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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Jason (大选之后，还是总统么？), 信区: EduInfo
标  题: 访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过客匆匆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Nov 27 11:39:21 2004), 转信

访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过客匆匆

我对天津的好感多半来自那里“张大民”式的平民气息。算起来，去天津也有五六次之多，却没有一次是计划中的：在北京办事有空闲时，便会惦记着去天津顺一趟，逛逛劝业场、南市街、解放桥，当然，还有八里台南开园的老友们。


　　在采访侯自新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很少谈及自己，一直在讲南开园里的新闻旧事，讲年逾九十的老校友陈省身，讲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这样的讲述出现在慵懒的午后，很容易导出错觉——仿佛一束追光打在空旷舞台的一角，人到中年的侯自新就在光晕中央，那舒缓、淡定的声音荡漾开去，瞬间将听者包围。

　　南开园算不上古朴，侯自新说，那是劫难造成的。侵华日军占领天津时，南开大学几乎被炸平了。只留下一座楼，因为投到那里的炸弹是哑弹。也就在那次，铸于建校之初的一口校钟被日军掳走。几年前，重铸的校钟又回到南开园，每逢开学和放假，悠远的钟鸣会引来不少市民汇聚。“重新铸钟就是让学生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侯自新说。

　　不能不提到周恩来先生，他是南开人的骄傲，曾写下过“我是爱南开的。”1919年的那个秋天，从日本回国的周恩来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尽管不到一年后便转赴法国勤工俭学，但他注册的62号学号被长久地留存下来。在周恩来先生身前身后，南开园走出大师无数，科学家陈省身、吴大猷，著名戏剧大师曹禺……尽管如此，曾经民办的经历使南开人更具备忧患意识和自力更生的能力，直到今天也未改变。

　　谈到南开大学的发展，侯自新说，“不要丧失信心，不要失去目标，在历史长河中我们总是匆匆过客，要把我们的事情做好，为后人铺开一条道……到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很安心。”

　　记者：在读南开的校史时，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相当长的时间里，南开是私立学校，规模也一直不大，南开似乎也寻找到了小规模发展的路径。但今天中国的高校，似乎都在忙着扩招、合并、跑步追赶世界一流大学，在这样的潮流里，南开大学是怎样一个姿态？

　　侯自新：现在都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结构的转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面临着一次非常大的冲击。但这并不是我们面临的第一次冲击，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已经对教育提出了一个要求，现在，高等教育又面临着新要求。

　　首先，高等教育加快发展速度，由于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激增，1999年国家下决心扩大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9%到现在的13.2%，这是很大的变化。其次就是建设一流大学，按照中央的指示有两个重要工程，211工程和建设高水平一流大学计划。这两个工程的实施都是要培育一批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院校，使得我们的高等教育不仅在覆盖面上达到一定规模，而且在质量上有所突破，与我们的国家地位相适应。这两大举措应该说是空前的，这是靠我们综合国力的增强来实现的，早了不可能达到，晚了就要误事。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央的决策都是非常重要的，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的机会和挑战也是空前的。一个方面，国家下这么大的决心，拿出这么多的钱来，我们多年梦寐以求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的机会来了，但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我们来说，如何抓住机遇，真正缩小差距是最重要的，特别是我们这种学校，主要任务还不是扩招，而是要把我们的水平提高上去，这当中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寻求自己的定位，怎么样来实现这个目标。

　　记者：历史上，南开是一个很有传统的学校。

　　侯自新：你说的很对，南开大学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建校的，它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很不同，北京大学当时是清政府办的，也就是说是国立的，清华大学主要是靠洋人办的，而南开大学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是所私立大学。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先生是近代很有名的教育家，1904年，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先办了中学，当时是把一个私塾办成学校，开始了西式教育的实践，15年后他决定办大学，到日本进行了考察，最终创办南开大学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己筹款来解决生计和发展问题的，这个传统对南开影响深远。

