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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Jason (大选之后，还是总统么？), 信区: EduInfo
标  题: 专访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郑守曾：悬壶济世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Nov 27 11:45:08 2004), 转信

专访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郑守曾：悬壶济世

郑守曾不苟言笑，很有些冷幽默。我问，“在农村的十年，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他答，“我不单单是人的医生，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猪的生命也很重要，所以，我还是兽医。”(摄影：李清川)

　　郑守曾讲话时鲜有笑容，不动声色地制造着他的冷幽默——

　　我问，“在农村的10年，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

　　他答，“我不单单是人的医生，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猪的生命也很重要，所以，我还是兽医。”

　　那10年，郑守曾在四川宁南县、一个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做中医师，川南很闭塞，却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和回忆的日子”。刚到农村，恰逢爆发 “麻疹”疫情，由于当地缺医少药，并发症夺走了很多孩子的命。人生的第一次临危受命，就这样出现在23岁的郑守曾的面前，幸而，疫情被很快控制住了。

　　郑守曾对我说，那些被他救活的孩子长大后都不会忘记他。

　　这是他第一次切实感受到巨大的城乡差异，直到今天，他还不平，“农民也是人，为什么城里人要博士生看病，农村就得是专科生看病？”此话令我一脸肃穆。

　　与“江湖之远”生活遥相呼应的，是“庙堂之高”的另一个10年。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他的机关生涯中，排列出副处长、处长、副司长，直到这两个颜色出挑的10年为拥有临床、教学、管理经验的郑守曾导出另一重天地——担纲大学校长。

　　酷爱历史的郑守曾，愿意以史为鉴做出判断，那个容易让人迷失的年代中，他坚信，文革不是历史的必然，总有一天，一切不正常的都会回到正常。尽管偏居一隅，远离主流，他也从未放弃过学业追求与生活渴望，直到再次坐进课堂。

　　采访郑守曾前，我的莫名忧虑，来自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国粹。

　　实际上，尽管独特的治病机理和对保健养生的特殊功效使中药被奉为“国药”，但，飘香的药罐和坐堂郎中的仙风道骨，已真的与我们这代人久违了。而在另一场互动中，我们同样尴尬：美国正着手中药复方与制剂的临床试验，德国在现行医疗保险法中将中药列入传统疗法范畴，东南亚将中药作为家庭必备药品……在全球12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中医药机构时，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我们，不得不沉寂以对——这场国际大戏中，我们的出口以5%的份额充当着配角，名副其实的。

　　我记住了郑守曾的一句话，不要狭隘中药。这也许是一条通路。

　　同样被我记住的还有：只批准有220个汉药制剂、原料75%依靠我国输入的日本已成为国际市场上中成药销售的“大鳄”。我们的另一位邻居韩国，尽管中药研究起步很晚，但靠着政府的巨大投入和借鉴先进的研究成果，俨然已跨入中药强国行列。在汉城时采访时，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10年前，他就是靠一行李箱“牛黄清心丸”发的“横财”，而现在，“中国造”已几乎全部被“韩国造”取代。

　　其实，我本秉承传统，惟愿国粹昌盛。

　　记者：中医被称作“国医”，中药被称作“国药”，但在今天，这些国粹的地位又很尴尬。我这里正好有一份去年的资料：我们全年出口的中成药价值 8000万美元，进口中药却达到了10亿美元，日本、韩国、新加坡，甚至德国都成了中成药出口大国，他们的原材料又无一例外地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很多人都很想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郑守曾：中药目前的确出口困难，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的天然药，现在中医尽管正在走向世界，但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中医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存在着文化认同的差异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只有被国内外学术界认同，才能成为21世纪的文化。

　　现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的中医研究还比较落后。中医在历史上建立在哲学基础上，将来的中医则应该是医学的补充，而医学本身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我们正处于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进程中，所以中医的一些理论还没有被西方认同，中药的作用基理也没有被完全阐发清楚。但作为中医重要组成部分的针灸却不一样，因为在文革时期，我们曾进行过针灸的麻醉原理、镇痛原理等正统研究，现在针灸已经得到了美国认可。

　　记者：我曾经采访过一位药理学教授，他讲，要求中药表现出每种成分的药性，简直是不可能的，只能要求其表现主要药性。

　　郑守曾：自然科学还不能阐述中医理论，中药大部分是复方制剂，很难通过西药的化学方法来检验，尤其是药品的化学定性，所以中药出口遇到很大难度，而西药属于单剂，化学成分很容易鉴定。

