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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ugang (浩然天地::正气长存::::), 信区: Green
标  题: 交锋---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记实（七）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0日10:24:07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军事与泥巴 整理校对 http://mm.xxinfo.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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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在”四人帮”猖撅的情况下，这样布置工作还情有可原
的话，那么，在毛泽东去世及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情况应该改
变了。
    可是，在第二次会议上，不但一切照旧，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会议指出：学大寨是中国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运动，是解决中
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
    会议指出。学大寨，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习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贯彻始终。
    会议要求前来开会的两千多个县的负责人：学大寨，要学根
本，要像大寨那样“扎扎实实”地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以大批促大于。
    华国锋及陈永贵把党内对“学大寨”的质疑打成“四人帮”，当
作“死敌”来对待。
    《人民日报》庆祝这次会议闭幕的社论说：学大寨还是反对学
大寨，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
    社论强调说：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修正主义的头于是反对学
大寨的，王张江姚同样反对学大寨，而且更猖狂，他们是贫下中农
的死敌，是全国人民的死敌。
    《人民日报》报道：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同志提出，到1980
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
化，各省市区都要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这反映了全国
人民的心愿，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把干劲进一步鼓起来，鼓得比
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劲头还要足，坚决完成华主席、党中央提出
的各项任务和要求。”
    当然，这个高指标到1980年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就是到了
2000年，也难以达到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
    我们由此看出了华国锋搞经济的思路是：政治挂帅十群众运
动十大跃进。
    华国锋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弊端缺乏认识，当然也就谈不上
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他的经济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
想的延续。
    华国锋的四个坚持，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十
一大虽然比“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十大有所进步，但是，它没有
能够完成从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解放思想  实现伟大转折
                    新明星胡耀邦
    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胡耀邦所发挥的作用逐渐突现出
来。
    这位1915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政治家，矮矮的个子，十几岁
就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是有名的红小鬼。
    1948年，33岁的胡耀邦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
任。在十八兵团徐向前司令员指挥下，先后与李井泉、周士第、黄
新廷、陈漫远等将领共同担负十八兵团的领导工作，率领部队南北
征战，功劳赫赫。
    胡耀邦心直口快，敢说敢于，魄力十足，作风朴实近人，说话鼓
动性很强。他从1952年到1965年领导共青团，长期担任共青团
中央第一书记，把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受到毛泽东赞赏。
1965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
一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受到迫害。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
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胡耀邦在邓小平领导下出任中国科学院负
责人，他和当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以及教育部长周荣宝、国防科委
主任张爱萍一起，在不同领域里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
的指示，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
的斗争，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胡耀邦在
1975年夏天主持制定的（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得到邓小平
的肯定和支持。
    但是，随着1975年底毛泽东亲自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
风”运动的展开，胡耀邦再次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下台。
    （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诬指为邓小平的
“三株大毒草”之一，受到批判。万里、周荣金、张爱萍也遭到冲击。
其中，周荣金挨批判时，当场心脏病复发，不幸去世。
    当时，群众称胡耀邦与万里、周荣金、张爱萍是邓小平的“四员
干将”。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胡耀邦就在邓小平领导下担任川  
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开展土改、剿匪和
发展生产的工作，成绩卓著。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就很欣赏胡耀邦
的领导才干。如此说来，胡耀邦早就是邓小平的一员干将了。
1975年的共同遭遇，使他们的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在十一大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井
于1977年10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
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实际主持党校日常工作。这一年12月，中
央兔去了郭玉峰的中组部部长职务之后，胡耀邦又兼任了中组部
长这一重要职务。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样～个特殊时期，中共中央党校负责
为新时期培养党的干部，可谓责任重大。富有创新精神的胡耀邦
还开发了中央党校的理论资源，使中央党校在意识形态诸多部门
中秀出于林，成为当时研究、宣传新时期理论的最重要的基地，为
开拓新局面，推动当代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共中央组
织部这个部门，则站在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线。这在当时是一项
阻力很大、极为复杂艰巨的工作。
    同时兼任这两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胡耀邦不负众望。
    1977年10月，在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之前，他就指导、组织
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发表在《人
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针对大量冤假错案迟迟得不到
解决的情况，为干部政策的拨乱反正大造舆论，引起强烈反响。
    12月10日， 胡耀邦任中组部长，他一上任就说：“凡是不实之
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
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
    讲话中所说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当然包括毛
泽东定的案。这就直接冲击了“两个凡是”。
    胡耀邦敢说敢于。他率领中组部工作人员，以“实事求是、有
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使
许多干部得到了解放，并且促进各地方、各部门解放干部的工作迅
速展开。这就破除了”左”的办案思想和办案方法，为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后大规模平反积案、铁案”，揭开了序幕。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打击无情斗争，被搞得家破人亡
而又迟迟见不到天日的干部，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希望。许许
多多受迫害的干部和他们的亲人称胡耀邦是“胡青天”。
    胡耀邦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朗星。
    而胡耀邦为打破“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所做出的重大贡
献，还在后面。
    时值1977年底1978年初，一场在思想战线上针对“两个凡
是，“总攻就要开始。这场总攻的第一线组织者、指导者，就是绢
耀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怎样产生的
在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向全党提
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
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9日，粉碎“四人帮”之后复校的中央党校开学。
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根据刚刚结束的十一大精神，要求党校用心
研究党的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叶剑英要求
