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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Jason (大选之后，还是总统么？), 信区: EduInfo
标  题: 访东北财经大学校长邱东：曲线谐步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Nov 27 11:43:49 2004), 转信



（邱东：东北财经大学校长。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副会长）


　　“个人成长曲线与单位发展曲线、社会发展曲线同步，该是最幸福的。”邱东说。

　　坐在新办公室里，邱东难免思绪游走——20多年前，这个房间曾是他的教室。

　　这让他能够轻易想起自己的学生生活，和留在记忆深处的1978年的校园：连接市区的旧式电车，将终点设在了校门几千米之外，包围着校园的尽是公社的坡坡洼洼，不大的校园，仅有的三栋楼，不超过三层……

　　四分之一的世纪漫过，跃动其中的面孔随着校园一同变化着，未曾停步。

　　“个人成长曲线与单位发展曲线、社会发展曲线同步，该是最幸福的。”邱东如是说。在这轮和谐的曲线中，我们也找到他的身影——从任教到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导，邱东只经历了7年，从系副主任到校长，也是短短的7年。

　　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在知青点做的时候，还有他父亲在几个重要的转折中对他的点拨。邱东经历了不少变化，从“点长”到校长，或许里面有一些相连的东西。

　　东北财经大学甘于纷闹中立自己的业，对这个“业”，邱东曾有过形象的解释：东北财经大学的学科结构是“业”字型的，两竖是工商管理和应用经济学，一横是理论经济学和管理基础学科，担当两点的分别是法学和文学。

　　东财的校园依山势而走，夜色中幽雅，恬静，踱过绵远的小路，前方是点点的灯火，和簇簇年轻的脸。如果静心，你会发现，每栋建筑都有别致的名字，墨香楼，早为楼，思齐楼……，分别取意“沙帷昼暖墨花香”，“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和“见贤思齐”。

　　从黑石礁走出的青年，之于母校的情愫悠远，如同校歌中的起句，“我是一叶舟，你是无边的海。”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走过年轻。

　　记者：在1974年在成为知青以前，您一直在学校里，还记得自己那时的理想吗？

　　邱东：我1970年读中学，本应在1973年毕业，但正巧赶上辽宁省将中小学9年一贯制改成10年，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1973年辽宁省没有中学毕业生，我们那一届都是1974年毕业的。文革开始时我小学三年级，那之前还谈不到什么理想，想到将来，就是希望能读大学。

　　记者：这样的理想很快就遭遇了现实问题，您不得不下乡做知青，接下来的生活会怎样，您有过恐惧吗？

　　邱东：文革是一场触及全社会的运动，由不得你个人有什么选择。

　　记者：也就是说，你在距离毕业很长一段时间以前就知道，自己一定要走下乡的路了？

　　邱东：到我毕业的1974年，下乡已经几乎是全民运动了。但因为我读书比较早，年纪小，可以选择推迟毕业。只是我很想早点独立生活，就选择了到农村去。

　　记者：在下乡之前，您是怎样的学生？

　　邱东：应该说，我是一个学习比较用功的学生，这也许跟我父母的家庭有关系。我的爷爷主张男孩女孩都要读书。你知道，女孩读书在当时并不普遍。而我母亲家，当教师的比较多。这样的背景使我从小对书本就有亲近感。

　　记者：您是哪里人？

　　邱东：我在辽宁抚顺出生，父母是江浙人。

　　记者：那您当年下乡是在哪里呢？条件怎么样？

　　邱东：那是抚顺县大南乡，离抚顺火车站只有三站地，处于浑河流域，是辽宁重要的水

　　稻产区，那里经济状况应该算是不错的。

　　记者：您准备下乡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去做个规划。

　　邱东：我刚下乡时个子比较矮，首先就是要过劳动这一关。水稻产区，男的要挑苗，这个活儿比较累。为了来年挑苗时能够合格，我在头一年农田基本建设时就有意识的多干挑担的活，锻炼肩膀的承受力。我很幸运，身体很快长起来了，我的一个同学下乡时累得吐过血。

