 11:38:30 2004), 转信

访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谈敏：拒绝克隆

离开上海到安徽“插队落户”时，谈敏相信，自己的双手可以改变一切。想用“插队落户”方式证明“出身不好”的自己并不是最差的谈敏，最终成了“插队落户标兵”。今天，他坚持平等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作为“血统论”的殃及者，他对“平等”有切身感受。（摄影/李清川）

　　“这和我的经历有关。”对很多问题的阐述，谈敏会以此话开篇。

　　在离开上海“插队落户”时，谈敏和他的伙伴们立志到中国最艰苦的地方去。他们相信，用自己的双手可以改变一切，对于出身不好的他，这也是“接受再教育”以及“证明自己不是最差”的不多方式之一。于是，安徽和县最偏僻的山村，记录了拥有火红理想的谈敏，投身朴素实践的2000多个日子，也激发了这位“插队落户标兵”的相关感悟。

　　离开二十多年了，他仍会想起那里朴实的村民所给予他的尊重。

　　谈敏的大学之道，在于为青年人诸多的发展可能创造一种环境。在他的构想中，理想的这个环境是宽松的，自由的，同时又不乏导向作用。事实上，他不希望狭隘的环境扼杀学生的勃勃生机，也不希望学校教育是克隆产品的生产线。在有关学生培养的很多问题上，他都坚持“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也是中文系毕业的他后来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胡寄窗教授、专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原因。

　　他同样坚持的原则还有，平等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他的学生们。作为“血统论”的殃及者，他对“平等”有切身感受。所以，每一次毕业典礼上他都会重复着相同的祝愿，“祝每一位毕业生取得成功”。这并非客套，成功是什么也在其次。

　　事实上，谈敏的语调一直很平缓，使我倍感轻松。

　　记者：看您的资料我有点奇怪，您本科读中文，后来读经济，这种转型是主观的选择，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谈敏：这实际上跟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有关。我高中还没有毕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所以在文革期间，包括在安徽插队落户的6年时间里，各种各样的闲书我都读了。那时能有读大学的机会是根本不考虑专业学科的，在文革期间能有机会就很不错了。

　　就我个人而言，对经济学的兴趣是从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的，主要还是对理论经济学的兴趣。文革以后，研究生的报考中我就选择了经济学。我现在从事经济思想史专业，这和我读的中文有一些关系，我当时的导师是胡寄窗老先生，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古代部分，是他建立起这个学术思想体系的，而这个体系是需要从大量的古文献中寻找关于中国经济的史料，这样，我读这个专业既可以满足了我对经济学的兴趣，同时它需要的古文基础与我之前读的中文有了一个结合。

　　记者：中文专业和经济学专业的结合，对您从事的研究应该很有帮助吧。

　　谈敏：这是人的生活机遇与兴趣结合的问题。

　　记者：您插队落户在安徽的哪个地方？

　　谈敏：在安徽和县，和马鞍山隔江相望。

　　记者：插队落户的地方条件很艰苦，和上海没法比，你有失望吗？

　　谈敏：走到今天回头看，才知道这条路有这样一个出口。但置身于当时的环境中，并没有估计到未来有什么其他的希望。当时我只是想，我有这个兴趣，即使没有前瞻，能预料到后来能考大学，书，还是要读的。人生的变数有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和我们现在的素质教育也有某种联系。

　　文革期间搞“上山下乡”，尽管对知识而言这个运动始终是倒退的，但对个人来说还是个锻炼。在这个环境中，追求个人的兴趣，有意识地学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无形中培育着自己，在那个时代，你不可能看到自己将来具体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但培养这种素质，对人的耐力以及坚韧性的培养，对后来的人生道路是有作用的，会提供很多的可能。

　　记者：人在选择一条路之前，是要有很多铺垫的。

　　谈敏：人生的路不能走得太狭窄，具备某些素质可以在将来的日子里获得很多机会。选择走一条路，你可以做很多铺垫，这个铺垫包括你的专业知识很扎实。但人是综合体，在走一条路时需要各方面的素质，需要多方面寻找支撑。比如在和人的交往中，你是否能表现出一种坚韧的性格和对事业的责任心，这些似乎和专业知识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却是很有用的。

　　记者：您刚才讲到人应该具备一些素质，您的这些素质是在哪个时期形成的呢？

　　谈敏：这跟我们这一代人有关系，我们生活的年代，国家这条路走得都比较坎坷，我们的个人经历往往也比较坎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上山下乡，经历过很多运动，总的来讲，我的体会是，往往在我们感觉最艰苦的时候对自己的锻炼也最大。

