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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交锋---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记实（十七）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0日10:28:59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军事与泥巴 整理校对 http://mm.xxinfo.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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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北平原上，有一亩红薯少了6棵秧苗，这意味着在秋天将
少收5公斤红薯，作出这个计算的是承包这块地的一个老人。他居
然为此走了几十公里路找来秧苗补齐。
    在河南包产到户的土地上，仅仅是精收精晒，每亩地就多收回
20公斤——收割10公斤，打场10公斤。
    相隔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位老人。70岁，走不动路了，可她却
有本事在自家养50只鸡，把鸡粪弄到地里去。
    当然农尺家里不仅养鸡，他们把原本属于公社的牛马分归私
人饲养，看来人民公社气数已尽，连牛也不喜欢它了。“那时候的
牛”，云南思茅地区地委书记张文英说，“头低着，腰躬着，尾巴夹
着，趴在地下，前拉后拽都不起来。现在，归了农户，头抬起来，腰
伸着，尾巴甩着。”
    新华社一位记者写道：“和过去不同，农民觉得他们是在给自
己种地，而不是给当官的种地了。”
    大胆的人在村口的墙上写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
木桥。”
    凤阳有幸，没有成为25年前因搞包产到户而被批判的浙江永
嘉县；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也没有成为被批判开除党籍划为右派
的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凤阳成了取代大寨的新的热点。
    “阳关道”上的人们争相走上“独木桥”。
    到1981年秋，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上升到总数的40％。
这是没有靠强迫命令，而是靠实践教育，靠群众愿望得到的推进。
大约有5％的生产队还坚守在人民公社的阵营里。另外55％的生
产队在犹豫。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该年1号文件。这个文件
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是在万里主持下推动农村进一
步改革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在“75号文件”的基础上又大大向前
跨了一步。
    文件的突破点，是这样一段话：“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
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
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共产党执政30余年，还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文件中承认包产到
户和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现在承认了，这是一个认识上的
大突破。这就给农村干部和农民吃了“定心丸“。
    联系后来改革的历程，我们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
主义的包容也在不断扩大，这是解决中国人思想困惑的极为有效
的措施。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本来就应该把
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民主，有利于调
动人的积极性的东西吸纳进来，而下是排拒在外。不然它怎么成
为较高阶段呢？
    张广友著的《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一书中说：“万里在中央分管
农业，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就是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
年每年领导制定一个1号文件，人称五个1号文件。这五个1号
文件，连同万里为讨论文件而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既反映了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步伐，也反映了我们领导的队识随
着实践不断深入而下断提高的过程。它是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
的责任制椎向全国，指导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一套重要历史
文献。”
    这五个重要的1号文件，以促进农村不断深化改革、促进农业
生产力不断发展为总的指导思想，结合农村形势迅速变化的实际，
及时总结经验，推动了农村的改革一步又一步深入发展，为稳定承
包期，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副产品流通，推动农业生产不断市场
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奠定了观念、方向
和体制的基础。
    这五个重要的1号文件，具体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
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杜润生由此名声大噪，
成为80年代中国最富盛名的农业经济和农村政策专家。
                      人民公社解体
    1982年底，大体上有80％的农民实行了包干到户。人民公社
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基本上土崩瓦解。
    本书前文指出，经学者研究，如果将1952年中国农业生产效
率定为100的话，1978年仅为71．1，最高的计算也仅为92。这就
是说，经过20多年的合作化、公社化、学大寨，中国农业生产率反
而大力降低。高于1952年生产率的，只有1955年。这一年的数
字为104。而1955年，正是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前夕，亦是家
庭拥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最后时刻。
    这一点告诉了我们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1982年，粮食再度丰收，总产量增长9％。
    新体制显示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
    1983年，  12702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
队占总数的98％。这一年，粮食又比前一年增产9％。
    1984年，又有39830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粮食产量增产
5％。
    D85年，所余249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
    至此，在中国，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生产队不复存在。
    代之而起的是61766个乡镇政府，和847894个村民委员会。
    中国农村改革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功，引起举世瞩目。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万里曾经纵谈中国农村改革。根据吴
象整理的谈话记录，万里说：“为什么改革曾先从农村中突破？我
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的缘由。因为亿万农民在僵化的
体制下受害最深，改革的要求最强烈、最迫切，而广大农村又恰恰