　　记者：除此之外，张伯苓先生为南开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

　　侯自新：张伯苓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一生中两次到国外留学，回来后的办教育的想法差别很大。第一次，他的想法是把国外的办学理念、办学经验用在我们的教育实践重中，基本是按着西方的模式在办，但一段时间后，出去又回来，他的想法变了，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国化”，就是说你办学是在中国办，是在天津办，你的教学就必须和中国和天津相结合。当时我们学校有两个系是最好的，一个是经济系，因为天津是北方最主要的工商业城市，北京当时是政治中心，不是经济中心，而天津是铁路、公路、海运交通汇集的中心。在30年代，南开大学的“物价指数”是非常权威的，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当时还没有国家统计，直到现在研究经济史必须要研究南开大学的“物价指数”。此外，天津是沿海的工业城市，化学化工工业非常发达，盐场是中国人发明的，南开大学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在30年代就有了这样的两个研究所，一个是经济研究所，一个是化工研究所，这说明当时的办学和中国的实际非常契合。当时的南开大学又是抗日救国思想的发源地，所以后来日军在占领天津后把南开园炸毁了，因为南开大学是日本人所痛恨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历史是非常光荣的，我们的老校长是很有远见的。

　　记者：一所大学的个性与特质总是在岁月磨砺中渐渐形成的，历史赋予南开的是什么？

　　侯自新：南开大学被毁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把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在1937年迁到长沙，1938年迁到昆明。经过战争的洗礼，南开大学在南迁时受到了磨练，又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个哥哥那里学到了很多。三所不同的大学，三种不同的办学理念在西南联大得到了很好的融合，这对我们后来的办学有很大的影响。

　　说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想说明南开大学最大的特点是植根于中国本土，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和地方上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另外，因为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学生必须要考虑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所以我们的校风是非常朴实的，南开的校训是“允功允能，日新月异”。功，即为社会服务；能，即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不同时代都可以赋予它不同的内涵，从中国古典文化发展到现代文化，发展到和西方文明的结合，这句话的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南开大学的学生秉承了这种精神，注重实实在在去做事情，不断进取，这种精神一代代传下来了。

　　记者：我在南开大学看到的最大的人物塑像是周恩来总理的。

　　侯自新：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实际上他在南开大学不足一年，1920年就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但周恩来是南开中学毕业的，接受了四年的完整教育。他在日本留学时，张校长正好从美国回来经过日本，他去看校长，张校长说我要回校办大学了，希望你们回来读大学，周恩来就回到了国内。周恩来对南开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人格魅力、对事业的态度，都堪称楷模。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陈省身先生，他是什么时候回到国内的？

　　侯自新：他在1930年从南开大学毕业之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然后去了法国，后来在30年代中后期回到国内，在西南联大任教。二战期间，他去美国访问，做了一些很好的开拓性的工作，战争结束后，由他来组建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后来到美国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2年他就回来国内。这30年中前面的20多年，由于身体状况的因素，每年基本上回来一次，1999年他决定回来定居。现在南开大学就是他的家，偶尔也会到国外去走一走。90岁的人，眼不花，耳不聋，谈吐比较清楚，只是腿不行。

　　记者：有时候，传统也会成为负担，南开大学是不是也面临着扬弃传统，吐故纳新的问题？

　　侯自新：是的，抗战前，南开大学最多也不过1000多名学生，100多位教员。在近20年中，南开大学作为国家的重点大学，作为首批进入 211的学校得到了重点支持，我们自然应该肩负建设高水平大学和向国际一流大学迈进的责任，我们责无旁贷，也是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期望。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要结合自身的实际，继承我们的传统。南开大学现在是公立的，但因为它曾经有这么一段民办经历，所以一直有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把事情做好。当然，我们也要争取国家对我们的投入，但更重要的还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物质上，南开大学可能要比其他学校差一些，原因是我们历史上有两次大的灾难，日本占领天津的时候，学校几乎被炸平了，只剩一座楼，那也不是日军不想炸，是那个炸弹没有爆炸。几年前，我们专门铸了一口校钟，原来的校钟被日军掳走了，重新铸钟就是让学生不要忘记这段历史，现在它已经成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景点，开学、放假的时候我们都要鸣钟，很多市民也赶来看。再一次就是1976年的大地震……所以，实事求地讲，在物质上我们和其他学校相比要差一点。

　　记者：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南开大学很不错，但毕竟是所小学校，特色也不够鲜明。您同意这种说法吗？在您的计划里，南开大学应该办成什么样？