　　记者：您在那还干得不错，后来做了团支部书记和知青点“点长”，当时是什么背景？

　　邱东：我们那时实行的是“厂社挂钩”。我下乡所在的知青点基本上都是我父亲所在的国营化工厂职工的子女，工厂也要派一名带队师傅。我们知青点算是大点，有100多号人，分成四个小队。团支书和“点长”的主要工作是与工厂带队师傅沟通，组织学习等活动，一般性事务比较多。此外，工厂带队师傅晚上通常回家，“点长”在这个时候就要负起责任。

　　记者：您在做点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很棘手的事情？

　　邱东：棘手的事情并不多，因为知青的父母大多认识，所以大家相处得比较好。工厂距离知青点走路只需有40多分钟，遇到问题也好协调。

　　记者：处理事情一直很顺利吗？

　　邱东：也不是都顺利。有一次，知青点杀猪，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通常要喝酒。酒多了以后，勾起积怨，两个小队的人打起来了。东北农村睡火炕，当时炕上一伙人，门口堵着一伙人，铁锹和镐头都比划上了。当时没容多想我就冲了进去，就站在他们中间，结果没再打起来。要是拦不住，(笑)我今天也可能就没法坐在这里了。想想也挺后怕的。

　　记者：现在回想起来，当知青的这段经历对您最大的帮助在哪里？

　　邱东：当时去农村不是走马观花，很可能将来要成为农民中的一员，就很投入地去参与，这使我对中国的农村生活有比较真切的了解，也知道怎样和贫下中农相处。我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的人，有一段这样的经历是很必要的。

　　记者：在知青点，您生活了4年，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

　　邱东：这四年与其他时间段相比，总体上是比较平和的。不过有这么一件事倒是挺有意思的：新知青报到父母都来送，有一位家长非要见点长，对我说，“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多管教多照顾。”过后细一问，这个“孩子”比我还大一点。(笑)

　　记者：在今天的管理岗位上，当年做“点长”时的那份责任感还在延续吗？

　　邱东：我觉得，评价一个男人，第一条应该是有没有责任感，无论在家庭里、单位中还

　　是社会上，有没有承担起你该担的那份责任。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上，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被“推”上来的，用下乡时话说，也许是太认干了，大家就想让你多卖点力气。

　　记者：从系副主任到校长只用了7年，短得难以想象。

　　邱东：尽管下了4年乡，但我耽误的时间不多，进大学21岁，正遇到了国家发展的好时候，超常的发展给了我超越同学乃至老师的机会。像我 1984年硕士论文做国民经济核算，正是处于改革的理论准备期，因而提出的观点更受重视，当时是出了本专著。博士时做多指标综合评价，一方面社会需要，另一方面方法创新和移植也有了基础，有东西让你“集大成”，这样我做系统分析就比较顺手。没有这个大背景，七年内从助教到博导，从系副主任到校长，都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的变化也该是学校和社会巨变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文革前夕，很多优秀的学生都做好了考大学的准备，结果不招生，多年努力有的就废掉了。说曲线同步最幸福，正是来自于这种感受。

　　不过说回来，最有意思的还是做老师。读大学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答应系里留校任教，那时也没有“教书育人”的宏伟目标，只是觉得，在学校里时间和身心都相对自由，上完课后就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

　　记者：选择了老师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

　　邱东：教师这个职业的自由度是比较大的，外生变量对你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多了。

　　记者：您考大学选择“计划统计”是自己的决定吗？

　　邱东：我没有什么凌云壮志，只是觉得能考上大学就能改变我的人生道路，这就足够了。我当时的第一志愿是辽宁财经学院，报的是计划统计系，是父亲帮我选择的，他在企业工作，认为“搞计划”不错，就选了这个专业，据说我的高考成绩是当年抚顺县文科的第二名。本科第四年也面临过选择，因为那年我所在的系除了统计专业都不招研究生，当时的眼界还没想到校外，父亲又坚持要我读研，于是进了国民经济统计的门栏。不然的话，是留校做价格学的助教。

　　记者：您的父亲对您影响很大？

　　邱东：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影响。他在文革期间给我定了一份《解放军文艺》，记得是当时唯一的文艺类杂志。

