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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nter (城市猎人), 信区: Green
标  题: 海权论(3)
发信站: 紫 丁 香 (Sun Jan  9 16:35:41 2000), 转信

六、政府特征
    在讨论由其政府与机构对一个国家的海权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时，有必要回避过

于哲学化或将注意力局限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及其直接结果的趋向，同时在探索看似遥远

实为根本的影响方面却又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尽管如此，必须注意到，具有各种相应机构的政府的特定形式，以及此一时或彼一

时的统治者的特征，对于海权的成长已经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一个国家及其民众迄

今所具有的各种特征，构成了一个国家——正如同一个人那样，开拓其事业的天然性格

特征。政府的行为相应地对等于孜孜不倦的意志力的运作。这种力量依其明智、富有生

命力与楔而不舍，或是与此相反，可以导致一个人生活或一个国家历史的兴衰成败。
    一个完全与其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
，
这一点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在谋求海上权力方面，一个充分吸纳其民众的精神并完全

意识到其真实倾向的政府，只要目光坚定，方向明确，最为光彩夺目的成功就会接踵而

至。当民众的意志，或者他们最佳的自然的代表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占据某种较大份额时
，
这样一个政府肯定是最为稳定的。然而，诸如此类的自由政府时常也会暴露出某种不足
，
而专制国家运用其辨别力与持续性，能够频繁地造就庞大的海上贸易与一支威风凛凛的

海军，比起自由民族通过缓慢的程度所能达到的程度来，具有更大的直接性。后者情况

的困难在于某一特定君主死亡之后，能够依其体制的稳定性确保其政策的延续性。
    英格兰毫无疑问也已经走到了任何近代国家海上霸权的颠峰。其政府的一举一动引

人注目，在一般的方向上，此类行动是持续不断的，尽管通常远非是值得赞赏的，它坚

定地朝向控制海洋的目标。其中一个最为傲慢无礼的表述可以追溯远至詹姆斯一世的统

治时期。当时在其三岛之外，它几乎还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并且，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

还没有来得及拓展。这里有一段黎塞留的叙述：
    萨利公爵，亨利四世的大臣（一位有史以来最具骑士风度的王子），在通过一艘主

桅之上悬挂着法兰西国旗的法兰西船驶离加莱之后，一进入英吉利海峡，迎面就碰上了

一艘在那里等侯他的英国通讯快艇。后者的指挥官勒令这艘法国船降旗。考虑到自己的

身份可以使其免于这种冒犯，公爵勇敢地拒绝了。然而，这一拒绝却招来了三颗加农炮

弹。炮弹在击穿了他的船的同时，也击穿了所有上等法国人的心。力量迫使他进行了为

其权力所不容的屈服。
    对于他所发出的满腹牢骚，那位英格兰船长给出的答复是：“促使您尊重其大使官

位，并服从于作为海洋主宰者之旗帜的荣耀是我的职责。”如果是詹姆斯国王本人的话
，
也许会稍稍礼貌些。大概除了迫使公爵谨慎从事之外，并不会造成其他后果。公爵则会

假装心满意足，然而他的伤口却总会时时作痛，并且永远也无法治愈。亨利大帝不得不

对此事从中调解；但是，在另一场合，却下定决心依赖力量来维护其王位的权力，这种

力量能够借助于时间，使他足以纵横驰骋于大洋之上。
    依照近代的看法，这一无法原谅的粗暴举措并不是与那时的国家精神完全格格不入

的。主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格兰不惜一切代价宣称自己对于海洋的主宰目的的最初

表述外，那种侮辱居然是由其一位它的最为胆怯的君主对一名直接代表着法兰西最勇敢

最骑士的统治者的使节发出的。所谓国旗这一空泛的荣誉感，除了作为一个政府目的外

在表现以外，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宣誓，但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却一直得以坚持不懈，

正如同在国王们统治之下一样。在荷兰人1654年灾难性的战争后，这也是他们所同意的

一个和平条件。克伦威尔绝对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暴君，他时时刻刻地敏锐意识到有关

英格兰的名望与力量方面的所有事物，并且决定在增进这些名望与力量的空洞礼节上大

步向前。英国海军当时几乎还没有掌握海上的霸权，然而，正是在克伦威尔的高压统治

之下，这支海军进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遍布于世界各地——在波罗的海、在地中海
、
在北非；在西印度群岛的英格兰舰队需要英国的权利或者对于其暴行作出补偿。正是在

克伦威尔的统治之下，对于牙买加的占领便揭开了通过坚船利炮的方式扩张其帝国的历

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对于英格兰的贸易与航运业的增长同样强劲有力的和平性措施

也不能被忘却。著名的克伦威尔的《航海法》宣布，所有运往英格兰或其殖民地的进口

物品必须排他性地使用属于英格兰本国的船舶、或属于所携带产品种植或生产国的船舶

加以运输。这一法令，其目标专门针对荷兰——当时欧洲的公共运输国，却在整个商业

世界受到了普遍的憎恨。然而，在那些民族冲突与国家敌对的岁月里，这其中带给英格

兰的好处是如此之明显，以致于在君主政体下，它能够得以长期延续。
    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又发现了纳尔逊。在其轰轰烈烈的事业尚未开创之

前，就已通过在西印度群岛针对美洲商船实施同样的法令，显示出其要为英格兰的航运

业谋求福利的热情。克伦威尔死后，查尔斯二世登上了其父的王位。这位国王尽管惯于

欺骗英格兰民众，却仍然对于英格兰的荣耀以及政府海洋政策传统忠心耿耿。他意在使

自己独立于议会与民众，在其与路易十四叛国性的勾搭里，他曾写信给路易道：“对于

一个完美的联盟，这里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法兰西目前正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商业，并

力图成为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海洋强国。这是引起我们疑虑重重的一个原因——而我们

只能依赖于我们的商业与我们的海军力量才会占据一席之地。这一原因是如此之重大，

以致于法兰西朝着那个方向所采取的每一行动步骤都将加深这个国家之间的猜忌。”在

两个王国谈判对荷兰共和国发动臭名昭著的进攻的过程中，在论及谁来统率法兰西与英

格兰联合舰队时，曾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查尔斯在这一点上毫不妥协。“控制

海洋，”他说，“这是英格兰的传统。”他直率地对法国使节说道，如果他作出让步的

话，他的臣民将不会听命于他。在计划对于联合省的分割中，他为英格兰还挣得了进行

海上劫掠的阵地，这些地点控制着须耳德河与缪士河的河口。在查尔斯统治下的英格兰

海军曾一度继承了由克伦威尔铁腕统治下所创造的精神与纪律，尽管后来英格兰海军士

气普遍低落，这种状况成了其邪恶统治的主要特征。蒙克曾犯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

误，即遣送走了其舰队的四分之一，然而，在1666年时，却发现自己掌管着一支拥有极

大优势的荷兰军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犹豫地就发起了进攻，并且一连三天战果

辉煌，尽管也遭到了一些损失。这样一种行为并不是战争，而是一心一意地图谋英国的

海上地位，并以此指导其行动。对于英格兰民众以及它的政府而言，这早就是他们的共

识与追求，但却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许多风风雨雨之后才确立了最终胜利的神秘符咒
。
查尔斯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本人就有海员背景，并曾指挥过两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

当威廉三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时；英格兰政府便与荷兰政府携起手来，继续合谋专心致志

地对付路易十四，并一直延续到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确立了对法国的

海上优势。这一过程便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英格兰政府愈发稳定，目标明确，继续推进其海洋统治的范围，促进其海洋霸权的

