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wugang (浩然天地::正气长存::::), 信区: Green
标  题: 交锋---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记实（四十二）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8月20日10:34:17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军事与泥巴 整理校对 http://mm.xxinfo.ha.cn

------------------------------------------------------------------------


提出“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
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
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一定是在批评“万言书”的作者拿着马
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比如江泽民说：“实践证明，我们
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
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显然也是针对“万言书”指
斥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努力
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
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
在回答“万言书”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江泽民所说的“排
除各种干扰”，当然包含着“警惕右”的意思，但由他的全部论述可
知，他的主要倾向，是在防止“左”。
    因之我们可以说，这是两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
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中国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反“左”的声
音立即就强大起来。
    北京的理论界认为，江泽民“五·二九”讲话，为我们国家建国
以来第三次思想解放带来了历史契机。
    5月29日，江泽民讲话的同一天，乔石在河南说，“要继续大
胆探索，敢于突破”。
    第三次思想解放将突破什么？突破姓“公”姓“私”的禁区。
              “左”倾思潮的最后一搏吗
    19g7年春夏之交，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已呈走火流
光的势头。
    我们的国家之所以有迫切的必须再来一次思想解放，是因为，
改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阻力之一，来自意识形态方面“左”的禁锢。
    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甚至还有政治方面的某些问题，比如腐
败），几乎全都同所有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但是，迄今为止
的改革中，所有制还是一个禁区。相当多的人口避触及所有制的
问题，即使实际的行动已经造成了所有制的变化，也是只做不说。
比如农村的改革，土地之外的其他生产资料已经属于农户所有，甚
至土地也可以转包了，这已经是所有制的多样化以及公有制实现
形式的多样化，其成功亦为世所公认，可是，我们始终不说是所有
制关系的变化，只说是经营方式的变化。又比如城市企业的改革，
推行企业责任制，说是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可是经营权真的同
所有权无关吗？明明是在探索国有制的更好的实现形式，明明提
出了“产权明晰”的问题，但就是不说所有制的不合理。政府正在
大力提倡建立新的经营机制，但难道经营机制不是由所有制决定
的吗？
    “明明是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和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
晓亮批评说，“却不说所有制改革”。
    “我们在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总是说，所有制是生产关系诸
因素当中最关键的因素”，经济学者樊纲说，“为什么说到我们自己
的问题时，就不承认这一条了呢？
    “改革已经推进到传统体制的核心部分”，吴敬法说，“而在这
个领域内传统思想的影响又表现得特别强烈和有害。
    人们之所以认为1997年5月29日这一天是一个转折，原因
正在这里。
    改革的锋芒，已经公开地指向所有制。这也许是改革的力量
最难过的一关。
    改革的阻力，也全力地集中于所有制。这也许是”左”的势力
的最后一搏。
    《当代思潮）和《真理的追求》两种期刊，仍然顽强地坚守着他
们的言论阵地。
    每逢双月的20日，是《当代思潮》杂志出版的日子。从1997
年春天开始，每逢这一天，我们便可以在这本杂志上看到至少一篇
文章，这些文章前赴后继，一律严厉地批评“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
构”的主张。其中有些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发，似乎是要
让文章增加一些权威的光彩。
    1997年4月20日．第44期《当代思潮》上刊登“特约评论员”
文章，《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和实质》，其中大部内容，出自“第
三份万言书”。作者指责，“提出改变公有制或改变公有制实现形
式的主张，实际上就是私有化。”还说，有人把马克思讲的公有制说
成是股份制，“是严重的误解和曲解”。这些内容，曾经由第三份
“万言书”详细论说。现在又能择要发表，看来作者对于自己的观点
有着极大信心，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将争论进行下去，并且使其公开
化。
    1997年6月20日．也即江泽民“五，二九”讲话一个月后，《当
代思潮）第45期发行，上载文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以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战略方针》。
    作者说，必须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经
济主体一～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个“必要补充”就是非公
有制的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度”，超过这个“度”，不真正维护公有
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不能说是正确地贯彻国家经济方针了。作
者的意思相当明确：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能由非公有的“补充地
位”来保证，否则公有制经济就将大势去矣。所以，他又说，“现在
的问题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
济，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已经威胁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
且，“已经出现的多元化的经济利益关系，产生了为非公有制经济
服务的意识形态及专为其利益辩护的代言人。
