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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的复兴－未来一百年的紧急计划 1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Jun 8 14:08:40 2002) , 转信
中国的复兴－未来一百年的紧急计划
（美）林顿·拉鲁什/杨九声译
第一部分导言性概论
和很多所谓专家们的意见正好相反，大肆宣扬的中国“投资繁荣”实际上可能预示着
经济和社会走向衰退的转折点。如果目前的趋势在将来几年中不加扭转，从中国内外萌发
出来的一系列破坏性力量结合在一起将出现一些极为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已经积聚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在其核心，这一危机植根于“文化
大革命”对中国几代青年人的思维能力所施加的伤害，对中国古典文化和对印欧文化中最
优秀部分的影响的压制。这种伤害，表现为极端实用主义统治了中国知识界和管理层的精
英，大大加剧了过去四十年经济政策中严重错误造成的影响。这些错误集中体现为拒绝使
中国经济以基础结构为基本的工业化道路，而这一道路孙中山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认定对
中国的长期生存是极为重要的。
经济自由化在当初和现在都得到中国很多人支持，其原因是它们被认为能给国家带来
利益。很多人以为这种措施是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极好策略，而外国投资者能将现代化的生
产设备带给中国。不错，中国为了发展迫切需要先进技术。但是聪明的渔夫也有可能被他
希望能捕到的鱼拉到水里淹死。
“投资繁荣”的魔法般的光环使人们不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财富正从内地农村地区
转移到沿海地区，并输出到国外；与此同时，内地却在渴求投资，中国的根本问题——劳
动力以农民为主的前工业结构，基本的基础结构亟须现代化——仍未解决。
与此同时，“很快富起来”的思想到处遍布，腐蚀了国民精英的道德，减弱了他们作
出这个大国赖以立国的长远决策的能力。
一场迫近眉睫的灾难已经以很多方式表现出来。农业方面的危机仍处在早期，但已经
震撼了全国。其直接象征是农民购买力衰退。部分原因是由于“自由贸易”措施，特别是
经济特区及其周围的“繁荣”扭曲了国内经济。此外，还应加上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投机的
影响。由此造成的短期国内经济不稳正在引爆一场更加深刻的实实在在的危机：中国的工
业和基础结构越来越无法在维护自身的同时，再去满足农业部门不断增长的需求。必不可
少的能源、交通、水系方面的瓶颈制约日益严重甚至崩溃的现象，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国家基本的物质基础结构既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也没有按应有的速度加以扩大。
经济管理层中占上风的极端实用主义，使他们没有能力来处理正在演化、发展中的危
机。就像一辆使用过度的救火车队，他们对每一新出现的危机迹象都作出反应，但他们赶
来赶去，对“起火”的过程本身却什么事都没有做。
针对这一局面，纠正导致危机的基本错误是不够的，必须改变导致那种错误的思维模
式。
本文仅提供讨论而非“最后结论”，我们希望它能有助于进行反思。
本文分三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剩下的篇幅中，我们要讨论我们对待中国问题的方法所内涵的最根本的物
质经济原则。由于我们的方法与诸如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采用的方法截然相反，
所以这么做很有必要。
第二部分将描述这种危机的性质，并说明为什么短期的实用主义的解决办法不行。如
果我们不得不直率地提出一系列令人不快的事实，这不是因为我们要散布中国的负面现象
，而是出于要清除大量错觉的需要，这种错觉正在使很多人看不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
为了这样做，我们必须承认，当前各种讨论中所引用的大部分有关当前中国国民生产
总值激增的数据是不真实的，这包括了诸如房地产和其他的投机，在“经济特区”洗钱的
毒品收入，动员出来投入商业和非生产性投资的储蓄等等。即使是与实际生产联系在一起
的国民生产总值，其中也包括了大量被挪用于对国家很少或毫无益处的投资。在“经济特
区”建造摩天大楼、银行、购物中心和别的服务性建设，实际上是挪用了应该用于必需的
基础结构建设的资源。
为了更正确地了解中国经济，我们必须把当前所有吸引了众多注意力的、以纯粹的货
币为标准的经济，以及所有有关税收、信贷、贸易、市场机构等事项放置一边，代之以能
够集中反映劳动生产力增减的经济的物质参数。
在第三部分中我们提出了“未来一百年的紧急计划”要点。题目看来自相矛盾，但说
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虽然在最近将面临严重危机，但如果不基于文明的未来
