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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Jason (大选之后，还是总统么？), 信区: EduInfo
标  题: 访大连理工大学校长程耿东：南人北望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Nov 27 11:41:05 2004), 转信

访大连理工大学校长程耿东：南人北望

程耿东常常会想起自己三十年前教过的学生们，那些在沈阳工厂区长大的学生们也都记得他，为此，程耿东很有些骄傲。(摄影：李清川)

　　少年时受江南水乡滋养、吴语评弹熏陶的程耿东，在16岁时彻底结束了一种惬意生活，踏上了那一季南归候鸟反向的旅行。

　　对北大燕园的新奇还未过去，程耿东却不得不开始适应生活中诸多的意外迁徙，这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宿命。去黑龙江农场，再去沈阳当中学教师，每一次向北的迁移他都很坦然，以致于向我讲起这段经历时，他仍语调轻松。但我知道，来时路上能做到坦然不易。

　　已是大连理工大学校长的他，仍然常常想起自己三十年前教过的学生们；而与此互成镜像的是，那些在工厂区长大的学生们也都记得他。师生之间美好的情感，多半是这样一一对应着。曾有一年，学生们特意把班主任接回沈阳聚会，他去了，那是一份情谊，更是自己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尽管已是“花甲”之人，他还是很能理解年轻人，包括他们诸多“奇怪”的想法。

　　四十六年的北方生活，让程耿东看上去更像北方人。

　　他最近在忙的事情也多与北方有关，不久前，他与在东北的两院院士一道，为即将到来的东北大开发“上书”。

　　记者：我知道，您做过中学教师，那段经历开心吗？

　　程耿东：30年前的学生，我还记得，他们也记得我。我所带的班级的学生，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是很差很差的。我所在的学校在沈阳的工业区，在工厂附近，住的很多都是工人。但我这个班还不错，有人考上了大学，有好几个人在公安部门、财贸部门当小干部，像我现在一样。

　　记者：您说得很轻松，但亲历时恐怕不会。您是南方人，在北方的生活习惯吗？

　　程耿东：在苏州时，我是学校里的“高层”，到了北京大学后，面对的环境很差，一去就要参加劳动，像现在北京大学用的最频繁的风洞，就是当时我们学生建的。我记得，当时北京大学在搞电子计算机，我们去劳动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只有16岁，在焊接时还把手给弄伤了。

　　不久就遇到了困难时期，过元旦时，北京团市委为了表示对大学生的关怀，给每个小组发一串半糖葫芦，每个小组有3个人左右，还不够分的，那种困难程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暖气不好，所以很多人都到旁边的书店里站着看书，这段历史，现在回过头看，很多人会认为是非常痛苦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可能现在的学生条件太好了,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记者：后来，您越走越北，温度越来越低，情绪好吗？

　　程耿东：当时在思想上，我是有很大波动的。我从北京大学出来后，在黑龙江农场教书，后来又到沈阳教书。按照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何苦呢？要是当初在苏州念个苏州的学校，在苏州找份工作，那日子要好过多了，可以说是吃了大亏了。(大笑)

　　记者：那时黑龙江的条件还很艰苦，对于您这样在江南水乡长大的人，这个亏可能大了点。

　　程耿东：那里零下30多度，在外面只能停留很短时间，但黑龙江农场有个优点，就是当时的部队战士、干部对学生还不错，不像北京大学去安徽的那部分人，那里的干部对学生很差。黑龙江还不错，他们相信毛主席的话，大学还是要办的，知识分子还是宝贵财富。其实，人觉得环境艰苦都是跟周围人比较得出来的，贫困不是个绝对的概念。

　　记者：我不是很清楚，经历过这么多意料之外的生活，您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留下来，留在东北？

　　程耿东：拿现在的话讲，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教育，脑筋已经僵死了。即使境遇再不好，这里毕竟是我的国家，我的母亲，我们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超过了个人的价值观。在那个年代，不光是我一个人，90%的人都是这样的，这就是当时的价值观，我自认为我还不是这种价值观最彻底的秉承者。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当时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很多的留学生出去了不回来。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留学生出去了不回来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融入了当地的社会，更多地了解了当今的社会。我们当初读书的时候，管理很严格，除了上课、去图书馆、吃饭和睡觉，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也就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社会，接触到其他人。

　　现在有学生问我，是不是因为现在的学生素质没有以前的好？因为我们80年代出去的人几乎都回来了，很少有不回来的，这可能是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但我的观点是，不能这么简单地看问题，有一些50年代、60年代的人，他们是有种观点的，认为现在的人的爱国情节不如他们，我认为现在不能再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了。

　　记者：但的确是个问题，很多高校也都遇到了您所讲到的这个很现实的情况：送优秀的年轻教师出国深造，需要他们回来的时候，很多人不见了。程耿东：当然会有，但是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好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整个国内大环境的改善，特别高等院校和教学科研条件的改善，很多教师出去后觉得还是在国内更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他们更多的是关心工作的机会，事业发展的潜力。另外，政府也采取了措施，比如搞了留学基金会，派人出去之前，要交押金的，而且政府给你奖学金，学完一年之后必须回来，回来之后就能拿到押金。留学基金会要提供培训，这是所有国家有效管理的一个办法。

　　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些大的问题，像北京大学，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在联系出国，我们学校也一样。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多了，这个问题过去还没有人讨论，后来有老师提出来要限制学生出国。我的观点是如果有一天政府采取措施，限制留学生出国，知识分子还是要回到过去。因为知识分子只有到国际舞台上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在人才流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像商品的价值是在流通中实现的一样。全球一体化之后，竞争更加激烈，高素质人才的流动也更为频繁。当然，爱国主义教育是必须的，但我们不能这么来讨论问题。

