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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交锋---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记实（三十二）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0日10:32:23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军事与泥巴 整理校对 http://mm.xxinfo.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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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区之争卷土重来
    如前所述，80年代，由于经济特区的举办，中国曾经发生过一
场很大的争论。那时，不同意搞经济特区的人说，这是一个资本主
义的或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试验场。到了1992年早春，邓小平南
巡，不仅直截了当他说了特区的好话，而且在特区的土地上把他对
佐派理论家”的批评也说出来。所谓“南方谈话”．其实在相当程
度上就是“特区谈话”。其情势，在邓小平，是依靠经济特区来推动
全国的思想解放；在特区，则是依靠邓小平来抵御一切政治上的攻
击者。
    这以后，特区大约平静了两年。
    1994年早春，关于“特区”的争论卷土重来。不过，这一次，攻
击者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不再说姓“社”  姓“资”的问题，而是说。
特区正在享有超越法律的“经济特权”其结果，虽有一隅之发展。
但却造成了更多的矛盾并且影响了全国的发展。
    事情是由一个名叫胡鞍钢的人发动的。
    1994年3月，胡撰写报告说，有必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
进行调整。他主张，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
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
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
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
…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
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胡鞍钢的出发点是谈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但其
具体的建议却是针对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
．  一、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
    二、特区政策还可以继续再“特”，但主要“特”在技术创新与国
际社会接轨等方面。
    这份报告经由新华通讯社上呈中央，所以也就被某些人看作
是胡鞍钢向中央政府的“献策”。
    在此后的半年里，胡鞍钢将自己的理论进一步发挥，并且试图
在更大的范围取得支持。1994年6月中旬，他到中央党校对省长
班去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第一次将他的“特区不能再‘特’
的观点公开，而且是面对一群省市区的领导者，所以引起极大的共
鸣。据胡鞍钢后来的陈述，许多欠发达省区领导人也认为；特区不
能再“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饭”。甚至沿海地区领导人也持相
同观点。浙江省一位领导人讲，我们也不服气，凭什么他们能享受
优惠政策，而我们就不行呢？
    1994年10月，胡鞍钢来到上海。据他说，他是接受了”上海
方面委托”．来做一个关于上海经济的报告，他的文章题目是（上
海，为何老大变老九？——不同税制对上海的影响）。
    上海市的经济在80年代的确是每况愈下的局面。其国内生
产总值，在1978年是全国第一，到1992年则降至第九。这引起中
国内外不少人的议论。胡鞍钢直截了当他说，上海衰落的原因，全
在于中央政府在税制上对上海“实行歧视性政策，抽血过多、取之
过量，而导致其发展乏力，没有后劲”。上海的财政贡献远远大于
经济贡献。他还列举广东在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为例，证明中央在
税制方面给予广东的优惠是导致广东超过上海的原因。他说，在
西方国家，很少有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税制。因为税制上的不公平，
导致上海失去了发展机会，只要中央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全
国统一税制税率的话，上海会迅速发展起来。胡还用同样的原则
进一步谈到上海浦东的开放。他说，浦东开发，也不等于就一定要
搞优惠政策和区别性政策，开放和优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邓小
平说要把特区搞成开放的窗口，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要给特区以优
惠政策或是一直优惠下去。”
    胡鞍钢的这些话等于是在间接地论证，中国的地区差别乃是
因为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亲疏政策所至。而特区的发展之所以
迅速异常，乃是因为全国替他们负担了中央的财政支出，而他们却
在坐享其成。很显然，这样的观念触及了我们国家最为敏感的一
个领域。正因此，胡鞍钢的理论和地方领导人的情绪很快汇成一
般潮流。胡本人则从此名声大振。
    不能同意胡的观点的人，终于不能忍耐。最初的声音来自中
央政府，1994年10月7日，国务院特区办刘福垣在《光明日报》发
表文章，非但不主张取消特区之“特”，而且提出“特区更特”。读者
一望而知，作者的观点与胡鞍钢的论述截然对立，但他谨慎地不肯
直指胡鞍钢其人其名，争论的方式也是委婉平和，自说自话。