这一长远前景，就不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必须懂得过去2500年决定中国和印欧文明
兴衰的文化影响。解决办法——如果有解决办法的话——在于使统治中国和印欧辉煌文明
最灿烂时期的一切文化趋势和行动模式复活。
孙中山树立了范例
孙中山博士为中国现代化所作的努力，提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述及现在应该干些什
么事情的当代观点。他在本世纪20年代就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未来有赖于实现三项相互
关联的有形的任务：
（1）使国家全部基础结构现代化，重点是铁路和水系（包括防洪）以及开发国家内地
；
（2）应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迅速实现工业化。孙中山懂得工业化必须包括大规
模发展能源生产和相关的基础结构；
（3）城市化，包括建设很多新城市。
除此之外，孙中山又说，他认为最最重要的是改变文化观念，我们建议将它称之为“
教育复兴”。
只有这些举措，才能使劳动生产力有足够的增长速度，足以保证中国长期生存。
如果我们考察了中国的农业形势，就可以清楚地看清这一事实：中国如果不向资金和
能源密集型农业迈进，就不可能养活自己。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今后将大大加速。
问题在于，中国的工业基础过于薄弱，不能在维持自身的同时，还供应农业部门所迫
切需要的商品和改进了的基础结构。这一问题由于经济特区的“繁荣”而更加严重，这种
繁荣将现存的工业活动转引向出口业和过分扩张的服务业，从而更无法满足农业需求。因
此，我们看到，正当中国农民需要对农田大量投资的时候，他们的购买力却急剧下降。
中国完成了很多有用而重要的工作，但如果中国经济仍保持其农业的前工业化性质，
它就不可能长期维持自己。
幸而，中国目前已掌握了一系列技术，其生产力远远超过孙中山时代所能达到的水平
。这就为弥补己失去的时间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掌握了核技术，它能提供比已知能源高几千倍的集中能源。中
国的希望在于动员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已经显示出来的那种才能—一能生产核反应堆
，热核武器，火箭和卫星———将其广泛应用于全体人民和经济发展之需。
以下是我们的建议的中心内容，说明我们认为需要动员些什么。
中国的未来最简单也最易解决的基础建设是要有大量电力。中国进入到下个世纪，需
要有至少10亿千瓦发电能力。每千瓦小时电价，按实际组织价值计，应比现在便宜得多。
在21世纪的进程中，中国的耗电量应增加很多倍。
要完成第一步扩大11倍发电量的任务，只有利用核能才有可能，这就需要在工业上大
量生产简单、强大而安全的核反应堆。如果把这作为全国优先任务，中国就能轻易做到这
一点。中国的专家早已掌握了相应的反应堆技术。
具备了这样的核能，当前阻碍中国发展的大部分物资方面的困难都可迎刃而解。中国
只须——在发展核能的同时—一迅速建设高速公路和内河运输以及水系管理的基础结构。
全部精力中比较小的然而是具有决定性的一部分，应致力于研究发展将在21世纪第一个1O
年使基础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新技术。这种新技术包括例如磁悬浮；新型的高速船舶，
包括电磁流体动力推进技术；可控热核聚变；氢（裂解）技术；“干净的”核开发方法等
等。
只要努力建设基础结构，在教育复兴的条件下强调资金密集及能源密集型技术的应用
，中国所需要的一切几乎都能实现。通过以能源密集、资金密集方式重建和扩大全国基本
的物质基础结构，我们也就转变了就业结构，将千百万失业和未充分就业人员吸收到日益
技术型的活动中来，为建立一支比日前中国现有劳动力还要大不止五倍的工业劳动人军奠
定基础。
基础结构的发展也为以建立很多新城市为重点的城市化进程打下基础。下面我们将扼
要叙述我们提出的为建立1000个以核能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城市的建议。
用来制造大量生产反应堆的各种设施，借助工业化国家．应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几
年之内就可以建成。各国和各种机构对这一建议反应如何，可以作为考察其是否对中国的
发展真正感兴趣的检验。但没有外援，中国也完全可以自力更生，不过需要的时间长一些
而已。
孙中山在1921年写《国际开发中国》一文时，强调外国通过现代化的资本和技术参与
中国基础结构现代化，不但对中国有好处，而且可以阻止工业化国家深重的经济衰退，这
场经济衰退将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
孙中山这一预言性的分析也适用于今天。如果先进的工业国家同意按我们所建议的发
展方式援助中国——而不是掠夺其“廉价”劳动力，并通过“自由市场”的混乱把这个国
家搞得四分五裂——那么就可以大大缓解目前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不过，这样做就需
