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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ugang (浩然天地::正气长存::::), 信区: Green
标  题: 交锋---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记实（四十）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0日10:34:00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军事与泥巴 整理校对 http://mm.xxinfo.h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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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罕有的案例经过新闻记者的发掘，在全国广泛传播，时在
1995年。报刊的热衷此道，也许是出于猎奇，也许是为了媚俗，也
许是有些怀旧，也许还包含着要在已经瓦解的旧体制和正在建立
的新体制之间寻找某些可以贯通的要点，也许所有这些因素全都
有一些，但我们可以肯定他说，在这时候，新闻记者们并没有想要
在这中间开辟出“回归文革”的道路。
    所以，南街村这个“谜”，在热闹了一阵之后便过去了。即使在
最热闹的时候，也没有人去努力揭开它的秘密。
    不料，两年后，有一些人似乎在南街村发现了“新大陆”。他们
对于这种由道德观念推动的集体致富如痴如醉，甚至在这里面看
到了，“挽救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出路”。有如“薪茅”在1997年发
表的文章所说，“有一个一心为公的带头人，有一批具有一定集体
主义觉悟的农民，在当年分田风盛行时他们或硬挺住了，或先分后
又集中，或明分暗不分”。薪茅的文章依此类推，又说：“像孔繁森。
李国安、徐虎这样的好干部、好工人，他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
一代，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已经在一部分先进者中间生根的
象征。正是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支撑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自觉
不自觉地抵制着个人主义的侵蚀，削弱着形形色色的西化论的影
响，使对社会主义不利的那些言论和事情不得不有所收敛或带上
种种假面具，从而有力地阻滞着私有化的进程。”
    从90年代中期以来，诸如此类的议论渐渐多起来，成为“左”
的思潮中的一个分支，其主旨也是对我们国家既定的改革方向提
出质疑，但在论述的要点和风格方面却又有着独特的地方。所以，
京城的人们在私下里称之为“新左派”。
    “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不是藏在暗处，他们敢于以真名发表文
章，理直气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其文章，不像过去那样，总是马
克思如何说，也不是一般地强调姓，‘社”姓“资”或者姓“公”姓“私”。
这些人多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中不少曾经留学西方。
接受了西方理论的系统教育，现在也还身怀绿卡留居西方，所以特
别善于从西方的经典当中引经据典。他们总是先论经济，后论文
化，再后论文明。他们并不真正相信马克思的理论，他们所凭借的
恰是在西方学到的东西。“新左派”年龄较小．其中很多人在“文
革”中间只不过为襁褓中人，对那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全无切肤之
痛，所以也就无所顾忌地要在“文革”或者“文革“之前的岁月中寻
找“合理因素”，并且想要发扬光大。以往的左派想要恢复经他们
解释过的马克思，”新左派”则要恢复经他们解释过的毛泽东。这
方面的最突出的例证，是将自己的文章署名“薪茅”。很显然，“薪
茅”是”新毛”的谐音。
    “新左派”其实也可以说是“新民族主义”或者“新国家主义”。
一个学者在《战略研究与管理》上发表文章，力驳西方文明可以救
世界的理论。这种说法显然很有道理，但他在1997年4月在《北
京青年报》上继续发表文章《为万世开太平》．主张拿中国的文化来
拯救世界，则又令入党得可疑。他说，“中国不能以别人的规则为
规则，因为按照西方的规则中国即使玩赢了也没有意义”。所以，
中国在现代化之后必须超越西方式的现代化，为万世开太平，也就
是有一个伟大的文化复兴，“这种文化复兴不仅是一族一种的光
荣，而是关乎到全人类的未来”。这样一种口气和论述问题的方
式，令人想到“文革”之后以玩世不恭之立场处世待人的“现代”青
年，也令人想到“文革“时代我们曾经满怀“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劳苦
大众”的豪情。这种”东风压倒西风”的思潮尚未形成中国的主流，
但是，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所阐述的对西方说“不”的理论，显然从
“新左派”的理论当中摄取了不少的东西。
    自然，”新左派·’最关注的领域，是经济，而不是文化。
