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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oulu (RedOctober), 信区: Green
标  题: 中国外交战略的失误与反思（上）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1月26日10:00:18 星期五), 站内信件

 
 
  
    中国外交战略的失误与反思（上） 
出处:战略与管理   时间:2001-1-19 10:53:15  
 
    【方舟时讯】外交的实质
    中国是外交战略学的发祥地，战国时即产生了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伟大战略思想。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但有别于内政。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学贯
东西；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而绝不可以一厢情愿、以己度人、
或单纯地“以德报怨”。无论是两国间的双边关系、抑或更为广阔的国际关系的格局，实
质上是各国在实力基础上通过各种手段追求国家利益而相互博弈的结果。实力是决定格局
的基础，格局反过来又加强或削弱一国的实力。在国际斗争中，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
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在于该国运用何种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
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
    外交的实质是各国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国家权力的极大化，即国家利益。因此，对外关
系的指导思想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最早产生于西方，西方
国家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为争夺殖民地以及欧洲乃至世界霸权展开过激烈的斗争，欧
洲各国为谋求自身最大优势，进行了频繁的战争和外交活动。对盟邦、敌国的判断和选择
因时因地而异，完全取决于国家利益在当时的要求。西方外交实践遵循的是马基雅维里主
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因袭了这种处理国
际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因此，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
准则。
    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打破了西方列强长期主宰世界的局面，但这并未能
根本改变大国、强国对世界的支配地位。所谓“弱国无外交”是就其静态意义而言。如果
两国实力悬殊，弱国又缺乏足够的外交资源，则的确没太多回旋余地，比如巴拿马对美国
；若两国实力虽有差距，但弱国内部团结、意志坚强、国际影响广泛，反倒敢于与强国相
抗，令强国占不到丝毫便宜，例如古巴。国家间强弱对比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构成绝
对的差距，故弱国未必弱，强国未必强。强弱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
也不妨碍彼此间一定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恰恰反映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不同国家
在各种利益上的博弈关系，即一种在实力基础上的外交智谋的较量。因此，我们必须十分
清晰地了解我们的对手国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思维方式、民族心理以及相应的外交战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和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
    新中国外交仍不同程度地受到“重脸面而轻实利”、“和为贵”等传统儒家思想的影
响。例如“搁置争议”就反映出中国在解决主权争端问题上一厢情愿的和平愿望，而他国
则践行社会达尔文主义，“重实利而轻脸面”。他国对争议地区实际控制日久即为既成事
实，从而令中国的愿望彻底落空。
    
    当前我国的战略环境
    我国的国际环境十分不利，强邻环伺。北有强邻俄国，东邻心怀敌意的日美同盟，西
南有宿敌印度，东南及南部海洋国土屡遭侵犯，海上交通线处于日美潜在威胁之中。我国
目前的策略是：以中俄对日美；在美俄之间搞等距离外交（经济外交重美、安全外交重俄
）；在日美之间，我国的外交方略则并不明确，1996年以前一度采取过联日制美之举；对
待其他周边邻国，则尽量避免冲突，主张以政治谈判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对争议中的海洋
国土，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
    中俄交好是出于双方内政外交的需要，是面对远东地区的共同威胁---日美同盟而暂时
结成的有限度的合作关系。两国都处于改革的艰难时期，经济上均有求于西方，故在政治
和外交上均保持较低姿态，都把发展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关系置于外交关系的首位。中俄
各自与西方的经济利益关系远远超过两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故在全球性问题上，两国不