要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放在与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所
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
总的来说，需要做的是回到古典的民族经济原则上去，这些原则是德、美、法、日和
其他国家崛起成为工业强国的基础。它们与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度截然相反，它们强调
根据个人创造能力去产生、吸收、传送技术进步。它们强调国家在以下方面的作用：促进
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结构、保健和教育；提供信贷以扩大经济，指导投
资优先投向基础结构、农业和工业技术的改进；规范经济活动，使价格结构适合生产部门
的生产成本和必要的再投资率；
保护国家利益，抵制国内外投机分子和特殊利益集团，保护并促进私营企业生产方式
。
人们常常问，“使中国发展的钱从那里来”？钱决不是问题，它不过是纸张而已。在
一个主权国家，货币体系是国家制定的，它规范并指导将钱用来作为社会真正的物质经济
活动的工具。发展完全在于配置和改善国家的劳动力，在干它产生、吸收、传送日益加快
的技术进步速度的能力，而这就是国家财富的源泉。
要取得这种发展，最好、最重要的货币工具，就是国家银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
家银行向全社会发行钞票，并以低息专向国家生产部门中用于技术进步的投资提供贷款。
我们看重的是这样的优先投入，它不仅限于钱，而且还包括由国家银行或其他方面提供适
当信贷即可调动的劳动力和物质设备资源。
技术和潜在的人口密度
以下我们扼要概述本文其余部分应用的基本经济尺度。从一开始我们就摒弃国民生产
总值（GNP）和其他以货币来衡量业绩的统计方法。作为替代，我们集中注意一个人类群体
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继续生存的条件所依赖的物质过程。要这样做，我们把整个经济整体—
—在这里是整个中国——当做单一的不能分割的整体；一个单一的活的有机体。
物质的经济整体中的每一样东西最终都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参数：相对的潜在人口密度
增（减）速度。由我本人提出的这种参数，可以大致表述如下：
任何一定水平的技术——按生产物质财富的有形过程而言——规定了在这一技术水平
条件下，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土地上所可能维持的最大限度的人口密度。很明显，这一数量
，即潜在的人口密度，决定于诸如气候、雨量、土地、肥力、矿藏资源的储量等等自然条
件。按“标准”土地质量作为参考使这一参数标准化，即可决定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概念
。按中国目前平均技术水平而言，中国肥沃的中心平原地区，每平方公里可以维持500个人
，但在西藏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可维持的远少于10人。
一定水平的技术，规定了可以用这种技术来开发的自然资源的范围和数量。如果一个
社会企图按固定的技术模式来维持其生存，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在这种模式下可开发资源
的相对耗竭，最后导致潜在人口密度的崩溃。
因此，即使为了维持固定不变的人口，也需要某种最低限度的技术进步。这一最低限
度随社会的发展而增高。科学和技术进步最终是社会实际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
要成功地维持并增加相对潜在的人口密度，一个经济整体必须按日益能源密集——资
金密集模式运转。这特别意味着对每个家庭和各种生产门类所提供的能源，按人均数、按
平方公里土地计算都必须不断增加。与此相关，按人均数和单位面积土地的每小时旅客公
里，每小时吨公里和价值公里计算，交通密度必须持续增加。还必须持续增加人均及每平
方公里可以向农业、工业和居民供水的数量和质量。
在能源消费增长的同时，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技术质量也必须提高。这一点，其近似值
是由生产过程中关键性工作面上每秒平方厘米焦耳或每平方厘米瓦特（电力）的能源通量
密度来衡量的。在这个星球上，与人口密度的增加密切相关的是与基本的生产能源技术不
断发展的一系列1至2级“跳跃”相互联系的——从人力、畜力到水轮机，到蒸汽机，到内
燃机，再到核裂变能源。以激光、粒子束、等离子和其他技术表现出来，在加工处理各种
材料中应用的反导弹“射束武器”标志着能源通量密度技术上又一次“跳跃”式增加，是
对中国未来极为重要的又一次“新的工业革命”。这种能源密度技术的提高只有通过基础
科学发现才有可能实现。
这些使社会得到成功维持的条件，强调应把由国家负责的基本的经济基础结构——能
源、交通、水资源、通讯、卫生保健和教育——放在中心重要地位。改善基本基础结构以
