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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交锋---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记实（三十六）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0日10:33:05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军事与泥巴 整理校对 http://mm.xxinfo.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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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改了十六年，还是“试点”
    急切地呼唤改革的，不仅仅是吴敬涟一个人。
    整个1995年，加快改革的呼声，从上到下，此起彼伏，东西南
北，遥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未肯低落。
    1995年5月下旬，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东北三省并且发表了一
个讲话。公开的报道说，江泽民此行为期12天，“详细了解企业特
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各种问题”。其讲
后的主旨，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坚定信心，正视困难，楔而下舍。
    江泽民的这一次行动，又可以看作是他在不久以前的一次考
察的继续，那一次是在苏、沪、浙三省市，这一次是在黑、吉、辽，均
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集中之地。
    江泽民的两次出行，在舆论界似乎引起了普遍的激动。国内
的报纸上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字也多起来。。
    山东有大约10000家老企业利用外资改造，据说占全省国有
企业的三成，所以有报纸兴高采烈他说，这是“嫁接接出新机制”。
    上海，一个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城市，记者们现在把跟睛盯着
产权市场，有报道说，上市交易的国有企业有1556家，涉及资产总
额95亿元。只不过，已成交的国有企业资产为数甚少，大约7亿
元 。
    在福州，政府已将企业改革理出口条线索，其中之一是继续抓
好股份制的试点。
    青岛说，他们的56家正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全
都充满活力。
    在杭州，有若干企业推出新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意识；令上海不
少企业大有感触，于是想到“要学习兄弟省市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创
造的新经验”。
    在这无可计数的乐观消息面前，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闭目
以思，就会发现其中若干耐人寻味之处。
    积过去40多年的经验可知，中国的事情，大家一味欢呼的时
候，其实不一定那么好；大家一味痛斥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那么坏。
    我国自70年代未便着手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最初的行动发
生在四川．又经过京、津、沪、闽四省市的扩展，遍行全国，叫做“扩
大企业自主权”．也即“放权”。今天，稍有记忆的人都会知道，那时
报纸上面的说法是“一放就活”。
    此后，改革的办法绵绵不绝，舆论也总是给我们以快乐的消
息：
    政府说“利改税”，报纸上便“一改就灵”；
    政府说“承包制”，报纸上便“一包就灵”；
    政府说“优化组合”．报纸上又是‘’一优就灵”；
    现在政府又说“股份制”了，报纸上于是“一股就灵”；
    我们不断开出良方，每用一剂，便道“活了”可是到头来大家
定心一看，却发现，还是“不活”。现在政府翻过来说，过去的一切
都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于是，推出100
家企业、18个城市来试点。
    我们是否又要告诉人们“一试就灵”呢？
    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政府用的心思最多。但却收效最少；传
经送室最多，但却始终没有出现一个有说服力的能够显示改革之
途的国有企业。
    我们打败日本人的入侵用了8年。打败蒋介石800万军队，
用了3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已经长得所有人都不能容忍，  10
年。农村的第一步改革千难万险，也只用6年便大获全胜。
    可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尽管已有16年，到今天，还是在试点。
    一战不胜，必有战术上的失误：屡战而下胜，必有战略上的失
误。
   1995年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成功，主要在物价方面。只不过。
控制通货膨胀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的手段，而且我们
还付出了另外的代价。为了大局的稳定，延缓国有企业的改革，即
是其中最大的代价。
    今天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不能设想有一剂包治百病的良药，
现在的情景，更加可能是欲治一病必施百药。
    如果说没有一点进步，也不公平。
    真正的进步不是发生在“搞活“的方面，而是在“搞死”的方面，
也即是让那些明显该死的国有企业彻底地死掉。从这一年开始。
“破产”终于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个必然的环节。不断有企业破
产的消息传来，也不再会引起人们的愤愤不平。一连串新的概念
也渐渐确立，诸如“重在建立制度而下是重在倾斜政策”。“搞好国
有经济不等于搞好每一家国有企业”“经营资产而下是经营某一
个产品”……这些局面和这些观念，如若推回几年，难道都是可能
的么？
      以今天衡昨日．尽管我们仍有“犹抱琵琶半途面”的感慨，但毕
竟可见改革的进步。
    古人有云：大胆者行天下，小心人飓尺间。把“该死的”的“搞
死”．还有一个价值，这就是，把推进改革的胆量放得更大些。举个
例子，山东省有个诸城市，把国有企业卖了，把集体企业也卖了，所
以人家把市委书记陈光骂作“陈卖光”。可是，省委书记赵志浩却
说，“诸城改革的路于是对头的”。
    捍卫陈光的力量还不仅仅来自上级的保护，而且还有事实。
陈光改制两年的时间，诸城的工业利润增长了1倍，税金增长
68％。卖出企业收回资产1亿元，投回企业因而每年收回利息
1000多万元，比原来全市国有企业承包总利润还要多。这事实当
然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一卖就灵”，但却可以说明，今天的国有企
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我们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
