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zhaoxl (小刀), 信区: Green
标  题: 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 前言及附录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May 20 20:57:45 2003) , 转信

前言


    这是一本我一直不打算写的书。

    虽然二十多年来不断有人要求我把我关于越南问题的观点公市于众，但我担心这么
做有自我标榜、自我辩解和损害他人之嫌疑（这是我想竭力避免的）。我犹豫不决的另
一个原因也许是一个人很难面对自己的错误。但是，某些事情改变了我的态度和意愿。
我不是在迎合人们了解我的个人经历的心理，而是要把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当时为什么
那么做和我们能从那段经历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等呈现到美国人民的面前。

    我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中的同事们都是些精英分子，是年轻、精力充沛、聪
明和怀着良好愿望的爱国志士。为什么这些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后来我们
发现这种称谓具有讽刺和贬低之意）——在越南问题上错了呢？

    当时的经过一直没有公布于众。

    为什么现在讲呢？为什么在沉默了这么多年以后我认为我应该讲出来呢？原因有许
多，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越来越看不惯那么多的人讽刺挖苦，甚至公然蔑视我们的行政
机构及其领导人。

    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局面：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各种丑闻以及贪污腐败。但总的
说来，我不认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不称职、不负责任和对投票选举他们的人民的幸福漠
不关心。我也不认为他们比他们的外国同行或私营机构的管理人员差。他们的表现当然
不是十全十美的，但世界上没有完人。

    他们犯过错误，但大部分是真诚的错误。

    这增加了我讨论越南问题的难度。我知道现在美国国内和其它国家有许多政治领导
人和学者认为越南战争实际上帮助了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有些人认为它加速了冷
战的结束。但我也知道这场战争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对此毫不怀疑。我想回顾
越南战争，不是要掩饰我个人和其他人当时的判断失误以及因此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而
是要说明当时方方面面的压力以及知识的贫乏。

    我想把越南战争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中参与过越南问题决策的人都是按照美国的原则和传统
行事的。我们是根据那些价值观做出决策的。

    然而，我们错了，彻底地错了。我们应该向后辈解释原因。

    我认为导致我们犯错误的不是价值观和意图，而是判断力和能力。我谨慎地指出这
一点，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的评论有为我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辩解和美化的嫌疑，就会
失去可信度，使人们更加愤世嫉俗。正是由于愤世嫉俗，才使美国人不愿支持其领导人
采取必要措施以解决我们在国内外面临的各种问题。

    我想让美国人了解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想说：“这儿有我
们从越南战争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对当今以及未来的世界都有建设性的实际意义。”这
是我们国家让历史永远成为过去的唯一可行方式。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写道：“苦
难给予你的回报是经验。”让这句话成为越战留给我们的永久性遗产吧。

    就越南问题而言，把错综复杂的人物、决定和事件梳理清楚是不太容易的。在确定
这本回忆录的结构时，我曾考虑把担任国防部长七年的经历做一全面的描述。这将使读
者了解我叙述的事件和决策的来龙去脉。但最后我决定只写越南，这样能使我全面追踪
我们政策的演变历程。

    我这样做有使叙述过于简单化的危险。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未能有条不紊地妥善解
决有关越南的基本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面临着另外许多纷繁复杂的问题。简言
之，我们同时面临着许多问题，而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我们常常没有时间进行认真
思考。

    这种困境并不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以及美国独有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也是大多
数国家共有的。我从未看到过对这个问题富有真知灼见的研究结果。这个问题过去存在，

今天仍然存在，组建新政府时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和筹划。

    我认为撰写回忆录的人往往过于依赖自己的回忆。无论他们多么真诚，这样做都会
使人们回忆起自己希望记住或当时希望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我尽
量依据当时的记录和资料，使这种人为的错误降低至最低限度。我不是机械地大量罗列
有关的文件和证词，而是力求以忠实于历史的方式组织这些材料。对于那些认为我的叙
述只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它方面的人，我只能说，这是我依据迄今能够得到的资
料做出的我认为最接近于事实的叙述。我的目的既不是为错误辩护，也不是推诿责任，
而是为了明确我们所犯的错误，弄清犯错误的原因，思考以后避免重犯的方法。