及促进科学研究和发展，是一个主权国家能为其全体人民保证持久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不幸的是，流行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几乎无视这些基本的物质经济学原则，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常常看到职业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发表全然错误的论断，为什么在出现灾难性崩
溃的地方他们会看到增长，为什么他们常常开出治理经济的药方却“杀死了病人”。
第二部分中国经济中迫近眉睫的严峻问题
除了西方某些人士恶意散布歪曲中国真实情况的信息外，相信中国确实“经济繁荣”
的人主要是由于把肤浅的外表和实际混为一谈。今天的商人往往认为只要他和他的朋友们
能赚钱就万事大吉。但仔细考察农业和工业数据，减除通货膨胀因素，就会使人看得清楚
一些。不过，物质产量增加投（即使按人均计算）也不能说明经济真正在增长。经济的相
对短期发展始终应该放在赖以维持一国生产基础的投资“长周期”中进行评价。从这样的
关系来看，目前的“繁荣”就显得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徒然分散了注意力，看不到存在
的真正的问题——包括由于忽视对中国基本的基础结构进行长期性投资而造成的连锁反应
性崩溃。
虚构的经济增长
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请考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典型例子。假使我作为一个私
人投资者，也许通过当前风靡很多国家的疯狂的私有化浪潮而获得了一条铁路。该铁路的
部分设备，如路基、转辙器和讯号设备、桥梁、隧道和其他固定设施，已经使用了三四十
年以上。一条营运正常的铁路必须经常准备大量资金，以维持、保养、现代化，在事故发
生之前就及时更换其基本的设施之用。但是，假使除了最急需的维修以外其他都不干，听
任整个系统逐渐损坏、锈蚀，而将原来打算用于长期性投资和维修保养的资金挪用到其他
门类以求“赢利”，则会产生严重后果。当然，其严重崩溃的的后果只有在很多年之后才
能明显看清。
有了这些所谓的“赢利”，我可以干好几样事情。我可以购买车辆和机车，以明显地
扩大我的铁路业务。我可以干脆把钱付给铁路的股票持有人作为收益，或者将它们投入某
种投机事业。不管怎么样，我为我的公司创造了“繁荣”。我的信贷评级提高了，我的股
票在市场上走俏。这种“繁荣”可以持续5—10年，可能更长一些。我只须留心在路基坍塌
，桥梁开始断塌之前把我的股份卖出，从公司脱身就行！最后，铁路实际上毁坏了，而我
成了富翁。
正是这种畸形的掠夺过程导致了美、英和其他西方国家基础结构和工业基础的加速衰
败。这也是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它也正以巨大规模在中国发生。
考虑一下中国的农业情况。中国农民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靠的是运河、水库、灌溉
和排疏系统、水泵等等一整套宏大的基础结构。这套基础结构的某些部分是经历了几千年
才建造起来的。不管发生什么变动，这套基础结构的总体性能必须至少得到维护保养。
随着农业生产的扩大，基础结构也扩大并得到改进，人均及每英亩土地所需开支也会
不断增加，以弥补种种老化和锈蚀过程。事实上，即使要维持固定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开
支也会逐渐增加。
还应该注意，必须把气候和别的自然条件变化的因素考虑进去，我们不能光按照“好
年成”的条件来规定维护保养开支的必要水平。近几年的洪水灾难是一个很好的教训。经
济政策必须考虑到“长周期”，极端性自然条件必然会一再发生。
这些简明的观察结果提出了明明白白的问题：从长期标准衡量，中国是否已对其水资
源和相关的基础结构进行了维护？我们是否把应该对基础结构进行长期性维护所需的资源
，挪用到了看上去似乎能使别的经济部门增长的地方？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可能有危险。
积累起来的“未支付”的维护费用——不光对农业，而且是对经济整体——就可能比经济
整体的总产量还大得多。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在走向破产及物质上的崩溃危机。
低税收——一个奇迹吗？
在继续讨论之前，让我们从这一观点看看中国“经济特区”的一些做法。外国投资者
被“出奇低”的税率、“廉价劳动力”和利润易于回收所吸引。作为交换，外国人带来了
资金，以及中国急需的现代生产设备。
如果只从一个方面来考察这些问题，看来似乎现代化工厂的安装营运为中国经济增加
了生产能力和净出产量。但这样的初步印象却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没有哪一座工厂仅
靠自己就有生产能力。要生产，它就需要电力和别的能源、原材料和半成品，需要运进这
些物资和运出制成品的交通设施；对工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必须有住房、医疗设