    在经济的领域中，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新左派”的代表
人物和代表作品，是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和“薪茅”
的《改革与经济人》。
    崔之元，1963年出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也是美国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助理教授。此
人生长于中国而受教于美国，其学术的指向，自然也就扬其所长将
中国的事情和美国的事情融会贯通。
    崔之元的代表文章是《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发表在国内
出版的《读书》杂志上。顾名思义，文章正是他的中美合窒的结晶。
他认为，现在经济领域当中所掀起的肚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
正是30多年前毛泽东提倡的〈鞍钢宪法〉的精神。〈鞍钢宪法》之
精髓——“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
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
技术革新中相结合），用今天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
换句话说，日本、瑞典、美国等等发达国家正在他们的工厂里面纷
纷实行的“团队合作”，其实不过是我们几十年前搞过的《鞍钢宪
法）。而我们今天却已经不再提及《鞍钢宪法〉，原因是“大跃进”和
“丈革”中的混乱使得贯彻《鞍钢宪法》与原本的意愿大有出入。崔
之元的意思是，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比西方现代经济学
理论还要高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已经解决了西方现代经济学还
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进而提出了“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的主张。这是“文
革”结束以来第一次有人公开用这种方式来谈论“文革”，其与以往
我们的“彻底否定‘丈革…的主张，明显不同。崔之元引用尼采的
话。‘记忆能把一个民族杀死”，以此来嘲讽那些对“文革”的“伤痕”
念念不忘的人。他说，现在我们不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
掉”，“应该看到‘文革’群众运动中也包含了一些合理因素”。而他
所说的那个年代的“婴儿”或者“合理因素”就是群众对政治生活
的参与。
    崔之元也提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但是他的理论武器却
是来自西方的思想库。事实上他还批评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
所主张的集权式的工厂管理。他所阐述的理论似乎是毛泽东的无
产阶级专政和西方式民主的奇怪混合物。他说，我们今天就是要
使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即群众民主参与制度化。
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
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薪茅的文章《改革与经济人》发表在境外的刊物上，时在1996
年，洋洋万余言。就其系统化和尖锐的程度，以及对中国既定之改
革道路的批判来说，比之四份·‘万言书”犹有过之。不过，薪茅所依
据的理论不是马克恩和恩格斯，而是西方的经济学。
    薪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猫论”“摸论”“说不清论”不腔而
走，“三个有利于”成了人们瓜分国有资产的挡箭牌。在蓬勃发展
的非国有经济中，一个中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为之服务的舆论
呼之欲出，从文艺界、哲学界：文化界、经济学界，都在“冒出阴风”。
“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暗流”。薪茅作出结论：“中国全面私有化的准
备比演变前的苏东更加充分。”所以他迫切地希望找到一种真正巩
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
    薪茅进一步分析说，迄今为止的改革全部是“以经济人为导
向”的，也就是要解决利益机制的问题，即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
增进共同利益。这个理论同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对“经济
人”的阐述惊人地相似。
    尽管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成为以后大多数经济学流派
的前提，但是，薪茅否定这种理论，他甚至否定80年代那场对“大
锅饭”的批判，也否定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他认为：我
