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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长篇评论：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下）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Dec 25 09:17:06 2001) , 转信

　　三.中国外交战略的反思

　　外交战略旨在实现国家重大的长远的利益。建国后前三十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
伟略，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外交空间。中国在当时意识形态上的感召
力和敢于抗击并战胜强权的勇气和智慧，不仅使我国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还吸引了大批
的追随者，积累了雄厚的外交资源，在国际斗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但缺憾是，在经
济和主权利益上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究其原因：既有对于国际关系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有
利益权衡上的失当。重大利(国家利益)舍小利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主权属大利，不能轻
易让与，而经济利益则可以适当地让步。不过，无论哪种利益的让与，都必须确保我国在
当时或一定时期内得到相应利益的补偿，即所谓利益上的"有取有予"。

　　七十年代开始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外交向务实方向转化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后得到
进一步加强，但也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以实用主义指导外交实践。中美蜜月激起了中
国对美国国家本性过分的幻想，对于国家安全的分析判断被严重静态化，"帝国主义"被当
成了过时的概念；发展经济的急迫性逼空了在对外斗争和意识形态上应有的警惕，原有的
政治意识形态被逐步"空壳化"，"发展主义"被奉为圭臬，片面的经济发展论成为内外工作
的最高指针。这既反映了文革后百废待兴、需要休养生息的一种自然的政策选择，更暴露
出在当时的执政者中大思想家断档、无力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及面对社会精神危机时的无奈
。急功近利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在全民族"一致向钱看"的大潮中
，国门的打开更增强了民族自卑心理，导致了崇洋媚外之风盛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
对西方的憧憬渐成社会时尚，相应地，"重北轻南"以及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实行"孙子战略"以换取经济上的实惠便有了充分的依据，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发
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上述背景催生了关于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流"的论断。如
果说，八十年代中国利用了美苏对抗保持了超脱的战略地位和相对安全的处境，是该论断
成立的一个牵强的理由，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至今的十余年仍反复坚持这一论断，则是
严重漠视了新形势下国际斗争的严酷现实：美国积极重整军备，采取从经济制裁、政治颠
覆到武力干涉等各种手段对变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起了一场"新殖民
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同时，由于失去大国均势制约，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间因民族矛盾或
为了争夺区域主导权频频爆发战争；再者，发展中国家在美苏均势时期保有的相对和平和
发展的空间以及战略回旋余地均大大缩小，发展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
义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显然是十分严峻的。但正是在片面的经济发展论和和平发展主流
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国际忧患意识严重不足，国防建设受到抑制，一些重要的国防技术的
研制工作废弛，甚至在"主流论"的影响、同时又在美日等国的压力下，签署了核禁试条约
，终止了我国核武器现代化的努力，因而与美国等西方军事强国的差距越拉越大，这就使
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武力干涉和直接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大增。

　　九十年代是中国外交自建国以来受挫最大的十年。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除了千
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外，几乎无所作为。及至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也未
能震碎中国领导人绥靖外交的迷梦，偏安绥靖仍是中国"大国外交"不变的宗旨。其症结在
于发展主义哲学对外交战略的困扰：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目前外
交上的挫折系经济上的不够发展所致。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不管国际上如何风吹浪打，都
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这一逻辑的荒谬不仅有违其口头上一贯信奉的唯
物辩证法，也为国际关系史和毛泽东时代的大国外交所证明，是外交指导思想上的"闭关锁
国"！

　　况且，经济能否发展决定于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改革开放全面加强民族工业的整体
竞争力，这样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起来。而政治实用主义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掠夺
式地耗用自然资源、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并不顾后果地透支生态环境。原有的民族工业
体系在政治腐败、非国有化和外来资本的三重打击下逐步瓦解，社会分化加剧，失业人数
日增，国民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陷入严重衰退。政治-法律体制改革的滞后、司法腐
败和因此二者而形成的市场分割，造成商业信用的倒退和商业伦理的严重扭曲，严重恶化
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劣币驱逐良币")。多数企业缺乏长远目标和远大抱负，无意于管
理革命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长远竞争力，而醉心于利用现有体制的不完善攫取短期的
经济利益。社会的动荡更加深了人们对未来前景的忧虑，资本外逃日益严重，国内企业投
资增长踯躅不前。对国家多年积累和资源的分光吃净、过度的行政分权和权力市场化改革
，造成巨大的财政困难和政府的"软政权化"，政府再无力量兼顾早已严重分化的各个社会
利益群体，而越来越依从强势集团的意愿，从而深陷社会矛盾的核心，面临严重的政治危
机。

