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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ave (百年孤独), 信区: Green
标  题: 淞沪抗战前后中日战略分析——再论淞沪抗战战略地位(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Jul  5 14:30:02 2003)

淞沪会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事实上,只是在淞沪抗战爆发后的8月17日,日

本内阁会议才决定“放弃以前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筹划战时形势下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对

策”,1开始了扩大中国战事的脚步。而中方则是在淞沪抗战之后,才真正进入了全民族性

质的抗战。国外人士认为“不像蒋介石,日本人没有事先想好的战略,甚至没有要在中国

追求的目标”,2而我们一直宣称蒋介石在上海目的“不仅具有引诱日军主力到长江流域来

的意图,而且确为他的战略谋算”,3日方宣称自己一直是极力“防止事态的扩大,进一步

避免使用兵力”,“不扩大战局方针,是战争指导当局的主张”,4仿佛佐证了上述说法。

不过仔细分析中日双方的战略,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一、中方战略分析
在上海方面的作战战略(方案)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在《江南作战

计划纲要》中认为:“上海为我国经济中心,苟为敌人所扼,则军饷筹集维艰,物质之补

充不易,影响于军之作战力至巨”,而“敌虽在上海建筑兵房存储军实,然其力量终属有

限。若无抵抗而掌握上海,则敌利用日租界既设码头,由其本国源源输送而来,重兵器及

马匹可以安然上陆,无论我方在何线抗拒,终有被击破之危”,相反“浦东及上海附近之

地形……最适于防御作战”,“在外交方面,亦以在上海附近作战为有利”。5一方面,在

上海作战是基于上海在中国重要的经济地位与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利用了上海附近地

形不利于日本重装备发挥效力的地利,决定了中方在上海附近作战的决心。在战略上,选

择战场时有下面一些要点:1有暂时性的战略线和交通线;2我方所应该克服的,或是用来

阻止敌方的各种天然和人工的障碍物;3地理上的战略要点,其占领与否对于攻势和守势都

具有极大的重要性;4在遭遇挫败之后,可供避难的地点。6以此来观察上海,都比较符合

,上海有良好的交通线,水网地带对敌方不利,对我有利,是中方经济中心,有较高的战

略价值,背后有国防工事吴福线,锡澄线。选择上海为作战地区符合战略原则,但是上海

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距首都过近,并且在国境线上,从长期作战角度考量,上海作为

战区也是有弱点的。
处于保护经济中心和首都的考虑,加之当时日本在华北活动频繁,中央对华北控制力相对

较弱,国民政府在1937年时已逐步把战略重心北移,在参谋本部拟《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

计划》(甲案)中认为:“敌国……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

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故“敌军……期将我主力军歼灭,或将我国军向西

北贫瘠之区压迫,期以封锁之”,“在上海……协调海军而进攻,期挫折我国抵抗之意志

”。7因为国军作战指导要领在于“守势作战,而随时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

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国军

以主力……对经北平——天津之敌军,实行决战”,“长江中下游之国军,于开战之初,

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而后直接沿江海岸

阻止敌之上陆……以拱卫首都”,8此项计划已明显看出中方以把主力决战地点放在华北,

上海只是辅助性战区,目的在于保卫华北主战场的侧背以及首都。中方采用这一战略可以

看出正是为了防止日方从华北直插武汉或是从汉中迂回中国大后方。这一理由后来被用在

蒋介石蓄意将战略中心南移,可谓是移花接木。无论从战略考虑还是从当时局势而言,当

时国民政府的重心都是放在华北,而不是上海。
即使在淞沪作战开始之后的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大本营的作战指导中还能较明显地看

出中方重心在华北而不在上海。其规定第一战区(冀省及鲁北)任务为“近迫该当面之敌

,实行韧性之攻击,以吸引其主力……但如敌军企图真面目与我决战时,则应毅然尽全力

以防制之”,第二战区(晋察绥)为“打破敌军惯用包围行动之企图,使其对我第一战区

,不敢放胆实施正面之攻击,同时牵制热河以东之敌军,使其对青岛、淞沪之作战,不能

转用兵力”,第三战区为“迅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扫荡扑灭”,9在《国军作战指导计

划》中更是明确指出“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区”10,以上可以明

显看出中方战略重心在北不在南。何应钦在中央军事准备报告中有以下语句:“全国军队

列入抗战序列者,第一线约一百个师,预备军约八十个师……使用于河北者,共约五十师

”,“将军政部年来存储之弹药……约计在长江及黄河以北,囤积三分之二”,⑩可见军

事准备兵力弹药重点也在北线。而上海作战也只是为了保护侧背以及首都安全,目的完全

为了扫荡在上海的日军。当时上海最早的中国指挥官张治中将军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

