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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ugang (浩然天地::正气长存::::), 信区: Green
标  题: 交锋---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记实（十五）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0日10:28:13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军事与泥巴 整理校对 http://mm.xxinfo.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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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逢博和李谷一的风波
    就歌曲而论，几十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老百姓
习惯了“高、快、响、硬”风格的作品，有如宋词中“大江东去”的豪放
派。大体是三路：
    一是普及面最广的革命歌曲，如《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团
结就是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等，，“文化
大革命”中的语录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以及“样板戏”中
的某些唱段也具有革命歌曲的功能。由于过去这些歌常常伴随或
配合运动，因此相当流行，给人影响也非常大；
    二是美声唱法的歌曲，如组歌《黄河颂》中的一些歌，《我骑着
马儿过草原》、《马儿啊，你慢些走》《克拉玛依之歌》等；
    三是民歌，如《东方红〉〈洪湖水，浪打浪》、《花儿为什么这样
红〉等。                                “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初，港澳台的流行歌曲伴随着刚刚兴起
的“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
    流行歌曲一反“高、响、硬、亮”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
有如宋词中“细雨斜风”“花褪残红…‘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婉约派。
    这就使很多听惯了”高、快、向、硬”的耳朵感到陌生，不习惯，
再加上流行歌曲的内容多表现情爱，与十几年来所受的“革命意
识”灌输距离较远，这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歌名就不正经。什么《甜蜜蜜）〈初吻》、〈给我爱〉〈不舍得你
走》……“情操低下，革命意志丧失殆尽！
    再说，“用的是气嗓子”，“离不开麦克风”，“装腔作势勾引青
年”，“连五线谱都不识！
    更何况，邓丽君竟然干脆重唱一遍30年代的“汉好歌曲”〈何
日君再来〉．录入磁带传进内地，是可忍，孰不可忍？
    头脑比较僵一点的人猛烈申斥自不必说，音乐界许多人士则
因为一些流行歌手缺乏专业训练骤然大红大紫而撇嘴不止。
    1979年、1980年，各种报刊发表的文章雨点般地砸向流行歌
曲。
    请看一看当时报刊的言论和文章摘要：
    “解放前我在上海生活过几年，那时什么歌曲都有，有许多乱
七八糟的舞场歌曲和电影插曲。有周漩、白光那一套，日本人来了
有李香兰那一套，等等……这些歌曲大部分流行于舞场。但在音
乐舞台上，在广播电影插曲中，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
居然也向那种音乐靠拢，这是我想象不到的。听说像香港某歌星
的唱法现在也有人党得不过痛了，还嫌不够刺激……这是资本主
义社会某些人的心理状态……生搬硬套地把反映那个社会的思想
感情的歌曲搬到我们这个社会中来，显然是尔恰当的……我们的
社会需要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远大的理想……”
    “不少同志忧虑的正是相当一部分矫柔造作、娇声娇气的东西
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有少部分青年人没有理想，对祖国的前途
也失去信心，思想空虚，就寻求精神刺激，某些海外流行歌曲正投
其所好。”
    “流行歌曲从总体上来说，大多是反映那个社会不健康的思想
感情的……”
    “不管什么风格，也不看什么内容，都要用电子乐器来凑热闹。
这不是对音乐作品的正确态度。”（以上见《人民音乐〉杂志1980年
2月号）。
    《人民音乐》1980年8月号的一篇文章还猛烈批评一些歌手
和乐队“把原来可能是真实的感情夸张到了做作、虚伪的程度，在
内容上故作呻吟、一唱三叹，在旋律上滥用装饰音和不合词意不顾
语言规律的跳跃；在演唱时又特别突出气声、假声、不合情理的变
换和夸大共呜；在伴奏上，又常听到一些古怪的配器手法和音型，
以及滑、颤、摇等手法的滥用等等。
    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在流行歌曲的激烈争论中发表了一
篇历史小说，主要内容是，孔子斥“郑声淫”。郑声即郑国的音乐。
“郑声淫”，即郑国音乐多是歌咏爱情的。最后郑国亡了。小说把
郑国灭亡原因算到了爱情音乐头上，结论：“靡靡之音”就是“亡国
之音”。
    （北京晚报）出来说话。该报1980年7月28日发表刘孟洪的
文章说：被说成是汉好歌曲受到指责的30年代歌曲《何日君再
来），实际上是进步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是抗日青年上前线的
惜别歌曲。
    （何日君再来）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这就引发了一阵音乐
考证热。
    （人民音乐）杂志1980年9月号发表了几篇文章对（何日君再
来）进行研究。其中，体现编辑部观点的南咏的长文（还历史本来
面目）说：《何日君再来》不是汉奸歌曲，但它是一首富有商业气息
的调情的“黄色歌曲”。
    上海著名歌唱家朱逢博在唱《向台湾亲人问侯〉和《窗前的灯
光）这两首歌时，运用了流行歌曲滑音、装饰音的唱法，以增强感染
力。但她遭到了很大非议。
    有人说这两首歌是“黄色”的，说她想当港台那样的歌星，走上
了“歧途”’。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朱逢博在《文汇增刊》1980年第1期上
发表文章说：“如果说这些诬蔑攻击和艺术还算沾点边的话，那么
还有一些流言蜚语就是纯粹的人身攻击了。我还没有结婚就替我
生了各种各样的孩子。如今我40几岁了，仍给我编造着一出又一
出离奇的‘艳史’。今年，居然又为我掀起了一场‘贩卖录音机被
捕’的轩然大波。更令人气愤的是把这种诽谤提供给香港报纸，不
仅是想抵毁我的声誉，还想毁灭我的艺术前途。”
    她痛心他说：“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年轻一代人，学习条件、经
济条件和物质条件比我更差……他们大多数人正在困难的环境里
生活，有的还没等长成一棵草开出一朵花就已经夭折了，有的刚冒
出一点芽就给恶风吹倒了。我的一个学生就是给吓得改了行
    北京的歌唱家李谷一受到了更大的压力。
    她演唱的〈乡恋〉．受到了青年人的热烈欢迎，但也受到了极为