    胡鞍钢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美国那鲁大学经济
学系博士，经历过中国和西方的双重教育。现在则是中国科学院
国情分析小组成员，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他不仅坚持认为他
对特区的批评是真理，而且为自己能够挑起这场争论而自豪。他
说：“中国以往的公共政策的争论，仅局限在官员，而这次特区政策
的争论，是我作为学者首先提出的。”
    学者们不论具有怎样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方法，但有一点似
乎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不怕人家反对他们．只怕人家不理他们。后
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胡鞍钢不仅不担心有人出来批驳他，而且很希
望有人来批驳他。因为只有这样，事情才有机会闹得轰轰烈烈，他
也才有可能不再寂寞。
    刘福垣的文章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契机。1994年12月初，胡
鞍钢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以学者的无所畏惧的气派来
驳斥刘福垣的论说。
    1995年6月中旬，胡鞍钢再次有机会向地方领导人宣传他的
观点。这一次是在北戴河海滨，听众则是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的干
部。据胡鞍钢说，这些少数民族干部“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所以。
他就更加坚定地认为，“对特区的优惠政策，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
间矛盾，受到绝大多数地区领导人的反对”。
    大约一个月后，也即1995年7月，胡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的
特区研讨会上，提交了《特区还能再“特”吗》的论文，进一步阐明
他的观点。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作为争执的焦点，深圳就觉得自己再也不
能沉默。
    1995年8月7日，深圳市委书记厉有力的文章发表在《深圳
特区报）头版头条。丈题：《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厉有力不指
名地批评说，有人反对邓小平的特区政策，主张取消特区。
    显然，厉有力在用最严厉的方式来指责胡鞍钢的观点，他所开
列的罪名令入党得有些牵强，但是，厉有力却没有忘记用事实来证
明胡鞍钢之说全是对特区发展的恶意歪曲。厉有力说，特区成立
初期，中央只给了1．5亿元人民币的开办费，15年来，国家从海关
税、海关待征税、铁路、邮电、银行等方面在深圳实现的效益，超过
500亿元。
    厉有为所列举之事实如若不虚，则可以肯定深圳对中央财政
的贡献不仅不会少于其它地区，而且还有可能大大地超过。至少
我们可以认定，中央政府的这一笔投资，是15年来最为合算的投
资之一。其余投资，无论建设工程还是支援地区，罕有能够与之相
比者。
    不过。胡鞍钢不这样人为。他迅速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予
以回击。显然，他对争论的升级非常兴奋，所以他说：“我的文章刺
痛了要害，否则厉先生不会大动干戈。”
    胡鞍钢放下最后一点客套，将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深圳之“实
践，词锋犀利且不留余地：
    “特区的‘特’字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或垄断权，具有破坏公平竞
争的消极作用。欠发达地区为什么不服气，他们并不介意穷和富，
而在意他们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和公正竞争。高收入的特区再享有
中央优惠政策，继续占便宜，实在毫无道理。”
    “对于一个地区的优惠，就等于对其余地区的歧视。”
    “国内某些人缺乏历史常识，似乎一谈改革，就要搞优惠政策，
一谈开放，就要搞减免税，似乎谁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谁就反
对邓小平的特区政策。这只不过是吓唬人的伎俩。你能吓唬谁？
    “我与某些主张坚持特区优惠政策的人之间的争论，既不是姓
‘社’姓‘资”的争论，也不是取消特区还是保留特区的争论，而是取
消特权还是保留特权的争论。”
    “所谓‘优惠政策’，并不是一纸空文，它具有根高的含金量。
这相当于为某些地区提供一种特权或垄断。有了特权和垄断，就
有了高利润和垄断利润……以深圳为例，  1993年该市财政收入减
去财政支出为7．9亿元，作为名义上交额，包括向省及中央财政上
交额，这一数额仅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0．59％，同年该市国内
生产总值，占全国总数比例为1．28％。这说明，深圳的财政贡献
与经济贡献不成比例。深圳少交，其他地区就会多交。”
    “深圳市领导人为了充分宣扬对国家贡献时，使用了‘1：500’
的提法。“1：500’的说法不仅过分夸张，而且是把中央的记在自己
身上。有‘贪天之功’之嫌。众所周知，海关税、海关待征税、铁路、
邮电、银行收入从来都是中央专项收入，不是地方口袋里的钱。不
仅深圳如此，上海也如此。仅1992年，上海上交中央专项收入高
达154亿元。这是中央的钱，怎么能算在深圳领导人名下？怎么
又敢以‘1：500’的惊人效益向海内外广泛宣传呢？
    “我从来没有主张‘取消特区’．而是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
策’。大家都晓得，这是两个不同主张。”
    “从1994年中国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以及新税制。它的根本
原则是’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公平税负’。这势必要触及特区的优
惠政策。在中国是搞统一税制还是继续沿用非统一税制，由此引
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特别是中央与特区的矛盾。如果‘特区不