可能全面呼应，除非两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受到来自第三国的严重威胁。在与西方发生政治
和安全利益冲突时，各自单独作出妥协的可能性很大。中国曾经支持过俄国反对北约东扩
，但后者因内部经济困扰最终对东扩事实予以默认。
    一九九九年三月，北约发动侵南的科索沃空中战争，这是对俄在东南欧安全利益的严
重侵犯；从另一方面讲，若美国以人道主义干涉的方式推行霸权处处得手，对多民族的、
尚未统一的中国就意味着主权和领土完整将直接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美国势
必将如法炮制，在西藏、新疆和台湾等问题上进一步找中国的麻烦。如果中俄切实实践两
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应有的内涵，密切配合，迫使美国蒙羞罢兵、并接受中俄联合
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样就将大大提高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沉重打击美国企图维持“一极独霸”的狂妄野心。这将对广大非西方世界的安全，推动
多极化进程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中方却对与自身有着重要间接利害关系的北约侵略行为采
取了绥靖姿态。不仅如此，还以所谓“消气外交”的方式主动作出重大让步以换取美国同
意中国加入世贸。由此美国毫不费力地掌握了中方在科索沃战争和加入世贸问题上的底线
，于是更加有恃无恐地加大了对南联盟的轰炸规模，并在世贸问题上对中国漫天要价、横
加勒索；俄亦因此对中国充满疑忌，遂一改强硬态度，转而与西方合作。美国也不愿意对
十分虚弱但仍是军事大国的俄国逼迫过甚，旋即恢复贷款，支持俄在南联盟进行和平斡旋
，并部分承认俄在巴尔干的特殊利益、包括默认俄军抢占科索沃机场，对俄加以安抚。中
美俄三方博弈的结果是，在美俄合作和西方七国加上俄八方达成外长协议的基础上，以安
理会决议的形式体面结束了这场战争。中国则一无所获，被完全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其
间还蒙受了驻南使馆遭美国蓄意轰炸的屈辱。这是明显的外交战略上的短视所带来的直接
后果，因为以外交空间被挤压和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为代价所换取的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都将是有限的，随之将面对的是西方压力不断加大的日趋严峻的国际生存环境。与传统的
以军事、政治为主要方式的国际斗争不同，美国在冷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以维护人
权为意识形态武器取得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同时以贸易和投资为诱饵使对手形成很强的经
济依附性，从而有效地对潜在的敌对同盟实施分化瓦解。从中俄来看，哪怕就具体的安全
问题进行合作，采取坚决措施联合对抗西方的短期经济代价与长期的安全战略利益相比，
对于缺乏战略意识的政治家和普通公众而言，都是不可想象和难以接受的。对中国更加不
利的是，俄新政府上台后，推行以内政为主，重点发展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治国方略。
总统普京性格刚毅冷峻，谋略过人，抱负远大。上台伊始即全面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
而对“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仅作敷衍，反映出俄国长远的亚洲战略意图和对中国的不信任
。中国在科索沃危机中的行为既严重损害了自身利益，又疏远了一个关系尚不稳固但在一
定时期内可能成为中国重要战略盟友的合作伙伴。综上可见，中俄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的
基础实际上并不牢固。两强相邻，长期的地缘政治目标不可能一致。俄国是一个具有扩张
主义传统的国家，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十分浓厚，从长期来讲，俄国并不愿意看到在其南翼
崛起一个强大的中国。俄国一直积极支持印度从西南翼牵制我国。
    韩国出于战略上稳定朝鲜半岛局势、进而谋求和平统一的考虑，积极发展与我国的关
系。但它认为与我国存在着领土争端，其陆地疆界（指统一后的疆界）应延伸至我国东北
的一部分，它认为中朝现有边界是北朝鲜在1950－53年朝鲜战争期间有求于中国而作出让
步的结果。九十年代中，韩日两国私订协议，划分海洋专属经济区，将专属区中与我国相
向部分大肆划入各自的管辖范围。韩日专属经济区也有较大面积的重叠、相向，但两韩与
日本陆地面积相当，划分专属区的界限相对要容易得多。两国均为单一民族国家，国内民
族主义力量都很强大，与美国都保持着战略同盟关系。历史原因造成的韩日民族矛盾受到
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军事同盟体制的制约，韩日关系自然服从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总体战略
。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韩日两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并不一致。韩国为实现国家统一必须争取
中国的合作，日本则是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但韩日在与我争夺海洋资源上彼此借重，互
加筹码。日本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故意态度不一，笼络韩国，漠视中国，以分化二者，其
实质是集中力量对付中国。朝鲜半岛的局势充满了变数。虽然2000年6月南北方的首脑会晤
显带有排除大国干预，争取自主迈向和平统一的色彩，但周边四大国（中俄日美）以及它
们间的相互关系，在未来相当时期内对于南北方各自的内政外交仍将产生重要影响。维持
