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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gemouse (我心飞扬), 信区: Green
标 题: 赵无眠: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五)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1月07日22:37:56 星期二), 站内信件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铭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
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铭的话并非一无道理。唐代以后,
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
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
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
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还有「中国人」
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
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
豪放、唐代的恢弘。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
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
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
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
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
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
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
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
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
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
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
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
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
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
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
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
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
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
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
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
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
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一八九六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一九○六年就有大约八千六
百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
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
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
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
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
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
…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
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九五六本日文书
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十六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
日译汉的书有一,七五九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
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
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
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
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
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
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
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
对于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日本人有著跟中国人一样深切
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
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
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诎
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
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
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
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
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
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
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
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
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像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
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
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一九○九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
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像一
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
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一八九五年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
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
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
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
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
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
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
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并朝鲜和台湾的日本不
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
「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
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一
九○五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
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
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
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
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
「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
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
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
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
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
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
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
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一
八九八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
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
对和援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
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
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著
「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
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
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
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
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一二九名会员
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
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著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
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
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
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专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国深怀幻想的
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
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党和军
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党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方
面歧视和嘲笑中国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
拢扶植中国的革命党、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这些看来矛盾
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国,
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国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
么资格过问中国的事务?就算中国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国专制不除,
民主不彰,人权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
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国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培训缅
甸、柬埔寨的共产党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族政权的
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国,就等于是中国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
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动地
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
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国
的政治野心。一九一五年一月一一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
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
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二月五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
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
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革命党人
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要来得「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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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我是一只大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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