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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rsy (Green Mouse), 信区: Green
标  题: 六十年代中国备战密闻（二）(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2月26日17:57:49 星期三), 站内信件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 原文由 dxmxqe 所发表 】
中国的这种大规模的战备活动虽然完全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全 
球的战略态势。对于一个高度戒备、充分动员起来的大国来说，任何突然袭击都是难 
以奏效的。积极的战略防御成为避免战争，走向缓和的重要文件。 
“林副主席第一号令” 
1969年 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 
席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苏联方面表达了缓 
和边界的愿望。双方协定，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 
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 
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 
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 
1969年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 
成、阎仲川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 
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 
准备打敌之伞兵。 
10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 
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 
1969年10月初，林彪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部队司令郑维山、副总参谋长阎仲 
川等陪同，乘飞机到山西、河北等地视察、看地形。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 
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 
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 
抵京的前两天，他背着党中央、毛泽东，要秘书给在京的黄永胜发出“六条指示”， 
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当晚，黄永胜即布置阎 
仲川向全军传达。阎仲川随即以“林副主度第一个号令”由“前指”下达全军。全军 
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 
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 
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 
备状态。 
全民备战 
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这时， 
虽然有些部队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总的来说，全国全军的备战活动已开始缓慢地 
从那种大战在即、一触即发的状态向常备型状态恢复。尽管转变已经缓慢地开始，但 
直到1969年底，战备气氛仍然很浓，其程度远远超过了1969年9月以前和1970年以后。 
在当时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日常工作中，战备工作被当成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纲”。 
196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要考虑到全局。 
一切工作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观察一切、 
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就是全局观念……没有全局观念的工作，就是单纯业务观点”。
 
1969年10月下旬，广东省革委会第十二次常委扩大会确定，要以战备为中心部署今冬 
明春各项工作。1969年11月中旬，长春市革委会举行城市斗、批、改工作会议，决定 
从准备打仗出发，以经得起战争考验为标准，认真搞好全市今冬明春斗批改工作。19 
69年12月 7日召开的黑龙江省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以战备工作为重点，讨 
论落实1970年斗、批、改及工农业生产新跃进问题。 
当时，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一种“内紧外松”的方针。紧张的国际形势，大规 
模紧迫的战备活动在公开的宣传报道中几乎没有反映，尽管战备工作一度成为压倒一 
切的中心工作，但报纸和广播的基本内容却是“革命大批判”、“活学活用”、“教 
育革命”、“五·七干校”、“整党建党”以及工家业生产等项工作，两者之间形成 
了鲜明的反差。 
从1969年10月至1969年底，各地战备工作的重点已普遍从平息武斗、铲平山头、 
加强团结、批判无政府主义等转到战备教育、战备动员、战备训练、战备组织、物资 
储备、人口疏散等方面。具体内容有： 
(1) 战备动员、教育。这是战备工作的思想基础，一直被放在各项战备工作的首 
位。例如湖南省在“八·二八”命令下达后，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战备教育工作。 
全省农村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以战备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广泛的 
“革命大批判”，利用电影、幻灯、图片、漫画、墙报、文艺宣传等形式，进行广泛 
深入的宣传发动。据报道，通过这一系列战备教育活动，加强了战备观念，促进了斗、 
批、改运动和工农业的发展。天津某厂革委会自九大以来，“结合国内外形势，针对 
职工的活思想”，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战争的一系列论述，并采用讲形势、摆敌情、 
声讨批判、忆苦控诉、敌情展览、战备落实、讲用会等形式，对全厂职工进行战备教 
育。通过学习，职工们进一步认清了敌人的侵华罪行，明确了我们必须立足于打；同 
时认识到，搞好本职工作，就是对敌人的有力回击。在中苏谈判开始时，全厂 167名 
职工主动把被褥搬到厂里，日夜守卫在机器旁，突击生产军工产品。 
(2) 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青海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11月上旬决定，将 
省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约占百分之十几的人到新的指挥 
机关；一部分约占百分之二十几的人留在西宁，坚持工作；另一部分约占百分之六十 
左右的人到新指挥机关的周围做群众工作和负责面上的工作。湖南省革委会组成了三 
线，成立了第一指挥所、第二指挥所和本队。中苏谈判时，革委会机关的一、二线人 
员都背起背包分别进入第一、二指挥所，本队则进行了就地疏散隐蔽。 
(3) 疏散城市人口、物资。这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战备活动之一。1969年 
10月中下旬至年底，一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高等学校 
被外迁，一些高等学校被裁并，一批高等学校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 