半岛现状、稳住朝鲜事关我国重大的安全利益。自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和解、中韩建交和
中国积极在半岛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引起朝鲜极大的不满和怨恨。尤其是在九十年代
中国的战略环境日趋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及时采取补偿措施，并果断抓住苏联势力退
出朝鲜的良机，尽力紧紧拉住朝鲜，却惧于89年事件和苏东巨变对内政的压力，眼光向内
、埋头经济，外交上则“不打旗帜”，以退为进，在联合国出兵伊拉克等问题上与美国全
力合作，以换取美国等西方国家早日解除经济制裁，对朝鲜日益增强的离心倾向漠不关心
、不闻不问。但是，一旦朝鲜舍我而去，我安全屏蔽和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
价的筹码将彻底丧失。近来朝鲜外交新局面的开启已预示了这一前景。在统一问题上，朝
鲜半岛南北方的长期目标是一致的，即以一个统一强大的朝鲜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但近
期双方的意图南辕北辙，韩国希望通过和平交往尽快完成国家统一；朝鲜更可能是希望通
过促统活动本身达到摆脱经济和外交上困境的目的。就朝鲜而言，统一需要一定的物质基
础，即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度提高，这符合朝鲜的现实利益，因为双方制度及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的巨大差异本身就足以构成统一较大的现实障碍，除非朝鲜甘愿被占有政治经济优势
的南方所融合。在朝鲜，魅力型政治领袖、国家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融为一
体的，由于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凋敝和外交孤立，在开放经济、放松社会控制与保持意识形
态正确性之间如何平衡实乃决策上的两难。经济繁荣的实现必然要求改革现行的国家政治
经济体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并逐步实行对外开放。这很快就会发展成对国家主流意识
形态和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为防止社会失序，统治者又不得不隔断或限制外部思想的输入
，致使统一进程时断时续。朝鲜能否实现在不失控的条件下逐步推行改革开放，或是否会
出现政权突然崩溃以致统一提前实现的情况，目前尚为未知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俟
半岛统一完成，中国的东边将崛起一个民族主义的中等强国；中韩之间领土问题必然会突
出，韩国从其自身的地缘战略考虑，定将引入美国的势力，以抗衡中俄。
    日本在远东处于中俄两国巨大的核威慑之下。其国土狭小，无纵深，资源缺乏，四面
环海，故发展日美同盟是其国家利益所在。日本此举反映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就中国
而言，并不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联美制日。中美能否成为战略伙伴，主要在于美国如何
看待中国，冷战结束使得美苏均势造就的中国
    对美战略价值急剧下降。苏联解体后，美国这个仅存的超级大国不再受到制约，基于
“美国特殊论”的民族意识形态、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追求国
家利益的外交现实主义相结合，成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肆意妄为，蛮横打压拒绝接受西方
意识形态、或抗拒美国霸权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动机。
    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民族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并不总是完全重合；一般而言
，当在具体的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成为绝对优先的选择
。由于国家权力具有相互抵销的不相容性，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美国从权力政
治出发，自然地视日益崛起中的中国为潜在敌人，竭力予以遏制；因此，在当前美国视中
国为其在远东地区地缘政治主要威胁和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敌人，且两国意识形态又截然
对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对中日两国均心存
疑虑，美日同盟的另一面是美国利用驻日美军监视和控制日本，但这是次要矛盾。日本是
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前沿阵地，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日本则借重
美国的力量平衡中俄两大国的影响，并积极发展海空军，保卫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海上
通道能否畅通无阻关系日本的存亡。除原料供应受到天然制约外，日本经济自成体系，制
造业和重化工业十分发达。军官比例较高，素质良好，军队训练有素，一旦进入战时体制
，扩军备战瞬间可以完成。日本国内近年来反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日本政府恰恰加强
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足见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二者之间的分歧。美日在西太平洋地