成长。作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在海上，它痛击了法兰西；作为一个狡猾的朋友——至少

许多人相信这一点，它耗尽了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英荷两国的条约规定，关于海上力

量，荷兰应有八分之三的规模，而英格兰却占八分之五，接近于荷兰的两倍。这样一个

条款，再加上另外一条，即使荷兰维持一支102，000人的陆军，相比之下，英格兰只有

40，000人，这实际上就等于将陆地战争扔给了一个国家，将海上战争扔给了另外一个国

家。无论是有意摆弄与否，这种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乌得勒支和约当中，荷兰获得了

土地赔偿。英格兰除了在法兰西、西班牙以及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通商特权以外，还获得

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Mahon）等至关重要的海上据点，以及纽芬兰、新斯科夏

半岛与北美洲的哈德逊湾。从此，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从地平线上消逝了，荷兰

的海军也因此而江河日下，而立足于美洲、西印度群岛、地中海，英格兰政府因此能够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变英格兰王国为不列颠帝国的道路。
    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和平成了两个海洋强国——英格兰与法兰

西国内执掌大权的重臣们的主要目标。然而，在一个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大陆政治风

云变幻，到处滋生小规模的战争与转瞬即逝的条约，英格兰的眼光则坚定地汇集在了维

持其海上霸权之上。在波罗的海，它的舰队遏制住了彼得大帝对于瑞典的不良企图，保

持住了那片海域的势力均衡。正是从波罗的海，英格兰不仅获取了一笔巨大的贸易，而

且也得到了其海军仓储的主要来源——沙皇正是力图要把波罗的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的
。
丹麦力图建立一个得到外国资金资助的东印度公司，英格兰与荷兰不仅禁止本国臣民参

与其中，还对丹麦进行威胁恐吓，因此阻止了一项在他们看来必将与他们的海上利益背

道而驰的事情。在尼德兰——通过乌得勒支条约就已转让给了奥地利，在皇帝的恩准之

下，一个以比利时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这一步骤意味着要通过

低地国家天然的须耳德出海口，恢复为他们所失去的贸易，这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海上

强权英格兰与荷兰的反对。对于贸易垄断地位的贪婪——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又助约为

虐——使他们又在数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扼杀掉了这一公司。在地中海，乌得勒

支协定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扰，而皇帝在当时欧洲政治的格局中，正是英格兰的一位

天然盟友。在英格兰的拔刀相助之下，皇帝已经据有了那不勒斯，还宣称要用西西里岛

去交换撒丁岛，但遭西班牙拒绝。其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塞尔伯诺尼的掌握之下

刚开始复苏，就于1718年为帕萨诺海角之外的英格兰舰队击跨并加以全歼。第二年，一

支法国陆军在英格兰的意旨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最终完成了摧毁西班牙的码头、

船厂的使命。
    此时，英格兰除了亲手握有直布罗陀与马翁港之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也在其盟友

掌握之下，而它的一位宿敌却被打得一蹶不振。在西属美洲，英国所享有的通商权——

趁西班牙困难时强取豪夺而来的——通过广泛并几乎不加掩饰的走私体系而大肆加以滥

用。当气急败坏的西班牙政府走上极端，改而进行镇压之时，主张和平和主张诉诸战争

的两位英格兰大臣或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或为了此事对英格兰的名誉所带来的影响
，
提出要据理力争。英格兰的政策意在稳健地拓宽与加强自己对海洋控制的根基，与此同

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却似乎对于由于担心它的海上实力的增长所产生的危险视而不

见。很久以前由于西班牙的实力自高自大所导致的苦果仿佛也被淡忘了；由路易十四的

野心以及被他的那种被夸大的实力所引发的血腥而又代价高昂的战争的新近教训好象也

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在欧洲政治家的眼中，这里正在稳定地并清晰可见地成长起第三种压倒性的力量。

它注定要被自私自利、侵略性地加以使用，尽管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比起任何先于它

而存在的力量来说，这种使用还会更为成功。这就是海上霸权。它的一举一动由于比起

兵刃的碰撞要安静得多，因此并不那么经常被注意到，尽管在表面上正在足够清晰地崭

露头角。几乎无法否认的是，在为我们的主题所选择的几乎整个时期内，英格兰并未建

立起对海洋的控制地位无疑是确定最终问题的军事因素中的主要成份。然而，到目前为

止，这一影响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即被预见到。在此后十二年的时间里，法兰西为统治

者的个人危机所驱使，与英格兰携手并肩对付西班牙。1726年当夫勒里以路易十五之教

师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时，尽管其这一政策得以逆转，法兰西海军却还未受到重视
，
并且对于英格兰的唯一打击只是一位波旁王太子于1736年荣登两西西里的王位——而波

旁王朝正是它的天然宿敌。当1739年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时，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已不

止等同于西班牙与法兰西联合舰队。在接踵而至的近二十几年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这种

数量上的悬殊拉大了。在战争中，英格兰最初只是凭直觉，后来意识到抓住此机遇极可

能确立自己无与伦比的海上霸权，政府便主动引导。确实，迅速崛起成为强大的殖民帝

国，其根基已经根深蒂固地奠定于它的那帮殖民者的特征与其舰队的力量之中。在严格

的欧洲事物中，它的富裕以及它的海上强权，使得它在相同的时期内能够扮演一个显而

易见举足轻重的角色。在马博罗[5]战争之前半个世纪开始，并且在半个世纪后的拿破仑

战争中得到最广泛发展的津贴制度，起到了为它的盟友输血打气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

津贴，它的盟友如果不是失去了战斗力，就是元气大伤。谁能无视这样一个政府：一方

面，用金钱的生命线巩固其在大陆上渐入昏迷的盟友，另一方面，将其敌人从大海上和

他们的主要占据之地赶跑——加拿大、马丁尼克、哥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使其

国家在欧洲政治中叱咤风云？谁能够不注意到，聚集于那个政府内的力量——陆地面积

狭小，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居然直接起源于大洋之上？英格兰政府对于战争所奉行的

政策可由皮特（Pitt）的一篇演说辞来加以清晰的阐释。皮特是那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代

表，尽管在进程终结之前，他就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皮特对其政敌已缔结的1763年和约

[6]大加讨伐，他宣称：“法兰西主要是，如果不是绝对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海洋与商业

强国的大敌。在这一方面，我们之所获对于我们定有所值。毕竟，这来源于它的痛苦。

你们却给予法兰西，使其海军获得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可能性。”然而，英格兰的收

获终究十分丰厚，其对印度的统治得到了保证，密西西比以东的北美地区都落入了它的

掌心。到英格兰政府向前推进的轨迹跃然纸上之时，它借助于传统的力量，并坚持不懈

地加以遵循。从海权论的观点来看，美国独立战争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失策，而英格兰政

府由于一系列的自然的错误而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其中。它撇开政治和宪法上的考虑，把

问题看成是纯军事或海军的。实际情况则是：在远离英格兰的地方，美洲殖民地变成了

规模庞大、日渐发展的共同体。当然只要他们仍然心系本土，正如同他们当时充满激情

那样，他们就能形成为英格兰在那个世界海上霸权的一个坚实基地。但是，他们的范围

与人口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再加上与英格兰相距甚远，以致于无法指望通过暴力的方式

对他们进行控制，如果任何强国愿意拔刀相助的话。
    这个“如果”包含着十分明显的可能性。法兰西与西班牙所受之屈辱是如此难以忍

受，并且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们肯定总想寻机报复。众所周知的是，法兰西正在仔

细而又迅速地扩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只是十三个岛屿的话，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本