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在农村建议“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 
下放农村。与此同时，大批中等专业学校被裁并，教师和干部被下放。青海省革委会 
核心领导小组在1969年11月8日关于战备问题的讨论中，决定将被撤销的 18个厅局的 
2500多人，除搞专案的人集中起来到省办“五·七”干校边劳动边办公外，其余的一 
部分担任中、小学教员或充实到各级革委会中，一部分人组成宣传队到各州、县协助 
当地革委会工作，另一部分到“五·七”干校或“五·七”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不 
能坚持工作者，动员其回原籍，按当地工资标准发工资。对职工家属，能回原籍的一 
律回原籍，路费可报销，户口带与不带听其自愿，无原籍可回的则安置到省革委会的 
家属基地去。对城市居民，应尽可能动员去农村牧区。对省市监狱的劳改犯均转移到 
州、县一级，已服刑期满的刑事犯则遣返原籍。会议还议定粮食、档案、商品等物资 
，除保证日常供应外，扩大州、县的库存，档案资料凡重要者，一律转移。 
这次战备疏散不仅给国家财力、物力造成很大浪费，也使广大知识分子、城市居 
民的生活、工作受到很大冲击。 
(4) 修建地下防空工事。修建防空工事的工作，早已在进行。“八·二八”命令 
下达及中央防空领导小组成立后，进度明显加快，例如，截止12中旬，湖南全省主要 
城市已挖好的防空工事(防空洞、壕等)可容纳160多万人，而这些城镇共有280万人。 
其中株洲市的防空设施可容纳人数占总人数的 92%。省革委会要求城镇每一个人都要 
有一个防空位子。福建省南安县地处晋江中游的某公社，在村道口、大路道口、大路 
旁到处挖了战壕、坑道和单人掩体，交通要道旁有能攻能守的阵地，房屋里有枪眼， 
制高点和暗道直通到指挥作战的堡垒。此外，还有专门储粮、存放战略物资和耕牛的 
地窖，这些设施还作了防水、防毒、防塌的准备，一些地道也从村里发展到村外、田 
野、山头，从一家一户发展到户户相通、岗哨相通。县城里的地道，也按疏散区为单 
位开始挖，计划将各区的地道连接起来，构成地道网，达到能打能防，能在地上打， 
也能在地下打，使敌人寸步难行。 
(5) 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这是当时各级革委会普遍重视的一项工作。黑龙江省 
把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实现全 
民皆兵，有的地方是按生产、工作或居住单位，把群众分别组成战斗队(基干民兵)、 
支前队(普通民兵)后勤队(有孩子的妇女和老人)和儿童团，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 
组织。福建省南安县在搞好清队的基础上，结合整党整顿了民兵组织。到1969年12月 
中旬，全县已经组织起两个民兵独立团(其中一个团战时归军分区直接指挥)，共5200 
人。此外，还培训了民兵骨干 425名，轻机枪射手45名，全县以民兵为骨干组织了一 
支拥有万人，840副担架的支前队伍，还有六个公社组织了500多人的自行车战备运输 
队。 
除此之外，各地的战备工作还包括：修筑战备公路、桥梁，制造轻武器，储存战 
备物资，建立战时生产领导体制，建立健全战时后勤供应、物资运输、消防、防化、 
治安纠察等各种专业小分队，等等。 
毛泽东对革命与战争形势的新看法 
从1970年初起，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认识发 
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全国的战备工作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1969年的特点。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0年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 
年代》中指出：“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 
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毛主席关于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推动斗、批、 
改、检查斗、批、改，戒骄戒躁，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在这里，战备工作仍然是各项工作的中心和“纲”，但在程度上，较之1969年10月至 
12月的一些提法和做法，似乎又不那么突出了。 
1970年 5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谈到了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大国 
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战争 
与革命这对范畴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有所不同。这里的革命是当作与战争对立的一个 
因素出现的，这不仅包括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行为，也包括了全世界人民制止帝国主义 
战争的努力。而他这里所说的战争主要是指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 
1970年 5月20日，毛泽东在其《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 
走狗》的声明里又明确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 
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不仅有他关于战争与 
革命的提法，还有他对主要敌人的表述。 
1970年 7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指出，帝国主义大国想要瓜分中国，但中国被 
瓜分的可能性不那么大；尽管可能性不大，想着这一条还是好的，准备着。 
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八·一”社论《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中，把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尖锐地指责了它们妄图重新 
瓜分世界、处心积虑地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野心。社论重申了毛泽东在“五·二 
○”声明中的重要论断：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 
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社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遵照毛主席 
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教导，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 
战术上重视敌人，做好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对付突然袭击的一切准备。 
”社论要求：“全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都要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 
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在1970年9月6日通过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中，有关战备问题的提法有所改变。 
公报在谈及今后工作任务的第三条中说：“要继续全面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 
作、促战备’的方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70年的 
国民经济计划，为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 