我预定十三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

,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12可见上海作战完全不是为了将战略轴点从“南—北”转变为

“东—西”,如果真正为了吸引日军南下上海,军事上就不会要将上海日军扫荡干净,而

是围而不歼,引敌来援了,况且从上面引文当中还可以看到国军第二战区有一个作战任务

恰恰是不让在华北之日军增援上海,因此,可以认为国民政府在主观上没有战略中心转向

的打算。但为什么偏偏客观上出现了战略中心转向的事实,我想是因为中方战斗力太差,

没有实现清除上海日军的目的,也没有能阻止日方后续部队登陆,加上“蒋介石元帅非常

重视据守上海”,虽然“违反了军事原则”,13但也要维护其在沪宁的地位,故上海作战

越打越大,客观上造成了“战争指导中心也由原先期望的华北变换到目前的华中”,使“

稍早对华北计划甚有希望的攻势因此均无法实现”。14不过奇怪的是日方为什么莫名其妙

放弃华北良好的进攻条件而在上海应战呢?下面我将从日方战略角度谈一下此问题。
二、日方战略分析
无论二、三十年代日本在对中国态度上表现得如何咄咄逼人,但从甲午之后,中国就不再

是日本首要对手了。应当承认,当时日本战略上的第一假想敌是苏联,而不是中国,这是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贯穿于日本战略指导的主线。在日本的国防国策大纲要点中指出“首先

将全力倾注于苏俄之屈伏”,“为使苏俄放弃远东攻势政策,我方应开始积极之活动”,

15因为中国甲午战败后,国力衰弱,无法对日本构成威胁,日俄战争之后,日俄在远东矛

盾远未消除,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日本将苏联看作是它称霸远东的最大障碍。只是

到了大正七年(1920年),日本才将中国列入假想敌目标,但排在苏美英荷之后列第五,

日本人有这样的想法:“对中国则陆海军均认为以一部分兵力即可应付”,16在北有强邻

苏联的情况下,日本是不想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的。
然而不想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并不意味不以武力介入中日争端,为了其所谓“满蒙生命线

”,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但由于中国国内矛盾重重,处于

分裂状况,中国当时中央政府避免了与日本全面对抗,日本在没有卷入于中国爆发全面战

争的情况下就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因此,在之后于中国的争端交涉中,日本力求以恐吓加

武力威胁情况下,使用政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军队则致力于对苏战争的准备(

陆军的北进派)。不过由于中国方面受压迫过重,忍耐到了极点,已不可能再行忍耐(见

蒋介石1937年7月19日庐山讲话《申报》1937年7月20日),日方却没有察觉,所以在卢沟

桥事变之后日方的战略指导与实际情况产生了很大的背离。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导致了中日最终走向全面战争,中国方面许多人认为卢沟桥事变是日方

蓄意制造的旨在挑起对华战争的阴谋,而日方则认为是中方的阴谋,目的是将日本拖入战

争,双方各自的指责针锋相对。不过就中方而言,没有必要在积累经济之时甘冒很大风险

与日本进入战争,因为这样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就日方而言,说这是日方阴谋全面侵华

完全是从事情的结果上判断,因为日本的战略目标不在中国,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

战斗指导当局从大局着眼,研究结果,决定采取现地解决,不扩大战局的方针”,17而不

扩大方针“是在作战部长石原少将主持下,压倒众说纷纭的意见而决定的”,但是在“作

战当局和军事当局内的主流中,也有人认为使用一定程度的武力反而能迅速解决问题”18

,“在对华情报当局的主流中,也有人主张通过摆出使用武力的态势和动员,集结等以解

决问题”,19这就是所谓日本的少壮派、现地军与“不扩大派”、作战指导当局的矛盾。

在这种矛盾综合之下,指导当局提出了出兵的条件:1同时动员15个师;2作战地域以黄河

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向等20,以防止“企图靠实力解决,轻率地陷入战争”21的地