来就会很快使此问题迎刃而解的。然而，事实上所出现的并非那种仅仅只是由于狭隘的

相互猜忌而阻隔，那种并不难克服的普通的危险。深思熟虑地加入这样一场冲突，试图

通过武力的方式控制如此广阔的、拥有庞大反抗人群的土地，并且是在距离本土如此遥

远的距离之外，就注定要重新点燃与法兰西和西班牙七年战争的烈焰，而美洲殖民地的

人群将会反抗而不是支持英格兰。七年战争成了如此沉重的包袱，一个明智的政府本应

该心里明白，将无法忍受住新的负担，因此有必要安抚美洲的殖民地居民。然而，那时

的政府并不明智，结果是英格兰海上霸权的很大一部分被献上了祭坛。当然，这只是失

误，而不是存心所致；只是由于傲慢，而不是由于衰弱。
    由于这个国家状况的规定性，坚定地执行一以贯之的政策在英格兰屡屡更迭的政府

并不难做到。在某种程度上，目的单一性只是强加的。牢牢地保持住它的海上霸权，傲

慢地确定其军事成份得以保持的备战的明智状态等等，更多地都是由于其政治制度的特

征。这种制度实际上在政府出现问题的时期，将它交给一个阶层——有土地的贵族阶层

的手中。这样一个阶层，无论其有何缺陷，总是迅速地接受挑战并能执行一种健全的政

治传统。自然，它深为这个国家的荣耀地位而深感自豪。相对而言，对于使这种荣耀得

以维系的共同体的痛楚并不那么敏感。它乐意为准备战争和延续战争而加增金钱上的重

荷。并且由于作为一个富裕的团体，它会感到这些负担并不嫌多。由于并不是商业性质

的，这个阶层自身财富的来源并没有立即遭受危险，它并不分享那些财产毫无保护、生

意颇受冲击的人们的那种政治上的谨小慎微——这便是天下闻名的资本的胆怯。然而，

在英格兰，这一阶层并非对于所触及的贸易或好或坏的事物无动于衷。议会两院在仔细

地关注于它的扩张及其保护方面相互竞争不已，一位海军史学家就将海军管理中执行权

不断增长的效率归结为议会调查的频率。这样一个阶层也天然地吸纳和维持着一种军事

荣誉感。这在军事组织尚不能提供为今天所称的“团队精神”的足够的替代物的年代里
，
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阶层充斥着阶级情绪和阶级偏见，这使得他们自己在海军正如

在别的地方一样令人敬而远之。然而，他们的实际思想却使得从出身低微的阶层跃升到

最高地位的道路敞开着。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从民众当中的最底层跃升为海军统帅的

人物。在这一方面，英格兰上层阶级的脾性明显区别于法兰西的上层阶级。迟至1789年
，
到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兰西海军的花名册上仍然登录着一名军官的名字，他的使命就在

于去查找那些力图进入海军学校的人们的贵族出身证据。
    自从1815年以来，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英格兰政府已经将非常多的东西递交到了平

民百姓的手中，其海上霸权是否将会因此而受损，尚有待于观察。其广泛的根基仍然存

在于庞大的贸易、巨大的机械工业和遍及全球的殖民体制之上。一个民主政府是否具有

这种远见，具有对于国家的地位与信誉度的敏锐的知觉力，以及在和平时期通过投入足

够数量的金钱确保其繁荣的意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军事备战所必需的——仍然还是

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在公众中名声极好的政府一般而言并不喜欢军事开支，而无论多

么需要。英格兰趋于落后的迹象就在这里开始出现了。
    已经看到的是，荷兰共和国从海洋中提炼出了它的繁荣与生命，在程度上甚至超过

了英格兰。其政府的特征与政策就是远不那么赞同持续地维持着海上强权的地位。荷兰

由七个省份组成，其政治名称又叫着联合省，其权力的实际分配可以为美国人大致描述

为《各州权限》法案的一个夸张的事例：每一个濒海省份都有它自己的舰队和舰队司令

部，以及随之而来的猜忌。这一非组织化的趋势部分地由于荷兰省的巨大优势地位而抵

销了，光是荷兰省就提供了整个国家六分之五的舰队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税收。结果，其

在指导国家的政策方面，也取得相应比例份额的地位。尽管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

能够为自由作出最后的牺牲，然而，民众的商业精神却浸透了政府，以致确切地说，荷

兰政府应被称为一个通商贵族集团。这使得这个政府厌恶战争，憎恨为进行备战所必需

的每一笔开销。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直到危险迫在眉睫，这群市长大人们才肯为着他

们的防御战而勉勉强强打开腰包。尽管共和国政府最终得以延续，然而，对其舰队的开

支却是厉行节约最不讲究的。直至1672年约翰·德·维特去世以及1674年与英国缔结和

约，荷兰海军处于一个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能与英法联合海军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的地位
。
这一时期荷兰海军的效率无疑使这个国家免遭为那两个国王所精心策划的毁灭的命运。

随着德·维特的去世，共和国时期也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实际上是威廉·奥兰治的君

主制政府。这位君王的毕生政策就是去抗衡路易十四以及法兰西强权的扩张。这一抵抗

采取了陆地战的形式而不是在海上兴师动众——这一趋势完全是由英格兰退出战争而引

起的。早在1676年，德鲁特海军上将就发现分配给他的部队无法单独与法兰西抗衡。由

于荷兰政府一心一意地关注于陆疆，荷兰舰队很快就衰落了。1688年，当威廉·奥兰治

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去英格兰时，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群起反对道，海军在实力上已经

一落千丈，同时也失去了其最能干的指挥官。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这位威廉三世仍然

保留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以及他的一贵的欧洲政策。他在英格兰找到了为他所

需的海上霸权，并将荷兰的资源用作地面战争。这位荷兰王室同意在联合舰队协商战争

时，荷兰海军统帅们应该位居官阶较低的英格兰军官之下。当荷兰人迎合英格兰的需要

时，荷兰对于海洋的利益就被牺牲掉了。1702年，威廉三世死后，其政策仍为继任者所

因循套用，其目的完完全全集中在陆地之上。在乌得勒支和约缔造时，由于荷兰并未对

海洋提出要求，因此在海洋资源、殖民地扩张以及商业利益上一无所获。
    关于这一系列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荷兰人的精打细算极

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声望和贸易。他们在地中海的军舰总是供应短缺，他们的运输队是如

此衰弱不堪与补给困难，以致于我们每损失一艘船，他们就要损失五艘。这就不得不产

生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我们是更为可靠的运输船队。这肯定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因此，

在战争中，我们的贸易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从那个时期起，荷兰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海上强国了。它在为那种海洋力量所造就