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公报没有重复1970年元旦社论，“八·一”社论中有关“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等提法，而代之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的方针。这种提法实际上是恢复了1969年以前的提法。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 
杂志、《解放军报》国庆社论又重复了这一提法。这些提法的变化表明，由于国际形 
势的变化，中央已适时地调整了战备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 
1970年 9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看样子打不起来大战，几个大国都不想 
打，彼此都怕对方，同时，欧洲许多国家也不想打。同年10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 
时又说到，究竟是战争的危险为主，还是革命为主，我看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 
是现在看来，当前革命好像成了主要倾向。 
不难看出，在70年代初期，毛泽东通过对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态势的敏锐、科 
学分析，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又有所发展。他一方面指出还存在发生大规模战争 
的危险，一方面肯定了由于全世界进步的、革命的、和平的力量的发展，形成了遏制 
战争的强大力量，而正是这第二方面，正在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 
不仅如此，与1969年相比，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突出了对美国扩大印支战 
争和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谴责。 
1970年 5月20日，针对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 
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以及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首都北京举行了百万军民集会。 
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二○”声明。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5月中下旬，全国各地4亿多人集会游行示威，声讨、 
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 
1970年11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 
美帝国主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新的战争挑衅。中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着越南和印度 
支那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府重申，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 
斗争。”把1970年中国对美帝国主义扩大印支战争的强烈反应，与1969年中国因苏联 
的战争挑衅而进行的全面战略动员相比较，不难看出因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际 
战略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不是根本性的，但它还是逐渐反映到19 
70年中国的战备活动及其他各项工作中。 
从临战向常备的逐步转变 
从1970年初开始，大规模的战备活动逐渐向常备型方向发展，战备工作与其他工 
作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年初起，虽然在内部讲话、文件和动员中 
还把战备作为整个工作的“纲”或“中心”，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1970年初全面展 
开的“一打三反”运动，加之斗、批、改运动中的各项繁重任务，以及1970年初掀起 
的工农业生产高潮，战备工作往往难于被放在中心的地位，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精力 
往往不得不放到不间断的、杂乱纷繁的政治运动和生产上去。例如，1970年5月至6月 
召开的北京市第二次战备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要求以战备为纲，掀起一个赛革命、 
赛战备、赛团结、赛生产的新高潮。报告又说，当前，全市主要是做好三件工作：第 
一，认真抓好“一打三反”运动，这是最大的战备，第二，坚决落实全国计划会议的 
精神，搞好工农业生产。要狠抓生产建设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 
争，促进工农业生产，以更加丰富的物质资源支持持久的人民战。第三，打一场落实 
战备的人民战争，目前，还要认真抓好人民防空、人口疏散、民兵建设、物资储备、 
医疗救护、后方建设等项战备工作。报告里虽然提出要以战备为纲，并且也规定了一 
些战备任务，但其强调的心中却是“一打三反”运动和工农业生产。当然，这些工作 
又都被说成是“最大的战备”。 
从1970年初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备运动虽然还保持着大规模、高速度的势头， 
但基本上还是逐渐向常备型的方向发展。1970年 2月，总参谋部下发要重视部队的近 
战、夜战训练的指示，要求部队在狠抓“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训练的同 
时，加强近战、夜战的训练。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对部队 
的影响，为了改变部队纪律涣散、条例条令废驰和事故增多的状况，1970年 5月，总 
参谋部召开了以“加强部队管理教育、严格组织纪律、大力减少事故”为主要内容的 
全军行政管理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指出：1959年以来颁发的条令、条例，在没有修改 
之前，仍须贯彻执行；有些专业性的条例和操作规程，凡是科学的合理的，行之有效 
的，也要坚决执行，不能随意废掉。1970年下半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中央军委 
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战备工作的报告。在1970年8月至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中央通过 
了这个报告。 
1970年，战备交通建设出现了空前的多项目、大规模、高速度的局面。其中，新 
建铁路××××余公里，新建或改建国防公路××××公里，疏浚、整治航道××× 
×公里，各地还新建了许多地方交通线路。焦枝、成昆、襄渝、湘黔、枝柳等铁路已 
经通车或正在加紧建设，大三线的铁路网迅速形成，“三地”地区新建和改建国防公 
路××××余公里，主要战役方向的公路干线基本成网，通往战略、战役后方基地的 
道路也得到进一步加强。长江上建成×座军用重件活动码头，黄河新建了×座公路大 
桥，为部队南北机动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防通信网的建设也取得重大成就。 
地方的战备活动也在广泛进行，但其声势和紧张程度已不如1969年下半年。 
1970年上半年，华北、东北等地又相继召开了地区级的战备会议，然后有关省、 
市、自治区又分别召开了各自的战备工作会议。会议精神层层传达，成为基层各单位 
战备工作的指导思想。会议分析、研究了国际形势，总结交流了前一阶段各自战备的 
经验，研究确定了今后战备工作的方向和内容。 