步。不过正如当时在日本参谋本部的崛场一雄大佐所说的那样,“主张仅以数个师实行政

略出兵”成为主流,但是日本投入作战后发现兵力捉襟见肘,因而逐步增加了兵力。
上海方面日本的作战也正呈现了这种矛盾。崛场一雄大佐认为是“由于不扩大局面思想和

海军动向等与之交错,又一次出现了苟安的政略出兵的倾向”22,开始日方只投入了松井

指挥的两个师团作战。日本在中国作战的计划原本是以有限投入为指导的,在昭和十年(

1936年)度的作战计划中,日本规定的上海方面战略为“第九军应与海军合作,登陆上海

附近长江下游区域,占领上海附近,依情况有时自华北方向沿平汉线南下,与它策应沿长

江向汉口方面作战”23,以上可以看出:1日本原本是有进攻的计划的;2上海是为了策应

华北作战的,故兵力只有华北的二分之一;3在华北无法策应上海方面作战时,上海方面日

军作战区域只限于上海周边地区而已,因此日本在上海只是“尽可能在该处(上海)维持

在和平期间已经获取之军事据点”而已,但“一是处于尊严立场的考虑,也是为了保护为

数甚多在上海定居日本侨民及其重大的经济利益,甚至最后控制长江口”,一是“日本海

军陆战队面对占优势的中国军队采取攻势之艰难情况下,必须投入与加强更多武装部队”

,加之“直至战役结束时中国之抵抗力一直在增强中”,24故日本一直是随着中方兵力增

加而增加兵力。日本为什么会在上海这个原次要战场上也投入主力呢?固然中方持续增兵

是一大原因,不过我觉得关键原因有三。一个是自从甲午之后日本人日益蔑视中国,所以

在中日争端中日本人为了其“尊严”,出于对中国的鄙视而不愿意吃亏,一点小事也会演

变成为大争端,而一旦起了中日争端,日方则一定要在解决方案上占上风,迫使中方道歉

等等。所以一旦中方在上海主动挑战,日本就无法咽下这口气,一定要从自己的胜利来结

束战争;二是日本军队中的“下克上”恶习,否则依照原定战略行事,日本不会以上海为

主战场,但日本上海方面指挥官处于本战区考虑,一再扩大上海战事,使日方不得不一再

向上海增兵,不然日方上海指挥官完全可以执行防守任务,这样日本在上海投入初始兵力

完全够用,不用增兵;三则是日本的基本战略是以苏联为主,而不想大规模与中国作战。

否则日本只要在国内进行大规模动员,兵力不足就不成为困难,这样日本可以同时在华北

上海发动进攻,是中国部署顾此失彼。这是应当承认的,日本在中日交战初期并没有进入

全面战争动员状态,也就是战争潜力并没有在对中国作战时全部体现,这一切只是到太平

洋战争爆发才体现的。归结到一点,就如崛场一雄大佐所说的那样:“没有脱离以往苟且

偷安的政略出兵的范围,对形势认识不清。在战略上走了逐次使用兵力的邪道,在政略上

使先天不足的国力开始陷入无底的泥潭,这是国家在处理事变方面,第一次犯轻率地定下

无把握之决心的错误。”25
综观中日双方在淞沪抗战前后的战略,双方都有了一个改变战略重心的过程。在战争中,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改变既定战略总是不利的。不同的是,中国的战略目的相对单一,只

是为了在战争中战胜对方,以期民族保持独立,故中国战略无论如何变动都围绕这一目标

进行的,况且中国的战略重心变动最终结果客观上对中方有利,因此在战争开始,中方就

把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反观日本,其战略目标过多,战略指导原则复杂,对于中国这样

一个非主要目标上投入了全力,并非出于本意,但日本自己内部现地军与参谋本部的矛盾

以及原定计划与实际实施计划之间的矛盾最终使日本在战略上只能跟随中国转圈。日本在

华的胜利只是战术上的胜利,而开战伊始,日本在战略上就已经失败了。由于日本在中国

投入了过多力量,使得日本在整个二战中显得力不从心,勉强维持。









1《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240页
2《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630页
3《八一三淞沪战役战略地位再论证》载于《民国档案》1997年第2期,第21页
4、18《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50页
5《国民政府筹备抗战档案史料一组》载于《民国档案》1997年第2期,第4页,
 《江南作战计划纲要》卷宗号为七八七2151
6 见《战争艺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68页相关论述
7《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载于《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军事(一)第593页
8 同上书,第597-598页
9《大本营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载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年8月版,第12页
10 同上书,第3页
11《何应钦关于中央军事准备报告稿》载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61页
12《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121-122页
13、14《德国赴华军事顾问关于“八·一三”战役呈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报告》(续二)


   载于《民国档案》1999年第三期,第64页
15《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 初期陆军作战(一)》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第110页
16 同上书,第107页
17《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书版社1988年3月版,第49页
19、20 同上书,第51页
21、25 同上书,第52页
22 同上书,第73页
23《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 初期陆军作战(一)》
   第136-137页
24《德国赴华军事顾问关于“八·一三”战役呈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报告》(续二)
   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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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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