    对于国有经济的苦无出路，作者有另外的看法。他说，那是因
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在对国家对社会负担上的严重
的不平等。公有制经济几乎提供了改革开放（包括非公有制经济
的）全部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证，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社会义务和社
会责任。
    在作出这种判断之后，作者进一步指斥”一股非议、责难公有
制经济的舆论”，说这是“不承认并进而要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
地位，要用私有化代替国家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
井同发展的方针。”
    1997年8月20日，《当代思潮》第46期刊登文章：《论坚持公
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作者名叫宗寒。这时候
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已经世人皆知。想来宗寒在写作此文的
时候已经读到，所以笔下谨慎，语调平和，看上去也是摆事实的。
不再仅仅凭着马克思的本本作依据，而是听从了江泽民的关于学
风的劝告，开始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来讨论问题。
    作者论述的焦点，仍然是所有制，不然，他就不会说“生产资料
所有制问题，是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也不会断言“如果
不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些基本关系（包括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
主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联合劳动分工合作按劳分配，不再是剥
削与被剥削）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整个社会的性质也就随之而发
生根本的变化。”
    作者显然试图针对“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相反的根据。道理
很明显，既然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那么，保卫原有的所有制体系，也就必须保卫原有的对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
    按照作者的结论，中国的城市经济“基本上是社会化大生产”、
“集体所有制工业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
度“也呈不断提高之势”。
    作者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他的结论。他说，  1995年底。我
国30多万家工业企业中，有国有企业8．7万多家，城镇集体所有
制企业4．6万多家。国有工业拥有固定资产净值21363．8亿元，
平均每个企业实有资产1248．8万元。其中4685家国有大型企业
平均每个拥有资产超过6亿元，固定资产净值2。96亿元；10983
家国有中型企业平均每家拥有资产8604万元，固定资产净值
3691万元；72237家小型国有企业平均每家也拥有资产1124．8万
元，固定资产净值473．3万元。一个鞍钢，固定资产净值比1952
年全国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净值要大1．2倍，钢产量比1952年全国
钢产量大5．6倍。宝钢的固定资产净值比1952年全国工业固定
资产大9倍。即使是那些小企业，也并不是很小。目前全国国有
小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净值，比建国初期全国固定资产净值的总
和大19倍，流动资金大18．5倍。平均每个小型企业的固定资产
比建国初期全国大中小企业平均额大7．6倍。全国国有小企业的
资产总额比1985年全国大中型企业的资产总和高78％。
    依据这些数字，作者说，城市工业集中了全部生产资料的大部
分，并且已经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工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在
全社会固定资产中占的比重，1952年为44．6％，1994年为62％；
定额流动资金在全社会定额流动资金中占的比重，1952年为2％。
1993年为54．3％；总产出占的比重，1952年为34．4％，1993年为
71．4％；创造的国民收入所占比重，1952年为19．5％。1993年为
51．7％。与美、英、日、德、意、法功口等七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总
和相比，目前我国的钢产量已经相当于三分之一，煤产量相当于
159％，石油产量也是三分之一。“可见，我国目前主要工业生产资
料的社会化程度，不仅已经大大高于马克思生活时代的西方工业
国家的社会化程度，而且与当前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很可观
的。”
    作者接着谈到集体企业的“集中程度”：大型集体企业的资本
金和固定资产高于和相当于国有中型企业，更大大高干国有小型
企业：中型集体企业与国有中型企业不相上下，也大大高于国有小
型企业，小型集体企业的集中程度低一些，也相当千国有小型企业
的36％。“所以，一说到集体所有制，就一律地认为它生产社会化
程度很低规模很小，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作者的结论是，“既然生产资料这么集中，既然这些生产资料
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劳动的结晶和成果，那么，它就不能归个
人所有，而必须归劳动者共同所有，即归国家代表的全民所有和集
体所有。
    作者显然是想要证明他一直没有说出来的一个结论：中国已
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初级阶段”了，所以也不能以这种理论为根
据来确定改革的方针。
    在1997年的夏季，的确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陷入思想和理
论上的歧路，甚至是“茫茫迷雾”、“大风大浪”。
    就在8月20日这一期《当代思潮》里，编者写道：“为什么需要
社会主义？这是人们普遍希望弄清楚的问题，更是社会主义理论
中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只有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在茫茫
迷雾（一些人已经制造并还在继续制造种种思想的和理论的迷雾
误导人们）里，在大风大浪中，自觉地坚定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也才会懂得怎样科学地完整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当代思潮）编者的这一番活，乃是为发表爱因斯但的一篇文
章而作。那篇文章写于1949年5月，题为《为什么需要社会主
义》。爱因斯但在文章里愤怒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掠夺资
本，掠夺劳动的“无政府状态”，指出资本家控制政党、把立法机构
和选民分离开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报纸电台和教育，造成一支
失业大军，并且也造成了对人的社会意识的摧残，而“摧残人是资
本主义的最大罪恶。
    他说：“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消灭这种邪恶的灾祸，那就是建立
社会主义经济。”