的所有国家中，迅速失去了领先地位。只能公平地说，面对着路易十四持续不断的敌意
，
没有出现英明的政策，以使这个狭小尽管又是意志坚定的国家于衰败之中得到拯救。法

兰西的友善确保了其陆地边界的和平，这本来是可以使它——至少延续更长一段时间—

—与英格兰为着海洋的统治权而一争高低的。并且，作为盟友，这两个大陆国家的海军

本来还可以遏制住刚才所考虑到的那种巨大海上霸权的扩张的。英格兰与荷兰之间在海

洋上的和平局面只有以一方或另一方屈服为条件才有可能，因为两者的目标是相同的。

在法兰西与荷兰之间，则是另外一回事。荷兰先行衰败，并不一定是由于它在范围与人

口数量上的劣势，而是由于两国政府所奉行的错误政策。当然，确定究竟由何方来承担

更大的责任，这并不是为我们所关心的事情。
    法兰西优势的地理位置使其适合握有海上霸权。它还得到了从两位伟大的统治者—

—亨利四世与黎塞留，那里传递过来的一套作为政府指导方针的明确政策。某种精心策

划的大陆东扩计划要辅之以对于奥地利王室的抵抗——当时控制奥地利与西班牙，在海

上，同样要有抵抗英格兰的决心。为了达到后一种目标，再加上其他的原因，荷兰需要

被笼络成为一个盟友。商业和渔业作为海上霸权的根基应该得到鼓励，具有战斗力的海

军应投入建设当中。黎塞留遗留下了他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其中他点明了以其地理

位置与资源为基础，法兰西实现海上霸权的机会。因此，法兰西的著作者都将他视为法

兰西海军的实际奠基人。这并不仅仅只是由于他装备了战舰，而是从他的确保健全的机

制与稳定的增长的观点与措施的广度出发的。在他死后，马萨林继承了他的观点和大政

方针，然而却没有他的那种傲骨雄风与尚武精神。结果，在他统治期间，那支新组建的

海军又荡然无存了。
    1661年，当路易十四亲手接掌政府之时，法兰西只剩下了三十艘战舰，而且只有三

艘装备有六十门火炮。随后便开始了最为让人吃惊不已的工程宣示——这种工程只能由

能干而又系统地加以运作的专制政府才能得以完成。政府用以处理贸易、制造业、航运

业与殖民地的角色全都给予了一位具有伟大政治天赋的人物——财政大臣柯尔伯特。他

曾与黎塞留一起共事，完全能够对于他的思想与政策加以融汇贯通。他以一种完全法国

式的精神去实现他的目标。万事万物均必得到组织安排，一切事物之源均汇集于这位重

臣的内阁之中，“要将制造业者和商人组织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服从于一项富有活力

与明智健全的指导方针之下，以使通过命令与协调一致的努力，来为法兰西赢得一场工

业上的大捷。通过向所有工人强行灌输为富有才干的杰出人物所认定为最佳方案的工序

以获得最好的产品一一为了把海员与远在天边的商业活动纳入诸如制造业与国内贸易这

样庞大的体系，并作为对于法兰西商业力量的一种支持，创造一支建立于坚实基础之上

的海军以及一种迄今为止尚无从知晓的力量”。这些——我们被告知——就是柯尔伯特

有关海上霸权链条三个环节当中的两个环节的目标所在。政府同样的指令与组织明显地

涉及到第三个环节，即远在天际的另一端的殖民地，因为法兰西政府已开始从拥有它们

的人的手中赎回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以及法属西印度群岛。这些被视为纯

粹、绝对而又无法控制的权力，在其手中，正被收拢为指导国家进程的缰绳，以便成就

一个了不起的海洋强国。
    深入探讨柯尔伯特行为的细节已不在我们的初衷之内。注意到政府在造就国家的海

上力量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意识到这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并没有只注意任何

海上霸权所依赖的一个基础原因而排斥其他，而是在其英明而又富于远见卓识的政府中

兼容并包，这就已经足够了。农业，能够增加土地的产品产量；制造业，能够使人类工

业的产出成倍地增长；国内贸易渠道与规章制度，通过它们，从国内到国外的产品交换

就能变得比较容易；旨在将转运贸易置于法兰西人之手的航运业以及关税调节制度，与

由此鼓励航运业在法兰西的逢勃发展，据此，本土与殖民地的产品就能够来回穿梭运输

了；殖民地管理与发展，据此，一个远在天涯海角的市场有可能持续成长为国内贸易所

垄断；与外国政府所缔造的有利于法兰西贸易的条约，以及旨在压垮敌对国家的对于外

国船舶与产品所征收的关税——所有这些手段包含着无穷无尽的细节，被运用来为法兰

西建立：（1）产品；（2）航运；（3）殖民地与市场——一言以蔽之——海上霸权。比

起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政府机构里缓慢地倘佯于相互冲突的利益中，这样一种研究工作由

一个人来加以完成，并依照一定的逻辑过程加以展开，就要简单和容易一些了。
    在柯尔伯特政府的一些岁月里，可以发现整套海权理论都以一种系统的、中央集权

的法国方式加以付诸实施。而在英格兰与荷兰的历史中，对于同样理论的阐释却分散于

好几代人之中。然而，诸如此类的发展只是强加的，完全依赖于对它进行关注的那个绝

对力量的持续性。柯尔伯特并不是国王，他的控制地位仅仅延续到失去国王的恩宠之前
，
然而，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是注意到他为政府活动而辛勤劳作的合适领域——海军。在16

61年，当他上台执政时，法兰西只有三十艘战舰，其中只有三艘有六十门以上的大炮。

1666年时，法兰西已有七十艘战舰，其中五十艘是战列舰，二十艘是火攻船；1671年时
，
七十艘的数量已上升到一百九十六艘；1683年时，法兰西拥有一百零七艘战舰，其中二

十四艘拥有一百二十门大炮，十二艘装载有七十六门大炮，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较小的舰

船。在船坞码头引进法令与制度使得它们的效率远较英国为高。一位英国舰长作为囚犯

正在法兰西的监狱中服刑，而当时柯尔伯特工程的长远影响正在其儿子的手里得以延续
。
他写道：
    当我最初从那边投入监狱时，为了医治我的伤病，我在布列斯特的医院里一躺就是

四个月。然而，在那里，我惊异于他们对于远征战舰的控制与装备，这一点直至那时之

前，我还一直认为除了英格兰以外，别处并无法做到。比起法兰西，在英格兰，我们拥

有十倍以上的船舶，相应地拥有十倍以上的海员。在布列斯特，我看到了二十艘大帆船
，
每只船大约都有六十门火炮，并且在二十天的时间内就能整装待发；它们被开了进来，

水手们四散开去，一旦接到巴黎的命令，战船们便被倾斜修整，理正船体、安放缆索、

补充给养、配备人员，在预定的时间内以不可思议的极大轻松再度出航。同样，我还发

现了配备百门大炮的战舰，它能够在四或五个钟头的时间内使其所有的大炮严阵以待。

这一点我认为英格兰连二十四小时内也没有谁能够做到，而他们能够做得颇为轻松，比

起英格兰国内来也并不那么具有风险。这都是我在医院的窗户下看到的情况。
    一位法兰西海军史学家曾经引用了一些根本就不可思议的成就，例如，四点钟时一

艘大帆船的龙骨被安置完毕，九点钟时它就全付武装地离港而去。用那位英国军官更为

严肃认真的话语来说，这些传统可以被接受为指出了法兰西体制与命令以及随处可见的

工作设施的非同寻常的程度。
    然而这一奇迹般地崛起完全是由政府的行为强加的，当失去了政府的恩宠之后，就

如同先知约拿的葫芦一样萎缩了。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允许它的根系挣扎着深入到国家

的生活中去。柯尔伯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黎塞留政策的内在延续，曾经一度看起来这一

行为的过程将会得以坚持，使得法兰西能够在大洋之上威风八面，正如同在陆地上不可

一世一样。由于尚无需弄个水落石出的原因，路易逐渐对荷兰怀有了深深的敌意。当查

尔斯二世也同有此感时，这两位君主下定决心要消灭联合省。这场于1672年爆发的战争
，
对于英格兰来说，尽管更多地有悖于天然的情感，然而，对于它却并不比法兰西而更成