量。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
是“山穷水尽”的感叹。
    不独国有企业有山穷水尽的问题，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当
中，哪一个不是在“山穷水尽“中走过来的呢？当初人民公社难道
不是山穷水尽么？如果我们没有否定“一大二公”的勇气，农村能
够开辟出新路么？计划经济体制难道不是山穷水尽么？如果我们
没有勇气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能够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目标么？
    今天的中国，需要再来一次1978年和1992年那样的思想解
放。
            从金钱到人性从人性到理性
    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1995年。
    一个是关于钱的：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均将资金紧缺
列为今日经济发展之最大障碍，其中包括，农业部负责人在北京谈
到，这是乡镇企业的最大困难；上海市政府工作会议说，这是国有
工业运行中的第一个问题。
    另一个也是关于钱的：用卡车把一个集装箱在我们国家的地
面上运200公里到香港，其费用比从美国或者欧洲运到香港的费
用还要高。
    这两件事，一件有如老百姓所说，是“哭穷”；一件又似是最为
富有奢侈的人所为。究竟哪件更可信？
    这两年，企业资金紧缺，既然有那么多的人在说。想必不虚。
但是，昂贵的花费却并不仅仅出现在我们国家的运送集装箱上。
在经济的领域中，你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边喊穷一边随手抛出大
笔金钱的事例。过分高的成本，已经成为许多境外企业站在中国
大门之外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例子是，台
湾南亚塑胶有限公司正在美国建厂，最终产品将要返销亚洲。这
也难怪，我们现在的许多花费，即使在最有钱的西方老板看来也是
过分挥霍的行为。
    然而还有一些事情更加令人瞠目。报纸上有消息说。某县30
家集体企业中，共有864人拖欠公款179万元。这些钱。占企业全
部流动资金的37．3％，并且大部分拖欠在半年以上。另一家规模
并不大的国有企业，全部职136人，其中欠公款者竟有32人，人
均欠公款2万元。另外一家工厂，厂长听说弟弟做生意缺钱，立即
借出3万元，这张借据在财务室已逾8年。还有一件”拿公款抵充
赃款”的事：一家公司总经理受贿20多万元被逮捕，副总经理便拿
出公家转账支票为其退赔赃款，居然令受贿者缓刑，而且还能回到
原公司官复原职。
    公款有着这样多的去处，还能不紧缺么？
    《经济参考报》说，这是“被忽视的腐败”，想来所有人都会同
意。但是，还有更要紧的，要想此种腐败的事情能够成功，显然须
有两个前提。
    其一，钱是公家的，也即所谓公有制，如果是私人的，便决不会
任人挥霍或者有借无还：
    其二，公家的钱就如同他自己的，只要有了权力，便可以不受
任何监督地随意使用，所以，所谓“公有”．其实只是最有权力的人
所有。
    我们已经提到了山东省诸城市的改革，也提到这场改革的核
心就是产权。
    在产权的改革之前，这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次问卷调查。问题
提得很奇怪：假如你看见有人在工厂里偷公家的东西；你会怎么
办？多数人选择“装作没有看见”；一部分入选择“跟着一块偷”；只
有大约10％的人选择了“和他作斗争”。
    在这次调查之后不久，诸城开始了产权的改革。相当多的工
人现在自己持有工厂的股票了。在他们的眼里，工厂是他们自己
的了。也就是说，倘若再有小偷，那就不仅是偷工厂的，也是在们
自己的。可惜没有人再作一次类似的调查。不过，却发生了一件
可以说明问题的事。有一天，某厂的领导开会，会议主题是，在一
个工厂成就展示会上给与会者送些什么礼品。人人皆知，在诸如
此类的活动中，企业请客送礼早已蔚然成风，以至于不请客不送礼
反而会被视为反常。然而，这一次，会场上面偶然地还有另外一个
人。他不是这家工厂的领导，只是一个电工，碰巧在这里修电灯。
听到老板们在讨论的事情，他当即从梯子上跳下来说，“怎么？拿
我们大伙儿的钱送礼？问过股东们吗？“
    这件事情的结局是，领导们没有送礼。
    金钱的背后是人性：不是自己的钱，不花白下花：自己的钱，决
不肯白花。
    回过头来再说”缺钱”．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这样喊。比如在
福建省的泉州市，似乎听不到这样的呼声，那里的企业没有向政府
伸手要钱的习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国有企
业，满眼企业大部是私营或者合资，他们知道，政府不会给钱，所以
“全靠自己救自己”。
    这样看来，所谓·‘缺少资金”的背后，其实是缺少一种有效运用
资产的制度。也即专家所说“资本制度”，或者叫做“财产制度。
用更加通俗的话讲，就是“所有制”。
    这正是今天中国改革难能深入的关键所在。
    所以，就提出了股份制。
    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里，理性的探讨多于实际的步骤。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的王冷一博士对新加坡（联合早报）的
记者说，国有企业股份制在中国的讨论有两派：北派和南派。其理
论的主张有明显的区别。
    南方，特别是上海、广东等地，主张采取典型的西方式股份制。
即私人占有超过50％的股份，典型的股份制企业仅仅是资金的联
合，不以劳动联合为前提。股东一般不是企业的劳动者，而企业的
劳动者是由资本雇来的。资本支配劳动，不是劳动支配资本。
    北方，包括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则是主张让职工人
人持有股份的股份合作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企业兴衰
与职工利益直接相关，搞好了人人得利，搞不好，人人受损。
    王泠一大约是“南派”他说，股份合作制“是一种低层次的股
份制”，目前在农村和西部、中部、北方等经济不发达地区可能还有
一些作用，但对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对几个国际性大都市如上
海、广州等地，已经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他说，上海目前许多人的
观点就是个人控股掌握一个企业。
    他认为，股份制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比如那些极端困难的企
业，还是应当通过优胜劣汰的法则，让其自行消亡或者慢慢淘汰。
他说，“国有企业不动真格的已经是不行了。关键是推行哪一种制
度才适合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
    众说纷坛，见仁见智。我们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这是一个从
人性到理性的过程。
                  朱熔基撒泪为商鞅 
    中国的事情，看清楚已经不易，做到就更难。
    很多事，不是没有看清，而是装糊涂；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
做。有如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风格所说，”要说话不敢张嘴。
要走路不敢动腿。
    什么都不做的人，其乐无穷；什么都想做的人，苦不堪言。如
果你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那就要准备好了：不仅吃苦，还要伤
