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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关注与超越：中国军事改革历史透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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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与超越：中国军事改革历史透视（三）

http://jczs.sina.com.cn 2000年3月13日 　皮明勇

　　（三）必由之路在于改革

　　军事革命是军事发展史上的一种客观变化状态，一种必然的过程。但
是，促成这种客观变化的却恰恰是人的主观努力 。在这里，人的主观努力
集中体现为各国主动进行的军事改革。纵观近代以来的历次军事革命，都
是由一系列军事改革所组成 。也可以说，只有通过积极主动的军事改革，
才能逐步实现军事革命，离开了军事改革，便不可能有军事革命。因此，
从另一 方面说，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能否适时地积极地推行军事改革，
将直接关系到它能否顺应时代的潮流，能否跟得上军事革命 的形势，能否
在国际竞争舞台上抢占到战略制高点。

　　在近代第一次军事革命中，至少出现了三个军事改革的亮点：荷兰共
和国第一任执政威廉（奥兰治亲王）所领导的军 事改革；瑞典国王古斯塔
夫二世所主持的军事改革；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克伦威尔所倡
导的军队改革。法国革命战 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军事革命，同样贯穿着
一系列的改革。拿破仑能够迅速崛起，叱咤风云，称霸欧洲，原因之一就
在于他 通过对兵役制度、军队人事制度、部队编制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
建立起了一支当时欧洲最为强大的军队。而后来拿破仑走向 滑铁卢，沦为
圣赫勒拿囚徒，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他的对手如普鲁士等国都实行了认
真的军事改革，学会了他的那一套战法 ，而他自己却固步自封，败在了自
己学生的手下。

　　在19世纪下半叶和整个20世纪，与世界性军事革命加速进行相伴随的
是，参与军事改革的国家越来越多，各国军 事改革的频率越来越快，各国
军事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的水平越来越高，改革对各国军事发展所产生的影
响也越来越令人注目。 这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属于第三次军事革命时期的
以老毛奇为代表的普鲁士军事改革，由日本人进行的影响到后来亚洲历史
进 程的明治维新，以及沙皇俄国的“米留金改革”。也有属于第四次军事
革命时期的，由美国陆军部长莱伊特. 鲁特所主持的 建立美国现代陆军的
重大改革，以及20年代苏联进行的大规模的改革，20-30 年代法西斯德国
进行的给欧洲人带来可 怕回忆的军事改革。还有属于第五、第六次军事革
命时期美、苏等国连续不断的改革，如被称之为“拨乱反正”的80年代的
美军系统改革，以及目前正在席卷西方的职业军队改革，等等。

　　中国曾经与近代前几次军事革命擦肩而过，作为这种特定现象的背
景，我们看到，我们的先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 进行军事改革的激情。
他们视新的军事技术和制度为“蛮夷小技”，宁愿保守传统，而不进行积
极的改革，从而与发生在欧美 的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早在近代第一次军事革命时期，从欧洲东来的汤若望及时地向明朝君
臣们发出过这样的警告：“西洋大铳，其精工坚 利，命中致远，猛烈无
敌。……深心兹道者，必更翻然易虑，详察利弊，灼知近来所以不胜之
故，默计将来所以致胜之方。” [8]可中国士大夫对他的回答却是：“堂
堂中国，若用其小技以御敌，岂不贻笑？”[9]就因为不愿意让蛮夷小邦看
“堂 堂中国”的笑话，不愿意让“蛮夷小技”沾污了中国人世代相传的
“圣洁”，所以，对外国人的东西一概拒而不学。军事改革 当然无从谈
起。

　　就在近代第二次军事革命刚刚在西方开始的时候，1793年，马戛尔尼
率领英国使团访华，代表大英帝国向清廷赠 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天体
仪、地球仪、铜炮、开花炮弹、自来火枪、能载110门火炮的“君王”号军
舰模型、望远镜、 热气球等。马戛尔尼以为这些物品足可以打动中国君臣
们的心，出乎其意料的是，清朝君臣们却反应极为冷淡。清朝名将福康 安
在受邀参观英国使团卫队的新式火器操法时，“意颇冷淡，岸然答曰：
‘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 罕！’”[10]对英国
人送的火炮和炮弹，清朝的君臣们也不屑一顾，一直将它们摆放在圆明园
而未曾使用过，直到第二次 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时仍完好无
损，英军又将它们重新运回伦敦。尽管此时的英国也刚刚开始进行工业革
命，马戛 尔尼所带来的物品也才初步地显露出近代工业文明的气息，但它
毕竟是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征候。清朝的君臣们却以“天朝 老大”自
居，对这种新的气息和征候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中国军事的进步由此失
去了内在的思想动力，中华民族在工业文明 时代的落伍势所必然。