其为一项政治上的失策，尤其是就海上霸权而言。法兰西正在协助消灭一个可能——必

定也是不可或缺的盟友；英格兰正在为自己摧毁其海上的最大对手——在此时，确实还

是其商业上的优势敌人，而充当协助者的角色。当路易登上法兰西的王位时，那个国家

还在债务和对于其财政状况的一筹莫展中徘徊挣扎。在柯尔伯特的改革下，法国已有某

种令人兴奋的结局，在1672年时正好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场燃烧了六年的战火
，
使柯尔伯特所作努力的很大一部分顿时化为乌有。实业阶级、制造业、商业以及殖民地

皆遭此重创。柯尔伯特的体制一蹶不振，他在财政体制中所创立的法令被一举推翻。路

易的行动——他一个人就是法兰西的督导政府，破坏了其海上强权的根基，使它与最佳

的海上盟友反目为仇。法兰西的领土与军事力量上升了，然而，商业与和平航运业的活

力却在这一过程中精疲力尽。并且，尽管法兰西海军在一些岁月里还保持住了荣耀与效

率，然而它不久就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在路易统治末年则实际上已荡然无存。至于海洋
，
同样错误的政策为其长达五十四年统治的其余时间深深地打上了烙印。除去那些战舰以

外，路易顽固地背离了法兰西的海上利益，如果用于和平目的的航运与工业——这正是

它们得以支撑的——一败涂地的话，他要么不可能，要么不情愿看到前者毫无用武之地

且前途未卜。路易的政策旨在通过军事力量与领土扩张，瞄准欧洲的统治力量，这就驱

使英格兰与荷兰携起手来，成为战时盟国。如前所述，这种联盟直接地将法兰西从海洋

之上赶了出去，间接地由此又使荷兰的力量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柯尔伯特的海军殒落

了。在路易生命的最后十年时间，法兰西再也拿不出象样的海军投入大海，尽管战争依

然是连绵不断，绝对君主制形式上的单一性就此强有力地显示出政府对于海上权力的兴

衰成败会有多么之大的影响。
    路易在其生命的后半部分亲眼目睹了那种使自己的根基随着法兰西商业的削弱以及

由这种削弱所带来的财富的衰落而渐趋动摇的力量。随后接任的法兰西政府，就如同绝

对制政府一样，在英格兰精心摆弄和明确的要求之下，居然放弃了所要建立一支能有效

地进行战斗的海上力量的努力。其中的原委就在于，新国王尚未成年，而摄政王当时对

于西班牙国王抱有深深的敌意，为了动摇其地位并且维护自身的权力，他与英格兰同流

合污，结成了盟国。为此，他在损及西班牙利益的情况下，协助英国支持奥地利——法

兰西的宿敌，在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确立起了支配地位，并与英格兰并肩作战，击跨了西

班牙的海军及其造舰设施。在这里，再度可以看到一位无视法兰西的海上力量的统治者
，
他毁掉了一位天然的盟友，并且正如路易十四那样，直接地或间接地、无意识地促成了

一名海上霸王的崛起。当1726年，那位摄政王去世之后，这一政策上短暂的阶段很快就

过去了；然而，从那时直至1760年，法兰西政府继续无视其海洋利益。据说，确实由于

其财政法规的某种明智的变动，主要在自由贸易的方向上（并由于罗，一位苏格兰血统

的大臣），与东、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量奇迹般地上升了，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岛亦充足

富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由于法兰西海军一蹶不振，因此当战争降临

时，它的商业与殖民地只好听任英格兰去加以处置了。1756年，当事情似乎已走出低谷

时，法兰西才只有45艘战列舰——而英格兰此时却拥有将近130艘战列舰，并且当打算对

这45艘战舰加以武装与配备时，却发现既没有原材料，也没有缆绳，更没有补给用品，

甚至还没有火炮。这当然还不是全部。
    “政府制度的缺陷”，一位法国著作者曾说，“滋生了冷漠与无动于衷，开启了通

向无序与目无纪律的大门。不公正的提升从来也没有如此频繁，也从未见到过如此广泛

的怨声载道。金钱与诡计取代了别的所有一切，相应地导致了命令与权力。对于首都具

有影响力且能让港口城市自给自足的贵族与暴发户们自认为普天之下，老子第一。对于

国家财政的浪费与港口码头的废弃不计其数。荣誉与谦逊变成了滑稽可笑的东西。仿佛

这些邪恶看起来还不够大，内阁竭尽全力地试图消除只是免于一般毁灭的过去的英雄般

传统。在法院的一纸命令之下，王朝继承的难解难分的打斗变成了一件‘谨慎从事的事

情’；一些战舰成了被保存的废弃材料，敌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从这一令人沮丧

的原则看，我们注定要被动挨打，其对于敌人的好处正如同为我们民众的才干不相称一

样，这种在敌人面前的谨小慎微——通过命令为我们所设置的——从长远来看，出卖了

法兰西的民族特性。对于这种制度的大肆滥用，滋生出了众多倍受斥责的目无法纪与胡

作非为，而在上一个世纪，想要找出仅仅一个这样的事例都几乎不可能。”
    大陆扩张的错误政策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资源储备，并且极其有害。由于使其商业与

殖民地处于无法设防的境地，法兰西使其最大的财富来源易于为敌国所拦腰截断。正如

所发生的事情那样，冒然出海的小股海军被拥有巨大优势的对手消灭殆尽，商业性航运

被扫荡一空。殖民地中，加拿大、马丁尼克、瓜德罗普与印度纷纷落入英格兰之手。如

果不是会占去太多篇幅的话，或许还能进行一些有意思的概述，以显示法兰西——一个

抛弃了海洋的国家，英格兰不断增加的财富正是建立在其牺牲与付出之上的——这场可

怕的灾难。一位当代的著作者这样表述了他对这一时期法兰西政策的观点：
    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与德意志的战争，法兰西将其如此多的注意力与资金从其海

军身上挪走，以致于我们可以对它的海上力量进行一击，使其或许永远也不能够恢复。

它对德意志战争的投入同样使它不能对其殖民地设防，这就意味着我们占据了一些为它

所拥有的最为至关重要的部分。卷入战争使它无法保护自己的贸易，结果被完全摧毁了
。
而在意义极为深远的和平中，英格兰从来也没有处于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状况里。就这

样，由于跻身于德意志战争，目前就其与英格兰特别而又直接的冲突而言，法兰西已自

作自受了。
    在那场七年战争中，法兰西损失了37艘战列舰与56艘护卫舰——这是一支比在帆船

时代的任何一个时期里的美国海军都要多三倍的力量。“自从中世纪以来，第一次”，

一位法兰西历史学家在论及同样一场战争时如此说，“英格兰单枪匹马地制服了法兰西
，
几乎没有任何盟友，而法兰西却有强有力的追随者。它仅仅只是由于其政府的优越性而

进行征服。”是的，然而这是能够运用其海上强权——这是对于执着地朝向一个单一目

标的连续性政策的奖励——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的政府的优越性。
    法兰西的奇耻大辱在1760年至1763年间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它不得不在1763年

缔结了和约。在我们这个商业与海军颓废时期，其对于合众国留下了发人深省的教训，

使我们免受了它的那种耻辱，并企盼能从它随后的事例中获益。在同一时期内（1760年

和1763年）法兰西民众揭竿而起，正如随后在1793年那样，明确宣布他们需要一支海军
，
“公众的情感受到了政府巧妙的指导，人云亦云地对法兰西头头脑脑们进言：‘必须重