　　记者：那我们进口的中药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郑守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进口中药就是好的，这里存在一个误区，实际上，所谓的“洋中药”不是中药，与中药是两回事。西药中也有植物药，包括 “洋参丸”在内的很多药物都是天然药物，很多国家开发天然药物来治疗疾病，特别是一些保健用药。这些保健用药既不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也不是在西医理论指导下，是直接针对预防一些疾病的。现在这些药物大量进口，是因为它的质量标准比较高，质控标准比较好，而且针对心脑血管病、冠心病等疾病。

　　记者：那现在美国开始着手中药复方与制剂的临床试验，德国则在现行医疗保险法中将中药列入传统疗法范畴，日本及东南亚许多国家早已将中药作为家庭必备药品，据说，全球有12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中医药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能做什么呢？

　　郑守曾：我认为一方面要积极进行中医现代化进程，而且要把这个推动中医走向世界的进程作为中外国际学术交流，尤其是中医国际交流的重点。要走向世界的关键是科研，就是要采用国外医学界认可的方法来探讨中医理论，或者是寻找西方认可的一种方法去探索论证中医理论，只有西方认可了，中医药才能走向世界。我认为中医走向国际的核心是科研，走的道路应该是中外合作搞科研，寻找一种中西方都能认可的科学方法去验证中医理论。

　　记者：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需要重新认识中医理论。

　　郑守曾：我们不要太狭隘了中医，如果我们中医的理论能转化为西医的部分理论，能够为世界医学做出贡献，我认为这样的工作业很有意义。现在我们从美国进口到中国的天然药物有十几个品种，人参一类的销量很大，其实我们有几千种中药，常用的有300多种，同样也是天然药物，可以开发一些能够打入西方市场销售的天然药物。美国天然药物排行榜中的很多，我们都有的是，我的意思是，这些中药也能够按照西方天然药物的观念去开发成天然药物，完全可以打到国际市场去。

　　记者：就是让我们的中药中的一部分，成为西方人认同的“天然药物”？

　　郑守曾：我们应该多元化地发展中药，我们现在的传统药物也要能够为西医提供很好的天然药物。事实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但跨国经营很困难，关键是我们目前中药企业还不具备这个实力。美国开发一种西药需要10亿美元投入，要花10年时间去开发市场，需要做很详细的各种各样的报告，而在中国做不到，中国开发一种药物投入一两千万就差不多了，标准没法达到完美。

　　记者：我们的药厂具备这个实力吗？

　　郑守曾：我们中医研究的现代化程度还不能满足中医走向世界的需要，我们的药厂普遍规模效益不高，很多药厂还在急着做资产重组，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力量后，中国才有可能开发新的品牌药物，现在根本没法做。

　　记者：那在中医中药人才的培养上，是不是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郑守曾：我认为我们应当培养两种人才，一种是高层次的传统型人才，还有一种就是面向基层的。目前我们的教育以5年制为主体，这样的体制将来很难适应社会需求，只是本科层次。

　　记者：这也是我们与国外医学教育的最大差别。

　　郑守曾：对，我们与国外医学教育的最大差别就是国外的医学教育绝对是精英教育，社会上最好的人才才会报考医学和建筑学。

　　记者：中国地质大学的谢和平校长曾提出过一个问题，他讲，现在中国的精英人才都考理工科，所以领导人也都出自理工科。这样的“布局”是长久以来形成的。

　　郑守曾：社会的精英都去考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如果中医药大学能够接收全国最好的生源，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层次，5年专业出来的学生，很多医院根本不要，所以我们现在搞7年制，出来就是硕士。

　　记者：您这样的考虑是不是只是因为5年制的学生找不到工作？

　　郑守曾：我们这样做，主要有几个因素的考虑：第一，可以争取好的生源，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优秀的医学人才；第二，医学教育的课程比较多，尤其是中医教育，5年制而不是“本硕连读”很难完成教育内容，对老中医来说，5年只能培养出诊断专家；第三，社会需要中医，尤其是农村，这也是我们国家目前的客观状况。按道理说，是不应该是这样的，农民也是人，凭什么城里的人要博士生给你看病，农村人就得是专科生给看病呢？城乡差别太严重，很多问题无法解决。