　　记者：6年插队落户的时间不短，保持长久爱好也不是因为您的目的性很强，这样难免会失落。您有失落的时候吗？

　　谈敏：我们当时是一个集体，是插队落户小组，在这个小组中，我是属于那种家庭出身不好的，当时还有种阶级观念。从我心底里，我不相信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就注定我是最差的，我想通过农村生活，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劳动来证明自己不是最差的。

　　当地的村民认为我是个文弱书生，来这里也很不容易，所以对我们都很照顾。我当时觉得和大家一起在农村干活有荣耀感，我们的小组是安徽省的先进集体，我是插队落户标兵，我觉得这是可以证明自己不是最差的一个方式。不过，确实也有沮丧的时候，因为我的出身不好，在选拔参军、当工人、上大学时，我都没有机会。

　　当时把人的出身划分成等级，我这个等级属于社会最底层，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的背景所决定的。但面对别人鄙夷的目光和言谈时，我想我自己不能自暴自弃，因为我不相信我是最差的。后来读大学，做了校长，我都不能让学生感觉到有这种天生的差别，学生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进来的每个学生所面对的机会都是均等的。我在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都说一句话，“祝愿每一位学生都获得成功。”我们没有一个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成功，赚了钱叫成功？当官叫成功？自己能有所发展，对社会有着自己的贡献都是成功的。因此我反复地说要让每个学生都成功，而不是停留在少数学生身上，这可能也和我的经历有关。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当地的村民和干部都能平等地对待您，那您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什么呢？

　　谈敏：农民最宝贵的就是朴实，民以食为天，他要在自己的工作中解决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这对于任何参与其中的人来讲都很有感触。他们很朴实，从来不会去看你家庭出身不好，他是通过你的工作来做出判断的，通过你的劳动和言谈来做出判断的。所以，跟农村的很多农民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很帮助我们，不会干的活他们都会来教。我们是人民公社和大队生产的集体劳动，我觉得这种朴实和一视同仁，这种最原创意义上的人与人的交往过程很轻松。

　　记者：那个地方您回去过吗？

　　谈敏：回去过，但不多了，那是安徽和县最偏僻的一个地方，选择那里与我们插队小组的志向有关，当时我们想要到一个最艰苦的地方。青年人有一种激情，我们觉得自己去了可以改造世界，把贫困的地方改造过来，后来发现这个想法很幼稚，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得到了锻炼。

　　记者：作为校长，您对您的学生有什么希望？

　　谈敏：作为大学的校长，在理念上，对大学生有什么希望呢？这是根据大学本身的责任以及使命相关的。我们要为学生创造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环境，同时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引导方向。在这个环境中，通过从教师那里，通过同学间的相互学习交流，来感受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既能受到教育，又能相互教育，最终养成自己教育的习惯。

　　我们要创造这样的环境，包括专业学科的设置，师资队伍的培养，我们要提供这个大环境，但不要考虑要把学生具体塑造成什么样子。他们要有自己的个性，他们要在这个环境中受到熏陶，形成一个人的基本的价值观念，掌握一种寻求知识的方法。但具体到他究竟学到什么，究竟将来做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就决定了我们创造的这个环境不能太狭隘，不能太呆板，否则会扼杀学生的勃勃生机，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冲动，有好奇的个性，你可以去引导他，但别想要用一个模子去克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大学校长应该做的事情。

　　记者：您更喜欢那一类的学生？

　　谈敏：我既是校长，又是博士生导师，所以我能感觉到这里面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从我们学生考评的整个制度来讲，目前检验的是学习成绩，按照这样的检验标准来说，学习成绩好，分数高的总是老师欢迎的，包括校长也喜欢。但我作为博士生导师，我更喜欢的是能在课堂上提出独立见解的人，他能在以后的博士论文中，无论从选题还是构思、写作，都可以与众不同，这又是我感兴趣的。其实这两者之间是可以结合和协调的，但是也有矛盾，我们要处理好的就是这种关系。