振海军’。城市、团体及私人认购者献出舰船的礼物，那些直至最近还死寂一片的港口

铺张豪华的活动层出不穷，到处都在建造或修理船只。”这一活动得到了延续；后勤仓

库得到了补足，各类物质都被置于令人感到满意的堆积场所，火炮得到了重新调整，一

万名训练有素的炮手得以集训与维持。
    此时海军军官们的语调与行动都迅即感受到了公众的这种激情，确实，在他们之中

某些高尚的精神不仅存在而且能够起作用了。再也没有什么时候能象当时一样可以发现

法国海军军官们心底的激情与职业的素养了。因此，我们今天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国军

官写道：
    由于对军官们关闭了大胆创业与战场取胜的光荣职业的大门，路易十五统治下海军

的糟糕状况，迫使他们不得不自谋出路。他们从研究当中获取了几年之后就要加以验证

的知识，将孟德斯鸠的精辟格言“困难是我们的母亲，繁荣是我们的继母”——付诸实

践。1769年时，法兰西海军军官的活动足迹遍及到了世界的每一角落，在他们的著作与

调查中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他们群星灿烂，耀眼夺目，于1752年成立的海军学

院此时得以重组。
    学院的前任院长是一位名叫比格特·戴·莫纳秀斯的前海军舰长，他写出了一篇构

思精巧的有关海军战术的论文。这是自保罗·赫斯提以来有关这一领域的第一篇优秀作

品，而且它还力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莫纳秀斯肯定早在法兰西尚无舰队，在其宿敌接

连进逼而尚无法在海上崭露头脚的岁月里，即研究和构思了其在战术方面的问题。在同

一时期里，英格兰还没有类似的作品。1762年，一位英军中尉才着手翻译赫斯提大作的

一部分，并且还省略掉了更大的部分。直至将近20年之后，克拉克，一位苏格兰籍的无

官职绅士，公开出版了有关海军战术的一部天才般的著述。他向英格兰海军统帅们指出
，
法兰西的体制已经威胁到了他们毫无创造见地、组织拙劣的进攻战术。“法兰西海军学

院的研究，以及它对于军官们的劳作所带来的富有活力的冲击，并不是——正如我们后

来所希望显示的那样——没有对处于美国战争之初的海军的相对繁荣的状况产生过影响
。”
    已经指出过，对于英国人来说，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与其传统战略方针相去甚远，

他们被迫去从事一场与本土相距甚远的地面战争，而其强劲的敌手正在企盼着从海上对

它发动进攻的机会，正如同处于当时迫在眉睫的德意志战争中的法兰西，随后处于西班

牙战争中的拿破仑。由于不切实际地过份自信，英格兰将盟友变成为敌人，使其霸权的

真实根基去接受残酷的考验。另一方面，法兰西绕开了它曾频繁跌进的陷井，转而依赖

于存在着中立可能性以及与西班牙结为盟友的确定性的欧洲大陆。法兰西以一支装备精

良的海军、一个光彩照人——尽管或许有点相对经验不足的军官团，投入到这场角逐之

中。在大西洋的彼岸，它赢得了一个友好民族的支持，还得到了自己或盟国在西印度群

岛以及大陆上的港口的协作。这项政策的明智之处，法兰西政府这一行动对其海上实力

的有益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场战争的细节并不属于主题的这一部分之内，

对于美国人来说，那场战争的主要兴趣只有在陆地上才能找到；对于海军军官而言，这

种兴趣只能来自于海洋，因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场海战。二十年智慧与系统性的努力终

于能够结出了应得的果实，因为尽管大海之上的战斗以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告终，然而，

法兰西与西班牙舰队的共同努力毫无疑问地消耗了英格兰的实力，剥夺了其殖民地，在

形形色色的海上任务与战役中，总体上而言，法兰西的名望得到了维护。
    考虑到本文的一般性的主题，我们还是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个结论，即与英格兰人相

比较，法兰西水手们的稚嫩；对于有着不同背景的人，贵族性的法兰西军官团所表现出

的猜忌的狭隘精神；以及至关重要的、四分之三个世纪所暗示出的法兰西那种可悲的传

统，一个训导他们首先挽救战舰、节俭原材料的政府的可悲的政策等，所有这一切都妨

碍着法兰西海军统帅们获得荣耀，并使之失去多次可为他们唾手可得的积极优势。蒙克

曾说过，统治海洋的国家必须永远进攻。他为英格兰的海上政策确定了基调。如果法兰

西政策的教义当中持之以恒地吸收着同样的思想，1778年的战争本来是要比实际结束得

更早，并且结果也更好些。看在上帝的份上，批评一个我们认为其诞生并不能说成是一

种失策的军种的行为或许算不上得体，然而其本国著作却在层出不穷地反映出这种批评

的精神。一位曾在这次战争期间服役于海上的军官在其一本充满着冷静与明智口气的著

作当中说道：
    当这群年轻的海军军官看到这些军官无功而返时，他们对在萨地胡克与戴伊斯滕在

一起、在圣克里斯托弗与德·克雷斯在一起，甚至那些与戴·特纳抵达罗得岛的人，会

存有何种看法呢？
    另外一名时间上要晚得多的军官，在下面的行文中谈及美国革命战争时，为这种思

想进行了辩护：
    有必要摆脱掉摄政时期与路易十五时代那种令人忧郁的偏见；然而，这其中充斥的

不幸历历在目，以致于难以为我们的部长们所忘却。由于灾难性的优柔寡断，本来足以

震惊英格兰的舰队，减额到了令人觉得寒伦的地步。内阁小器吝啬，作茧自缚，由于为

维持一支舰队所必需的经费的过度开支，必须下令海军统帅部维持“最大限度的谨慎”
，
似乎在战争中，半途而废的措施永远也不会招致灾难。因此，下达给我们编队指挥官的

命令也要尽可能长地维持下去，不要去进行有可能导致难以弥补的舰船损失的军事行动
。
就这样，本来可以让我们的海军统帅们的指挥艺术以及我们的舰长们的勇气光彩夺目的

不止一次的大捷，最终变成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胜。一种把海军指挥官不得动用其手中

的力量确定为一项原则的制度，使得他们在抗衡敌军时就有了预先确定“承受而不是发

动进攻”的目标。一项消耗道义力量以节省物质资源的制度，肯定会得出令人沮丧的结

局……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令人伤感的制度是缺乏组织纪律与存在着令人瞠目结舌的缺

陷——这在路易十六、（第一）共和国与（第一）帝国时代打下深深的烙印的原因之一
。
    在1783年的十年后又爆发了法兰西革命。然而，那场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基础，松懈

了社会秩序的纽带并将几乎所有固执地坚持旧有国家事物的君主制时代的训练有素的军

官驱赶出了法兰西海军的大动荡，并没有使法兰西海军免受错误制度的侵害。推翻政府

的形式比起将根深蒂固的传统连根拔起要容易一些。在这里又可听到第三位具有高军衔

并颇有文学造诣的法兰西军官论及维尔纳夫的无能——这位海军上将在1798年的尼罗河

战役中统管着法兰西舰队的后方，在舰队的先头部队正遭摧毁时却按兵不动：
    维尔纳夫当值的那一天就要来临，就像在他之前的德·克雷斯，像迪亚拉，会不断

抱怨为其舰队所抛弃不顾了，我们趋向于怀疑这一致命巧合的某种隐秘的原因。在众多

的名声显赫的人物中，居然发现如此之多的海军统帅与舰长们发出诸如此类的责难，这

是不正常的。这一天，如果他们当中某一位的大名不幸与我们对于那场灾难的记忆相联
，
我们或许可以肯定，这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反过来，我们应当抨击他们所投入