    越南问题以及我的卷入严重影响了我的家庭，但我不会详细叙述这方面的情况。我
这么说，内心并行轻松，从本质上讲，我是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有许多更富于建设性的
方式讲述我国在越南的经历，过多地探究我个人的荣誉、成就、挫折和失败并不可龋回
顾越南问题时，我常常想起三十年前约翰·Ｆ·肯尼迪总统宣誓就任后的令人兴奋的几
天里玛格丽特让我注意到的几句诗·是Ｔ·Ｓ·艾略特的《小精灵》中的几句：我们不
应停止探索/我们探索的终点将是我们出发之所在和安天知命之时/我还未停止探索，还
未充分了解天命，但是我经历了自我暴露和自我发现的历程，所以我认为我对越南问题
看得比六十年代时清楚得多。这的确是一个新的起点。

    那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从我们的经历中能得到什么样的教训？



附录


                 六十年代的核战危险及其对二十一世纪的借鉴意义



    我们以及所有其他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居民，继续生活在核破坏的风险之中。今天，

美国的战争计划与六十年代一样，规定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核武器。

    但一般的美国公民并未意识到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在一九九二年布什总统与叶利
钦宣布已就大量削减美国和俄国的核储备取得一致意见时，美国公民们会感到意外与惊
喜。目前，世界上有四万到五万枚核弹头，其全部破坏能力是夷平广岛的原子弹的一百
万倍。假设ＳＴＡＲＴ１条约中的削减计划能够实现，那么全部核武器的库存将会减至
两万枚左右。布什和叶利钦同意进一步削减，这将使五个已被承认的核大国在二○○三
年总共拥有近一万二千枚核弹头。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举措。然而，即使美国国会和俄
罗斯议会批准了这项协议——这还不能被完全确定——世界各国遭到破坏的风险也只是
有所降低，而远非被彻底排除。我怀疑幸存者——如果有的话——是否能分辨出，一个
有一万二千枚核弹的地球与一个有四万枚核弹的地球之间，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能
否可以就此止步呢？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冷战的结束，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核武器的无益以及由于其继续存在而带
来的巨大风险。同时，这种情形也带来机会和危机感，迫使五个公认的核大国（美国、
俄国、法国、英国和中国）重新审视他们的长期核计划。我将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核战
略，我认为，我们应就它们展开广泛、公开的辩论。我相信，这种辩论一定有助于得出
这样的结论：在可达到的限度内，我在这个句子下面划了线以示强调——我们应退回到
一个无核的世界中去。

    为证实我的观点，我列出了以下三点：

    一、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经历——特别是最近从中吸取的教训——清楚地表
明：由于我们和其它核大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我们必将面对使用它们的风险。

    二、从军事角度而言，这种风险已不再具有——如果说它曾经具有——存在的合理
性了。

    三、最近几年，在一些第一流的防务专家中，关于核武器军事作用的观念已发生了
相当大的变化。

    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当然不是大多数——阐述了与我相似的观点。

    首先，让我们看看古巴导弹危机。今天，人们已普遍认识到：苏联、古巴和美国在
一九六二年八月的行动已将三国置于战争的边缘。但人们当时并不知道，而且直至今天
也没有广泛认识到，当时的世界已濒临一场核灾难的边缘，而三个卷入的国家中却无一
曾企图制造这样的风险。

    当苏联一九六二年夏秋之际向古巴运送核导弹与核炸弹时，危机就开始了，苏联的
行动是秘密的，显然企图掩人耳目。导弹与炸弹以美国东海岸的沿海城市为目标。一架
Ｕ—２型侦察机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四日星期天，拍下了部署核弹的照片，这些照片被
送交约翰·Ｆ·肯尼迪总统。总统和他的安全顾问们意识到，苏联的行动已构成对西方
的威胁，因此，约翰·Ｆ·肯尼迪总统发布命令，在海上对古巴进行封锁。封锁行动将
于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开始实行。同时准备了空中打击和两栖登陆行动。根据这项紧急
行动计划，第一天将出动一千零八十架次战斗机进行空中攻击，并且，一个总数为十八
万人的登陆部队也已被集结在美国东北部港口。

