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trijif (比干湖), 信区: Green
标  题: 我的维和生活之十一——南斯拉夫，是他心口永远的痛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Jan 24 15:38:45 2007),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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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让－切特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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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帝汶举办的“怀念前南斯拉夫晚会” 

 
 
                                    范创新

    美国人——金发猫眼的乔尔斯-布雷与我的战友何庆雨结束任务回国以后，左让从帝力调到我们利奎萨维和警察工作组接替乔尔斯的角色。他来自欧洲的波黑共和国，在东帝汶维和已经两年了。

    在左让到来之前的一天，我和弗瑞德、阿普罗娜三个人在办公室里议论起这件事。一向心直口快的弗瑞德不无怀疑地说：“波黑前几年一直是联合国的维和任务区，如果他们自己的国家都需要联合国维持和平，我不相信他们警察的素质能好到哪里去？”

    阿普罗娜却说：“不对，我曾经在科索沃维和一年，我有亲身体会，虽然那里的警察接受我们的监督，可他们的素质都很高，主要是受教育程度都很高。因为科索沃和波黑原来都属于南斯拉夫。”

    我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经历过战争的维和警察应该更懂得和平的意义。”

    大家不语……。

    左让－切特科维奇，这是个典型的塞尔维亚人的名字。一米八九的大个，直角大鼻子，有着一双闪躲间总是透着淡淡忧郁的灰褐色眼睛。

    一见到他，就让我想起当年保卫萨拉热窝的瓦尔特。

    他来利奎萨那天，是我到帝力去接他的，只记得那天的天气格外热，阳光像密集飞来的钢针一般刺痛我的全身，汗如雨下。刚一见面，他居然用中国话对我说了一声：“你好吗？”我笑着用中国话说：“我很好，谢谢！”

    我问他是跟谁学的这句中国话。他说他去年在帝力工作的时候，曾经跟中国的一个维和女警察——来自北京的丁丽共过事，是跟她学的。他接着说：“我还知道，你们中国人看过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萨拉热窝离我的家乡不远。”我当时一乐，心想：这家伙知道的还真不少。

    当时，他已经将所有的行李放进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小号金属集装箱里。我们把这个“迷你”集装箱抬到车上，就出发了，干净利索地就像搬走了一个小房子。他很担心到利奎萨以后找不到合适的住房，眼巴巴地看着我，向我询问有关住房的问题，我爽快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说：“你要是不嫌弃，就搬到我租的房子里跟我一起住吧。”他立刻挥舞了一下毛茸茸的大胳膊，连声说：“太好了，我很愿意跟中国人住。你放心，我没有任何坏习惯。”

    在开往利奎萨的路上，我不经意地提出了关于前南斯拉夫分裂的疑问，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他谈兴大发，致使他那一口流利的塞尔维亚味英语在一路上“塞”满了我的耳朵。我的大脑顿时像被连续按动快门的照相机一样，不断捕捉他说出的每一个变了味的单词。他偶尔在我皱眉时停顿一下，说：“不好意思，我刚才一不小心说了一句塞尔维亚语。”我撇着嘴，哭笑不得，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他却在一旁咯咯地笑个不停，两支长腿在驾驶室里欢快地乱跺，活像挣扎在笼中的两条巨蟒。

    联合国出于对波黑——这一主权国家的尊重，在继续派遣国际维和警察前往波黑执行维和任务的同时，也在波黑挑选出符合条件的警察到其它任务区参加维和行动。于是，2002年3月，左让作为第二批波黑维和警察，来到了东帝汶。

    左让与我同岁,他的金发塞族妻子杰里卡与我的妻子从事着同样的职业——护士。他们有一个又白又嫩的五岁儿子米兰，跟孩子他爹一样，个子明显比同龄人高。左让的家住在一个名叫班加路卡的美丽山城（他有大量照片为证），距离首都萨拉热窝有4个小时的车程。左让在国内是具有律师资格的警察，会两门外语，他上学期间选修德语为第一外语，后来又自学英语，特别是在波黑迎来联合国维和警察以后，他与说英语的国际警察们共事数年，英语进步飞快，而且他以前是从一名普通的交通警察干起，曾经做过交通警卫、秘书、刑警等多个工作。按照中国国内的职务划分习惯，他在波黑，应该算是班加路卡市警察局刑警部门下面的一名大队长。更重要的是，在1992到1995年之间，他还曾三次作为预备役战士，手持南斯拉夫产“红旗”M70冲锋枪上过波黑战争的前线。