的那些行动的性质，以及为法兰西政府所明确规定的防御性战争的制度。这一点，皮特

在英格兰议会中就宣称为某种毁灭的先期征兆。当我们指望抛弃它时，这种制度已深深

地渗透到了我们的习惯之中。换言之，它削弱了我们的武装，破坏了我们独立自主的能

动性。我们的小型舰队肩负着要加以完成的特殊使命且怀有逃避敌人的意图而出港开赴

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随之而来的便是恶运立即降临，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舰队才投入

了战斗。他们屈从于它而不是扼住它的咽喉……运气本来会在各支舰队之问徘徊得更久

长的，并且不会最终如此不利于我们，如果在半途与纳尔逊不期而遇的布吕埃斯能毅然

决然与之大战一场的话。由维拉雷和马丁指挥的这场磕磕碰碰、胆小如鼠的战争只是由

于某些英格兰海军将领的小心翼翼与旧式战术的传统，才得以拖延了一些日子。尼罗河

战役的爆发，正是体现了这些传统；决定性行动的时刻来临了。
    几年后又迎来了特拉法加战役，法兰西政府海军又提出了一项新政策，最后提及的

那位作者再度慷慨陈辞：
    皇帝敏锐地扫视着其舰队的战役计划，正如其陆军的计划一样，他对这些意想不到

的挫折而深感忧郁了。他将眼光从战役的这一领域挪走，命运对他失去了信任。他决定

在别的地方与英格兰一争高低，而不是海上；他同意重建他的海军，然而却没有为它在

已空前绝后地激烈的战斗中安排一个角色……尽管如此，我们船坞的活动成倍增加了，

远没有陷入松懈状况之中。每一年，战列舰要么被建造，要么被编入到舰队之中去。在

他控制之下的威尼斯与热那亚再度显示出昔时的光彩，从易北河的入海口直至亚德里海

的突出部，欧洲大陆所有的港口都在竞相激荡起皇帝的创造性思维，难以数计的编队汇

聚于须耳德河、布列斯特湾、塔兰……然而，最后，皇帝却拒绝给予群情激昂、自力更

生的法兰西海军一次与敌人一决雌雄的机会……接连不断的损失使他精神颓丧。他维持

着我们的战舰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们敌人转而采取封锁政策，其巨大的代价必须通过耗尽

其一切开支才能加以弥补。
    当这位皇帝倒台之时，法兰西一共有一百零三艘战列舰和五十五艘护卫舰。
    现在让我们从过去历史所提取的特定教训方面，转移到政府对其民众海洋生涯的影

响这一一般性的问题上来。可以看出，这种影响以两种明显有别然而又紧密相联的方式

起作用。
    首先，在和平状态中：政府通过其政策可以有助于一个民族的工业的自然成长和加

强通过海洋的方式寻找投资与获利的趋势。或者它还能尝试着发展此类工业与此种走向

大海的趋向，当它们并不天然存在时。另一方面，政府可能会由于错误的举措，遏制与

妨碍那些依赖民众自己本来即可以取得的进步。在这些方式的任何一种当中，都能感觉

到政府的影响：以和平贸易的手段，缔造或破坏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贸易，仅此一点

就成了一支完全强大的海军的基础所在，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其次，投入战争：政府的影响可以以其维持一支海军的最为合法的方式加以感觉到
，
海军的规模大小应与其航运业的增长和与它相联系的利益的重要性相称。比起海军的规

模，更为重要的是其机构的问题。这包括考虑到其民众的特征与追求，赞同健康向上的

精神与活动，在战时，通过人员、战舰的充份储备与通过正如以前所指出过的征用一般

性战备力量的方式，以便有利于迅速发展。毫无疑问，在类似于战争准备的第二个标题

下，必然要述及维持适当的海军基地，述及在战舰必须尾随着和平性商业船只进入的世

界的那些遥远的部份。保护这些基地，要么必须依赖于直接的军事力量，正如在直布罗

陀与马耳他所做的那样；要么依托于分布在四周的友善的人群，正如同美洲殖民地一度

对于英格兰一样，并且还可以假定，澳大利亚殖民地现在对于英格兰一样。这样一种友

善的环境与支撑，配合以适当的军事存在，则可成为最佳的军事防御。当它们与在海洋

上的明确的优势地位结合起来，就能够使一个形体松散、范围广泛的帝国——就如同英

格兰帝国那样——安然无恙，平安无事。在某个时段内，一场意想不到的冲突或许会引

发一场灾难——这是完全可能的，而海上力量实际存在的优势地位就能防止这种灾难演

变为普遍性的或失去控制，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英格兰的海军基地遍及世界

的每一个角落。它的舰队能够立即保护它们，开通彼此之间的交通线，并依赖它们成为

庇护的场所。
    因此，隶属于宗主国的殖民地成为了在海外支撑这个国家海上权力的最可靠手段。

和平时期，在竭尽各种手段促进隶属关系的温情脉脉与利益协同一致方面，应该要感觉

到政府方面的影响，使之觉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战争时期，或通过引入诸如将

会使所有的人都感觉公正合理的承担负担并且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的组织与防御措施，

准备应付战争。
    合众国没有这类殖民地，而且将来也不太能会有，关于纯粹军事性的海军基地，合

众国民众的情感，恐怕可以通过一位一百年前论及当时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的英格兰海

军史学家来加以准确地表达。“军政府，”他说，“与一个商业性民族的勤奋格格不入
，
并且，就他们自己而言又与英格兰民众的才干不相一致。我不奇怪所有通情达理的人和

所有党派的成员都倾向于放弃这些，正如同摩洛哥的丹吉尔港被放弃一样。”美利坚合

众国并没有海外设施，无论是殖民性的，还是军事性的，其战舰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就

会如同陆上之鸟一样，不能飞离他们自己的海岸太远。为自己的舰队提供栖息之地，使

之在那里，可以加煤和进行修理，将是一个致力于确立起这个国家在海洋中的霸权地位

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作为实际目标，这一研讨就在于从能够适用本国及军种的历史结论中提取教训。现

在就可以恰如其份地提问：为了重振其海上力量，美国的状况使其能够在卷入严重的危

险，并且由政府方面采取行动上走多远？可以并不过份地说，自从内战开始至今，美国

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有效地专心致志地致力于造就海上霸权之链条的所谓第一个环节。

国内的发展，巨大的生产能力，以及相伴随的自给自足的目标与夸耀，这些都成为了目

标，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结果。在这一方面，合众国政府令人信服地反映了这个国家

控制性因素的倾向，尽管并不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感觉到这些控制性因素——在一个自

由国家，甚至很难说这种控制性因素具有真实的代表性。然而或许是吧，毫无疑问的是
，
除了没有殖民地以外，和平性航运业中间环节，以及涉入其中的利益所在，目前都同样

缺乏。简而言之，合众国只有三个环节中的一个。
    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内，海上战争的环境变化如此之大，以致于人们怀疑，这些灾

难性的冲击，以及那些光彩夺目的繁荣，现在是否还会重演？正如在英格兰与法兰西之

间的战争所能看到的那样，在它对于海洋稳固而又自傲的控制中，英格兰对中立国强加

了无法容忍的束缚，米字旗包容货物的原则永远不会变化。交战一方的货物可以因此由

中立国的船只安全地运载，至于后者，可以肯定也同样如此。除开保护其港口，使之免

遭占领或征税的问题以外，并没有更多的徒有虚名的封锁。这一点，在理论上具有实际

可行的一致性，在实践中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合众国的海上力量有何需求呢？它的商业甚至于今日还在由他人托运。一旦拥有，