　　记者：那您在做学生的时候是什么类型的，是您今天喜欢的这种吗？

　　谈敏：应该说，在文革之前，我算是个很调皮的学生，但在文革之后的读书，我是个很刻苦的学生。这也和经历有关，我觉得在文革中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就很珍惜。我们常说，老三届读书是最刻苦的，不象现在，按部就班，一步步上来，没有什么障碍，起码是在共同的轨道中走。这样也未必不好，不同时代的人的信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接触的环境也不同。

　　记者：财经类院校的数量还不少，是不是在财经类院校内部也包存在生源的竞争？在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竞争中，上海财经大学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谈敏：作为财经类院校，上海财经大学还是有些特长优势的，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是一所独立的财经院校。上海财经大学的历史渊源是1917年 7月创办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业科，到1932年我们已经是独立的商学院了，定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这其中有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本部是在南京，但我们开始办商学院的时候，就决定办在上海，一方面是考虑到在上海有可能吸收到商学院的教师，另一方面，上海商界可以提供更多实践的机会，因为商学院的一些教育一定要通过实践来实现。

　　我们第二个优势也跟传统有关。50年代初，华东地区20余所高校的商学院或财经系科相继并入，我们就成为华东地区唯一的财经类高校。应用经济、工商管理和一部分的理论经济的教授都并到了我们学校，而且这些老先生绝大部分是从国外回来的，在计划经济下的实践中没了施展的舞台，但在教学中却能发挥他们的优势。我们学校的会计系是最强的，1952年院系调整后，教授和副教授就有100多位。

　　第三，我们意识到财经学科需要大量的其他学科的支撑，很多是高科技的数理知识，不仅要定性，还要定量分析，所以现在我们的学科有经济、管理、法学、理学、人文等。

　　另外，我们学校研究生的比例也很高，研究生数量不仅是学校层次的问题。本科教学和其他综合性院校相比较，我们的交叉不是很大，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但在研究生这个阶段，我们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理科背景的，法律背景的都可以到我们学校来，经济管理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已。

　　记者：您觉得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比较，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谈敏：我们学校的学生经济意识比较强，对一些事情和问题，比较注重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此外，他们的应用能力比较强，企业觉得他们上手比较容易，这都是与学科安排、老师教学，一代代积累而成有关的。我们注重从学生的长远发展计，从学生将来成为企业的领导者出发，灌输他们要有理想，要有人文关怀，要摆脱眼前利益，要目光长远。在全球化趋势加强的背景下，我们的学生必须要有全球的眼光，要有国际视野要讲究合作，尤其是企业内部团队的合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系统在做，需要大家共同完成，此外诚信尤为重要。

　　记者：前一阶段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关于会计的诚信问题，我知道，会计专业是财经大学强势的专业，我很想知道作为学校的最高管理者，您对即将走上社会、从事相关行业的青年人有什么衷告？

　　谈敏：我想，这是外在制度和内在操守的问题。我希望能有一个外在制度性的内容去规范，同时大家要有内在的操守，这是一个诚信的问题。其实，这种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是不断进化的，关于道德伦理的内容需要不断完善。

　　记者：在管理和学问之间，您能兼顾吗？

　　谈敏：我现在基本上是一边从事学校管理工作，一边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个过程中，1988年之前还能做到两者兼顾，但1988年做了党委书记，1989年兼任校长之后，花在做学问上的时间就很少了，主要精力都在管理工作上，做学问就成了副业。

　　但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做了管理工作之后，无论多累都还要抽时间看看书，现在看书看得很杂，不仅要看专业方面的，还要看管理方面的一些书，利用闲暇时间尤其是周末和假期也做些研究，这已经成了习惯。其实做管理也是一门学问，只是方式不同，因为学问是触类旁通的。

　　记者：您有什么爱好吗，现在还坚持吗？

　　谈敏：体育活动还可以，首先是亲历亲为地参加体育活动，到现在还保持下来的就只是观赏了，但每年暑期还能游几次泳。

　　谈敏：

　　1949年9月生于上海市。

　　1977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党委书记。1998年起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

　　自1980年考入上海财经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起，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寄窗教授，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工作，有著作《中国财政思想史》、《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主编出版了《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中国财政思想史教程》、《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 (1900-1949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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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你出生之前，你的父母并不像现在这般无趣，他们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忙着
    付你的开销，清洗你的衣服、听你吹嘘你有多了不起。
    所以在你拯救被父母这代人破坏的热带雨林之前，先整理一下自己的态度。

8.  学校里可能有蠃家有输家，人生路上却还言之过早。
    学校会不断给你机会，真实人生中却完全不是这麽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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