区遏制中国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核心就是台湾问题。美日竭力维持海峡两岸不战不和之状
态，意在削弱我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同时纵容、怂恿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我争
夺海洋权益，分散我国的注意力，转移和激化矛盾，以使我处于被动、敌对和包围之中。
在我国西南翼，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轻取印度。遗憾的是，我们本可以一劳永逸
收复失地：即传统习惯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被印度侵占的部分，却退回到战前
的所谓“实际控制线”。印度很快又卷土重来，设置行政区，将其侵略既成事实化。中国
怀仁德之心，冀以妥协退让的方式求得南部边界的安宁和两国关系的友好，但并未能换取
印度同样以反映儒家思想的“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相
反，印度自1962年以来，一直志在复仇，大力扩充军备，并对我国西藏怀觊觎之心。印度
目前与我重开谈判，是以武力为后盾和实际占领我国领土为前提的。中国的友善之举也未
赢得西方宣传工具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除了澳大利亚记者马克斯韦尔所
著《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作了客观的描述和评论外。西方文化中渗透着白人至上的种族
优越感，它在国内提倡民主和宽容，在对外交往中则奉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实力决定利益
，而利益又决定了其价值取向。国际关系中的是与非，在西方看来，根本在于是否符合它
的国家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关系中理想主义最终服从于现实主义的原因所在。
    我国自建国以来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太多。这种在不是胁迫之下所作的让步，即便日后
想收回，都没有了法理基础。中国所作的让步多为实质性、少有权宜性，反映出自古以来
中国发展的封闭性和内向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态势的防御性特征，而不是积极进取使
国家利益延伸出去。为一时之安宁，我们不惜息事宁人，这恰恰暴露出我们对国际关系的
实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国家间的关系充满了变数，取决于各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和国际大形
势的变化。因此，这种关系的好坏永远是相对的，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如果我们片面
谋求和平，这种和平可能是短暂的，是以我们失去未来主动权为代价的。1999年，我国分
别与越南和俄国缔结了陆地边界条约，极不明智地对越南作出领土让步。这必然刺激越南
在其后的北部湾划界和南海岛屿归属谈判中持更加强硬的立场，甚至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叶利钦领导后期内政外交上焦头烂额的俄国，我国竟然不去
积极利用这段稍纵即逝的、对我极其有利的时机压俄让步，力争收回至少部分领土主权，
却急于确认现状，与俄划定了东段边界的全部走向。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闻！与此相反
，二战后，历届日本政府为收复北方四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长时期维持与苏联
的战争状态。结果，二战结束仅仅十一年以后（1956年），苏联为离间美日关系与日本接
近，双方以共同宣言形式恢复了正常国家关系。进入九十年代，苏联分崩离析，取而代之
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俄罗斯实力锐减，北方四岛问题上几近松口，日本逐步赢得主动。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苏俄为打破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表
示要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权益，而到了1924年建交谈判时，苏联所处的战略环境已
有改善，从此再也不谈归还权益。相反，还策动外蒙独立，作为苏联远东的缓冲区。而中
国当时军阀割据，南方革命政府实行“联俄”政策，苏联趁机软硬兼施，中国政府面对国
内要求与苏建交的强大的舆论压力，据理力争国权，最终达成基本上平等的协定。但这一
纸协定并未保证两国之间的持久和平，苏联利用中国的孱弱加紧渗透外蒙，并将其势力渗
入我国新疆。这一事例说明，只要审时度势，抓住对方的弱点，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矛盾，
不仅可以改变本国一时的整体战略劣势，甚至能为日后形成对己有利的战略态势奠定基础
。历史的经验表明：领土问题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如为一时之安宁急于在当时达成一致，
则日后不易改变；若坚持立场，双方关系也未必恶化到哪里去，局势的变化会不断创造出
各种可资利用的机会。而一旦日后羽翼丰满，则极其主动。
    我国在外交上一个典型的思维逻辑就是：不能轻易得罪谁，否则就会影响周边环境，
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外强硬，则会被人指责为“中国威胁论”。照此逻辑
，当今这个世界上应当风行“美国威胁论”。这种思维逻辑在实践中（对强国不敢对抗，
对弱国不敢得罪）成了掩饰外交上缺乏智慧和谋略、软弱无能的一个借口，是现代的“友
邦惊诧论”。它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海外华人同
