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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gemouse (LION), 信区: Green
标  题: 1970年庐山会议--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中）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11月04日11:03:45 星期天), 站内信件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大会开幕前
林彪与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了“时间并不很短”的谈话，
之后才举行会议开幕式。林彪代表中央讲了话，可能是考虑到毛泽
东一再表明不设、不当国家主席的态度，林彪在讲话中没有再提“
国家主席”之事，而只是含混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元首”，这可
被视为林彪顾及毛的意见而采取了折衷的办法。[13]
充当江青集团的“顾问”、后来成为林彪专案组第二号负责人的康生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时，不仅对林彪的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完
全拥护”，还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
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他进一步提出： “如果是主席不当
（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
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14]这
是首次有政治局常委在党内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毛实在不愿担任国
家元首的情况下，可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但提出这个建议的康生
不仅与林彪的派系没有什么渊源，而且一年半以后就俨然成了代表
中央查处“林彪反党集团”的负责人。所以，很难假设康生的这一
提议与林彪有关。
在当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各小组应该学习林彪
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以再听一遍讲话录音。周恩来表示同意，并
报告了毛泽东[15]，显然毛泽东未表示异议。在各小组听录音的过
程中，有人[16]提出要把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与会者自然拥
护。周恩来让汪东兴就此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
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17]这说明当时毛对林彪的讲话
并无重要的反对意见。据陈伯达回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会后，
他曾特地问林彪，林在会上的讲话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说
，他的讲话毛主席是知道的。[18]毛泽东后来在南巡讲话中说：“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这似乎不合
乎情理，也不大象真话。
据汪东兴回忆：“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
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泽东当
国家主席。”[19]按照当时的情况推断，联名上书的人很可能不只
是“部分”，而应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汪东兴本人在
华北组讨论中发言时就讲了这样一些话：“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
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
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
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20]林彪死后，汪东兴为自己的这一发言辩解说，“当时没有识
破陈伯达的阴谋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
的建议忘得一干二□了”。他事后要按照批判林彪的官方套话，把政
治责任推给已被打倒的陈伯达以涮清自己，这是不难理解的，但他
的这种辩说显然没有道理。首先，毛几次表示不设、不当国家主席
，汪东兴绝不可能糊涂到“忘得一干二□”的地步，倘若他在政治
上真这么糊涂，他就不可能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升到毛的“大内总
管”的位置。其次，他表态拥护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与政治局
多数常委的意见一致，可能他自己当时也认为这一意见是正确的。
再次，所谓的 “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是否
真的存在，是可以存疑的，本文下面的分析还将进一步谈到这点。
?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与“设国家主席”无关
直到8月24日晚，这次庐山会议上并未因“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发生
尖锐冲突。毛泽东突然在会议期间“龙颜大怒”，似乎并非源于“
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争论，而是与许多人批评了江青集团有关。
24日会议开始分组讨论后，各小组会发言中并未就“设国家主席”问
题发生争论，也没人提出要林彪当国家主席，当然就更谈不上为此
议题而发生冲突了。真正引起了冲突的是另一个话题。陈伯达、吴
法宪、汪东兴等在小组发言中提出，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要“
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其他许多人也作了类似发言，攻击矛头
明显指向张春桥。据8月24日华北组小组讨论后反映发言情况的“华
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21]中记载：听了陈伯达
、汪东兴的发言，“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
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对
于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
该千刀万剐”对于应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则是“大家
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22]
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把
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
和华北组其他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好像是汪东兴说的。
”[23]汪东兴在回忆中承认：“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以极不
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24]当时汪东兴经常代表毛
泽东向政治局传达毛的指示，因此，在那个人人随时观察政治风向的
时代，汪的话有很大的分量。而汪是个政治上极为谨慎的人，他所
说的应该不是他杜撰的 “个人意见”，很可能与毛私下里的某些表
示有关。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趁机打击一下张春桥一伙（即江青集
团）的，决不只是林彪集团中人，批评江青集团的人动机各有不同
，但目标趋向一致。
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十分恐慌的张春桥、姚文元去向毛泽东告状
，于是，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
扩大会，宣布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
号简报”、让陈伯达作检讨。后来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说得很明
