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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atbear (胖胖熊), 信区: Green
标  题: 从历史看中国的外交选择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12月03日19:40:29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从历史看中国的外交选择
“远交”以避“近攻”是中国基本完成与西方国家建交的主要原因。
在二十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从而打破了当时中国外交
那种几近孤立的状况，这是继建国伊始的“一边倒”、60年代的“世界革命”战略之后
的又一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这次被形象地称之为“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调整
决非偶然，究其原因，它不仅直接肇始于60年代“世界革命”战略所带来的中国外交困
境，而且也与70年代中国在地缘上的被包围息息相关。国际上的孤立和地缘上的威胁促
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给中国外交定位，谋求战略高度上的思想解放，最终在70年代
末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的建交历程，1979年中美建交更是这一历程中的一座丰碑。而
之所以能实现这一步历史的跨越，“远交”以避“近攻”无疑扮演着一名主角。
●“世界革命”下的外交失意者
1965年1月，中国提出外交要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的思想，此后，中国主要领导人在考虑
国内外政治时常常表露出世界革命的观念。
1965年3月，美国对越南南方吴庭艳集团镇压人民革命力量由从旁大力支援和指挥，改变
为亲自出马派出地面部队侵入越南南方作战。美国侵略越南南方的战争，既是对南越人
民的蹂躏，也是对北越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尽管美国威吓中国要为自己的援越行为承
担受美国轰炸的战争风险，但中国仍以忠于国际主义原则的态度决意给越南人民以无保
留的支持。中国明确表示，愿意为反侵略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毛泽东说：“七亿中
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援越抗美的
国际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行动中得到了真正的体现。最彻底的是中国准备派出自己的人
员，即作战部队，不管以什么名义进入越南。除了没有派出作战人员在南越战场上与美
军作战外，中国对越南人民的援助是全方位的。
自从中国提出外交也要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之后，中国在对苏联的态度上明确不把苏联
当成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中的成员看待了。1965年莫斯科三月会议召开，会议的召开本身
表明，苏共不想同有重大原则分歧的中国共产党等兄弟党谋求和解决分歧的办法，增强
团结，而是实行分裂，把分裂肯定下来，保持下去。中国自始就抵制这次会议，批判其
为“非法的分裂的会议”。中苏两党党际关系公开破裂，而原来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内部的原则分歧进一步反映到了中苏两国的关系上了。
中国认为，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中国必须划清同苏联之间，即马克思主义同现代
修正主义的界限，而且“反帝必反修”。“反帝必反修”的命题并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
理论表述上，而是成了对现实的国际政治的指导方针了。1966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17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中国领导人在讲话中发出号召：“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
狗的斗争，把反对以苏联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就是说，中
国对外要从两个战略方向上出击，“两个拳头打人”，两面开弓，这是中国对外战略一
个新的重要转变。
“反帝必反修”和苏联不在反美统一战线之内的思想都是在“世界革命”这个总目标下
对世界革命的形势作出了乐观估计之后产生的，都是“世界革命”路线在中国外交实践
中正在形成的表现。
6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世界革命”战略的实践虽不长,但其危害十分严重.
中国召唤的“世界革命”,其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口号是“打倒帝国
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道路是“井冈山道路”。而由于此时中国发
生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推波助澜,所要打倒的各国反动派就不
仅是60年代初所指的一切同美帝国主义勾结的政治势力的范围了,而是“一切反动派”。
这就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都包括了进去。于是所谓打倒帝国主义,就不仅是打倒
垄断国家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所体现的帝国主义,而是一切西方大国反映垄
断资本主义利益的统治阶级。所谓打倒现代修正主义,就不仅是原来的批判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的某种思想、理论、观点,而是要打倒被中国认为是执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些
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领导。这样在世界上除了被中国认为是奉行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
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反帝反殖反侵略斗争的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革命人民之外，一
切国家的统治阶级都包括在所要打倒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范畴里了。这样可
以说，至少在现实的政治主张里，中国确实在“四面出击”。确实是树立和面对了太多
的敌人了!