　　由于政府无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整肃腐败、调控不合理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统一国
内市场以动员国内经济(1992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先生就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其长期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内需)，而港澳台资本早在九十年代初即已达到增长极限，最后
只有靠大规模引进西方跨国资本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缓解眼下的政治经济困难。但西方跨
国公司是为东道国市场而来，是东道国民族企业的强大敌人，与东道国政府有着权力政治
上的明争暗斗，它们是西方强权推进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重要工具。世
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
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被高度抽象化和神圣化，成
了一种新的迷信和话语霸权，这是"反左"的歇斯底里走到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改革开放主
观目标的神圣性并不表明改革开放具体措施的必然正确性。把改革开放本身当成了目的，
反映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落后和精神的贫困，也构成真正解放思想的体制障碍。中国
固然可以从所谓的改革开放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中不断挖掘出"主动性"扩大开放
的理论依据，但国内经济的窘境和对西方经济越来越深的依赖，使政府在被迫扩大的经济
开放中很难与西方国家周旋，达成真正的双赢。不惜一切加入世贸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表明发展主义哲学在实践中走入绝境，当局苦无治国良策而寄希望于借助外国经济势力
作振兴中国经济的最后一博。不幸的是，始于1995年的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和1998
年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减少收入预期、增加支出预期的社会改革措施，大大降低了社会购买
力和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就大大增加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成本。西方列强对中国的
弱点早就洞若观火，他们利用中国的急切心理和战术上的严重失误§，成功地迫使中国为
加入世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任何国家在经济开放的过程中都难免受到更发达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正确的
对策是既要积极大胆地吸收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合理因素，又必须从国家权力政治的
高度防止国外"软权力"对民族精神的侵蚀(甚至像法国这样的次强发达国家都对美国的文化
帝国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跨国公司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与西方价值
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巧妙结合，在西方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战略的紧密配合下，对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与文化形成强大的渗透力和摧毁力，民族生存竞争空前激烈。在此情况下，民族
主义是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生存的极其重要的武器。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平衡器，就容易产
生民族虚无主义一边倒的情况。没有建立在正确的发展战略、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民族主义
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必然堕入经济上的殖民化，政治及文化上的买办化，外交上的势利、
偏安、绥靖，和民族精神严重衰落的危险歧途。中国外交早已失去高瞻远瞩、大气磅礴的
大国雄风，而只能以"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国家意志如此懦弱、
消沉，当主权危机降临时，不要说抵抗的实力，恐怕连反抗的意志都将大打折扣。此诚危
急存亡之秋，因此，我们必须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崛起，充分反思我国外交以及决定
这种外交思想的全部内政基础。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才能重现辉煌。

　　四.外交方略

　　冷战后至今，美国通过加强与其他西方强国的军事外交结盟，以及通过经济政治手段
瓦解潜在的敌对同盟，巩固和加强了"一超独霸"的局面。世界多极化的前景灰暗不明，在
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是我国最大的战略威胁。美国加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
外交活动和一系列战略部署已充分表明，我国家安全的挑