国工业在主要技术经济方面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当大部分是在“大
锅饭”和“计划经济”的50年代、60年代创造的。
    薪茅几乎对中国每一改革的行动都不同意。他说，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只知道为自己的收成劳动”．使得“社会主
义国家和封建地主对农民来说都是一样的”。工商企业的”‘承包
制”，使得“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集体观念遭到根本性打击”。商
品经济的本质和社会主义方向相去甚远，因为公有制是以集体主
义为推动力，而商品经济却“在实践中设计和培养出来越来越多的
利益主体”。改革所大力倡导的合资、拍卖、股份制，正在造成国有
资产的严重流失，而这正是国有企业每况愈下的原因。
    有鉴于此，薪茅认为，改革的出路不是向前走，而是回到过去
的年代，即让工人和干部以主人翁姿态而下是以经济人姿态参加
生产劳动和管理。“这样的经济将具有任何形式的私有制所不能
比拟的效率，能使效率和公平不再成为j对矛盾，正如我国五六十
年代的经济发展所初步展示的那样。”
    至于以”经济人”为导向的改革，薪茅认为，这无疑“强化了个
人主义价值观”，也造成了从企业到地方每一个利益主体同国家之
间的利益冲突，甚至还是经济犯罪如此猖撅之祸根，而且，它还“必
然呼唤私有制”。
    薪茅最后深深地怀念了毛泽东时代，并且发出异常尖锐的“警
世之言”。
    他说：“在苏联东欧变修的年代里，毛泽东同志和经济人倾向
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带出了一个共产主义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远
强千苏东的党，卓有成效地提高了人民克己奉公意识。”今天，“扭
转改革的经济人导向是挽救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出路”．“任何对
中间道路的幻想都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丧失最后生存的机会”。
    “新左派”的理论自有其独特的角度，但是，他们对于“文革”以
及旧体制的称赞，仍然令国内几乎所有的人不以为然。如此忘情
地赞颂过去的时代，在许多人看来，也包含着贬低邓小平时代、否
定改革开放的明显倾向。
            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
    1992年2月，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说，要多干实事，少说空
话。他说，会大多，文章太长，不行。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
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1997年2月，当邓小平去世以后，江泽民总书记说，我们一定
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牢牢地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切工
作都要服从和服务子这个中心。
    平心而论，  1997年中国思想领域的形势，很有些像1978年。
那一次，持有“左”的理论的人，大部不是身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
不能体会经济的濒临崩溃，更不去透彻地了解人民公社的破败以
及农民的艰辛，只一味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以为只要令中国的
现状适应毛泽东的理论，便可以万事大吉。这一次，“万言书”的作
者们和一些持有“左”的理论的人，仍然不是身在经济建设的第一
线，因此仍然不能体会经济建设中无数的难题，不会了解国有企业
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正在给人民的财产带来怎样的损失。只一味
拿着马克思的“本本”作标准来对改革的实践说长论短。从“主义”
出发，或者可能连“主义”的问题还不能准确说明，只能说是从“条
条”出发，无时不在告诫别人“应该怎样做”，却不问实际的情形究
竟怎样，以及究竟“能够怎样做”。
    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谈，有一句话便可以概括这种情况，叫
做：“争论的不干事”。
    “左”的思潮在邓小平去世前后拉开一派批评改革进程的势
头，并且凭借着种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但在改革第一线的人
们却有一个最简单也有效的武器，这就是实践。
    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年代里，人们手里的思想武器是”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标准”；
    第二次思想解放直到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年代里，人们手里的
武器是“三个有利于”、“不争论，干实事”。
    “我们没有时间争论”，上海市的一位领导这样说，“每天要做