　　记者：您怎么评价您的父亲，你们感情深吗？

　　邱东：父亲是一个平和的人，父子的感情大多是藏起来的吧。但父亲影响了我的命运：

　　我在知青点报考大学，可能是由于小时候也做过文学梦，就报了文科，但是阴差阳错，知青点同学代领的准考证竟是理科的，眼睛不大好的父亲竟发现了这个问题，专门从单位请假赶回家，气喘吁吁的，让我赶紧到县里去改准考证。那是在考试前一周周末的下班前，在管教育的一位好心老师的帮助下，我改好了准考证，否则我不知能不能上大学。

　　记者：统计学的长期专业训练，对您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影响？

　　邱东：统计学的训练帮助人们强化方位感和分寸感，这对学术研究和管理都很重要。另外，统计学专业功课比较多，相对于财经其它专业，实惠少，诱惑少，这是命运帮助你克服人性的弱点，使你不得不专心于专业。时间一长，你的成果积累反而更多。

　　记者：您说过，自己没有凌云壮志，这对东北财经大学的发展是好事情吗？

　　邱东：这是两回事，人是个矛盾体，对自己可以平和一些，特别是像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没有理由不平和。但当了校长对学校总该有一些设想，有时也很急躁，恨不能一下子把学校所有的战略规划都实现了。

　　记者：那您怎样解决“平和”与“急躁”这对矛盾？

　　邱东：总想一下子就怎么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现实总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运行。

　　记者：全国的财经院校有70多所，您认为，东北财经大学在其中的位置怎样？

　　邱东：财经院校是个通俗的说法，准确地讲，应该是经济管理类学校。在这类院校中，东北财经大学应该属于第一集团之列。

　　现在财经院校已经没有70多所了，有的院校已经合并掉了。建国初期，全国划为六个大区，每个区都会有一所重点财经院校，西南区有西南财大，华东区有上海财大，中南区有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区就是东北财大。几十年下来，国内一流的就是这四所。

　　但现在判断东财的位置，还不能仅仅将视野局限在经济管理类院校上。还要考虑综合性大学中管理学院与经济学院的竞争。一些综合类大学开办经济管理专业比较成功，也有一些非财经类院校办学并不严肃，这几年，有的经管类毕业生就业困难，实际上就是从那里出来的。

　　记者：综合性大学办经济管理专业能够成功，至少说明了一点，综合类大学有良好的

　　专业基础和学科氛围，东北财经大学与他们相比，优劣体现在哪里？

　　邱东：综合大学办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其基础理论，东财更注重教学与实际应用挂钩。这是我们校史所决定的，我们的前身是1904年创立于营口的 “瀛华实学院”，作为一个百年老校，东财立校时就强调“实学”，这段历史很多人并不知道。并且，东财是文革时期全国唯一没有解散的财经院校。

　　记者：这么说你们还真有值得自豪的历史。

　　邱东：1958年以东北财经学院为主体组建了辽宁大学，1959年院校调整时只有三个系从沈阳迁到大连来办辽宁财经学院。我们的教师还输送到安徽财贸学院等院校，像巩利的爸爸原本就是老东财的教师。再有文革时，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学院、中央财院的一些老师没有去五七干校，而是转到了当时的辽财，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财为国家保存了一大批师资。

　　当然，历史只能代表过去，政府不会因东财的历史贡献就给我们政策优惠。我们现在必须对地给自己定位，现在国内不少大学要向综合性发展。从理论上讲，综合性大学如果能够打破壁垒，实现资源共享，确实有其不可忽视的优势。要不要向综合性大学发展，我们是认真考虑过的，但最终是要办成一所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体的多科性大学。

　　经济管理类院校也有世界一流的，像日本的一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等，我们的专业学科结构与他们类似，他们能做得好，我们也有可能做好。