胞的民族自尊心，炎黄子孙在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后至今已半个世纪，仍不能在世界上享
有作为泱泱中华大国国民应有的尊严和自豪。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
能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那么就不仅不能真正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反而会被视为软弱可
欺。我们所片面强调的所谓“政治解决”，不过是处理国际争端的手段之一，决不可能成
为唯一的手段。在国际政治中，武力是大国政治权力的基础和解决国际争端的终极手段。
因此，过分强调“政治解决”的唯一性，实际上是减少了自己的可选择方案，自缚手脚。

    外交斗争就象在对弈，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化是各国外交不断“博弈”的过程，也就是
说，“博弈”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彼此斗智，而不是只有一方单方面地主动去挑战另一
方，或者说，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另一方的影响。国际斗争并不是仅仅通过外交场合进行
，还有诸如心理战、情报战和舆论宣传（国际公关）等。如何巧妙地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要
看一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才能。反过来看，“中国威胁论”的散布者正是利用舆论手段开
展针对中国的心理战，目的是使中国产生判断上的错误，裹足不前，从而使其在与我国的
竞争中占据上风。故，中国的“不作为”在有些国家的眼里并不见得是“无威胁”，而中
国的“有所为”，反倒可能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这完全在于我们怎么去做。所
以，我们一定要打破对手的如意算盘，积极维护我国利益。
    周边环境的稳定构成一国良好的国际生存空间，然而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动态的。七
十年代我国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五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中印友好。然而，日本将
我国视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威胁，印度认定中国是其头号敌人。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建国
以来我国外交方略的得与失。以我国家之大，影响之巨，可使用之手段远比小国要多。一
味迁就退让，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只会令我丧失威望，更使日美等强国藐视于我。现在
，甚至周围的蕞尔小国都胆敢对我寻衅，这在世界大国中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中国是庞然
大物，它一旦强硬，足以令人胆寒。周边小国面对强邻无非有两种选择：或交好逢迎，或
结成反华同盟。对前者可取怀柔之策，对后者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故示敌以强，则敌
敬畏；示敌以弱，则为敌所轻。
    中国的外交逻辑一旦被他人所洞悉，极易使我陷入被动。周边一些国家必然会在强国
的支持或怂恿下，加紧侵夺我国利益。他们都会觉得中国软弱，多半会姑息让步，因此，
最好的办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实，并将问题国际化，来逼中国认可。中国人忙于内政，又爱
面子，到时一定会妥协。而西方国家向来以其利益为标准决定外交方针，待冲突明朗时，
谁也不会翻开历史书，查看它曾于某年某月承认过中国对某一地域拥有主权，届时它将考
虑的则是如何实现地区力量的均衡并从中谋取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只要有国家利益存在
，公理并不能总是战胜强权。国际关系格局演化中的“博弈”恰好又体现了“此一时彼一
时”的道理。因此，我们的外交方略应当是顺势而为，以万变应万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企图将中国纳入自己的一整套游戏规则之中，而我们也一直强
调遵循国际惯例。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我们被诱入了西方的陷阱？这是一种我们自以为主
动的被动，抑或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造成了“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问题在
于所谓的游戏规则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国家制定的，它主要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
益，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而斗争。因此，从政
治意义上讲，我国的外交如不表现出独立的个性，而仅仅是亦步亦趋步西方的后尘，必然
会引起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失望和不满，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就有丧失这些国家政治支
持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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