　　记者：我想，您的学生也不会有人主动选择到农村去工作？

　　郑守曾：我们现在的学生，连北京郊区都不去，因为这涉及到他们自身发展的问题。中国的体制规定了，在附属医院有很多教授，而在农村的医院，整家医院就只有一位主任医生，一位主治医生。过了二十年，他的留在我们大学医院的同学都已经成教授了，他怎么能愿意去农村医院呢？

　　记者：那怎么解决您所说的农村的医疗问题呢？

　　郑守曾：我们应该让他们有终身教育的机会，这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比较好的办法。

　　记者：您的学校担负什么责任？

　　郑守曾：我们学校的理念就是，北中医作为大学来说，一要培养人才，二要发展知识。我们培养的人才，所谓“高层次”我们是这样理解的，我们希望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一种学者型医生，不是说看得好病就是高明的医生，真正的高水平是有一定的学术造诣的，然后上升到理论高度，然后可以指导临床实践，而且还能够总结现有的医学实践，提高他的学术理念，丰富他的学科建设。

　　在美国，医学教育也是分层次的，比如哈佛大学培养的都是科学家型的，学术能力很高。宾西法尼亚大学培养的都是学科带头人，夏威夷大学培养的都是社区医生。我们就是要培养学者型的，治好病还能说出为什么，还能教给别人。

　　记者：那您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模式来保证这种教育理念的实现，这首先是个技术问题？

　　郑守曾：我们的教学模式就是“三化”：基础化，就是基础先要打好；学术化，就是给学生树立学术观念；文化化，学校教得不仅是中医理论，还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和东方文化系统的识别方式。中医教育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高中的教育接受的是现代自然科学教育，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基础、学术和文化。

　　记者：实际上，中医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郑守曾：所以有些人说我们出来的学生不会看病，我承认，出来一两年是不会看病，但是经过五年十年，理论基础打得好的医生，和理论基础没有打好、文化底蕴差的医生就可以见分晓了。从老中医那里“毕业”的学生，三四年出来，绝对比我们七年出来的学生会看病，我不能否认这点，但是十年以后，我们的学生一定会超过他们。

　　记者：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中医教育都是带徒弟这种方式？

　　郑守曾：在医学教育上，我们不能急功近利，要打好基础，要牢牢打好中医的文化底蕴，和中医的学术观念，而且还要打好自然科学基础。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中医教育和北京中医药大学都面临着转变。

　　郑守曾：对，我们要进行三个方面的转变：首先，北中医要从教育科研型大学转变为研究型大学；其次，要突出中医特色，从培养中医人才，转向培养能够为中医服务的人才，因为中医本身的发展需要多方面人才；再次，不单要为中医事业服务，还要为中医全面参与健康事业服务，中医药现在也有参与到美容化妆品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现在也是医学的一部分。

　　记者：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优势是什么？

　　郑守曾：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我们学校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医走向世界的路径是不平衡的，要走向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医学是高科技领域，传统的中医能够在现代化中传播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中医现代化进程的进展很慢，如果让西方国家能够接纳中医药难度更大。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是要让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世界的精英文化，也为我们国家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医药已经渐渐发展成一个产业，而且和农工商都有关系，很多省市都提出把中药当作支柱产业来发展，这是从经济角度来培养新的产业。另外，国际教育合作是我们的优势，在双向教育中，我们要努力做出自己的特色。

　　记者：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个假设，如果有权力和能力选择自己专业的话，投到中医药门下的开心者有多少？似乎真正因为喜爱中医而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并不多，既有来自其他专业的冲击，也有来自西医专业的竞争。

　　郑守曾：这正是中国的悲哀，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哀，这也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文革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由于全球化发展速度很快，中医和其他的国粹在传播上都面临着困境。我承认，现在考中医中药专业的学生不是最好的学生，我想，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道路，培养新一代人才，这是中医发展的必然趋势。

　　北中医要办出自己的特点也要培养出复合型人才，现在我们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合作，送我们的学生去学习，我们的学生一两年后接受专业，随着对中医了解的深入，他们慢慢就会比较投入了，这样有助于提高中医队伍的整体素质。

　　记者：我有一个想了很久也没想通的问题，中医的理论基础是传统文化，要成为优秀的中医人才，就要对中国文化有很好的了解，在这一点上似乎文科的学生比理科的学生要好，而医学又属于理科，这其中是不是存在着某种悖论？

　　郑守曾：现在我们文理兼收，因为中医既可以是传统模式，也可以是现代模式，的确入门时需要文化底蕴好，要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但是作为长久资源，从科研和发展角度看，还是理科学生好一些，有理科基础才能发展中医。中医似乎是理科，但是又以文科为基础。