　　记者：在这样的设计中，学校的规模是不是也要有所考虑？

　　邱东：2003年东财招收的本科生有3000多人，在全国高校中规模并不大，不少学校的年招生规模已经达到5000多人。我们考虑，在大家都在忙乎扩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点我们更应该做的事情，大连地价高，其他学校一搞几千亩地的投入对我们来讲并不现实。所以，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学校品牌上，放到学科建设上，在硕士点、博士点和国家级重点学科上发展，目前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已经从1：5发展到1：4，我们希望能做到1：2，至少是 1：3。按照现在的状况，本科生保持在12000，研究生上升到6000，这个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记者：在逆向而动的时候，恐怕更需要耐得住寂寞，东财人如何？

　　邱东：我们有一批很好的老师，从老先生到年轻老师，他们都很好。老先生是很有定力的，另外，东财77、78届左右的教师流失的较少，这其中有对他所从事专业有热情偏好的，但也有的是无奈的选择。比如，上海一所经管类大学的书记，他最头疼的是老师流动特别频繁，因为在上海，好的机遇太多了。尽管大连这座城市发展不错，但从经济总量上还是不够，毕竟地处东北，外来的机会少，诱惑也少，所以有教师能够沉下来做学问。

　　记者：那一旦环境改变，景况变好，教师面对的诱惑多了，东财怎么留人呢？

　　邱东：师资队伍从来就是校领导最先应该考虑的问题，1990年，在一大批老五届毕业生还是讲师的情况下，东财要不要给新三级出身的教师破格评副教授的机会？争论很大。回想我校77、78届这茬人，正是从那次开始破土而出，成长起来，当然这批人也支撑了东财十多年的战略发展。现在又碰到了当年的问题。阳光雨露就是这么多，都让77、78这茬人占了，30岁左右的青年教师怎么办呢？总是活在你们这些大树的影子里？(笑)

　　记者：这是森林生态学的理论。

　　邱东：人才成长是有周期的，这茬人占用了资源，那么离他们很近的另一拨人就失去了

　　机会。你40多岁是教授，真要等你退休，等到什么时候呢(笑)。40岁以下的教师占东财教师总量的60%以上，要他们成长，就要给他们环境。1990年和1992年，我们两次搞过破格选拔，以后还要搞。这样做就是要让他们看到曙光，抓到机会。

　　事实上，我们的青年教师很多都非常优秀，像吕炜、史永东、赵建国等等，搞出一大批国内很有影响的成果，是我们学校的希望。

　　东财的另一人力资源优势就是我们的校友。目前仅文革后从东财的毕业生中已经有十多位部级领导，司、厅、局级有几百位，有的一个部就有20多位正副司长。在学界有周天勇等名家，在商界还有进入富人榜前100名的呢！一是东财校友能干，再一是他们很热爱学校，他们为母校分担了不少难处，提供了许多帮助。

　　记者：这让我想到了东财校歌的第一句，“我是一叶舟，你是无边的海。”

　　邱东：这是我们宋书记亲自作的词，他是北师大的高材生，他说，“我是北师大毕业的，

　　但现在我比东财大人还东财大人。”

　　记者：那东财人是怎样的一类人呢？

　　邱东：充满了活力。他们从四方汇集，在多元文化的冲击和交融中成长，要承认，我们学校对学生比较宽容，给的自由度比较大。责任感需要培养，活力则需要宽松的环境。我们的学生有活力并且务实，用人单位用了还会再来要，就是小平说的那两个字：“管用”。

　　记者：那在你的眼中，东财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邱东：先说内在不足，东财目前的专业都不错，很容易把小日子过好，一些专业有实惠，

　　有诱惑，容易让人有满足感，容易形成“小成即安”的局面。这就需要促使员工居安思危，如何营造更好的学术氛围，如何形成与时俱进的动态机制，是两个大问题。

　　外在不足，主要体现在经费投入和市场环境上。与另几个财大相比，我们得到的拨款少了很多。大连与东北其他地区比较，经济状况不错，但市场活力、经济拉动量和区位辐射比不了北京、上海，我们EMBA在大连的招生情况在本地区是最好的，但也不如经济发达地区的院校。如何通过“济世”来“济校”实现自我的良性循环，是需要长期探索的，加上前面两个，就是东财发展的三大问题。