    在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和十月二十八日星期天，危机达到了顶峰，如果尼基塔·赫
鲁晓夫没有在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公开宣布他们已经运回了导弹，那么，在十月二十
九日星期一，约翰·Ｆ·肯尼迪的大部分军职和文职顾问将建议实施打击。

    为了弄清楚是什么引起了危机，以及怎样在将来避免同样的情况，苏联、古巴和美
国参与有关决策的高级官员们在长达五年之久的时间里，举行了五次会议来进行会谈。
一九九二年一月由菲德尔·卡斯特罗主持，在古巴的哈瓦那举行了最后一轮会谈。一九
八九年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轮会谈的结论清楚地表明：所有三个国家在危机前后所
做出的决定，都由于错误的信息、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考虑而被导入歧途。

    我将只列出其中四个例子以资说明：

    一、一九六二年苏联导弹被运进古巴之前，苏联和古巴相信美国企图入侵这个岛国，

以便推翻卡斯特罗，颠覆他的政府。而当时我们并没有此种打算。

    二、美国相信，苏联将永远不会在苏联境外部署核武器，但是他们却的确这样做了。

在奥斯科，我们了解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以前，虽然，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没有核武
器，但苏联的核导弹的确已运进古巴，并准备瞄准美国的城市。

    三、苏联相信，它们可以将核武器运进古巴而不被发觉。即使美国人发现它们已经
存在，也不会做出反应。然而，他们再次错了。

    四、最后，一些人准备说服约翰·Ｆ·肯尼迪总统用美国的空中打击摧毁核导弹，
并继之以两栖登陆入侵古巴。可以肯定，这些人错误地相信，苏联将不会进行军事反击。

当时，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只有一只一万人的苏联部队，而在莫斯科会谈时，与会
者了解到，当时实际上有四万三千名苏联士兵驻在台巴，并且，古巴本身还拥有二十七
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这两支部队，用他们指挥官的话来讲，是决心“誓死战斗的”。古
巴官员曾估计他们会遭受十万人的伤亡。苏联方面，包括长期任外交部长的安德列·葛
罗米柯和前任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都表示，根本不相信美国会认为，在面
对这样一种灾难性的失败时，苏联会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做出军事反应。以上结果非常
可能导致无法控制和不断升级的局面。

    在莫斯科会议将要结束时，与会者一致同意，我们从讨论中可以吸取两个主要的教
训：一、在这个高技术武器时代，危机的处理必然是危险的、困难的和无法确定的。二、

由于错误的情报、错误的判断和某种我刚才列举的错误的考虑，对超级大国之间军事行
动的结果根本不可能进行有把握的预测。因此，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于避免危机的发生
上。
    在一九六二年危机期间，我们一些人——特别是约翰·Ｆ·肯尼迪总统和我——相
信美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莫斯科会议证实了这种判断。但是在哈瓦那期间，我们了解
到，我们双方——肯定还有其它国家——都严重地低估了这种危险。前华约总参谋长阿
那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告诉我们，一九六二年在古巴的苏联部队不仅拥有中程导弹，
还拥有核炸弹和战术核弹头。战术核弹头是用来对抗美国入侵部队的。当时，正如我提
到过的，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没有核弹头。

    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们又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俄国报刊上的一篇文章声称，在
危机的高峰时期，驻古巴的苏联部队拥有总数达一百六十二枚的核弹头，其中至少有九
十枚战术核弹头。此外，曾有报告说，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危机爆发后不久
——核弹头被移出储备库运往离发射装置更近的地方，以便随时反击美国的入侵。

    第二天，苏联国防部长马林科夫斯基接到苏联驻古巴部队司令伊萨·普利叶夫将军
的一份电报，向他通报了这一行动。马林科夫斯基将电报送交尼基塔·赫鲁晓夫。尼基
塔·赫鲁晓夫交还电报时在上面潦草地批了“同意”。很显然，当时存在极大的危险。

    面对美国的攻击——正如我说的，美国政府和军队中的很多人都准备向约翰·Ｆ·
肯尼迪总统提出这种建议——苏联在古巴的军队极有可能选择的是，使用核武器而非放
弃它。我们无需推测在那个事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确切地预见到它的结
果。