　　外交战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孤立进行，互不相干。
三者有时需相互取舍，以达到外交战略总体收益的最大化。60年代美国为分化苏联集团，
将实行计划经济的波兰和匈牙利拉入关贸总协定。1998年底中国一反常态迫不及待要加入
世贸的表面理由是：如果1999年进入不了，其后五年世贸组织将讨论新规则而不再接纳新
的成员；若五年后再入，中国势必要作出更大让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所谓时间因素对中
国的不利，而在于：中国当局没有正确的战略意识，已完全失去了自信，既不想、或想不
到，也无能力励精图治振兴国家，通过自身实力和战略地位的提高逼迫美国对我妥协。相
反却怀着赌一把的心理和将改革开放带入一个新天地的好大喜功的虚幻的成就感和"历史感
"，期待着能出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迹。在谈判的战术上，中方撇开国别谈判初期要价不
高的欧盟，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与条件最苛刻的美国达成协议，以为这样入世问题就可以
得到根本性解决；不幸的是，这一做法既使欧盟感到嫉妒和愤怒，又激起它转而提出比美
国更高的要价，因为欧盟已从中国对美谈判的态度中看到了中方的致命弱点：为入世不惜
作出重大让步。而让步业已作出后，中方绝不会为再作出一些"边际让步"而使入世功亏一
篑。事实果然如此，欧盟如愿以偿。而美国和其他谈判方根据普遍适用原则又自动享有欧
盟所攫取的"额外"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本就未信守与中方约定的有关保守协议秘密
的默契，不久即将协议全文通报欧盟。这不是什么中美之间或中欧之间的"双赢"，而是美
国与欧盟的"双赢"。中方不了解发达国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对付发展中国家方面利益高度
一致的实质，却希冀"以夷制夷"，结果反被列强所联手反制。中方战略上的短视和战术上
的愚蠢不仅陷自己于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动，又削弱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谈判
能力，便利了西方国家分化削弱第三世界的图谋，使中国的战略环境更趋恶化。战主要来
自东南海疆，而非西北边塞，因此稳定中俄关系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此外，未来几十年
内，人口压力将是我国最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就意味着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事
关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存亡。但争夺海上资源的斗争并非几十年后的事，而是迫在眉
睫，时不我待。日本早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确了"确保一千海里海上交通线"畅通的国策
。韩国和西太平洋各国从七、八十年代开始，都纷纷采取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种
手段，加紧将国家利益向海上延伸。资源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各
国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目标与争夺海洋资源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导致西太平洋地区
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并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

　　我国欲加强未来主导局势的能力，绝不能坐视他国掌握海上主动权；更不能片面地以
"国内建设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为由放弃斗争。环视周边海洋国家，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
过争夺海洋权益的斗争，而他们怎么不怕开罪于中国，怎么不怕"中国的威胁"使其周边环
境变得恶劣？这是因为中国的态度给出了答案：中国是以儒家思想看待和处理国际事务：
"和为贵"、"以德报怨"。1998年，我国承受了维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代价，努力塑造"对
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拿出40亿美元支持东盟国家稳定币值(其中25亿美元给了
印尼)，以帮助亚洲国家尽快摆脱困境。然而我们得到的回报是印尼政府针对华人华侨有组
织的、骇人听闻的暴力迫害；菲律宾则重新引入美国势力，加紧蚕食我南海岛屿。

　　孙子曰：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我国人民必须要居安思危，真正睁眼看世界。
否则，若干年后，我们要为自己的短视付出沉重的代价。应当看到，我海上面临的形势逼
人。因此，从现在起，应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尤其是海空军力量，加紧新型武器装备的研
制，争取尽快形成区域范围内(西太平洋)海空军远距离联合作战的较大优势，夺取制空权
和制海权。近期，有必要自行制造若干艘航空母舰，形成强大的常规威慑力量。在对外宣
传上，对台湾则称是为了保卫南海诸岛；对东南亚则讲是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美日同盟主要意在遏制中国，其联盟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面
对两大强敌，中国的处境自然较为不利，战略回旋余地就会减少。但台湾问题一日不解决
，美日同盟的基础就难以动摇，中国也就很难在美日之间打进楔子；从另一方面看，台湾
问题越持久不决，岛内离心力越强。韩德国家统一模式并不适用于统一台湾。东西德和南
北韩从未因意识形态、政制分歧以及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拒绝统一，韩德人民对统一的强烈
认同感和共同致力于建立伟大国家的优秀的民族精神，成为国家统一的巨大推动力。