施、学校等等。还有，劳动力本身从哪里来？
因此，我们不能把该工厂产量视为增长的净增幅，我们还应把该厂赖以进行生产的诸
如电力、基础结构及其他方面对国内经济整体的全部实际耗费，平衡损益后都考虑在内。
中国经济全部——不单沿海地区——都得为这些耗费直接间接付出代价。
在一个管理得好的经济整体中，公司所缴纳的所得税应该包含相当一部分政府为了维
护、改进公司及其雇员所使用的基础结构和其他公用事业的支出。“经济特区”出奇低的
税负，使得企业的实际效益被大大夸张了。
“廉价劳动力”神话
外资导致经济繁荣这种表象，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劳动力代价低廉这一错觉。事实
上，正如孙中山在下文中早已强调说明的，它们的代价非常高：
“人们普遍认为生活在中国最便宜。这是一种错误观点，源于一般都用金钱来衡量一
切。如果我们按劳动价值来衡量生活的代价，那就可以发现，对一个普遍工人来说，中国
是生活最昂贵的国家。一个中国苦力，一个体力劳动工人，得每天工作14—16小时才能勉
强糊口。”
当成百万农村无业人员从内地移向沿海地区，受雇于“经济特区”，这是廉价劳动力
吗？我们不应按他们可能得到的微不足道的货币工资来衡量这种劳动力的代价，而必须按
生产并维持这些人民使整个中国经济付出的实际代价来衡量。例如，在今天的中国，按照
任何一定的生活标准，生产一个工人及其家庭的物质消费，不论他已否就业，需要多少劳
动力？由于一个国家最多只能安置其劳动大军的100％，因此我们只能大致将上述物质消费
的代价按分配到用来生产全体家庭消费的各种门类所需的劳动力来计算。将中国和譬如美
国或西欧进行比较，就立刻可以说明“廉价劳动力”的观念是一种错觉。
拿前西德作为例子。西德的人口密度大致和中国的中、南、东部省份差不多。在德国
，农民占劳动力的4％弱，或占全部人口的1.8％，按平均计，一个德国农民生产55个人的
食物消费量。这是按目前德国营养标准衡量的。在中国，65％的劳动力，或者说，全部人
口的28％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这意味着一个中国农民平均养活不到4个人——比他自己一家
人多不了多少——而所摄取的热量和蛋白质却比德国的水平低得多。
如果我们除食物外再加上一个家庭平均消费的所有其他各项“一揽子”商品和能源，
情况也并没有改变——要知道，家庭的工业制成品消费在德国比在中国要高得很多。德国
全部劳动力中大约有12％为整个人口的家庭消费进行生产。中国则需要70％的劳动大军来
干这个，而且其消费标准要低很多。
因此，实际上劳动力在德国比在中国便宜！事实上，与中国维持一个低得多的劳动力
平均质量相比，德国维持着一个高得很多的劳动力质量，代价却低得多。
“廉价劳动力”政策意味着技术停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政策使得“廉价劳动
力”成为最昂贵的劳动力。
比欧美落后一个世纪
出于他们自己的理由，有些英美人士最近在散布中国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超级大国”
的神话。纯粹从中国的地理面积和众多人口，加上某些与军事领域有关的高技术看，这种
说法似乎颇有道理。但这种说法会引人误入歧途。从总体上考察一下中国经济的物质参数
，就会发现，在关键方面，中国的发展比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德、日本落后了不止
一百年。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其特征是包装在薄薄一层比较现代化的科学和工业“外壳
”之内，而浮在前工业化落后的巨大基盘之上。
中国（1953一1989）和德国（1853—1889）某些有形经济参数的比较
人口密度钢消耗能源消耗铁路密度
人数/平方公里公斤/人均吨煤当量/人均公里/千平方公里
中（1953）61.330.12.5
德（1853）6660.3312
中（1960）69180.463.5
德（1860）70130.4421
中（1970）86170.354.3
德（1870）76320.7235
中（1980）103320.615.2
德（1880）83441.0463
中（1989）116470.865.5
德（1889）91751.4279
把中国经济整体的物质参数和19世纪后半期德国的物质参数相对比很能令人启发。
上表将1953－1989年中国的发展情况，与相同的年份但却是100年前德国的发展情况相
并列作为对比。
一个经济整体的实际发展，最能说明问题的征状是其劳动力结构的变化，首先表现为
工农业之间从业人口的比例。在工业化过程中，就业变得越来越趋向以制造业为主。与这
种转变同步的，则是越来越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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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http://bbs.hit.edu.cn [FROM: 211.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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