白：“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25]很显然，毛是因为
看到江青集团遭到了攻击才“龙颜大怒”的。
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工作会议上，林彪集团与
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
组会和8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与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
的争论。吴法宪主张在宪法中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
的指导方针’；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要加上
‘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康生、张春桥则反对。
以致吴法宪在会上叫嚷：‘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
低毛泽东思想。’”[26]
需要指出的是，从现已披露的材料来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当时的
公开冲突是表现在“称天才”这个理论问题上，而不是在“设国家
主席”的问题上。在 “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但没有他们冲突
的例证，相反，作为江青集团“顾问” 的康生甚至还公开、明确地
提出，若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彪当。毛泽东于8月 31日写下的
批判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中，也只字未提“设国家主席”的问
题。为什么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因一个“称天才”的理论问题发生
冲突，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实质究竟何在，这需要另作专门的研
究。然而，由于毛泽东在世时把这场冲突的焦点转移到所谓的“设
国家主席”问题上，以后的研究者和史料也围绕着这一钦定说法打
转，模糊了“称天才”问题背后的冲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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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我是一只大老鼠

显然，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要毛担任国家
主席而发怒的，他明知坚持这一意见的并非林彪一人，还包括周恩
来、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等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那
么，他可能仅仅为一个“称天才”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发怒吗？这
似乎也讲不通，因为“称天才”是他早已赞同并写进了中共八届十
一中全会公报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江青集团告状后立刻“龙颜大怒
”呢？他为什么要公开站出来支持江青集团而反对林彪集团，为什
么要说反张春桥就是实际上反对他呢？
海外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林彪集团“九大”后进入了政治局，为了
巩固既得利益、使已到手的权力不再受动乱的威胁，便急于结束“
文化大革命”，因而与想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和江青
集团发生了冲突，国内的一些公开出版物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根据
这种看法，“九大”召开前起草政治报告时，陈伯达就与张春桥、
姚文元发生了正面冲突。陈伯达不与张、姚合作，独自组织人起草了
一个报告稿，名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而张、姚则批评陈伯达起草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他
们在江青、康生的支持下另行起草了一个报告；张、姚的报告草稿
拿到中央讨论时，陈伯达指责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
，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
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27]现在也有研究者认为，陈伯达
主持起草的报告稿是“按林彪意见撰写的”，当陈伯达指责张、姚
报告稿时，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28]
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
政治报告中也有一段话明确谈到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九大政治
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
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
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
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
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
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
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
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
中央的政治报告。”
若由此推断，则可以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改变对林彪这个“亲密战友
和接班人”的态度，主要是怀疑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
胜利”后、要像刘少奇一样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倘若确实如此，所谓的“设国家主
席”、“称天才”之类的说法其实都不过是借口，因为毛泽东若直
接指斥“副统帅”、“接班人”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只会
造成全国人民的思想混乱，增加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不过，有关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那些争论并无
充分根据，还有不少反证，何况仅凭这一争论也无从证明林彪集团
想要结束“文化大革命”。首先，当时陈伯达刚开始向林彪集团靠
拢，还未成为林彪集团中人。陈伯达去世前回忆，他起草“九大”
报告时，林彪并未给他什么指示；而且，由于他未把毛泽东对他起
草的报告稿所作的批示告诉江青等人，江青等人指责他“封锁毛主席
的声音”、召开了对他的“批评会”，叶群在会上公开支持江青，
呼喊了“拥护江青同志”的口号。[29]其次，起草“九大”报告前
陈伯达似乎也没有故意“不与张、姚合作”，他们三人一起去林彪
处商讨，出来后张、姚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
，就随时找。”后来陈伯达将写好的头三个题目初稿（预计写十个题
目）拿到中央文革讨论时，遭到了张、姚等人的批评。叶群向林办
秘书们传达时，只说是同情“老夫子”（陈伯达），但又要秘书们
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内容时，不要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
子一热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30]据此看来，林彪对陈伯达起
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知情。
因此，所谓的“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报告”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陈
伯达与张、姚之间在起草报告中的冲突并不一定代表着林彪集团与
江青集团之间的政治性冲突，更可能是带有“文人相轻”、“争功
邀宠”味道的摩擦。而陈伯达与张、姚之间的那些争论，也可能只