的事情大多了。
    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谈，也有一句话可以概括这种情况，叫
做：“干事的不争论”。
    “争论的”接二连三发起争论的时候，“干事的”一如既往地干
事。                                          
    到1997年初，也即邓小平去世的这个月里，个体和私营经济
的发展较之1995年初“万言书”出现的时候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仅仅个体工业，在全部工业中已经占有大约16％的份额。个体商
业则更多，占有大约30％的份额。
    1992年，全国有2699万人在个体私营企业中，大约占从业人
员总数的4％，到1997年初，我们国家每100个就业者中，已有大
约9人在个体私营企业中从业。在这段时间里，城镇里面的新的
就业者，每10人中有1人是进入个体私营企业，其作用的增长是
无声无息的，只有一些调查材料可以让人们投以惊讶的目光。这
些调查当中有一份来自河北省，结果是，这个省里，90％以上的商
业零售饮食服务业网点属于个体或者私营，城里居民每天饭桌上
的饮食，有70％来自个体私营的营销。
    当然还不能说个体私营已经掌握了“国计”．但若说个体私营
已经掌握“民生”，却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然而最重要的变化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者叫做“四不
像”的经济组织形式的迅速蔓延。
    在浙江省温州市，80年代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要部分的经
济，到90年代中期，已经是股份合作制的天下。其非国有的工商
企业的税收，已经占政府全部税收80％以上。不仅如此，在这里。
股份制这种形式还在更大的领域拓展。道路、桥梁、学校、水电，等
等，大部是官民并举，公私混合兴建起来的。
    在福建省泉州市，被当地人叫做“混合经济”那一部分企业，已
经占全市企业的90％，其缴纳之税金，在政府的财政收入占了
85％以上。全市37家国有工业企业全部同外资合资，此后3年，
综合经济效益指标一跃而上，无一亏损。泉州市长何立峰说，“非
公有”和“公有”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非公有经济成分可以促进公
有制经济的发展。他所说的这些话，正是深圳市委书记厉有力所
阐述过的遭到批判的论点。而现在，却能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
报》上刊登出来，成为“解放思想”的新认识广为传扬。
    温州和泉州，都是民营经济最先崛起的地方，尽管如此，发生
这样的变化依然令人有“换了人间”的感慨。不过，更大的意外发
生在那些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曾经占有统治地位的地方。
    山东省诸城市，自从1995年出了一个“陈卖光”．国有企业和
集体企业的改制便迅速加快，两年当中，诸城工业经济的所有制，
已经完全是多样化之天下。其工业的严重亏损局面，也就从此成
为过去。
    安徽省风阳县，如前所述，它在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年代里，是
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但在80年代后期的几年中，凤阳不断发出苦
无出路的感叹：那时的工厂不是亏损，就是干脆关门。财政入不敷
出，县长吴庭美最头痛的事情是不能痛痛快快地给机关于部发工
资。“那是一个痛苦的年代”．他说，“老干部见了我便骂，连工资都
发不出，还不如‘文革’。“第一次思想解放带来的喜悦，似乎消失殆
尽。从1995年开始，凤阳不再用“公”与“私”来约束自己。数百家
一直挂着“集体”招牌的私营企业，在这一年全部摘掉了”红帽子”。
第二年，也即1996年，数百家集体企业，全部实行股份制或者股份
合作制。第三年，也即1997年，企业改制的行动推进到国有企业。
已经做了县委书记的吴庭美说，过去我们敢”包”．打破了农村里的
“一大二公”，现在我们敢“卖”，打破城镇里的“一大二公”显然。
凤阳现在已经不再有意识形态的“左”与“右”的阻力，但是吴庭美
说，他面临着另外一种阻力，这就是“利益的冲突”。比如县里最大
的国有水泥厂，投资数千万元建起来，多年以来只是在积累亏损，
从来没有向国家交过税。现在要拍卖，但工厂里数十名国家干部
全都不能同意，他们问，工厂卖了他们吃什么？他们的干部级别还
算不算？尽管有这些事，但是在凤阳，人人都说，改革的道路已经
再一次开通，思想解放也不会一劳永逸。一位副县长说得更加直
截了当：“凤阳今后不再搞单一公有制的企业。    ：
    在四川省，3700多家国有小企业的产权已经不再属于国有。
它们被民间资金购买后变成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的
企业。省长宋室瑞说，尽管这种做法在中国没有先例，但四川总共
近5000家国有小企业可能在1997年内全部完成产权制度改革。
    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和常州三十市，亦称“苏南”，是经济最为
发达的所在。这里在80年代曾经创造了影响全国的业绩。“以集
体经济为主体”是他们最引以自豪的方针。“苏南模式”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也就同“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交相辉映。