是旧体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正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农村改革的成功，是反对“左”倾思潮压制和干扰破坏，坚持解
放思想的结果。                            ’
    万里说，改革实际上是清“左”除旧。旧的体制、机制和观念。
很大程度上是“左”的产物，是在长达20多年的“左”的影响下逐步
形成的。在新；日体制交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用老眼光来观察新
事物，不自觉地成为“左”的东西滋生的土壤。“左·’的干扰一个最
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先问一个姓什么？农村改革刚开始，包产到
户就被指责为单于、复辟资本主义。不是怀疑它姓资，而是胄定它
姓资。这就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村改革的成功，正是广大群
众的实践冲破了这些禁铜的成果，也是我们不断总结群众的经验。
逐步深化自己认识的结果。
    万里说，凡事都先问一个姓社姓资，常常会把很多并非社会主
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加以固守；把许多并非
资本主义，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从而制造和
扩散恐资病，使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举措、新事物、新形态。
在旧框框、旧模式中被扼杀而无法成长。
    万里的这些话，决不仅仅具有回顾的意义，它对我们当前的发
展，也有根大的启示。
    这些话，不但对于当前中国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中国农业
探索产业化、科学化、市场化的新路子提供了总的原则性思路，而
且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
极为重要的意义。一句话，就是要不断解放思想。
    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是不是”倒退V
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发
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他的意思是，从阻碍生产力
发展的体制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应该说是前进了；从过去对
社会发展阶段的糊涂认识到准确地认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从而采取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是前进而不是倒退。
有志者对此不妨进行理论探索。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
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
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崛起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
大创造，是中国农村中可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媲美的一大
奇观。
    乡镇企业今天已经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它是容纳
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村摆脱贫困，实现农村工业
化、现代化、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解放初，我国农村只有少量木匠、铁匠、石匠等“五匠”，以及碾
米、做豆腐的“四坊”．情况极为可怜。
    到50年代未，开始出现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属集体所有
制，自产自销，自己解决原料、燃料，所得利润除上交外，留给自己。
传统项目主要是农机具修理，烧砖制瓦，农副产品加工等等，其作
用是拾遗补缺，以工补农，以工促副，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能起
一些作用。
    但是，由于“左”倾思潮片面地夸大和强调“以粮为纲”，视社队
企业为“挖社会主义墙脚”，常对此展开清算和批判；由于公社化时
期一平二调和“共产风”的危害，社队企业发展极为缓慢。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两个农业文件，强调了在农村中除了
要经营农业之外，还要经营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商业，逐步把农业发
展成农工商一体化的联合企业。
    这就打破了过去一个时期把农村中的社队企业——加工业和
商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打击和取缔的“左”的禁锢，从而为
农村加工业和商业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1g79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
规定（试行草案）》，阐明了发展社队企业的重大意义，并就社队企
业发展方针、经营范围以及国家对社队企业的优惠政策等都作了
规定，进一步为社队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同年9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
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这些政策措施，使社队企业再度在我国农村兴起，尤其是在比
较发达的地区首先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
    比如江苏省南部；那里是鱼米之乡，交通方便，地少人多，有
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同时由于比较重视教育，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
高，为发展工业准备了较好的条件；再加上这里向来有办社队企业
和经商传统，人的脑筋灵活，又吃苦能干，所以很快就发展起来。
到80年代初，江苏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已占全省工矿企业
总数的9896。
    类似的情况还有浙江温州等地。
    广东靠近港澳，改革开放之初，正逢香港产业升级转型，大量
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广东。广东遂利用“三来一补”的大好机
会，使靠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乡村社队企业急剧发展起来。
    1984年3月、比中共中央、国务院以4号文件名义转发农
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这个文件，将社队企
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其范围从过去的公社、大队两级，扩大到乡、村
企业，农民联合企业，其它形式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文件的总方
针是：热情支持（包括信贷、财政、税收支持），积极引导，使其健康
发展。                                        。
    4号文件下发之后，乡镇企业在全国迅猛发展，连续几年保持
超高速发展。出现了“四] 驱动”（乡镇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和
“六业齐上”（农、工、商、建、运、服）的兴旺局面。
    到1987年，乡镇企业个数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1750
万个，增加10倍还多。从业人数也从1978年的2826万人猛增到
881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无，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1．4％，第
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当年，乡镇工业产值就占到了全国工业