猛烈的攻击。《乡恋〉表现了汉代出嫁塞外的美女工昭君对长江故
乡的思念。这菌抒情歌曲的温柔款款使它担负了更大的罪名。
    有报纸说这首歌是“黄色歌曲”．“格调低下“，“毫无价值”。李
谷一也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变成
了”大陆上的邓丽君”，有些文章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
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的罪人”。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乡恋〉悄悄地从电视广播中消失了。
    李谷一还面临更致命的打击。
    文化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向李谷一所在的中央乐团表示了意
见：李谷一的演唱风格应该给予注意和引导。
    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一位领导也打电话给中央乐团说：李谷一
这样下去很糟糕。
    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则更进一步，托人捎来一份“最后通碟”。
“如果再这样下去，乐团的土壤就不适合她存在了，她应该去找适
合她发展的土壤。”
    但是，热情的听众给李谷一寄来一千多封支持信。一封信说：
“他们说你是黄色歌曲，说你是黄色歌女，但发生在演出大厅的奇
迹，那无数次的谢幕和经久的掌声，是对这种污蔑的最有力的否
定！
    歌唱演员李谷一变成了全国新闻人物。
    1980年夏天李谷一去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
到谢幕时，情切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 ！
    歌声响起来了，观众全体起立，合着拍节热情鼓掌，舞台上下
情感相通。
    终于，思想解放的潮流占了上风。（乡恋）在电视、广播中又重
新出现了。
    流行歌曲渐渐地为中老年人接受了，并且日益红火地在中国
发展起来，蔚为大观。
    今天的中国，在大力发展严肃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同时，正在成
长为流行歌曲大国。

    经济改革从农村突破了
                  小岗之夜惊天动地
    1978年12月的一夭夜里，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
队20名农民代表全队20户农民（两户单身），聚在村里一间屋里。
神态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全文如下：
        1978年12月地点  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
    保证完成 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
    粮 如下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于（甘）心 大家社员
    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严宏昌
        关廷珠 关友德 严立符 严立华 严国昌 严立坤
        严金昌 严家芝 关友章 严学昌 韩国云 关友江
        严立学 严俊昌 严美昌 严宏昌 严付昌 严家其
        严国品 关友申
    每个姓名之上，均覆有一片血红，其中有17个指印．三方图
章。
    这个惊天动地的契约，现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珍贵文物，收藏在
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号为GB54563。
    为什么说“分田到户”惊天动地呢？
    因为它背叛了人民公社体制，造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反。
    毛泽东为人民公社概括的8个字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生产队是最基层的权力执行者，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农民毫
无自主权和积极性。农民在生产队指令下统一劳动，成果全都归
队里所有。队里把一部分交给国家，一部分按人口和劳动量大致
平均分给社员，维持生计。
    这是毛泽东的铁律，绝对不允许突破它搞分田到户。
    在一部分人看来，把土地分给农民，就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
对劳动的控制和对产品的控制。生产队权力旁落，公社也将成为
空中楼阁，整个权力恐怕将因此解体。
    1955年农村搞合作化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
为主张合作化不要一哄而上，要实事求是地发展，可以搞包产到
组、包产到户，结果遭到毛泽东痛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区书记会
上公开说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毛泽
东并且在全体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他和邓子恢之间发生的是
“一场很大的辩论”．邓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方针。从此邓子恢
成了众矢之的，经历了无数折磨之后默默死去。
    1957年7月31日，浙江温州的（浙南大众报）就针对永嘉县
尝试包产到户发表文章说：“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文章论
述了包产到户的“十大祸害”。支持包产到户的永嘉县委农业书记
李云河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划为右派分
子，劳动改造。
    1961年困难时期，天文人祸导致农村饿死大量人口。在这种
严峻的形势下，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又在农村流行开来，并
且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田家英等人的支持。邓小平著名的“猫
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说的。
    但是毛泽东大怒。他在1962年8月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刘少
奇等人愤怒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
阶级分化很厉害……”
    “这股风从何而来？毛泽东自问自答：来自党内。
    毛泽东说：“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搞小老婆，搞单干，
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
    毛泽东说：“包产到户是方向的问题”．并由此演绎出他那著名