　　要知道，英国军队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所使用的大炮、步枪、望远镜和
主力战舰，与马戛尔尼访华时给中国人展示过物 品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
说，鸦片战争时期将清军打得大败的洋枪洋炮、令中国官绅谈虎色变的洋
人“船坚炮利”，其实早在 马戛尔尼访华时便已经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而且，马戛尔尼当初就明确地预言过：“只消几艘英国战舰，便能消灭帝
国的整 个海军”，“只需用半个夏天，英国战舰便能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
船只”。[11]当这个预言后来基本上变成现实之时，当 大清帝国在鸦片战
争中被打得难以招架之时，部分中国人才开始从睡梦中醒来，感觉到了进
行军事改革的必要性，形成了一定 的改革冲动。　　然而，有了改革的激
情和冲动，还不等于改革的成功。在历史上，军事改革半途而废的先例屡
见不鲜，它们 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近代土耳其苏丹塞利姆三世
1791-1807年间、 麦哈茂德二世1826-1839 年间相 继两次发动军事改革均
告流产，成为土耳其近代化悲壮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我们留下了许
多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即使 是美国这样当今世界一流军事强国，它在军
事改革的道路上同样走过弯路，本世纪60年代它所进行的陆军“五群制”
改革的 失败就是一面难得的镜子。至于8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所倡导的
军事改革及其所引发的种种后果，更是每一位关心军事改 革事业的人都不
应该忘记的。

　　在中国，军事改革的历史非常悠久，留下军事改革的失败记录也就不
足为奇。清政府为了“自强”先后几次做出大的 决策，设立兵工厂，建立
军事学堂，改编防军和练军，发展新式海军，编练新式陆军，一连串的军
事改革，虽也曾使中国军事 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自强”的目的
并未达到，改革从根本上说都以失败而告终。

　　逝者如斯，往事不可追。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无非是找出隐藏在历史
冷面孔后面的军事改革的规律。

　　　（四）中外军事改革的历史启示

　　中外军事改革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可以说，
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观察和思考，都可以得到一 定的启示。这里特别提出
以下几点：

　　第一，和平时期的军事改革需要强烈的机遇意识，需要克服“胜利
病”和“和平麻痹症”，需要果断的决心和坚强的 毅力。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多数国家的军事改革都发生在具有强烈战争背
景的和平年代，或者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或者是 在几场战争中的间隙。

　　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告诉我们，一方面，和平年代比战争年代更加有
利于进行系统的军事改革。[12]战争年代兵 慌马乱，政府很难集中精力和
财力于军事改革。因此，尽管战争是最好的试金石，最容易暴露出一个国
家在军事问题上的各种 缺陷，最容易提出进行军事改革的客观需求并为人
们所认识，但政府却难以组织系统的军事改革。即使象拿破仑这样具有雄
才 伟略的军事家，也只能在战时对法国军事中最急需的部分进行局部的改
革。

　　另一方面，和平时期又很容易错失军事改革的时机。在远离战争的年
代，人们往往安于现状，容易对已经存在的军事 改革的客观需求和可能性
视而不见，在主观上缺乏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既成的权力和利
益格局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 也很难打破，改革的阻力常常大于改革的动
力。为此，不少国家在历史上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改革机会。其结
果，在修修 补补、因循苟且之中，军事问题越积越多，落后局面越来越严
重，直至最后战败受辱。战败之后容易产生军事改革的激情，改 革较为容
易推行，但却是以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为代价的。

　　无疑，军事改革的积极选择是在和平时期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历史上
这种类型的军事改革也有不少成功的先例，如1 9世纪中叶在毛奇等人领导
下的普鲁士军事改革、19世纪下半叶日本在明治维新运动中所进行的军事
改革等。特别是美国在 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改革，不仅
使美军赢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而且使得它能够以领先的水平进入21 世
纪。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地推行和平条件下的军事改革。可以
说，这种没有直接战争背景的军事改革，已经成为现 代军事发展的一个新
的特点。谁能在和平的条件下不失时机地搞好军事改革，谁就能在未来的
军事斗争中占居主动。

　　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握住和平时期的军事改革机遇呢？历史告诉我们，
首先在于人们一定要有强烈的机遇意识，并将这 种机遇意识与关心国家前
途和命运的责任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内在的军事改革激情。对于
一个国家来说，进行军事改 革的机会并不是经常存在的，一旦机会出现却
没能把握住，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灾
难。正如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所说的：“改革的最佳时机就是现
在，明天改革就会更加复杂，再迟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了。”