　　记者：问一个有关您个人的问题，您是浙江人，又在上海读书，受到文革影响到了四川工作了10年，在这10年中，你有没有过失望？

　　郑守曾：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让自己在不理想的环境中遗憾，我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老实说，我觉得自己一生中最值得纪念和回忆的，就是在那10年中的日子。我刚到农村时，那里正好爆发麻疹，由于医疗条件差，又导致了肺炎，我工作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四川宁南县，大人小孩都得了麻疹，引起并发症，大批儿童死亡。我们去了那里后，用学到的有限的知识，治好了很多人。很多孩子长大后，也都不会忘记我，这是自我价值体现的快乐。

　　记者：为当地的百姓治好麻疹，是不是您当时最得意的一件事？

　　郑守曾：当然还有，我在农村的时候，不单单是人的医生，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猪的生命也很重要，所以我当时还是兽医。这样一来，我和农民群众关系更近了。我在基层，建立了“大卫生观”，现在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其实还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人才问题，不能没有人下去。当时我们也没有把大学里所有的专业课学完，就是凭借基础也能解决不少问题，所以我认为，农村医疗卫生问题是社会问题，在目前城乡差别没有消除的情况下，应该有鼓励政策。美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美国没有城乡差别，而我们中国，到艰苦的的地方当医生，就意味着条件差，理应有所鼓励。文革也不能一概否定，文革期间开创的中医学“开门办学”，我们把它当作糟粕去除了，澳大利亚却学会了，现在我们还要世界银行给我们钱去学澳大利亚的经验。

　　记者：在四川的10年中，你还坚持读书，拥有梦想吗？

　　郑守曾：我个人非常喜欢历史，我总认为文革不是历史必然，总会有改变。法国大革命也有恢复秩序、过度、稳定，不正常的总要恢复正常，所以我总是充满信心，一直没有放弃，一有机会就考取了研究生，否则我也不会有今天。

　　记者：您有临床工作经验，也做过医药行政管理工作，现在作为一个高校的管理者，这些经历有什么帮助？

　　郑守曾：我想是有帮助的，校长工作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建立教育的理念，制订专门的规划，而政府部门的工作本身就是制订规划和法规，进行宏观管理。我在政府部门工作了10年，再来做大学校长，这个高度是有的。尽管我荒废了专业，已经不可能再去做院士，这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和缺陷，但作为校长，从宏观上考虑问题，我感到比仅仅出身教师的校长有优势，因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我当过教师，知道教师们是怎么想的，我知道中国教师的一个共同心态，这个共性不是纯粹的政府管理。我也从事过临床医学，对社会需求有一定了解。可能正是由于我在农村做过临床，在大学做过教师，又在政府机关呆过，除了做大学的行政工作以外，其他对我来说都已经不是难题了。所以我很满意我现在的工作，这个位置也很适合我，能够发挥我的能力。

　　但我也感到，北中医毕竟是单科型学校，视野还是有限，和综合型大学还存在差距，所以我们在考虑，如何将单科型大学办出特色来。

　　记者：以您之见，中国高等教育的硬伤在哪里？

　　郑守曾：中国的大学有两个大问题要解决：第一个问题是，体制改革虽然成功，但怎样建立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大学体系来满足社会需求，还是存在问题。我们每所学校都要争做一流，很多大学都想变成综合型大学，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因为科学发展是以综合型为主导的，这个方向没错，但中国大学不可能能往综合型大学发展，也不可能都往一流大学发展，应该在不同层次上办出一流。我们现在都不是在想在不同类型的基础上创出一流，而是想着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去靠，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分层次的。

　　第二个问题是，高校的社会经费还是比较低，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对学校的重视也有限，国外大学的经费来源中有一部门来自企业的经济援助，但现在中国的企业还处于资本积累阶段，没有钱来支援学校，我们个人的富裕程度也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我们中国大学运作的补偿基金究竟来自哪里？光靠国家不够，只靠社会也不行，为什么大学要不停扩招呢？就是要靠扩招来补充资金。

　　郑守曾：

　　1945年生于浙江海宁。

　　1968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学院医学系，1981年在成都中医学院内经专业(医学)硕士学位。先后任四川省宁南县中医院中医师，程度中医学院教研室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副处长、处长，科技教育司副司长。1999年起，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曾主编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医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编教材《中医药管理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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