的论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田家英被逼至死，邓小平被打倒，
与此事有根大关系。刘少奇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罪名就是：“提倡
‘三自一包’。”
    在60年代初敢于给中央写信写文章支持包产到户的人，在毛
泽东于1962年表态之后，立即受到了严厉的追查打击。
    由于大胆撰文支持包产到户而被称为“浙江三杰”的杨木水被
逮捕判刑，冯志来由警察押解回乡实施劳动改造，被毛泽东点名指
为“单干理论家”的陈新字被7次抄家、120次批斗。  ”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主张“两个凡是“，坚决执行毛泽东
的方针。
    在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主管
全国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讲话说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
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是反对包产到户的强硬语言。
    1978年秋，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京向中央主席华国锋
痛陈农民的贫困绝望，并提出非把土地划给农民建立责任田不可，
否则无法扭转危局。但华国锋不同意，他认为只有把人民公社精
神更深灌人农民心中，抓紧阶级斗争，才能振兴农村。
    了解了这些情况，你就会对小岗之夜“惊夭动地”的意义有了
进一步体会了。                                ·
    当然，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1978年毕竟不是1962年
了。
    华国锋、万里二人争论时，叶剑英、邓小平在场。万里得到了
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在插话中再次重申了他的“猫论”。叶剑英
缓和地站在邓小平一边。这等于合二人之力，支持万里向人民公
社制度挑战。
    其实，万里已经在安徽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包产到户的措施。
在万里支持下，安徽省农委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
题的规定》（简称安徽六条），并以省委文件名义于1977年11月
15日在安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指出：允许农民
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之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
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
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
    这些有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内容，为安徽农民自发地搞包
产到户壮了胆。                              ，
    在安徽制定六条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
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四川十二条。文件指出：允
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并特别肯定了四川不
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
    《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3日和6月13日对安徽和四川落
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作了突出的报道，给予支持。
    人民公社制度之所以被冲破，是因为它完全解决不了农村生
产力发展的问题。
    即以小岗生产队（村）所在的风阳县为例。1967年1月初至2
月22日，该县就有9900人外出要饭，沦为乞丐，到了3月18日，
更达到18000人之多。1969年3月，凤阳37％的农户由于部率领
到外地要饭。1976年12月至1977年4月，凤阳仅861人外出乞
讨所得就有22000元现金和8800公斤粮食，其收入大大超过他们
过去一年在公社体制下出工不出力的“战天斗地学大寨”所得。
    这些”叫花子”在全国城市漫游已成为上至中央下至县委最头
疼的问题。
      1g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又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这对
于本来就十分贫穷的安徽农村无异于雪上加霜。大批农民背井离
乡夕卜出乞讨。
      在省委紧急会上，万里激动他说：“我们不能眼看农村大片土
地撂荒，那样明年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体耕
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经过激烈斗
争，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
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
不分配统购任务。
      这个大胆的决策，有如及时雨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扭转了被
动局面，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                        。
      同时，也鼓励了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彼土而出。
      1979年，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
斤猛增到12万多斤。
      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斤粮的“吃粮靠返
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  1979年第一次向国家
交了公粮，还了贷款。这是小岗人作梦都不敢想的事。
”小岗一年大变，四川的农业改革试验也获得同样的效果。
      安徽和四川的变化，特别是小岗的突破，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
应，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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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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