　　记者：您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吗？

　　邱东：我们的确羡慕国家投资较多的高校，但我们也看到了，国家的教育投资重点放在了两端，一个是基础教育，一个是一流综合性大学。经费少的状况逼迫我们自身做出调整，来提高市场竞争力，事实上也只有这个办法。我们得通过品牌经营来赢得市场，在已有专业“热销”时还要准备“朝阳”专业：十多年前抓MBA、酒店管理，五六年前抓工程管理、电子商务、公共管理等，事先有意为之，这样才能保持我们在全国应有的市场地位和份额。“学科创新”如果与“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结合在一起，对学校的拉动作用更大。我们MBA在2000年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教学评估中名列第二，我们是酒店和旅游管理专业中唯一有博士点的，我们有IBM投入软件系统的电子商务实验室，我们的工程管理通过了国际认可的专业评估，目前我们是全国财经院校中唯一有MPA试点权的。

　　记者：做教师的生活会单纯些，做管理者您压力大吗？

　　邱东：压力特别大。我们当初抓MBA就象国家建深圳特区差不多，就是希望借此拉动学校的发展，当时国内很多重点院校不大重视MBA，而我们整合学校的力量去竞争，所以我们能够胜出。但教育的周期长，需要你的超前判断力，再有校内资源整合更是个耗心的事。校长管的事，往往是十年八年以后才见效的，怎么能在中国的发展曲线中定位东财的发展曲线？能不能看准？能不能抢到机会？说起来就是“识”和“胆”两个字。

　　记者：说到学校的发展，似乎必须要说到大连。在历史上，大连就是一座国际化都市，这给东北财经大学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呢？

　　邱东：应该说，大连是座特殊的城市，它是典型的工业城市，工业占主导地位，你说它开放，这是一个方面，其实它曾经是一个很保守的城市。大连这些年的迅猛发展为我校毕业生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政府方面省里市里的支持力度都很大，主要是协调解决办学的地域空间，再就是支持我们向国家申请学科建设项目。

　　记者：即将到来的“东北大开发”，东财能够做些什么呢？

　　邱东：东北大开发战略的“出笼”，就有东财学者呼吁的贡献。我们的贡献首先是为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建议，为企业提供咨询。再有就是人才支持，我们每年都会向省里市里推荐优秀毕业生，如确定成开发态势，会有更多学生留下来。

　　记者：在东财的20个学院中，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国际商学院四个学院都冠以“国际”，这是否意味着，东财要打一手“国际牌”？

　　邱东：四个冠以“国际”名称的学院，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国际商学院主要针对联合学位项目；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是让国外学生来学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经贸学院和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则是专业教学单位。

　　“高标准国际化”是我们追求的办学特色，加入WTO以后，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开放的市场。国外高校的冲击使我们常感觉如履薄冰，不做品牌就没人愿意来读书，也就没有实力与国外同行竞争，只有实力强了，闸门打开后，我们才能经受高水位的冲击。所以要先主动开通某种渠道，让水流进来，逐步把自己的水位提高，我们摸索的一条路就是搞联合学位项目，现在已经见到了成效，这在全国也是比较早的。

　　记者：寻找合作伙伴的路顺利吗？

　　邱东：寻找合作伙伴就像年轻人谈恋爱，高不成低不就，困难重重。准确地讲，东财是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高校，条件高的不乐意与我们合作，条件差的我们也看不上，所以要找水平可以又能平等待你的，很不容易。

　　现在的合作院校有10家，能够参加这些项目的每年有几百人，参加联合学位项目的学生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学习好，家境可以，希望有出国学习经历。三点一交叉，学生不是很多但比较精。我们送出去的学生很优秀，在一流大学拿到了奖学金，有的国外高水平大学像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德国的美茵兹大学等，通过我们的学生更加认可东财。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此有过报道。

　　记者：这样的格局对东财还有别的好处吗？

　　邱东：寻找联合办学对象，关键是对学校的教学改革有好处。2+2、3＋2、3＋1＋1、4＋0等不同模式，国外合作学校派老师过来，我们的老师也可以受益。我们成批派学生，他们会接受我们的老师去进修，老师回来就带来一门英语讲授的课程。而且，老师在国外一年半年，会对教学观念、教学方式产生新的想法。通过市场方式，这几年我们找到一条通向国际化的道路。我的目标是：现在是我们往外输出，以后会吸纳更多国外学生来东财读书，今后东财的校园内会出现各种肤色的学生。