在研究中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他说：如果理论不受
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
为一谈。
    这实际上是要求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沿用“文化大革命…
中对党内斗争的提法，指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之所
以沿用这个提法，是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尚占主导地位，还
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也还没有力刘少奇平反的缘故。
    身兼中央党校校长的华国锋也向党校布置了同样的研究任
务。
    在讨论这个研究任务的过程中，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猖撅
的现实，对“‘路线斗争”的研究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指导意见：
    “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y
    “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
看实践嘛！”
    “以哪个人的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
研究了。”
    参加这项工作的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说：“要研究党史就
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
子里还有；日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在此期间的一次谈话中，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的同志
问：“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法？”
    胡耀邦回答：“实践是错误的。
    在十一大刚刚结束的情况下，身为中央党校负责人这样评价
“文化大革命”，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
    在胡耀邦的指导和组织下，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写
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一
文第二稿。
    文中提出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是：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
原理和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
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
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
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来检验
…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
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正是胡耀邦提出的原则。
    在这里，实践标准已经写得很明确了。
    中央党校复校后的807名学员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讨论。这些
学员是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他们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
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部队军以上单位。
    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
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工作人员和学员的思想很活跃。
    这些学员亲身经历了十年浩劫，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疑问。在
“四不主义”的氛围中，一些学员从实践出发思考问题，从根本上对
“文革”提出了疑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
不同看法。大部分学员赞成从实践出发研究党支。这说明他们初
步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接受了实践标准。
    这807名学员是从全党范围抽调来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
骨干，他们的讨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酝酿与前
奏。其中，后来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在讨
论中十分赞成实践标准。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做出了重要贡
献，与这一次学习有直接关系。
    当然，也有些学员提出：“还是应该按华主席讲话的口径来写
党支。”这说明，有些人或是心有余悸，或是思想糊涂。总之，他们
还是被“两个凡是“的框子套着。
    在这期间，中央党校的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
25日）发表了该刊编辑组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
是的作风）一文，批评了一些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
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
提法为准。一句话，以‘风’为准。《人民日报》于1978年1月9日
发表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文章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
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文章回答：“是看实
践。”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
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
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实践标准问
题，但没引起大反响。其中，张德成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多封
读者来信，大部分来信对实践标准是持异议的。
    这些情况，促使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对实践标准问题做了
进一步讨论和思考，并想就此问题撰写一篇重要的论文，当他们把
这个想法向当时主持工作的党校副校长马文瑞汇报时，得到了马
文瑞的支持。
    胡耀邦基于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思想解放、进行拨乱反正
的考虑，也正有此意。
    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的孙长江开始起草论实践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
研究室主任吴江具体负责此事。
    文章初稿草成，正在付论，来了《光明日报》的信息。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理论部送来的
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的时候，看到大样上有一篇署名胡福明的文
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该文是报社理论部王强华去南京开会时约南京大学哲学系教
师胡福朗写的。胡福朗的稿子1977年10月寄到报社，原题为《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由《光明日报》马沛文、王强华对文章前
后进行了5次修改，增加了反对教条主义、冲破禁区的内容，题目
定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第五次修改稿经胡福明看过
并同意。
    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联系起中央党校的学习、讨论与交锋，
十分兴奋。他觉得这篇文章的题目说到了点子上，但又觉得文章
仍偏重于历史叙述和理论论说，思想性和针对性不够强，特别是缺
少批判“两个凡是”的内容。
    他决定先把文章撤下来。一是文章要做较大修改，要进一步
触及当时拨乱反正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且要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进
行阐述。二是这样重要的文章放在哲学专刊上影响小，修改后应
该放到头版上，扩大影响。
    此时。恰好胡福明到京开会，于是把胡福明请来投入修改。
    与此同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正在撰写
同一主题的文章，他便请孙长江于4月13日来报社开会，参与对
立章的修改。胡福明、马沛文、王强华参加。
    会议由杨西光主持，详细讨论了文章的修改意见。主要修改
意见是：要加强针对性，批评“两个凡是”，要提倡冲破禁区，解放思
想；要从各方面充分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充分论证马克思
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革命导师都曾经用实践修正自己的观点；要批
判愚昧思想，批判“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等等。
    会后，胡福明于14日、15日修改了一次，有事离京。
    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接着作了较大修改，21日将改稿送给
孙长江修改。
    24日，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又一次讨论修改了此文，将修
改稿再送到党校。
    在此期间，杨西光亦曾亲自到党校同吴江、孙长江交换意见。
讨论此文修改。党校同志经过各方面考虑，决定把原已由孙长江
写出的初稿和《光明日报》文章以及讨论意见并在一篇文章中，进
行修改。这就是说，把党校已取得的成果放到胡福明的文章当中
来。由孙长江执笔完成。
    孙长江完稿后，再经吴江修改，27日定稿，送胡耀邦审阅定
稿。
    至此，文章进行了10次较大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文章由胡福明起草初稿，孙长江最后执笔完稿。杨
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多次参加讨论修改。
    请注意标题中的“唯一”两个字。这里强调的是，除了实践这
一个标准之外，没有任何其它标准，这就增强了文章的针对性和战
斗力。
    经过胡耀邦审阅定稿，决定文章先在中央党校办的《理论动
态》上发表，然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再由《人
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可以增加文章
的重要性、权威性和神秘感，引人注意。
    而且，这篇文章是集体的成果，用个人署名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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