　　侯自新：我们有一种精神。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相比，我们还有差距，但这些已经翻过去了。我们在考虑的是，南开大学能办成什么样的学校？从实际出发，我们不一定要做最大的，我们选择求精求强。

　　南开大学历史上就不是一所很大的学校，小的学校一样能做好，像法国巴黎高师，只有3200名学生，他们讲，normal的解释在拉丁文中就是示范的学校，所以说，小点的学校不是不可以办好。南开大学的规模是不大，但是结构要合理，即“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特色鲜明”，要办成这样一所高水平的大学，是我们第一步要实现的目标，我们主要从办学质量、办学效率、办学水平上下工夫。我们现在的人数是17000名，到2005年人数控制在20000名左右。本科生现在比较稳定了，研究生还希望有一定的发展，我们希望达到12000名本科生、8000名研究生的规模，3：2的比例比较合理。对研究生，我们要保留一部分，淘汰一部分，也要从其他学校吸收一部分，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生的质量。

　　结构上，我们要重点调整好学校的学科结构，南开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我们发展了技术类的工科专业，比如电子、信息、环境工程、光学工程、生物工程等，这种技术类的工科和理科的结合，传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是有好处的。文科方面，我们的经济系原来就比较强，我们要加强应用类发展，比如经济管理、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另外我们还在建设医学系，当然这个工作很艰苦。现在除了军事学之外，文、经、管、理、工、农、医、教育等门类我们都很齐全，我们的学科结构也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基础学科的发展，现在则更注重应用学科的发展，当然这不是要建立在牺牲基础学科的发展之上的，而是一个滚动发展。

　　在特色上我们的考虑也很多，没有特色的学校就没有自己的风格，是不可能成为一流的。过去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经济高度的统一，全国高校统一的课程设置、统一的管理模式造成了我们的千校一面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那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呢？南开大学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天津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我们要选择有传统优势的化学，这个领域我们在国内一直是最强的，它和生命科学结合形成化学生物学，为此我们从哈佛大学请了一位教授，他从事的就是生物化学。另一方面要和材料结合，这既符合国际发展潮流，又适应天津发展的需要，天津市的发展导向是很强的，研究成果首先要在天津市转化为生产力，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使我们的土壤更肥沃。现在南开大学把数学作为冲击世界一流学科的重点学科来建设，中央对此也非常关心，国家决定投资3亿元建设数学研究中心，建成之后将成为国内也是国际上条件最完善、最齐备的数学研究中心，我们想把中心办成世界数学研究和交流的中心，为此，南开大学也汇聚了一批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家。我们的经济系是中国人民大学之外学科最齐全的，我们还要花更多的精力去把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南开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要是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我们还有APEC研究中心，这实际上是为国家决策服务的。我们还要对前瞻性、全局性的问题开展讨论、研究，比如物流学的研究，目前天津市已经把发展现代物流作为天津市十五计划中的支柱产业。

　　记者：您刚才讲到了南开大学的不少特点，最鲜明的是什么呢？

　　侯自新：南开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务实”，在旧社会，拿到毕业证书未必能找到工作。其实，你在社会上不仅要表现你的实力，更要表现你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你的心理、生理各方面的准备，这个传统几十年来继承了下来。我们现在学生的就业率非常高，绝大多数学生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有个有意思的例子：华为的老总跟我说，他们公司在多的时候一年要招几千名学生，原来他不要学数学的，认为学数学的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学校一位数学系的研究生，刚去时哪个部门都不要他，但他的心理调节能力比较强，不是抱怨周围环境，而是做事，用实际行动来说话。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发现他做的软件非常漂亮，没有毛病。和他相比，很多学生想法很好，也很有激情，但出来的东西粗糙，老出错，而他出来的东西各个部门都抢着要，后来大家发现南开大学出来的学生踏实，这都跟学校的学风有关系，我们一直提倡“埋头苦干做实事”。学生自己跟我讲，比较下来，觉得南开的学风是比较好的，这也是我们自豪和欣慰的。

　　记者：看得出来，南开大学花了不小的精力打造一批重点学科。您认为，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又是什么关系呢？