    但是，爱因斯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反而指出“计
划经济还不是祉会主义，计划经济完全可能滋生出对个人的奴役。
社会主义的建成，还需要解决若干极其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
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如何才能防止行政官员具
有无限权力和傲慢自负？个人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和如何确保民主
力量制约行政权力？”
      很明显，爱国斯但在40年代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是“什么是社
会主义”，这也是从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国人在争论和探索着的
问题。《当代思潮》的编者似乎并不想理会爱因斯但提出的问题。
只是凭借爱因斯但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来抒发自己对于中国今日
改革现状的愤怒。
      这些编者的苦心孤诣，还体现在这同一期杂志发表的另外一
篇文章当中。那篇文章的作者郝立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
方正在焕发出勃勃生机，因为他亲眼看到了1996年盛夏伦敦马克
思主义大会的盛况。“这次大会令人瞩目，盛况空前。气氛热烈。
场面感人”，作者写道，伦敦市中心的一些主要街道和许多大学校
园增添了一道新景观。许多印有鲜艳红旗图案和“MARIXISM96”
字样的宣传画格外引人注目。来自英国各地以及西欧、北美、亚洲
十多个国家的6000多名代表云集伦敦，举行了为期一周的…96
马克思主义大会。会议地点设在伦敦大学，共举行了260多场报
告会和讨论会。在众多的与会者中，工人、学者和大学生占主要成
分。许多大学生身穿印有“马克思主义”字样丫恤衫，来回奔忙。
义务为大会服务。大会专门设点出售各种理论书籍，包括数百种
正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研究书刊。
      很明显，《当代思潮》第46期的编者期望读者产生一种持久的
联想：连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但都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消灭邪
恶，连现代西方都在兴起马克恩主义的热潮，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
信那种种否定社会主义的“茫茫迷雾”？
      在以往一些理论的争论当中，《真理的追求》一向为《当代思
潮》的盟友，这一回自下例外。它在1997年第6期发表一篇文章
来概述一次理论研讨会的观点。文章题为《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
地位”理论研讨会综述》。其中说道：“国有制是全民所有制的唯一
形式”“用‘国家控股制’代替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以改造社会
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国有企业变成股
份制企业，企业的所有权就发生变更。所有者将不再是以国家为
代表的全体人民，而是出资者。”作者还“综述“这个理论研讨会的
观点说：“迄今为止，由于实行了股份制改造而取得了明显经济效
益的实例，一个也没有。
    此后，不知是由于听到了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还是由于其
它的原因，《真理的追求》的批判锋芒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指向
人，而是批判书；不再直接批判他们认为错误的观点，而是借题发
挥。它1997年第7期上刊登文章：《（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是怎样
编造经典作家的论述的》作者肖力严正地指出，南德研究院编写
的《股份制就是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股份制》公然篡
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
    肖力批评的这本书，的确是在用“语录”来阐述马克思主义。这
本身就是已经失败且被人们抛弃了的方法。但是肖力所说的不是
这个，而是语录本身具有极大的问题。
    肖力说，当他从南德集团主办的《南德视界》第276期上读到
该书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2条语录后，不禁为之愕
然。他列举出3条语录，指出，其中两条是篡改，一条纯属伪造，另
外的9条，也充满着歪曲的伎俩。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股
份制的全部论述，都是针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讲的，并无只言片语
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股份制。日此，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
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制就是社会主义要求的那种公有制。是完全没
有根据的。”然后，肖力指出，”南德研究院恰恰是在（股份制就是公
有制）这个大论断下和大标题下来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的。
显然这是把编者的看法强加在了经典作家头上，从而在总体上构
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歪曲。”                      “
    肖力最后摆出了从实际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的态度。他说，”简
单地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标准来否定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中的股份制，或者用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办法来肯
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股份制，都是不正确的。
    这一段话看上去是不偏不倚的，但实际上还是具有一种明显
的倾向：否定股份制只是“简单”的问题，而肯定股份制则是“歪
曲”。                                            
    《真理的追求》批判的第二本书名叫《理解市场经济》。作者仲
一夫说它的要害是“为私有化献策”。仲一夫的文章发表在9月
11日出版的1997年第9期上，这是十二大召开的前一天。
    被批判的书的作者是几个外国人、包括奥斯陆挪威管理学院
教授A·J·伊萨克森、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副教授、伦敦经济政策
研究中心研究员C·B·汉米尔顿，和冰岛大学教授、伦敦经济政策
研究中心研究员T·吉尔法松。199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它
的英文版。
    仲一夫说，这本书的“实质性内容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怎样全
面实行私有化”。其“为私有化献策”的内容有：
    一～宣称私有化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核心内容，要
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私有制。