现在，苏南也在反省自己。相当普遍的看法是“集体企业体制存在
着潜在的危机”，不然，就不会出现效益不高和“穷庙富方丈”的现
象，苏南乡村两级集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就不会达到63％，更
不会出现经济增长赶不上亏损增长的局面。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
说，苏南的很多企业已经染上国有经济的毛病，所以也有一个继续
改革的问题。而苏南“继续改革”的最为突出的例证是宜兴。在过
去的两年中，宜兴将90％以上的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制或者
股份合作制止业。
    1997年5月6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皓若、
洪虎和王东，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许多省市有
50％以上的国有小企业进行了改革。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出现使许
多改制后的企业普遍提高了经济效益。还说，“国有企业的突破性
进展是股份制改革试点蓬勃发展。到1996年底，全国以国有企业
为主改建或新建的股份有限公司9200家，股本金6000亿元，共向
社会筹集资金1500亿元。上市公司530家，其中373家国家控
股，集体企业控股83家，国家集体控股的占总数的85％。
    于是，有记者问，推行股份制改革是否意味着缓慢地实行私有
制？副主任们的回答是：“股份制改革与实行私有制没有任何关
系。
    大约3个月后，《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凤阳“过去敢‘包’．现在
敢‘卖’，胆量来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一天后，新华社发布了
国家体改委一个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的指导意见，其中说道，“尊
重群众的实践，尊重群众的意愿，尊重群众的选择”，还鼓动大家
“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在四面八方风起云涌的企业转制潮流中，大多数地区自行其
是，转制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包括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
以及拍卖、祖赁、承包，等等。很多新生的企业亦“股”亦“合”，亦
“公”亦“私”．没有人能够说清它们到底属于什么，它们不像任何一
种既成的所有制形式，如同马和驴交配之后生出来的东西、非马非
驴，是骡子，或者是“四不像”。
    不过，最普遍地推行着的转制方式，可以归并为两种：股份制
和拍卖制。实际的进程中，拍卖企业更加盛行，但在公开的舆论
中，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途面”的味道。报刊的编辑们似乎不好意
思一下子将局面彻底地摊开，只是在说股份制如何如何，而较少提
到“拍卖”的事。至于那些实际主持转制步骤的领导者们，则在统
计的方面不断玩弄花样，强化那些看上去较有“公有”色彩的数字。
淡化那些看上去较有”私有”色彩的统计。比如江苏省某市政府提
出的材料说，全市乡镇企业365家，已经转制的322家企业当中主
要是依靠股份制，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拍卖的企业。这些数字自然
没有虚构，但是，在152家股份制的企业当中，只有23家原属集体
企业，其余则本来就是私营。而42家拍卖、转让、破产、停产的企
业，全部属于集体。换句话说，这里在企业转制中”卖掉”的大致是
集体企业，“股份”的大多数是私营企业。这样的事实，则又极少为
人关注。
    北京一位名叫秦晖的教授注意到这个事实。他主持的清华大
学中国农村乡镇企业转制问题调查组最近完成了《十字路口看乡
企》的报告。他之所谓”十字路口”，显然是在说乡镇企业现在正处
志们去何从之时刻。他赞成让群众在实践中开辟企业振兴的最佳
道路，甚至还引述了80年代农村改革中最著名的农业问题专家社
润生的话说：“不论创什么制度，不能不经历公共选择”。但是，看
来他对如火如荼的股份化潮流还是有着很强烈的担忧。他说，
1993年一1997年间浙江乡镇企业转制普遍推行。从1996年至
今，转制潮又波及江苏，目前尘埃未落。“但是，与目前传媒对股份
合作制的热情宣传相比，我们此次调查所涉及的乡镇企业股份制
改造案，却是失败多于成功。“
      秦晖列举典型案例说，江苏省江阴市，真正由集体企业转制为
股份制的只有寥寥几家，除了个别企业外，多数效果不理想，这使
“该市上下都有一种怀疑股份合作制是否可行的空气”。政府的文
件也说，“前两年推行股份合作制，转换机制的作用不甚明显”。就
厂长而言，职工成了股东后就更难对付，招待客人吃顿饭也要看职
工脸色，在分配方面，大股和小股闹矛盾，持大股者要多搞按股分
红；持小股的要多搞按劳分红；股东希望多分红，经营者希望多积
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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