心。
    1996年岁末，朱铬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
动，凄然泪下。商殃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
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2000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
入慨叹。
    朱铬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
《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
‘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韧不拔之人莫能
为也”，还说他“敢说，因为他说的是心里话，是真话，不是八股老
套。”
    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撒剧场么下
    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朱铬基的“有感而发“。
    1996年12月18日，朱铬基副总理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
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
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
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6000人。关于这件事，党中
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只在头版下面放了一条300多字的消息，
全然一篇官样文字。读者在这简洁的消息当中，不会读到什么有
价值的东西，外人或许以为，朱铬基对他的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
何有意思的后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
者冷淡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两场
戏。
    朱铬基的讲话在当天被复制录音带若干，在中央政府机关中
广为发送，按照共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有幸
聆听全部内容的人大都以为，这是朱铬基副总理自他主持经济工
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演说，发自内心，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
有详细交待。
    朱铬基在1991年由上海来到北京副总理任上。，
    然而朱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展开，其标志是中央
政府的宏观调控。亦从这时候开始，朱铬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
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典型的表现，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
有出现“大落”；压往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
    其实，“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
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
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失去
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不
能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
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
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大体上说，我们
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
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
第三代领导人来执政，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
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铬基的
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
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1996
年12月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
制，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
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
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
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
70％，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
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
多了，但是还不够，赤字还是在中央”。
    朱铅基所主持的宏观调控，成就值得自豪。
    首先，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
比上一年增加了61％，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  1994年，
30％；1995年，17％；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2％。
    其次，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1200亿元。那时是进口
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  1424亿元；
1q95年，590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800亿元，后来发到1000
亿元。因为农业大丰收，需要增加收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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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一点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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