　　而在台湾，日本长期的"皇民化"教育培养了殖民地心态，加之光复台湾后国民党政府
统治政策的失当，造成台湾当地人对岛内大陆人的隔阂和敌视。八十年代后期台湾民主化
开始后，政治权力逐渐"本土化"，以台籍人为主体的执政的国民党主流派与民进党默契配
合，将坚持中国统一的大陆籍国民党非主流派排挤出政坛，加速台湾人意识的全面推进和
各方面的本土化，这加剧了台湾岛内"族群"分裂和对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的背弃。1996年
李登辉直选连任后，开始着手破除台湾基础国民教育中关于"大中华"思想的灌输，鼓吹认
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为台独培养精神和民众基础。直接选举而非经立法院间接
选举"总统"确立了行政权力优势地位的政治权力构架，为利用执政优势推进台独奠定了制
度基础。2000年3月，民进党的陈水扁竞选获胜。执政的民进党首要目标是革除国民党时代
的各种弊政，以尽快取信于民；并分化、削弱国民党，争取在立法院形成优势，两岸关系
对它而言并非当务之急。但由于受制于政党政治和大陆的压力，陈水扁暂时只能选择在统
独之间走钢丝，寻机小步迈向台独。

　　美国的态度对于大陆和台湾均至关重要。从美国角度看，今后若干年里，中国无论变
强还是转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都很大。中国变强，则两岸军事力量对比无疑将大大地不
利于台湾；中国转弱，则中国更有可能通过对台动武转移视线、缓和国内危机。因此为阻
止中国"冒险"，美国一方面加紧在远东地区部署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包括建立战区导弹防
御系统、增强在关岛的远程打击力量，以及加快在其本土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力图
大大削弱中国的报复能力，提高中国使用武力的代价，并压缩中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另一
方面，提出"战略模糊"概念，即：(一)中国军队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进攻台湾，美国将
进行干预。(二)台湾宣布独立，美国则不干预台海冲突。这似乎与美国对华作出的"三不"
承诺前后一贯。实际上，美国正可以通过对"模糊"设定的两个前提作出模糊的解释，使自
己牢牢掌握两岸局势发展的主动权。台独分子只要"作而不述"，就没有突破美国的"战略模
糊"情形之二，美国则继续有理由保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当前，民进党执政伊始，根基未
稳；美国对华军事围堵、通过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即全球化)使中国经济边缘化，以及进
一步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瓦解中国民族精神的一整套战略的实施尚需时日，台美此时都不会
过分去刺激中国，逼其动手。待到台独时机成熟，中国大陆被迫"不怕流血牺牲"诉诸武力
时，美国到时就会把脸一抹，祭起早已准备好的意识形态工具："民族自决"，"台湾的命运
只能由那里的人民来决定"等等。中国届时在政治和军事上均会陷入相当的被动之中。

　　因此中国必须积极应战。不能再把思路停留在过去二十年事实已证明没有任何实效的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僵化模式上。台湾要的是和平、不要统一；要两制、但不要一国
。即便是力主国家统一的台湾新党，也不接受"将台湾从中央政府降为地方政府"的"一国两
制"方案。台湾政治演化至今，政治和社会多元化局面已经形成，台湾和台湾人利益至上的
理念与政党政治已形成彼此互动加强之势，这是任何台湾政治人物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更
重要的是，海峡两岸缺乏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基础，这是与朝韩和两德最大的区别。台湾以
一切借口回避统一，已彻底丧失了民族大义。大陆僵硬的政治宣传、无可信度的武力恐吓
、和因对美国投鼠忌器而对台实际上的一退再退，大大助长了台独的嚣张气焰和台湾对大
陆的轻蔑。

　　中国在1978年和1982年与美国谈判建交和售台武器时，因发展经济的需要，急于与美
国妥协，留下了今日美国售台武器持续不绝、甚至公然突破8·17公报的原则，大幅度提高
售台武器的质量和数量的严重祸患。如果当时中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态度强硬到底，美国
会出于联合中国遏制苏联在中近东疯狂扩张的战略考虑而接受中国的条件。这已为美国官
方近来解密的外交文件所证实。没有了售台武器这个尾巴，中国大陆再审时度势、创造性
地提出和平统一方案，必能在当时已遭美国彻底抛弃、情绪沮丧的蒋经国先生治下的台湾
引起共鸣，中国将会顺利地完成统一大业。