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严重外交
纠纷。1967年，在首都北京,甚至连续发生了砸印度、缅甸、印尼驻华大使馆和火烧英国
代办处的“三砸一烧”事件。在与第三世界的一些友好国家,如尼泊尔、赞比亚、肯尼亚
等国的交往中，也发生过很不愉快的事件。
在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下提出的“世界革命”战略造成了中国外交上的困境
，中国在世界上一度处于很孤立的状况,成了外交竞技场上的失意者。
●“围城”里的抗争者
从60年代开始，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直至完全分裂，以及“文化大革命”给
中国外交工作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已处于四邻的敌
视和不友好所铸成的“围城”之中。考察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中国的周边环
境，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前后相继的两个包围圈。60年代末，苏联、印度、日本对中国
都是持敌视态度，尽管日本并未与苏印联手，但就中国而言，仍然处于一个三角围堵之
中；进入70年代，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日本偕美国“越顶外交”之恨，开始谋求中日
邦交正常化，1972年田中首相访华推动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但中日友好之后不到
三年，日本原来的角色即由刚刚实现统一的越南来接着扮演。越南当局热衷于推行它的
地区霸权主义，并在报刊上大肆宣传所谓“北方的威胁”，甚至公然侵占中国领土，不
断挑起中越边境冲突，残害和大批驱赶在越华侨。而苏印则继续推行其敌视包围中国的
既定政策，并于1971年8月签定了军事性质的“和平友好条约”。苏联不仅袒护印度武装
进攻和肢解巴基斯坦，而且纵容越南大搞地区霸权主义。
1969年，由于苏联军队入侵了中国的珍宝岛，中苏边界冲突爆发，然后，苏联开始可对
中国军队进行从中国西北界到印度支那的军事包围，苏联把它在亚洲的110万军队80%部
署在中苏和中蒙边界。在70年代，苏联对华政策的特点是：军事上包围中国，外交上孤
立中国，政治上对中国施压。
一方面，1971年、1972年，苏联同几个亚非国家（埃及、印度、孟加拉、伊拉克）订立
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或友好合作条约；另一方面，在当时中美关系开始改善这一背景下
，苏联于1973年大肆宣传“亚洲安全体系”，实际上是拼凑一个以它为首的霸权集团。
至1979年苏联在亚非的扩张有几分得手，而中美也实现建交，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又
把“亚洲安全体系”大为鼓动了一番。这里既有对付中美的意图，又有巩固既得“收获
”的想法。
苏联在中国北部边界陈兵百万，这一基本战略态势从60年代中期以后始终未变。从1979
年起，苏联建立了针对中国东北和西北两个新的军区。结合苏联在中苏边界谈判中的顽
固态度和在中国边界制造争端，中国人民不能不对苏联时刻保持警惕。
从1954年中印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到了发展，但是，印
度统治集团把印度视为“亚洲中心”，扩张欲极强，对于中国西藏总是心怀觊觎，竟赤
裸裸地干涉起中国内政，策动西藏农奴主叛乱，妄图使西藏脱离祖国，落入印度怀抱。

而与此同时，印度又不断挑起中印边界争端。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两国边界
从未正式划定，仅有一条历史上早已形成的传统习惯线。中国真诚希望并一贯主张在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协商解决，但印度拒绝谈判，并不断用武力打破中印边界现状，
要把它单方划定的边界线强加给中国。
1959年8月和1962年10月，印度两次挑起边界冲突，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
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坚决的自卫还击。虽然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的作战未越出中
国领土一步，但是，印度入侵军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溃逃，引起印度国
内和世界上极大的震惊。此后，印度虽然被迫终止执行大规模武装进犯的军事计划，但
在边境地区侵犯中国领土、领空的挑衅事件仍频繁不断。1971年8月，印度还与苏联签定
了军事性质的“和平友好条约”，意欲在南北夹击中国。并在同年11月，乘巴基斯坦国
内发生严重政治纠纷之际，有恃无恐地发动侵略战争，而这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的
坚决反对。
1964年11月佐藤荣作刚一上台，就在一系列对外措施上表现出强烈的追随美国、敌视中
国的立场。这期间，佐藤政府亲美反华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在美国拼凑“东北亚联盟”
、包围和遏制中国的计划，显得特别卖力。不仅如此，佐藤等人对台湾及其附近的中国
岛屿充满领土野心，妄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佐藤上任伊始就叫嚣“台湾地
位未定”，并加紧同蒋介石集团进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勾结，目的是把它的侵略黑手
伸进中国领土台湾。
1967年9月7日至9日，佐藤访问台湾，他诽谤中国是对“和平的威胁”，并且宣称，要在
联合国继续支持蒋介石据有中国的席位。同年9月初，佐藤政府竟制造事端，出动大批警
察、特务和暴徒，打伤中国廖承志办事处驻日人员、中国驻日记者和工作人员多人。
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分别发表尼克松应邀访问中国的公报。美国对日本的
这一着“越顶外交”不啻于给了佐藤政府当头一棒，但尽管带头人在反华道路上开始拐
弯了，而作为仆从的佐藤政府仍顽固地坚持其反华立场，并扬言要用武力“保卫尖阁群
岛”（即钓鱼岛）。
1972年9月继任的田中首相访华，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