　　历史上许多打了胜仗的军队往往缺乏改革的激情，总是愿意保守自己
的传统，认为原来行之有效的东西不能丢弃。这 种现象被现代人称之为
“胜利病”，或“和平麻痹症”，也有人将之概括为“成功为失败之
母”。中国近代的湘军和淮军在这 方面就表现得非常典型。正是这种“胜
利病”所造成的墨守成规，使湘、淮军从得胜之师很快就变成了“外战外
行”的败亡之 师。“胜利病”是一种流行病，它在许多国家都曾泛滥过，
过去有，现在也有。它是一切军事改革的大敌。英国军事家富勒说 过：
“必须牢记，战争手段确实在变，因此，人类的智力必须跟上这种变化的
步伐。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敏锐、活跃，不为传统 所束缚。”[13]

　　和平时期的军事改革，由于要在没有外来直接冲击的情况下改变既成
的权力和利益格局而阻力重重，往往起步难，持 续下去更难。面对阻力，
改革者如果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如果遇挫而返、浅尝辄止，就将不可能
发动一场真正伟大的军事改 革运动，更不可能将之深入地进行下去。历史
上有许多和平时期的军事改革胎死腹中，或者半途夭折，究其原因，都与
当时的 改革者不果断、不坚决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和平时期的军事
改革者需求有非凡的魄力和毅力，有一种为了国家的强盛而 勇于进行军事
改革、敢冒风险、敢于战胜困难的勇气和精神。要有拿破仑那样的果敢和
坚毅。拿破仑曾经说过：“在我的字典 里没有难字！”

　　第二，理论准备、组织保障和制度建设相辅相成，只有三管齐下，才
能使军事改革积极稳妥、深入持久。

　　军事改革作为军事变革过程中的一种自觉行为，需要有理论的支撑，
有组织上保障和制度上的建设。我们考察古今中 外的军事改革，不难发
现，凡是成功者一般都比较好地实现了三者的结合，而凡是失败者则肯定
在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19世纪初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就是一个理论准备、组织保障与制度建设
三管齐下的成功范例。在这次军事改革正式发 动之前，普鲁士的一些有远
见的青年军官便开始进行军事改革理论探讨，并不断提出自己的改革建
议。后来成为这次军事改革 核心人物的沙恩霍斯特、克劳塞维茨等人还于
1802年成立了“军事协会”，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关心军事改革的人。通过
他 们的这些活动，不仅明确了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方向和思路，而且在军队
内部形成了一种追求军事改革的气氛，改革的力量得以 形成。1807年普鲁
士军事改革正式拉开帷幕，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的第一项举措便是
宣布成立以沙恩霍斯特为主 席的军事改组委员会，以之作为军事改革的领
导机关。正是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下，制订出了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具体计
划，有 条不紊地展开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改革运动。这场军事改革涉及普鲁
士军队从体制编制到战略战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改革是系 统的和比较彻
底的。随着军事改革的深入，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的条令法规，将改革的成
果以制度的形式及时地巩固下来。因此 ，尽管沙恩霍斯特在1813年便已逝
世，但改革的进程却没有出现逆转，改革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相反，晚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所进行的军事改革，事前既缺乏必要
的理论准备，当改革开始以后又没有在组织上和 制度上采取得力的措施。
结果，使得这场改革犹如一团散纱，杂乱无绪，没有明确的指导理论，没
有统一的组织和计划，方向 不明，思路不清，措施不系统，过程不连贯。
整个改革过程断断续续长达30多年，但一切都还停留在表皮上。就当时中
国的 军事制度而言，是既有旧规又有新章，旧的制度因行不通而名存实
亡，新的制度因不成体系而难以运行。晚清时期从整体上说 是一个军事制
度的混乱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清军的战斗力不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在
继续走下坡路，直至在甲午战争中被日 军打得大败。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说明，军事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对改革的理
论准备与组织保障、制度建设采取并重的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的一些军事改革之所以迟迟不能启动，一个直
接的原因是决策者犹豫不决。而决策者之所以犹 豫不决，除了因为对军事
改革的社会环境缺乏确实的把握，不能确定军事改革的政治、经济条件是
否真正成熟外，一个非常重 要的因素就是军事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失去
了军事改革理论的坚实支撑，弄不清改革的方向、方式和方法，如何能下
得了改 革的决心呢？即使下定了决心，军事改革也难以顺利地进行。苏联
解体后，俄罗斯新的领导人曾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条件下宣布 要全面展开军
事改革，但实际上在几年的时间里并未获得大的进展。这就充分显现了理
论准备对于军事改革的重要性。

　　军事改革的组织保障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改革者必须能够切实
得到国家最高权力核心的直接支持，最好是能实 现二者的同一。特别是当
一个国家准备进行全面军事改革之时，更是需要由国家最高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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