特’仅只是一种学术观点，特区领导人是不会伤肝火的：如果这一
主张变为一种政策，就不能不使他们大力恼怒。
    争论就这样迅速升温，到了1995年秋天，几近白热化。《深圳
特区报》连续发表秦鄂（办特区是槁特权吗？）和郑炎（浅议学者与
学棍）的文章。按照报社编辑所说，是“旗帜鲜明地驳斥了某学者
的论调”。
    1995年9月，这家报纸再次发表曾清的文章《棍子向谁打
来》。编者为此文加了一段很长的“按语”，其中说，近来某“学者”
利用国内讲坛和境外媒介，发表言论，否定中央的特区政策，鼓吹
“特区不特”，以至取消特区。我们认为，这次争论事关重大，关乎
捍卫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有关经济特区政策的大问题。曾清的文章也如胡鞍钢一样。顾不
上讲究论战的礼貌：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否定中央的特区政策，反对继续办好特
区，主张‘特区不特’甚至要取消特区的论调却甚嚣尘上，与中央大
唱反调。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某‘著名学者’。
    “请看，明明特区是中央确定的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
场’和‘排头兵’．他却说是摘特权，会阻挠改革开放；明明特区对全
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却说是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明明特区政策是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
院的英明决策，他却说是少数人‘通过经济寻租和政治寻租寻求垄
断权和特权的结果’；特区的高速发展明明是为缩小地区之间差距
作出了贡献，他却说由于特区的发展把东西部之间差距拉大了，是
一种危险。这位先生的一系列言论，到底是要反对什么，他的棍子
打向谁？难道还不清楚吗？”
    “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深圳时强调说，‘我认为有必要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地加以重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
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吏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
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要搞
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特区不特论’者；其矛头所指。棍棒所
向，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党中央、国
务院的英明决策，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特区建设
的指示精神。
    这样，从1994年春天到1995年秋天，这个争沦持续了大约一
年半时间。到了1997年春天，胡鞍钢重提此事。但是已经没有入
再来与他论争了。
    也许是因为“万言书”的出现已经将争论引向更加具有政治意
味的领域，关于特区的争论声渐不闻。对于厉有力的批评，由于他
在1996年底写的一篇文章，也转向更加严厉的方面。批评者亦不
再是胡鞍钢这样的“经济学者”而是一批不愿露出真实姓名的“政
治家”。这些事，我们在后面还要更多地叙述。现在，我们还是回
过头来，看看“万言书”在国内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回应。
            1996年春，（经济日报）不甘沉默
    1996年春天较之以往几年的不同处，是“八五计划”的结束和
“九五计划”的开始。
    中央以及地方的政府都在总结过去放眼未来，用一句老话来
说，叫作”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国内大小新闻媒介从1995年
8月开始便纷纷发布消息，证明“人工”的种种目标均已实现。比
如国民生产总值在5年里年均增长11．7％，增幅比计划高出至少
3个百分点，比“七五”则高出4个百分点，经济的总量也提前实现
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逐年计——
    1991年，7％；
    1992年，12．8％；
    1993年，13．3％；
    1994年。13％：
    1995年，10％。
    不过，我们宁可把困难想得更多些。
    1993年年初，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吴阶平说：“在我们前进的道
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他当时是代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
人士来说这番话的。如今，在1996年初，也即在“九五”开端的时
候，他们又说，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从那
时以来的经济局面证明，这些话说得不错，不过，并不完全，须得加
上一句：克服困难本身也异常地困难。
    1995年9月的最后一周，《人民日报》刊登《来自“八五”的报
告》．标题是“我国工业经济实力增强”，其中却用了极大的篇幅来
谈论中国工业目前面临的艰难。·
    提高经济效益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产品卖不出去便谈不上
效益。也是一个经济的常识。可是”九五”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
报告，仍然是工业产品销售率的一派颓势，其中轻工业产品销售率
仅为89．92％，比去年同期下降1．87个百分点。企业亏损增加，
利润下降。我们虽然口日声声他说“提高效益”，但实际的情形仍
是不能尽如初衷。
    其它又如“农业问题”、“国有企业问题”、“能源紧缺和运力紧
张“、“教育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腐败问题”……这些在1993