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防空工作在1969年的基础上，又取得较大进展。据1970年底 
的统计，全国75个大、中城市已挖防空工事×××万平方米，平均可掩蔽市区人口的 
60%，许多城市的工事已连片成网。在此基础上，大部分城市已开始规划建设通往效 
区的疏散干道，其中52个大、中城市已经完成××万纵长米。“三北”地区一些靠近 
边境的城市中，许多工厂、学校已经可以转入地下。这些单位的工事已初步达到能藏、 
能生活、能生产、能工作、能防御、能进攻的要求。但在当时条件下，由于是仓促上 
马，缺乏全面、长远的规划、又不注重使用科学技术和管理，这些防空工事普遍存在 
质量低、施工中伤亡事故多等问题。1971年以后，这些问题逐渐有所改善。 
紧张战备空气中的经济与政治 
但是，尽管如此，战备还是对1970年特别是其上半年的各项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或者，也可以说，虽然一些直接的、具体的战备工作往往没有被摆在中心的位置， 
但当时的各项工作又都是在强烈的战备气氛这个总背景下展开的。 
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拟定了1970年国 
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计划纲要的总要求是：“四五” 
计划期间要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战备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 
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为适应战备需要，计划纲要中要求：“四五”计划期间将内地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 
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备后方；内地的工业要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 
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特殊重要工厂的关键设备或车间，有的要“进洞”等 
等。“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所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高指标，与当时以战备 
为中心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及希望在1970年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愿 
望是密切相关的。1970年国民经济的盲目跃进也与这种指导思想密切相关。 
除经济工作外，战备工作还对1970年特别是其上半年的斗、批、改运动产生过巨 
大的影响。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 
指出，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 
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指示》认为：这一小撮反 
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 
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 
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 
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作，为害很大。当前国内外阶级搏 
斗激烈，反革命分子必然要跳出来，或者由国外派进来，进行破坏和捣乱，对此必须 
提高警惕。《指示》要求：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对反革命分子 
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指示》要求在打击反革命 
破坏活动中，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 
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动别动队的 
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指示》指 
出：“当前我国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 
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 
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 
他们同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内外勾结，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 
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趁火打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备战，破坏无产 
阶级专政。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指示》又说“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 
领域里的进攻，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如 
同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要发动广大群众去进行，一样要大张旗鼓去 
进行，一样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
 
同月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根据中央这些指示和通知的精神，从 2月份起，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就出现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与当时已在进行的“清查 5·16”运动，本 
身已带有严重的扩大化倾向，加之这些运动又是在“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 
切、落实一切”的要求和背景下开展的，被认为是“打击帝、修、反”的斗争，所以， 
运动虽然也处理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对铺张浪费现象产生 
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扩大化后果。 
全民野营拉练 
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初，新疆、沈阳、济南、北京等军区的一些部队走出营房， 
进行野营训练。通过野营拉练，部队的野战生存能力明显提高。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 
些部队野营拉练的经验。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 
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进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 
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 
内。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 
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军迅 
速掀起了大规模的野营拉练热潮，北方部队实行冬季野营拉练，南方部队实行夏季野 
营拉练。野营训练培养了部队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提高了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走、打、 