　　记者：每天面对青年学生时，您有没有想过，现在的他们怎样做，人生才能更完美？

　　程耿东：我经常跟学生接触，参加一些报告会，也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我们还有校长接待日，还有BBS论坛。我们希望学生不光是要在学校里学到知识，学到技能，还要学会怎么做人，就是加强综合性教育。我认为这个综合性的教育不只是上两门课的问题，而是和社会环境、校园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我特别强调学生要勇敢地提出问题，学问就是要提出问题才能学，不问问题是学不到真知识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跟同学们说过，国外很多大公司就是要找会提问题的人，看谁提的问题有价值。我经常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在会议上我就是喜欢提问。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时，日本驻华大使来学校做政策演讲，当时我挺担心同学们的情绪，演讲结束后，学生提了很多问题，提问质量非常高，像对日本的认识，对中国的一些犯罪集团的看法都非常好，我印象很深刻。另一次，美国的三位代表来介绍校园网，其中两位是美国人，一位是翻译，当时翻译得很差，学生们都听不懂，后来我上去讲，你就不要翻译了，直接讲英文好了，讲慢点就可以。后来，美国人讲了半小时后就停下来，要学生们提问，当时我还是有些担心，出乎意料的是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很有价值。最近世界脑科学协会的负责人到我们学校来，等他做完报告，很多人提出了的问题都很尖锐，这位负责人说我们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

　　所以，我觉得在学生中培养一种质疑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学生将来的发展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常说要科技创新或者说是科技进步，这都需要创新思维，而创新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向已有的成果提出质疑，提出挑战，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这个意识，就不可能有创新。

　　记者：您觉得您了解您的学生吗？了解这一代青年人吗？

　　程耿东：还算了解吧。因为我家里的孩子也是这个年龄，接触比较多，像现在的BBS我每天都要看的。但是现在的社会和过去的不一样，现在社会的多样化特别突出，包括青年学生，他们的思潮不是同一的，既有激进的，也有消极的，既有拥护社会的，也有仇视社会的，他们的思潮远远要比我们当时多样化、个性化。以前，我们讲群众路线，帮老百姓挑水扫地，接近群众，和群众对话，我想现在，在方法和手段上都有改变。

　　当然也有不了解的地方，否则我也不会很紧张了――当时日本大使来，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有些敏感，局面弄不好客人也会很不高兴。

　　记者：您现在用在科研上时间还多吗？

　　程耿东：实事求是的讲，从1995年开始我担任校长以来，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自己的时间就不多了。像现在这样和新闻媒体的交流也是校长的一个责任。就像剑桥大学校长说的那样，万一学生出了事情，诸如在校外被车撞了，学生希望校长立即表态。

　　但校长最重要的工作是考虑学校长远发展的战略远见，学校的定位等，还要面对现实的复杂多变的情况，后者特别重要。我们国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事情的变化速度很快，而快速的变化需要快速的决策。就说扩招吧，我是属于扩招的积极分子，这是在1995年之前，1995年之后我成了扩招的消极分子。1995年之前，我在教育部大会上说中国需要发展高等教学，但教育部说一个也不准扩，但你看，政策在1998年之后突然变了。过去是强调房地产商来建房，现在是由学校自己来建，实际上我也觉得现在政策变化太快了，但是这又是转型起步阶段，否则我们不可能抓住很多机会，学校也面临这样的状况，似乎每天都有新的问题，都有常规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学校招生吧，一下子扩招1000到1500名学生，哪能这样呢？这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记者：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反对扩招？

　　程耿东：我不是反对扩招，只是我觉得扩招应该有计划的进行。举个例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有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社区学院，划分的很清楚。我们现在的状况是，高职想变成专科学校，专科学校想变成本科学校，本科学校想要有硕士点，有了硕士点又想要有博士点，各所学校都想变成高水平的大学，变成世界一流大学，太浮躁了。

　　而这种浮躁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快速转变的环境，快速提供的机会，让人觉得在这个社会如果不抓住今天的机会，明天就没有了。这就像在1999 年和2000年，好像都觉得21世纪快要来临了，不抓住机会就没有了。其实怎么能这样！扩招一直是我所提倡的，我觉得扩招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扩招之后就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这个课题，得出的结论是不要扩招。当时我是反对的，反对的理由是，人民群众需要高等教育的愿望你没有看到吗？另外，人不是固定的，人不是死的，不是说有一个就业机会就有一个人，人是可以创造就业机会的。但我现在的想法是扩招的速度太快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扩招一点，下面的学校也要扩招一点，其实我们学生的质量没有太多变化，但一层层扩招下去，到最底下，学生的质量就很差很差了。还有，教师的培养也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

　　另外一方面，整个社会的人才结构不正常。现在中等职业学校都面临着萎缩的状况，但实际上，我们的社会需要中等职业学校，特别是在高新技术园区，他们愿意出2000元的月薪，但请不到人。我们社会的特点是转变非常快，每个人的机会非常多，这种情况下，个人和机构都显示出浮躁。

　　程耿东：1941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68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1980年获丹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大连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

　　1999年及2000年分别被丹麦阿尔堡大学和比利时列日大学授予名誉博士，担任《Engineering Optimization》，《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Computer & Structures》等五个国际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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