　　记者：您在德国和英国做过访问学者，您所感受到的国外高等教育和国内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邱东：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差异在于，无论是学校、学者，还是学生，中国的社会给他们

　　的负担过重，对他们期许过多，往往要求他们做太多的事。

　　记者：改变容易吗？

　　邱东：这是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我们还不能从容地做事。

　　记者：那怎么办？您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对东财也有很多期望？

　　邱东：我们的目标是：做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以管理经济为主体的多科性大学。我们希望有一天东财可以与日本一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齐名，我恐怕做不到，但如果能为达到这个目标奠定基础，也就满足了，这是一个梦。

　　记者：也是所有东财人的梦。

　　邱东：应该是。

　　记者：生活给了您很多机会，做校长后，您有没有想过给青年人多创造一些机会呢？

　　邱东：高校不仅是读书的地方，对于我们这样的经济管理类学校而言，更是提供机会

　　的地方。这不是冠冕堂皇的话，我这个位置就是为教授、为老师和学生提供服务的。曾经有人问我，“你当那么大校长怎么没有架子？”我说，“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哪天不当校长时，这个架子该放在哪里。”

　　记者：这些年你们一直在努力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您了解他们吗？了解您

　　19岁儿子的想法吗？

　　邱东：我尝试着多了解他，这也是我了解现在学生思想的一个途径，我们东财校友热爱学校的一个表现是把孩子送来读书。通过我的孩子，我校友的孩子，我能得到他们较为真实的想法和信息。我们的学生很自主，很有个性，学生推门进校长室很正常。我念书时，有问题我会直接找老师，外系的也找，当时我得到的都是鼓励，所以我认为学生有事情找校长完全可以，当然我希望找我不是为了减免处分的事情，(笑)。

　　记者：有没有学生直接给您提出意见？

　　邱东：有，学校的BBS上这样的意见很多。

　　记者：从校园文化建设上，您能为您的学生做些什么？

　　邱东：校园文化应该是包容的，多元的，而且是导引型的。我们的“中国史图墙”和“世界史图墙”是大学校园里仅有的，有个综合性大学的史学教授来看了后有点感慨，觉得这种研究出现在东财似乎不太合理。我们还有中国校园第一个离行式银亭，还有国旗班等等，当然你不能什么都包了，都去导引，这只是给他们机会供他们选择。

　　还要允许他们发展自己的空间，我们的学生心太苦了，从小社会就逼着他们单方向发展，

　　压抑了很多年，有的性格受到扭曲。另外现在的就业竞争已经足以使学生把握学习，学校不能再加压，那样容易把弦绷断了。相反，大学应该有意识地释放学生的压力，允许学生有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选择权，甚至包括犯错误。应该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大学应当具备调节学生身心的功能。传统社会要求小学生挺直腰板背手坐着，现代社会却认为这种要求有悖人性，是惨不忍睹的。推而广之，在大学生教育上可反思的也不少。

　　学管理的更是如此，管理应该在机会的把握中、在选择权的实地应用中学，让他们在对自己的管理中去体会管理，对是非的认识也只有经历了是非才更真切。东财提出培养“爱祖国、有知识、善做事、会做人的现代人和创业者”，这种育人理念需要相应的实际措施。

　　记者：刚来时，听说今天学校有球赛？刚才我就听到了欢呼声。

　　邱东：是的，今天东财校足球队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足球队比赛。去年我们是国内唯一赢他们的，不知道今天比赛结果会怎样。我们的球队在国内高校中打过七次冠军、两次亚军。

　　记者：您会经常参加这样的学生活动吗？

　　邱东：如果不是因为有采访，今天的比赛，我会到现场观战。

　　邱东：

　　1957年生于辽宁省抚顺市。

　　1982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计划统计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统计学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东北财经大学教师、计划统计系副主任、主任，副校长。1999年起，任东北财经大学校长。是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高校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学科评审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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