    虽然美国入侵部队不会配备战术核弹头——总统和我明确禁止那样做——但也没有
人会相信，一旦美国部队受到核武器的攻击，美国会控制自己不进行核反击。那么，这
一切又如何结束呢？在这种十足的灾难中，我们不仅会在古巴付出空前的伤亡代价，这
个岛国也将会被毁掉，同时，还极有可能在古巴之外的地方出现核战争的危险。

    我所希望强调的关键是：人类是难免要犯错误的，我们都会犯错误。在我们的一生
中，错误会让我们付出代价，但我们也应尝试从错误中学习。常规战争会付出牺牲，有
时是成千上万人的牺牲。但如果错误是关于核武器的使用，那将会造成整个人类社会的
灭绝。因此，如果将人类易犯错误的天性与核武器结合在一起，那无疑将是对空前性灾
难出现的极大推动。

    继续接受这种冒险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吗？回答是“没有”。

    卡尔·凯森、乔治·Ｗ·拉思詹斯和我曾对核武器的支持者指出，“冷战后核武器
的使用只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方案：即在不存在预期报复的情况下才可使用。那就是说，
或者攻击一个无核国家，或者攻击一个虽拥有核武器，但兵力极弱，以至核武器的使用
者确信，他们可在一次打击下即使对手彻底解除武装”。我们补充说，“实际上，即使
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也不能为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提供充分的理由。例如，虽然，美国
部队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两次处于十分险恶的困境中，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年南北朝鲜双
方的冲突发生之后，第二次是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时，而美国并没有使用核武器。当时，

中国和北朝鲜并无核能力，苏联只有一颗微不足道的核弹。”我们的论证导出下面的结
论：在阻止敌手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的军事使用，只会起到极为有限的作用。因此，

如果我们的敌人没有核武器，那么，我们也就没有拥有它们的必要。

    一方面由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核危机时期我们与灾难已多么的接近，另
一方面，还由于人们日益感到核武器缺乏军事上的使用价值，因此，对核武器作用的思
考已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部分出现于最近三年之间。

    许多美国的军事领袖——包括两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位前欧洲盟军最高统
帅和一位现役的空军高级将领——对核武器的认识已远远超出布什—叶利钦协议的范围；

还有一些人则更进一步宣称，如同我所阐述过的，长期的目标应该是在现实可行的范围
内，回到无核的世界中去。

    当然，也存在与此相反的主张。大多数西方安全专家——包括军队和文职官员，继
续相信，核武器的威胁可以防止战争。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就曾说过，限制核武器的计划是“在常规战争中保证世界安全的计划，所以我并不热衷
于此”。由前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任命、前空军司令托马斯·里德领导的顾问委员会
的报告，也反映了与此基本相同的看法。现任政府看起来也支持这一观点。

    但即便接受这种观点，人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将核武器作为抵御常规军队入侵的威
慑力量，同样也会付出长期高昂的代价，即随时存在相互进行核攻击的危险。

    至今，大部分人仍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早在五
十年代中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当时，他向总统递交了一份高度保密的备忘录。这一
备忘录几年前刚刚解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备忘录中指出：“将原子能用于战争，

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一种过大的能量。”因此，他建议将核力量的控制权交给联合国的
一个无否决权的安全委员会，从而“普及热核武器抵御战争的能力。”

    近几年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建议已得到一些著名的安全专家们的响应，然
而，我认为，公众或许尚未注意到他们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反映在三个报告和一大批
虽不保密但却并未广泛传播的声明中。

    这三个报告都发表于一九九○年之后：

    一、一九九一年，在一份由已退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Ｃ·琼斯将军签署
的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核武器除了阻止……另一方的核攻击外
没有其它用途。”该委员会相信美国和俄国的核力量可以降至一千到两千个核弹头。

    二、一九九三年春，《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合著者之一是另一位退休
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威廉·Ｊ·克劳上将。文章指出：到二○○○年，美国和俄国
的战略核力量可减少到各自拥有一千到一千五百个核弹头。该文在收入一本书时进行了
扩充，其中说道：“一千到一千五百个核弹头将不是二十一世纪初可达到的最低水平。”