　　时过境迁，当年一切有利条件均已成过眼烟云。我们现在必须正视现实、勇于面对挑
战，而不能机械地将解决港澳的"天才构想"应用于台湾。那种"寄希望于"式的呼吁和不对
症下药的政治军事恫吓，是无视台湾社会政治演变的无的放矢；那种持"台湾是中美关系的
麻烦制造者"之论、以及自以为一旦海峡形势恶化，只要揪住美国讲过的话，就可以阻止美
国直接支援台湾的观点，更是本末倒置的无稽之谈。凡此种种要求我国必须从速解决统一
问题，彻底摆脱美国利用台湾对我采取的战略挟制。和平方式徒具宣传价值，已根本不可
能解决统一问题。1683年，康熙帝收复台湾，后者与清朝实力悬殊，康熙帝尚须加兵威于
外，何况现在，中国同时还面对着一个居心险恶的、军事帝国主义的美国。

　　但战争绝非莽撞之事，必须从事关中华民族未来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认真运筹谋划。
要善于打各种牌，在国际社会中巧于周旋，积极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台湾此次大选，西
方普遍予以很高的重视，认为是政治民主化再次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继之陈水扁表示愿意
访问大陆及开放"小三通"，西方的政界和舆论界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充满了善意
和和解精神。台湾的演化和陈水扁的舆论公关颇符合西方的价值观，这容易使其在国际舆
论动员方面占上风。我们必须以更高的智慧影响和动员舆论，使"曲在彼"，否则在西方舆
论对政府对外政策倾向有很大制约的情况下，舆论上的被动将会在战时陷我国于经济和外
交上更大的被动。

　　收复台湾时机选择及其重要。雅尔塔体制崩溃后，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在全球市场
趋向统一的同时，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伴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入侵，输出
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必然引起输入国为保卫自己文化和文明的独特性而进行激烈的斗争
。旧的世界秩序瓦解后，整个世界将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民族主义的崛起、宗教势力
的抬头，将使世界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世界性热点将屡屡出现。这既会迫使美国寻求与我
国的合作，也将使其频频分心于其他世界热点。这就非常可能产生可为我方利用的有利时
机；而我方若能适时大大加强军事实力，包括改进武器装备水平、加强三军协同作战和两
栖登陆(含大规模跨海运输)能力、提高针对外来干预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数量和质量
等，则劣势可去，优势可得。

　　时机一旦成熟，则对台湾实行立体封锁，以围促降，力争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如其
在我方设定的时间内拒绝和谈，则立即跨海作战，在美日得以作出反应之前以闪电之势将
其打垮，并占领全岛。应努力避免久功不下，致使台军坚守待援的情况。如果出现一定的
胶着状态和美军介入，则立即进行局部或全面的战争动员。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在统一
战争打响前，必须对全体国民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制订将国民经济必要时转入战时体制
的详尽方案，和应对战后西方制裁的各种对策，以及在攻取台湾后肃清残匪、稳定经济、
管理社会和争取民心的各项方针措施。美国(包括日本)为维持其在远东针对中国的地缘战
略优势、坚守所谓支持"民主社会"的承诺，并维护其世界霸主的威望，必拼死反对中国武
力统一台湾，中国与之关系必然恶化。我们手中并非无牌可打。经济上不遵循美国人的所
谓规则，限制美日在华经济利益，加强中欧、中俄经济合作；外交上，在安理会投否决票
，反对美国的重要提案，支持俄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内，激发全国人民的
爱国主义热情，并不惜举倾国之兵与美国一战，历来现实主义的美国在碰到意志坚决、十
分强硬的对手(实行战争边缘政策)时将不得不面对现实，权衡利害。