吃、住、藏的能力，增强了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通过野营训练，也发现了部队内部 
许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而产生的严重问题。 
1970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 
练的总结报告》的批示时发出通知，通知要求：“野营训练，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学习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进行战史、村史、 
厂史、家史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 
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培养‘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革命精神，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通知还要求：“参加野营训练的人 
员，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传播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 
帮助社队修理农机具，给群众治病，等等。既进行野营训练，又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 
谋福利。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机关工作人员，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 
难看出，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野营训练的意义，已超出了战备的范围，而带有浓厚 
的阶级教育、生产劳动教育、路线教育、组织纪律性教育的色彩。 
中央通知下发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纷纷立即开会研究布置落实，有的省、市 
还专门成立了野营训练指挥部。 
沈阳市革委会于11月27日召开全市电话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对开展野 
营拉练工作作出部署。市革委会成立了野营拉练指挥部，各区和一些工厂、学校也都 
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市革委会决定先在6个工厂和中学进行试点，拉练地区在沈阳市 
郊区各县。市革委会规定各单位的野营活动大体上分4个单元进行：政治教育10天， 
军事训练4天，参加劳动7天，行军7天，行程约300―400里。 
全国的野营拉练一般是在1970年底至1971年初全面铺开，在1971年初达到高潮。 
虽然全国各地的做法有一些不同，但在政治教育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这点来看，却是基 
本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地方都把这种拉练称作“首先是政治拉练”。1971 
年以后，除部队外，这种野营训练已不多见。 
结束语 
1969年至1970年间全国性的战备高潮，是在中苏、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国际 
环境中，在我们对于发生外敌入侵、对立即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作了过于严重的估 
计后发生的。从1970年上半年起，当我们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适时适度地调整了我们 
的战略构想之后，全国的战备工作又逐渐走上常备型的轨道。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战备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紧张 
的战备工作对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工作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紧张 
的战备空气，使得中央在1969年下半年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迅速有力地解决了由于 
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所遗留下来的武斗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在一段时 
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纪律和秩序，为工农业生产和战备工作创造了基本条件。 
1970年后几年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工农业生产的回升，都与这种环境密切相关。全国 
战备动员虽然强制性地解决了一些地区恶性武斗，削平了一些顽固的派性山头，但因 
“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未得到纠正，导致动乱的根源并未被触及，所以， 
只要有一机会，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便又会产生和泛滥。1970年初开始的“一打三反” 
运动，虽然也处理了一些反革命刑事案件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等问题， 
但也造成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果。 
由于形势的变化，由于斗、批、改工作各项繁重的任务(如整党建党、清理阶级 
队伍、基层革委会建设、教育革命，等等)，由于1970年一些新任务的提出(如“一打 
三反”，工农业生产新跃进，等等 )，战备工作已不再是全党工作的中心，国防战备 
费用自1970年起逐步减少。在减少国防战备费用的同时，中央还将一部分投资由内地 
转向沿海地区，把支援三线作为一、二线主要任务的提法改为重要任务，1973年国家 
用于沿海地区的投资比上年增加了××%。这些变化反映了毛泽东与党中央对发展着 
的国际形势的及时把握，以及据此时战备方针、国民经济建设方针的及时调整。 
60年代末的大备战距今已近30年了。现在看来，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战争的危 
险估计得过于严重，以战备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也的确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一些不利 
影响，“三线”建设也由于要求过急而存在着粗糙、浪费、质量低等缺陷。现在的人 
们有理由对这些缺陷提出批评。但是，人们不应当忘记，当时的中国的确存在着强敌 
入侵的危险，不应忘记当时苏联国防部长曾设想动用原子武器以达到“一劳永逸地消 
除中国威胁”，或者是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攻击的计划，以及当时美 
国国防部长叫嚣“共产党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等等事实，这就比较容易理解， 
正是因为中国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使得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不敢贸然对中国采取军事行 
动。《孙子兵法》云：“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也。” 
摘自《世纪档案》，由【阿美工作室】录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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