    有一次，他乐呵呵地对我说：“范，我上过战场，恐怕你将来在警察阅历中不会有这一项。”

    我说：“但愿我永远没有这个经历。”

    我们住在一起的半年时间里，他跟我谈的最多的也是波黑战争，他庆幸自己多次躲过了劫难，但是他的一些朋友却没有他那么好命。

    有一天晚上，我在洗漱时发了一句牢骚，抱怨东帝汶的水里泥沙多，太脏，他笑呵呵地走到我身边给我讲起了他在波黑战争期间的一段经历：

    当时由于刚进入冬天，还没有下雪，他作为预备役战士执行着轮换任务，在一座干冷干冷的山上露天驻守了15天。用他自己的话讲，每天夜里，浑身冻得像个冰块，夜间最低温度达到了零下20度。当时他们每三天可以得到一次食品和饮用水的供应，但是那一天，装满饮用水的大橡皮罐意外地滚到了山下的穆族军队控制区，导致他们三天时间没有水喝。他只有在每天清晨吸吮身边树皮上的白霜。

    他说，现在想起来那个难以忍受的味道就想吐。他边说边做出呕吐状。

    左让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塞族人经历过那么好的和平环境，都厌恶战争，但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避免不了战争。”

    从左让的身上，我经常能感受到塞尔维亚人的强烈民族意识。有一次，我和他到帝力维和警察总部办事，我已经办完了，但是他却与来自西萨摩亚的 “胖丫头”帕托洛（总部人事处的维和警察）争执不停。帕托洛是个有口皆碑的好姑娘，那天她要求左让将“国籍”一栏填写上“波黑”，但是，左让不干，坚持要写“塞尔维亚”。英语中，“NATIONALITY”一词既有国籍的意思也有民族籍的意思，要是我们中国人就会在国籍一栏里很自然地填上“CHINESE”。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塞族人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

    左让的固执最后发展到指责的地步，几乎让可怜的帕托洛掉下眼泪。我生拉硬拽地把左让拖出办公室，同时还劝帕托洛灵活一点，作为特例跟上级专门汇报一下。

    已经出了大门，左让又返回去，将长脖子伸进门里，大声地对帕托洛说了一句：“别自以为是，别拿自己国家的眼光来看待别人！你应该好好了解波黑历史。”

    最后这句话，终于把胖丫头的眼泪给逼出来了……。

    波黑问题的根源可以上溯几个世纪，直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冰山”再次浮出“水面”。1991年6月起，前南斯拉夫开始解体。其中，波黑共和国(前南6个共和国之一)的穆斯林、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个主要民族就波黑前途发生严重分歧。穆族主张脱离南斯拉夫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克族也主张独立，但希望建立松散的联邦制国家。而塞族则坚决反对独立，希望波黑仍然属于南斯拉夫。

    1992年3月3日，波黑议会在塞族议员反对的情况下宣布波黑独立。4月，欧共体和美国相继予以承认。而塞族则宣布成立“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宣称脱离波黑，以示反对。至此，波黑3个主要民族间的矛盾骤然激化，导致战争爆发。

    战争一开始，塞族军队在原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支持下，军事上占有明显优势。1993年底,塞族控制了全国约70%的领土。

    1995年8月30日～9月14日，美国为主的北约部队以萨拉热窝遭炮击为由，出动了3400余架次飞机对波黑塞族阵地实施空中突袭，并发射13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使波黑塞族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完全陷入瘫痪。穆、克族军队在克罗地亚军队配合下，在波黑西部向塞族发动进攻。塞族顿时丧失了军事优势,被迫同意参加由美国主持的波黑和谈。

    波黑战争自始至终伴随着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和武装干预。美国以北约为工具所进行的军事干预对战争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最早了解有关波黑战争的知识是在国内接受维和培训的时候。那一天，公安部外事局维和处的谈均处长（当时他还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用英语给我们讲了一天的课。

    谈均处长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年轻有为，他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期间考取了联合国维和警察资格，于2000年至2001年赴波黑参加维和行动。他在波黑的传奇经历和感人故事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中播出，感动过全国的亿万电视观众。他当时在课堂上给我们的精彩讲述还伴有自己制作的电脑幻灯片，那些真实的图片和惊人的数据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波黑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局部战争。战争中，塞、穆、克三个民族共动用了近2000门大炮、600辆坦克、600辆装甲车以及一些战斗机等重型武器。波黑430多万人口中有27.8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难民，全国85%以上的经济设施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50多亿美元。

    当我向左让提及上述数字时，他一个劲地点头说：“是。”