　　台湾的光复，意味着西太平洋的战略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中国的战略地位上
升，美日受到削弱。从此往后，我国将逐步具备以台湾----我们自己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为基地，收复钓鱼岛及东进威胁日本海上通道的能力。这将大大加强我们的战略主动权。
不过，一俟统一完成，美国有可能放手日本武装。对此，我国可以声明，如果日本重新武
装，将危及亚太和平，中国将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对日本给予严厉警告。

　　我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对于维护我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当我强大的武装力量挟光复台湾
之余威出现在南中国海时，我国的主权绝不容再谈判，届时，南海问题的解决易如反掌。


　　要迫使美国合作，必须抽掉其手中的筹码，同时要使其明白，中国是遏制不住的。如
果寻求对抗，美国的失要远远大于得。这样才有可能使双方以对等的姿态谋求长远的合作
。台湾统一后，中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最终会走向和解，从长远来看，中美战略合作对我
国家安全和稳定世界局势意义重大。我国远交近攻方略的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中美之间能否在寻找到真正战略共同点的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
现在所说的对华战略伙伴关系实质上是其对华"超越遏制"和"全面接触"战略的具体体现，
即企图在经济上支配我国，并通过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使我政体发生演变，最终既
削弱我国，但又不至于使我失去对国内秩序的控制，政治经济上对美国高度依赖，在国际
事务中无心也无力向其支配地位发出挑战，外交上唯其马首是瞻。

　　在我国以顺时针方向依次解决海疆问题后，再行解决边塞问题。重点目标是印度。我
国目前在与印度举行的边界谈判中不宜急于以让步的方式达成协议，否则，可能进一步助
长其对我西藏地区的野心。印度积极侵占我西藏南麓，其意在控制军事上的制高点。试想
，若我方军事力量部署在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传统习惯线，就能居高临下俯视印度的恒
河平原。如果由此进攻，则可势如破竹，直捣新德里。这将使我方具有很大的战略威慑优
势；然而，目前是印度实际控制约九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如果印度空军对我川藏、青
藏公路实施战略轰炸，我方仰视地势如此之高的青藏高原，后勤补给和反攻的难度都相当
大。印俄关系由来已久，俄国一直视印度为其在南亚的盟友，因此，它绝不愿意看到印度
被削弱。故，我国应支持巴基斯坦牵制印度，并借美国之力平衡俄国的影响。前者不难做
到，后者须看美印关系如何发展。

　　在正北方，与蒙古的关系事关我国长远的地缘政治利益。蒙古原为我国的外蒙古，本
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控制，成为拱卫苏联西伯利亚(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的缓
冲区。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中蒙苏边界，此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
仅680公里，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73年苏联远东部队曾举行过代号"东方73"的大
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七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外蒙的丧失对我国北部安全影响极大。我
国华北的国防线等于内推了一千余公里。在现代战争中，有辽阔的战略纵深可以令敌人不
敢贸然发动地面进攻，并为防御来袭的导弹提供宝贵的预警时间，尽管这种时间可能非常
短暂。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蒙关系有所松弛，但俄国仍保持着最重要的影响力。近几年
来，美日在蒙影响力上升较快，这有利于冲淡俄国的传统影响。目前，俄国因自身经济上
困难重重，对蒙古的影响力呈下降之势。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全面加强与蒙古的政治经济合
作，增加在蒙投资，并大力加快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努力争取使蒙古成为我国可靠的友
好盟国。

　　五.结束语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但弱国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也能够创造奇迹。如，滑铁卢之
后的法国外长塔列兰和一次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外长施特莱斯曼，均成功地利用了列
强之间的矛盾，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本国争回了重要的利益。我国的国力并不算太弱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的空间很大，更应积极进取，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国际关
系向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为内政服务的。外交上的成就反过来可
以缓和国内矛盾，振奋民心士气，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和支持。而这又表现为政府的组
织动员能力，这种能力是国家凝聚力的象征和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五千年灿烂的
文明史上，出现过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现在，我们更有条件谱写新中国外交史上
更加辉煌的篇章。(完)(来源：《全球论坛》／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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