为什么它的民众希望付出极大的代价对此加以维护，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都还是经济

学性质的，并不在这一著作的范围之内。然而，战争给国家带来灾难与损失的条件却直

接与此相关联，假定合众国的进进出出的对外贸易，是运载于敌人不能轻易碰及的甲板

船上——除了船只驶向一处被封锁的港口之外，何种因素将会构成为一种有效的封锁呢
？
目前的定义是，它能够达到对寻求进入或驶离这一港口的船只构成明确的威胁。很明显
，
这是极其富于弹性的。许多人都还能记起美国内战时期，在对查尔斯顿外的合众国舰队

发起了一次夜袭之后，南方同盟次日上午即派出载有几名外国顾问的汽船，这些顾问们

认定了尚未发现任何封锁船只，便发表了一纸内容大致相似的声明。有关这一声明的力

度，某些南方同盟的首领宣称从技术上来说，封锁已经破产了，并且没有新的通知，在

技术上也是不能重新确立的。为了对偷越封锁线的船只构成实际的威胁，封锁舰队是否

有必要出现在视野以内呢？六艘在新泽西与长岛海岸之间且离岸二十英里游弋的快速汽

船将对寻求通过纽约主入口进出的船只构成真正的威胁。类似的位置也能有效地封锁波

士顿、特拉华与切萨匹克。封锁舰队的主力，不仅准备捕获商船，而且还准备抵制打破

封锁的军事企图，它们无需暴露于视野之内，也不必处于一个为岸上所知的位置之上。

    在距离特拉法加战役还有两天时，纳尔逊舰队的主力距离西班牙南部港口加地斯尚

有五十英里之遥，只是有一支小型特遣队抵近观察这一港口。西班牙和法国联军舰队于

上午七时开始出发，而纳尔逊甚至在那种时代的条件下，于九时三十分就得知了这一消

息。在那个距离上的英格兰舰队对其敌人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在还用海底电缆的时代里
，
处于岸滩或岸滩之外的封锁部队，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似乎有可能沿着合众国的

整个海岸线相互进行电报联系，迅速给予相互支持。通过某种颇为走运的军事协同，如

果一支先遣队遭受攻击，它就能向其他部队发警告，并撤向他们。假如有朝一日对于某

一港口的封锁以参加封锁的舰只被赶跑的方式打破，下一步，其重新确立封锁的安民告

示可能还要电传至全球各地。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封锁，必须有一支水上军事力量，它能

时时刻刻地威胁着封锁舰队，使其无论如何也不能坚守其阵地。除了那些携带有战争违

禁品者以外，中立国舰船可以自由来往，维持该国与海外世界的商业关系。
    可以认为，具有漫长海岸线的美国，对其全线的封锁是无法得以有效地维持的。对

于那些尚能回忆起光是保持对南部海岸的封锁就如何头疼的军官来说，再也没有谁会比

他们更为爽快地承认这一点。然而，在美国海军目前的状况下，试图封锁波士顿、纽约
、
特拉华、切萨匹克、密西西比诸巨大的进出口中心，将不致要求海洋大国的行动规模宏

大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在港口中仍有强大的舰队编队的情况下，英格兰就曾同时封锁过

布列斯特、比斯开海岸、塔兰与加地斯。可以正确地认为，中立国船只的商业往来还能

够进入除了那些叫得上号的港口之外的其他美国港湾。然而，美国货运交通的错位，时

常供需品的短缺，经过铁路或水路运输、船坞码头、驳船以及仓储等手段的不足，将会

出现在这一强制性地更换进出港口之中2随之而来的，将不会出现金钱损失、人身伤亡吗
？
在付出极大的痛楚与代价之后，当这些弊端部分得以医治之时，敌人或许就能被吸引到

封锁新的出入口的方面来，正如同他们封锁原有的港口那样。合众国的民众肯定不会产

生饥荒，然而他们可能要深受其害，关于战时违禁品的供应，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难道

没有理由担心合众国将被迫放弃我行我素、傲然独立吗？
    十分明显，这个问题是，为了这个国家而缔造一支海军，如果它尚不具备抵达五湖

四海的能力的话，至少能够清理通向自己的主要途径，而政府应该使其影响无所不在。

美国的眼光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远离了大洋。这样一种政策以及与之相反政策的结局

在法兰西与英格兰的事例中赫然醒目。这倒不是力图在合众国与两个国家之中的任何一

个进行一种狭隘的对比，只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合众国的贸易、商

业状况不会受到外部战争的影响，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福祉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就必须使敌人无法靠近我们的港口，而且还要远离我们的海岸线[7]。
    如果不重振商业性航运，会有这样一支海军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已经证明，

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那样
。
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

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便会枯萎。然而，在代议制政府里，任何军事开支在其

背后都必须存在有一种表现强烈的利益，确证其确实有必要如此。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

行动，对于海上力量的兴趣并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支商业航运队应如何加

以组建，是通过补贴还是自由贸易，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管理还是放任自流，这并不是一

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美国没有一个庞大的国家航运业，一支相称的海

军是否会接踵而至，这是值得怀疑的。将它与其他大国分隔开来的距离，一方面是一种

保护，另一方面又是一种陷井。促成合众国海军诞生的驱动力，如果存在的话，那它目

前就正在中美洲地峡加速运转。让我们期盼它的诞生并不会来得太迟。
    对于国家海上力量的成长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的主要因素的一般性讨论，至此就可

告一段落。其目的在于，首先要考虑在他们的自然倾向中存在着的有利或不利的因素，

随后通过特定的事例与过去的经验加以阐释。这种讨论尽管无疑包含着一个较为宽泛的

领域，然而却主要位居于战略的范围以内，明显有别于战术。它们当中所包含的考虑与

原则属于事物无法改变的安排，其因果关系虽历经沧桑却始终未变。事实是，他们属于

大自然的安排，今天，其稳定性随处可闻。而战术作为人类的工具，运用的是人类制造

的武器，并随着人类历经新陈代谢的世代进步而变化。时不时战术的上层结构被加以改

变或整个地被推翻；但是，迄今为止，战略的古老根基却依然未变，仿佛被置于一块磐

石之上。后面将要对欧洲与美国的一般历史进行一番考查，并特别关注海上力量在其广

泛的意义上对于那段历史以及民众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在情况允许时，还要运用特别

的阐述经常提醒与强化那种已经加以举证的普遍教义的目标，即：“就其目标而言，海

军战略在战争时期正如和平时期一样，在于奠定、支持与增加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

    在特定的战役方面，尽管可以坦荡地承认细节的变化使得其教义的大部分已显过时
，
然而，仍要指明哪些属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原则应加以采纳；在其他情况相等的情

况下，哪些举动将是可取的，即，从它们与最杰出的军官的姓名相关联中，可以假定表

明在多大的程度上，将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或特定的军种中获取恰当的战术构想。在古代

与当代武器装备的类比浮现于表面的地方，在没有对那些相似之处施加不恰当的压力的

情况下，从中吸取为它们所提供的教训也是众望所归的。最后，必须牢记，除去各种风

云变幻之外，人之本性依旧根深蒂固，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在特定状况

中，在量与质方面尚无法确定，然而，却总能发现观察上的个人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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