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到1997年，乡镇企业产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
总产值的一半）。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场极为深刻的变革，是中
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这是促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有分量的
努力之一，它的多方面影响，必将在今后各个方面不断显现出来。
，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了门路，为农业发展提
供了大量资金，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重大贡献，吸纳了大批农村
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村的城镇化。
    一篇最近发表的评论文章从这样一个宏观的角度评价了乡镇
企业的意义，读来不无启示。该文说：“本世纪20年代未，陈寅恰
在王国维挽同序中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
变。，这后未免说早了一点。陈先生所指是辛亥及五四。而辛亥及
五四时之中国农村，对不起，还是几千年来的老样子，试读鲁迅的
《药》即可明白。明乎此，就能理解周作人在五四之后不久的叹息：
‘民国初年《新青年》之后有新文化运动兴起，对于旧礼教稍有检
讨；而反动之力更为盛大，旋即为所压倒。’其所以如此，最深刻的
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村还像秦汉那样贫穷愚昧。”
    “就社会的基础和结构的改变来看，改革开放才能真正称得上
是中国的奇变。这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主题的遍
及中国通衙大都和穷乡僻壤的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建设，只在孤岛般的城市里进行。这一次则
大规模深入到了农村。由此带来中国最具基础性的变化。农村变
了，农民变了。我国统计数字有些滞后并有缺疏，不能及时反映这
个巨变的深刻性。以人口结构为例，12亿人民惯称8亿多农民。
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简单。8亿多农民中。已有1．5亿左右从事工
业生产——参加乡镇企业工作；另有1．5亿左右在城市流动从事
工业、建筑业或第三产业。把城市人口和这两项共3亿人加起来。
已达7亿人。城市人口和工业、第三产业人口超过了真正种地的
5亿农民（不是户口簿上的农民）。在这5亿当中，减去老的小的。
恐怕只有两亿。
    尽管从事工商业的农民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职业和收入并
不稳定，还要在农忙时节回到土地上去，但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无
疑已成为中国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主力军。    ：
    农业正迅速走向市场化。农民观念变了，追求市场，追求致
富，追求自主，追求科学文化，追求现代化成为潮流，这是中国几千
年来未有过的变化，称之为‘奇变’当不过分。
    经济生活新同汇：特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下，人们放眼世界，积极借鉴国外
发展经济的有效办法。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
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
    经广东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
区，井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
    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直接向中央提
出了这一项建议。
    这一建议引起了争论。
    当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回忆说：“习仲勋同志和
我在北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我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
更大的自主权，允许我们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
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的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副总理
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
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
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
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
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
    但是邓小平表示赞成与支持。就在广东提出这一建议当天，
邓小平即与广东同志谈话。
    邓小平淡到延安当年那么小小一块地区，后来竟打下那么大
的江山。
    邓小平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
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
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有“试办出口特
区”一节，提出要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对两省采取特殊
政策和灵活措施。井要求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办。
    会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前往广
东、福建调查研究，推动两省制定方案。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的《关于
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共中央。
国务院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
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19S0年3月，谷牧再赴广东主持会议，与当时广东、福建两省
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哺生、马兴元、郭超等同志具体
安排特区建设方案。这次会议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同年8月26日，五届全国入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千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
特区条例》，标志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特区诞生不久，国务院相继调整批准四个特区扩大面积，增强
了特区的实力和窗口功能。                          ”
    1980年9月至11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
江泽民率领代表团，赴六国考察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吸取国
外经验，研究我国特区开发管理办法，取得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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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萃但也不庸庸碌碌，不太玉树临风但也非歪瓜劣枣，不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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