年即已存在的问题，在今天依旧全部存在着。若说我们没有想方
设法地去解决，显然不是事实。然而若说我们国家有些毛病是久
治不愈，甚至百药不治，也并不过分。
    再举个例子，国务院派出8个稽查组到14个省市农村检查生
产资料的价格，尤其是化肥的价格。2月10日，稽查组向副总理
姜春云报告，化肥价格居高不下、上涨幅度大。农民强烈不满。姜
春云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整顿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流通环节。
诸如此类的话说了多少年？诸如此类的”果断措施”又有了多少？
可是化肥一类生产资料价格不是依然涨得农民心惊肉跳么？在中
国，采用行政的办法历来比较有效，现在却连中央政府的”果断措
施”也形同虚设，可见经济中的许多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
多。很多疑难病症，是经济制度的不够完善造成的。制度不改变，
终究不能根治。
    这样看来，今天我们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是先让经济繁荣起
来；经济繁荣的关键，是克服经济的困难；克服经济困难的关键，又
是加快改革和完善经济的体制。
    只不过，在1996年春天，这样的呼声并不多。
    这一年的4月15日是一个有些意思的日子。（经济日报）理
论周刊第47期上发表署名晏智杰的文章，《中国经济改革不容逆
转》。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以及与其遥相呼应
的其它观点。所以，它在当日千篇一律的舆论中显得分外突出。
    晏智杰在文章开头即说：“最近一段时间，理论界出现了一种
值得注意的动向：有个别人对我国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
向提出质疑，据说是借外国人诉说其本国改革失败之口，要我们引
以为签。”接着，晏智杰便陈述了“万言书”的观点：“有人说，如果不
是改革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似乎改革是混乱之源。晏智杰说：
“国有企业的现状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但以此为据极力给正在进
行的改革泼冷水，散布怀疑和不满情绪；甚至主张开倒车，却是不
可取的。应当说，国有企业陷于困境，根本的原因在于；日体制所造
成的种种弊端，而下是因为改革所致，改革只是造成了一种使这些
弊端难以再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和环境。在为改革作了这样一番
辩护之后，晏智杰转守为攻，指斥“万言书”的作者“搬出前人的某
些本本或条条，说我们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我们就应该告诉他，
这是本本主义，而下是马克思主义”。”从一些同志的论证来看，问
题的症结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如何看待所有制状况和分配状况，有
人之所以断定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歧途，资本主义复辟已是现实
的危险，主要的根据就在这里。
    文章写到这里，晏智杰转而攻击另外一翼：“有同志引述据说
是某国学者的看法，认为该国的改革失败了，于是据说某国学者认
为中国有必要‘引以为鉴，。似乎如果中国不立即悬崖勒马，必重
蹈某些国家的覆辙。很显然，这是在不指名地批评那位人民大学
教授的苏联解体考察报告。晏智杰说，各国国情不同，不为其它仅
仅是这一个理由，“就算该国的改革失败了，也不能就此断定中国
的改革必败无疑”。
    （经济日报）这个行动所发生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晏智杰的文
章本身异常痛快地批驳了“万言书”．更在于，它第一次将1995年
以来的理论交锋公之于众。所以，这件事在京城广为传播，成为人
们私下里估价中国政治走势的一个依据。
    事情如此进展，在一些人看来，是要冒着“影响稳定”的危险
的。也许最重要的任务不是争论是非．而是保持“不出事＼所以。
他们在私下里批评（经济日报》的做法是将争论公开化，而对晏智
杰文章的内容则不置可否。
    《经济日报》批评“万言书“的文章受到批评的事情，只是作为
小道消息在京城流传，未经证实。看来，即使这件事情全部属实，
也并不严重，至少没有在京城的新闻界产生足够的影响。因为3
个月后，也即1996年7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再次
将批评的锋芒指向“万言书”。                        ，
    这一回，作者名叫东方更夫，文章题目更加直接地同“万言书、
的题目相对：（引进外资与国家安全）。作者在文中列举“万言书，
中所说的”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将导致对外国的依赖”的观点，然后
说，“外资“和“外国”并不是等同的概念。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
说：“商人无祖国”。。国家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包括民族主义的经济
政策，是合理的，但资本如果也这样，则会被看成是不合理的、不明
智的。资本和国家的分离已被认为是现代经济的一般特征。当前
国际关系的实质是相互依赖。当我们说中国过于依赖外资时，同
时也意味着，外资过于依赖中国市场。这里呈现的是相互依赖。
“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很难说，谁更依赖谁”。
    “万言书”认为，外资的大量涌入，将危及我国的安全。东方更
夫则认为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他说，外资纷纷涌入中国，正是中国
经济富有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中国经济竞争力构成影响
的，不是外资，而是保护主义和劳动者素质较低。保护主义使中国
企业像躲在大人背后的小女孩，是不能成为民族脊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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