是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时的偏差而已。而且，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
”中所作的许多指示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明确性，往往可以让人
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去甚远的各种理解。例如，毛泽东在中共八
届十二中全会上曾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
，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
了。[31]按照这个说法，“九大”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 的“底
”了，自然应该考虑将主要精力转入生产建设。显然，文革时期那种
习惯性地把对毛的说法的不同理解“上纲”成“两条路线斗争”的
思路，不一定能成为史家的论据。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之说十分可疑
如上所述，在这次庐山会议上，“设国家主席”一议其实并未引起什
么冲突，而真正发生了的“称天才”问题上的争吵，会后又被掩了
下去，不再深究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所谓的“理论”问题上
其实没有多少“油水”可以挖，也罗列不出多少政治上的罪名。然
而，毛泽东既然决定要整林彪集团，就需要上纲上线，需要找到“
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这样才能有名正言顺的理由
。直到这次庐山会议结束一年之后，毛泽东才考虑成熟，他选择把
“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纲上线”到“反革命纲领”的高度。从此
，“设国家主席”就骇人听闻地变成了 “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
领”，根据这一说法，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就是他自己想当国
?p> 这种说法最早出自毛泽东的南巡
讲话。1971年南巡途中的8月27日，
毛泽东在与刘丰的谈话中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
、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 ‘天才’、设国家主席。”[32]毛
还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
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33]需要指出的是，毛的原话说的是
“他们”，似乎泛指他的对立面是一批人；而“九一三事件”之后，
可能考虑到这个说法不妥，涉及的对立面过宽，有损毛的形象，就
在正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毛泽东南巡讲话中，把“他们”改成了
“有人”[34]，这样就把矛头集中到了林彪一人身上。从此，在中
国的当代史学界，毛泽东的这一说法就成了定论，即使在批判了“
两个凡是”之后，它似乎仍然被普遍视为解释和缆哿直胧录囊桓?br> 主要论据。然
而，史学界应当对这个“论据”重新分析思考。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既不合逻
辑，也不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林彪这个“接班人
”的位置并不是他自己争来的。 “据林彪身边的人讲，1966年召开
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他托病不出，在大连休养，是毛主席派秘书去
叫他，让他一定出席他才来的。让他当‘接班人’，他‘不接受’，
并写了文字报告，毛主席做了批示还是让他干。后来，他曾把这个
写有毛主席批示的报告撕得粉碎扔进痰盂里，叶群又捞出拼好粘到
一块”[35]后来，经由毛泽东亲自挑选并带头“大树特树”、而且
在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所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竭诚
拥戴和热烈支持下，林彪这个法定“接班人”的地位才确立起来。
中共“九大”通过了写有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内容
的新《党章》后，周恩来专门作了拥护林彪作毛泽东接班人的讲话
，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歌颂了林彪的功绩，他这个南昌起义的主要
领导者甚至不惜歪曲历史、屈尊为起义时任基层军官的林彪捧场。[
36]
称林彪“抢班夺权”，无非指他欲得国家主席之位。林彪既已身处“
接班人”、副统帅的地位，居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对他来说，
登上一个虚位国家元首（国家主席）的地位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
高升”，而且这个位置也毫无实权可言，他这个“接班人”、副统
帅多一个“国家主席”的空头名义也不可能就达成从毛泽东手里“
篡夺党权”的目的。在以党领政、毛泽东个人“君临天下”的体制里
，一切大事都得由“党”（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国家主
席这个虚位元首不可能对毛构成真正的威胁。毛泽东甚至都不需要
专门的武装，仅靠动员群众，就能把手举宪法小册子的上任国家主
席刘少奇置于死地。即便林彪真有意愿当这个名义元首，也算不上
滔天大罪，更何况毛泽东早就在十多年前自愿让出国家主席这个位置
了，他自己不想坐，为什么就一定要“国无元首”呢？
不管当国家主席对林彪来说有没有实际意义，也不论国家主席之虚位
到底有没有实权，就算林彪的心中确实暗暗有非分之想，也不能依
想法念头入人以罪。指林彪 “抢班夺权”，这一罪名的要害在于“
抢”和“夺”，这是需要事证的。可是，恰恰在事证方面，迄今为
止只有一个孤证，即叶群对吴法宪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
办？往哪里摆？”仅凭此一孤证就想证明林彪曾“抢”、“夺”国家
主席之位，显然是不足信的，更何况这一孤证的可信程度还非常之
低。
其一，吴法宪“交待”的这句叶群所言是否属实，值得怀疑。至少它
不象是叶群的原话，因为叶群对人讲话时从来不直呼林彪名讳，而
只称“林副主席”或“101”、 “首长”。更重要的是，吴法宪这个
“交待”发生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1年 10月21日，当时
他刚被逮捕，正受到中央专案组的突击审讯。在那个“无法无天”
的年代里按最高领袖意旨设立的、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中央专案组
之所为，恶名昭彰。[37]怎能证明这样的专案组会对吴法宪网开一
面、手下留情地“依法办事”，毫无逼供信之类的情事？如果并非
如此，如此专案组搞出来的审讯结果能作为凭据吗？
其二，即便叶群确有此言，她的话也不一定能代表林彪的意见，更不
能证明林彪有 “抢班夺权”的行动。众所周知，叶群与林彪在生活
、作风、思想、政治上都有不少分歧，叶群经常打着林彪的旗号办
一些她自己决定的事，林彪并不知情。据“林办”工作人员讲，叶
群私自搞来的许多文物字画、在毛家湾住地大院里修建的游泳池，
林彪都不知道；甚至连林彪的爱女林立衡不堪忍受叶群的毒打折磨而
自杀未遂，林彪也一点都不知道[38]。“叶群为了控制空军，控制
吴法宪，把一儿一女安插到空军，并背着林彪暗示吴法宪任命林立
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豆豆为空军报社副总编，是林豆豆在一
年之后跟林彪说的。林彪大怒，熊了叶群。”[39]由此可见，叶群
打着林彪旗号办的事并不等于都得到了林彪的指示。因此，如果把叶
群说的那句话理解为“叶群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也颇有道理，
但这样一来就不能给林彪定罪了。
其三，如果林彪真有此意，按常理他就应该给几个心腹大将都打招呼
，可是现在掌握的情况表明，除了吴法宪一人从叶群处“听过”以
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几员大将及“小舰队”成员均不知此事，这就
给此事的真实性打上了问号。同时，对“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需
要众人支持配合的大事，叶群怎么可能只给吴法宪一人讲而不对其
他心腹透一点口风？这也实在有悖常理，何况叶群生性爱唠叨，就象
林办秘书张云生说的：“叶群的嘴像个破瓢，她是不肯‘保密’的
，特别是当她认为透点风声对自己有利的时候。”
家主席，也就是想“篡党夺权”、“抢班夺权”。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FROM: 172.16.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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