　　侯自新：我们建设一流大学的步子是要一步步走的。第一步要建设一个高水平的大学，这当中首先要让几个学科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们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实力，也没有国家这么大的投入，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学校办的和他们的一样出色，这里的一样出色，主要是指某些学科可以和他们竞争。我们要重点发展几个学科，其他学科也有所发展，几个学科办好了，不仅有示范性的作用，也能够和世界上一流的大学比较。

　　什么是一流的大学？现在还没有一个严格科学的标准。我听到一个很精彩的说法，“世界一流大学我不知道有什么标准，但一流的学科肯定有一个标准的。”实际上，在某些学科中你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你就接近了一流大学。其实所谓的一流大学，就是有一批一流学科的大学。我们应该以特色来取胜，来实现有限的目标。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在这些学科中汇集一批很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如果他个人已经发展得很好，我们现在的条件不具备把他请来，所以我们更注重潜力，只要看准了一个年轻人上佳的发展潜力，我们就可以在南开大学这块土壤中把他培养起来。事实上，我们的数学学科就是这么做的，在全世界范围中挑选了一批有潜力的人，有些在国际上同领域中是最好的。

　　这个方法需要一个好的眼光，不容易做到，所以在用人的问题上我们还要胆子大一些。1997年我们就提出这样一个战略，1998年出台了一个政策，获得国家青年基金资助的，或教育部跨世纪人才，人事部评为功臣的，我们给予特殊的资助，当时分别有6万元到10万元的津贴，这在全国还是不多的，现在这样的做法已经很普遍了。这些人的第一感觉不是仅仅看你给了多少钱，关键是对他们的重视，给了他们多少空间，对他们是否真的认可。

　　记者：在这个事情上，南开大学能做的是什么？

　　侯自新：我们要创造一个很好的软环境。从大环境看，学术界现在功利主义比较重，急于求成，说到成果就是多少本，多少篇，似乎文章发表得多了，书写得多了，就很了不起。其实不尽然，特别是基础科学，原创性的研究都是长期积累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提倡十年磨一剑的做法，来积累力量寻求突破。在这个方面，我们要为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同时给他们必要的物质条件，我相信在关键的地方可以早一点突破它，这样有可能尽快缩小和国外的差距。

　　大环境中，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对高等教育很重视，再过20年，相信我们高等教育的水平和世界的差距一定会缩小，在某些方面，我们一定能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提并论。当然，南开还会再发展，真正建成一流的大学还有更长的时间。

　　但我们不能丧失信心，失去目标，在历史长河中我们总是匆匆的过客，要把我们的事情做好，为后人铺开一条道。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时，大家都会很欣慰，都会回头来认可我们的工作。到时候，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很安心。

　　记者：现在的生源竞争似乎也越来越激烈了？

　　侯自新：关于生源问题，因为南开大学原来是隶属北方区的，所以我们的生源主要是天津的好生源。可以这样讲，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外，我们的生源是最好的了，每年都在600分以上，去年我们在天津招生的平均分数是620分。

　　生源大战现在不得了，谁也不敢打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不敢。每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学校领导都要到各地去游说，然后把中学校长请来，我们亲自跟他们谈，让他们动员学生，大家都想要好的生源。但是应该说，在三北地区我们的生源是很好的，另外南方一些地区我们的生源也不错，像在四川、重庆等地；高等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像江西、福建、安徽等地，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从全国来说，在生源方面我们排在六七名的样子。

　　记者：对那些正在苦读、怀抱一腔报负的年轻人，您会给什么建议？

　　侯自新：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远大的目标，人生目标是每个人都必须有的，这使得他能够奋发向上。但最重要的还是脚踏实地的做，凡事不要去追求他的浮华空洞，其实你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从你脚下一步步走出来的。做事情，你不会做要学，做好了就是做好了，没做好要把它做好。我想，有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又能脚踏实地地工作，这样的人成功的机会非常大，这就是我的人生体会。

　　侯自新：

　　1967年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南开大学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院校数学研究与高等人才培养中心主任，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多年从事李群、李代数及齐性空间微分几何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研究解决了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数学问题，被美国及德国的“数学评论”聘为评论员。他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李群及其表示理论”的项目负责人，也是国内这一学科方向的主要学术带头人。1990年、1998年先后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92年曾获天津市中青年授衔专家——李群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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