    三、一九九三年，前北约在欧洲的最高统帅安德鲁·Ｊ·古德帕斯特上将发表了一
份报告，其中指出，现存的五个核大国应该将核武器储备降到每国二百枚，而最终结果
则应该是零。

    这三个报告不应使人们感到惊讶。因为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军事和文职防
务专家对核武器的军事价值表示怀疑，以下是他们的观点：·一九八二年，英国国防总
参谋部七位退休参谋长中的五位曾表示，他们相信，根据北约的政策，首先使用核武器
将会导致灾难。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的英国总参谋长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在一九七
九年被谋杀前的几个月说道：“作为一名军人，我看不出核武器有什么用。”一九七三
年——一九七六年的英国总参谋长菲尔德·马歇尔·卡弗勋爵在一九八二年写道，他完
全反对北约首先使用核武器。⑨·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
九七九年在布鲁塞尔讲演时明确表示，他相信，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衅，美国永远不会
首先使用核武器攻击苏联。他说：“我们的欧洲盟国不应该总是要求我们，增加我们不
可能拥有的战略保卫力量。因为，即使我们拥有这种力量，我们也不能使用。要知道一
旦使用这种力量，我们将面临文明毁灭的危险。”

    ·原美国太平洋地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诺埃尔·盖勒将军在一九八一年指出：我们
的任何核武器都没有实际的军事使用价值，其唯一合理的使用价值是，阻止我们的对手
使用他们的核武器。

    ·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一九八七年接受ＢＢＣ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
“灵活的反应（北约的战略要求在反击华约的非核攻击时，可以使用核武器）是一派胡
言。我并不是说它过时了，而是说它只是一派胡言……西方在五十年代形成一种观念，
认为我们将愿意首先使用核武器，以便补充所谓常规力量的不足，这种看法从未使我信
服。”

    ·尼克松总统的第一任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在《华盛顿
邮报》的报导中说：“一个世界范围核为器零的选择加上充分的检验，应该成为我们当
前的目标……这些武器……没有什么军事上的使用价值。”

    ·前美国空军总参谋长和前战略空军司令拉里·韦尔奇将军最近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他说：“核武器的威慑力量取决于某些人的相信，即一旦你做出行动，那将是完全没有
理性的行动。”

    ·一九九四年七月，美国航天司令部的总参谋长查尔斯·Ａ·霍纳上将宣称：核武
器已经过时了，我想彻底摆脱它们。”

    在六十年代初，我就得出了与此相似的结论。在许多次私人谈话中，开始是与约翰
·Ｆ·肯尼迪总统，后来是林登·Ｂ·约翰逊总统，我都曾建议无论何种情况，无论任
何限制条件，他们都永远不要首先使用核武器。我相信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

    但无论是他们还是我都不能公开谈论我们的立场，因为这与北约的现行政策相悖。

    今天，我列举了有关核武器作用的两种完全相对的观点，一方以现政府、布热津斯
基和里德为代表，另一方由古德帕斯特、莱尔德和施密特为代表——但是，双方在一个
问题上却意见一致，即：首先使用核武器来打击拥有核武器的对手，将无异于引火烧身。

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开始讨论，以为五个核大国的长期方案做出优劣得失的比较。

    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方案中进行选择：

    一、继续执行当前的“持续威慑”战略。这意味着使美国和俄国的战略核弹头限制
在每个国家三千五百枚以下。布什总统和叶利钦已就这个数字达成了协议。

    二、保持一个最低限度的威慑力量——如同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提议，由琼斯将军
和克劳将军支持的那样——两个最主要的核大国各保持不超过一千至二十枚核弹头。

    三、像我与古德帕斯特将军强烈主张的那样，所有的五个核大国，在现实可行的范
围内，回归无核的世界。

    如果我们敢于打破那个统治着核大国四十多年之久的关于核战略的思维定式，我相
信我们就的确可以将妖怪放回瓶子里。反之，则存在一种真实的危险：二十一世纪将可
能目睹一场核悲剧。

    安德烈·萨哈罗夫曾说过：“降低将要毁灭人类的核战争的威胁，在所有需要考虑
的问题中，是压倒一切的问题”。

    他无疑道出了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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