    左让还告诉我，波黑战争使得前南斯拉夫时期奠定下来的经济基础损失殆尽。他说，如果不是这场民族分裂运动和波黑战争，他仍然会生活在一个幸福、安全、强大的国家里，享受一名南斯拉夫公民应有的尊严。但是，正是这场不负责任的分裂运动和民族厮杀，使得许多大学时代的同学变成了血腥战场上的仇敌，恋爱中的情侣有如劳燕分飞，更凄惨的是，许多原本和谐幸福的家庭也因为民族间的战争被强行拆散……。

    2004年5月4日这天清晨，我刚起床，左让一边刮着胡子一边探着满脸白沫的圆脑袋对我说：“早上好，范，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猜想，这小子八成知道今天是中国的青年节，所以故意问我。

    他的历史、地理知识不错，我们在这方面比较投缘。

    但是没等我回答，他就接着说：“1980年的5月4日，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市乌日策大街１５号——他生前的官邸，离开人世。”

    铁托，这个鼎鼎大名的前南斯拉夫领袖，对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是克罗地亚人，尽管有塞族人后来指责他在前南斯拉夫时代压制塞族以寻求民族间的平衡，但是他至今仍然得到绝大多数塞族人的崇拜。左让就是其中之一。他说，铁托是南斯拉夫的缔造者，他执政的３０多年，也是南斯拉夫的最好时期。国家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大多数人拥有私人轿车和别墅，工作人员每年都能带薪休年假。铁托去世以后，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仍然很平稳。

    左让的学生时代，包括大学，都是在前南斯拉夫时代度过的，每当他跟我讲起南斯拉夫，总是一脸幸福的表情。有一次谈到南斯拉夫的蔬菜水果，他眯起眼睛，回味无穷，说到卷心菜，我问他：“卷心菜大吗？”他当即用双手在自己脸上一比，说：“跟我脑袋这么大。”我“噗嗤”一乐，脱口而出：“是够大的。”

    在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的风波。左让告诉我，在那个时代，朋友之间经常会忘记对方的民族，年轻人自由恋爱、通婚，所有的民族一律平等。一旦有人实施种族歧视的行为，将会被严肃地追究法律责任。铁托的这种强调南斯拉夫多元民族的团结意识，有效地促进了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

    但他也曾遗憾地对我说：“铁托犯一个大错误。他在位的时候，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将民族自决的权利授权给各联邦共和国议会，使各个联邦共和国自己有权决定是否独立。后来还将这一权利写进了宪法。恰恰是这次授权，埋下了后来南斯拉夫分裂的种子。”

    我曾问他：“那些独立了的国家在未来是否还有可能再统一成为一个新的南斯拉夫？”

    他无奈地一笑，说：“发自内心讲，我是非常愿意的，也有很多人愿意。比如在东帝汶，就有七名来自前南斯拉夫不同种族和不同联邦共和国的维和警察，每到11月29日——前南斯拉夫的国庆日，我们都会自发组织到一起，自己掏腰包买酒、租场地，挂上前南斯拉夫的国旗，庆祝国庆，就像南斯拉夫仍然存在一样……。但是经过了这场残酷的战争，我们都知道，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似乎永远也不可能了。”

    2004年5月12日这天，我正在办公室召集利奎萨警察局行动部门的几个负责人开会，突然，发电机坏了。眼看保证通讯用的蓄电池快要耗尽，我心急如焚地与联合国设在东帝汶的后勤基地（非维和警察系统）联系。只记得当时接电话的人讲一口欧洲口音的英语，话不多，很快就挂了电话。没出一个小时，一个戴眼镜老头驾车赶到，顶着火热的大太阳，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问题。

    随后的一个细节让我格外感动：发电机恢复运转以后，他又拿出干净的棉纱，仔细地擦拭着发电机的每一个部位，直到这台黑乎乎的机器发出清洁的亮光。

    正在这时，左让回来遇见，两个人没说几句话就开始讲起了自己的语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令人感动的老头是后勤基地的高级工程师，来自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之一）。这本来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但是那天因为他手下的修理工全部外出，他又见我着急，就亲自赶来帮助。

    左让望着我，自豪地说：

    “怎么样，这就是我们南斯拉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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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我们唯一真实的生活，因为生活就是这样一个MATRIX：她将不可知的未来迅速转化
为不可改变的现实最后被记忆这个巨大的容器所收藏。记忆越清晰，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越
丰富，那时历历在目的细节，就是生命之树上的叶子。在我们终老的时候，落叶归根，究
竟什么东西落入你生命的泥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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