常化，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和平友好关系开辟了新的历史
篇章，并最终在1978年10月20日签定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成为发展两国睦邻友好
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
虽然在70年代以中美缓和、中日建交为契机兴起了又一次中国建交高潮，中国先后同7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已极大地改变了原来的被孤立状况，但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并
不安全。苏联霸权咄咄逼人的攻势，更有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膨胀，补上了日本的空缺
，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1975年越南在推翻南越傀儡政权的基础上实现了全国统一。长期经受战争磨难的印支三
国人民盼望恢复国家经济，过上和平建设的生活。可是，在战争中增强了军事实力的越
南，其领导人却醉心于建立以它为支配力量的“印支联邦”，奉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
为此，对印支的其他两国实行奴役，甚至因中国不支持其“印支联邦”设想，也对中国
进行军事骚扰和征战行动。
越南当局反华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挑起领土争端。它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
，并声称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都是越南的领土；它要求把北部湾的三分之二海域划给越
南，并在中越边境地区不断进行蚕食，制造边境冲突。同时越南当局不顾中国的耐心劝
告，制造了一系列驱赶、劫持、逮捕以至杀害华侨、华裔的严重暴力事件，还展开了大
规模的反华仇华宣传，并且在中国对越援助问题上食言而肥，由赞扬、感谢转为诬蔑、
诋毁。
越南当局把柬埔寨看作是它实现“印支联邦”并称霸东南亚的障碍，企图利用它通过抗
美战争的胜利而大大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压服小小的柬埔寨。1978年11月，越南同苏
联签定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就在这一条约出笼后不久，越南于12
月25日对柬埔寨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并于1979年1月侵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又拼凑了名
为“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傀儡政权。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维护国家的独
立，中国强烈谴责越南在苏联支持下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为公平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面对中国的坚决立场，在苏联的大肆纵容下，越南把侵柬同反华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
起。1978年夏，越共四届四中全会提出，“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但
直接的敌人是北京和柬埔寨”，还叫嚣要对中国采取“进攻战略”，“在边界内和边界
外进行反击和进攻”。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方针政策指导下，越南不断在中越边境地区制
造挑衅事件和流血冲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于1979年2月17日被迫奋起
反击，拔除了中越边境全线绝大部分专门对中国进行骚扰破坏的越军驻屯，摧毁了边境
地区越南用以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各种军事设施。
在中越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两国之间
的争端。而越南方面长期拒绝讨论反对霸权主义这个关键问题，并且拒不执行联合国大
会通过的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的决议。由于越南当局顽固坚持其侵柬反华政策，中
越之间已失去了恢复谈判和改善关系必要的基础和现实的可能。
可见，无论是前期的苏印日之三面截堵，还是后期的苏印越之三角包围，中国角色依旧
，始终是那前后相继的两个“围城”中不屈的抗争者。现实的威胁促使警醒的中国领导
人义无返顾地踏上了开拓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征程。
70年代力，中国能同西方国家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无疑是与苏联日益嚣张的霸权主义扩
张势头这一大的国际政治背景密不可分的。正是中美对苏的扩张具有共同的认识并采取
了一致或相似的政策，为中国提供了同美国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改
善，解决了西方大国原来的顾虑，而使中国同它们的关系得以迅速改善和广泛发展。当
然，不脱离苏联霸权主义攻势这一大背景是必要的，但我个人更倾向于从中国国内对美
苏两霸对中国威胁的权衡而做的政策调整这一视角来分析，毕竟，苏联的威胁是一贯存
在的，而美国则早在1968年约翰逊总统任内既已发出欲与中国改善关系的信号。因而中
国能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等大国建交，实现邦交正常化，首先得归因于中国方面对现
实的判断（即苏联霸权主义是中国的最大威胁）以及所采取的因应措施（即谋求同西方
国家缓和、改善关系），客观地说，“远交”以避“近攻”也就成为当时中国一个既现
实而又明智的选择。
（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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