    ——断言没有所有权，没有资本家，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市
场经济，新政府的任务是要制定保护私有制的法律。
    ——声言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最重要的改革。
    ——提出国有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出售。
    ——提出国有大企业私有化的方式：建立投资公司，将国有大
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向居民出售或赠送股票。
    一一一主张让外国人购买国有企业。
    一～推销波兰一学者的主张：多给官员股票，让他们从改革的
阻力变为改革的动力。
    “他们真可谓用心良苦！”仲一夫感叹，“但他们的用心没有白
费，所提主要论点和主张，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差不多都已经一一变
成现实。
    在文章结尾处，仲一夫悲愤地写道：
    “在那里，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观点在政府决策层
和主流经济学家中已占支配地位”；
    “在那里，已经制定了保护私有制的宪法和法律”；
    “在那里，国有企业私有化却是成了最重要的改革、
    “在那里，国有企业私有化按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进行，小私
有化即把国有小企业出售给本企业职工、劳动集体、个人或外国
人；大私有化即把国有企业股份化，建立股份公司”：
    “在那里，私有化已经造成了两极分化，并且已经造成了新的
资产阶级”：
    “在那里，私有化已经从根本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
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制度”。
    仲一夫没有提到《理解市场经济》的观点是否正在影响中国的
改革，但是他提到这本书的中译版在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的批判这本书的文章，题目就叫作《一本为私有化献策的
书》。
                    不想争论也不行
    《中国经济时报》是一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报纸，对
开，周四刊。像《当代思潮》一样，这张报纸在1997年夏季也选择
了一个日子来表述一些观点，不过，不是“20日”而是“周二”。它
所表述的观点，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中国经济时报》显然是在从事一次有组织的活动。它在头版
头条位置开辟了“时报专访”的专栏，专门请一些知名人物来发表
见解。从7月底开始，每逢周二刊出一次。经过若干星期，忽然停
止，几周之后恢复，仍然是学者文章，但已取消“时报专访“的栏题。
      第一篇“时报专访”刊登在7月29日，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
《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赏思教授与记者斯人的对
话录。斯人特别注明，邢责恩是在离京赴北戴河前夕接受采访的。
中国人几乎全都知道，中央领导人每年夏季要在那个海滨胜地召
开会议，所以，记者的这个”注明”就不免让人产生某种联想。
      一年多以前，邢责恩曾经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马克思
主义不动摇——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他在
那篇文章里面说，在当今中国。确实存在着从不同方面怀疑、反对
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现在有人理直气壮地打着中央强调的’不争
论’这一旗号。散布一些错误思想。‘不争论’有个前提，不能让一
些错误思想干扰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中央提
出的‘不争论’是指不搞无谓的争论。”此文发表于1996年6月6
日，他在那一天所说的“错误思想”看来是针对“左”和“右”两个方
面。但是，在1997年7月，邢贯思在谈论这场争论的时候，开始毫
不容情地指责“左”的干扰。他所谈论的题目便是“充分认识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坚决防止’左’。”
      他说，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个讲话至今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倒不仅仅是由于有些同
志写了一些长篇东西对我们的现行政策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小平
同志的理论不以为然。这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
很深刻的问题：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党
内外还不是很一致。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这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
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左’的东西现阶段最基本的一个表现
就是超越历史阶段。无非是你们现在搞的一套东西右了，你们这
套东西不符合马列。那么我要间究竟什么叫马列呢？难道符合中
国国情、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是右？还是你们自己要搞
的那一套东西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
    应当说，党的高级干部将几年来的争论直接地公开在报纸上。
这还是第一次。然而邢贪思的这一段话当中还有更加重要的信
息，那就是，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乃是针对“万言书”（邢责思
称之为“一些长篇东西”）中“左“的倾向而发。
    邢责恩接下来的话更加激烈：“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
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
着邓小平同志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
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
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


--
                                                           ┏━━┓           
         ┏━━┓                                          ┃无  ┃           
         ┃有  ┗━━━━━━━━━━━━━━━━━━━━━┛欲则┃           
         ┃容乃┏━━━━━━━━━━━━━━━━━━━━━┓  刚┃           
         ┃  大┃                 ── ─- ─ －－－ - -   ┗━━┛           
         ┗━━┛                  ── ─- ─ －－－ - -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FROM: kiss.hit.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