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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马鹿不分 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眼中的抗日战争(2)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Dec 23 08:49:12 2002) , 转信

说穿了全是谎话

　　由朝日、每日新闻等媒体制作的这一系列影带，对于发生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
南京沦陷也有着墨。但有别于中国人知道的“中国军严守上海，从八月恶战到十一月，日
方仍未能打下的‘淞沪会战’”，日方的影片，仅以“战火蔓延至上海，我军奋战”、“
壮烈成仁的我军海军航空部队”，两个画面草草带过。而对于日方攻略南京时，滥杀中国
三十万人民的景况，影片一个画面也没有；仅以“指挥官劝降，要求中方在中午以前回答
”，接着是“南京光华门上日军军旗飘扬”，来表现日军占领南京城的胜利。这类的影片
对当时人的影响如何？五十多岁的台南籍李秀记得，她念小学时曾看过这样的影片，“大
家都对日军的英勇十分佩服，”她说，对中国兵的无能也印象深刻，她还记得当时在学校
常玩两军打仗的游戏，输的人常被称“支那兵”，意思是没用的人。而客籍小说家钟肇政
的小说《怒涛》中讲到当时台籍少女对日籍军官的钦慕，与这样的宣传形象或有关系。

　　与影片的观点相仿，当时的《台湾日日新报》大量新闻重点无非说明：在中国军的挑
衅、阻挠，及中国人民“侮日、抗日”的行为下，日本人不得不出兵。“说穿了全是谎话
，”林衡道回忆，当时台人接收到的讯息约略是：“中国贫穷落后，日本系为了拯救中国
、保卫东亚的和平而战。而东亚一方面有英美势力插足，一方面苏俄从北边到中国大陆，
若无日本出面，就没有别的力量可反制它。日本打中国，一方面也是‘防共’，”林衡道
说，“‘代天打不义’，当时教唱的军歌如是说。”

台湾人上战场

　　至于这样的说法，大家相不相信？当时担任小学老师的方坤邕指出，许多人心知肚明
，其实知道日军一意蛮干，但也无可奈何。“有时在学校，几个台籍老师私下会嘀咕，‘
中国的落后腐败，干日本人何事？’但随即警觉到，这些话少说为妙，于是又噤声不语，
”方坤邕说。台湾人怀疑日本出兵的动机，对宣传动辄形容的英勇战绩，也非全然相信。
叶荣钟的回忆提到，当时电台每天播大陆的战况，重要的战果均以“大本营发表”为号召
，先用军乐演奏促人注意，再播捷报。

　　当时主持台语广播的詹姓台人，惯用一句“撼的碎盐盐”（炸得粉碎），来形容中国
军被炸的惨状。“有一天，有一个乡下老翁在一间店头停脚听广播，当时詹某又再吹其‘
碎盐盐’战果，那老翁听得碍耳，于是破口大骂：‘干尔娘，人家的飞机都是黄麻骨缚成
的吗？’于是悻悻然地离去，”叶荣钟写道。卢沟桥事变之后，战火烧到上海，跟随着战
事吃紧，台湾人民也开始被动员。街上出现了如奉公会（战时日本动员台人的基层组织）
的会员，劝说过往妇人缝“千人针”（类似护身符，让战士带出去保平安）；跟日本人一
样，一些台湾人也被征调入伍。《台湾连翘》中写道，“有些战士在光荣声中入伍，随即
重伤或死亡的消息传来，台湾人才发现，向来藐视中国军队说‘支那兵！支那兵’，事实
上好像不是那么不堪一击！”。

　　而当时，也有台湾人组成“台湾义勇队”参加抗日，主要成员是不愿被日人统治、移
居到大陆的台湾子弟，以台北县人李友邦为队长，后期还有自日军军营中投诚而来的台湾
人。他们陆续加入，人数最多时达七百多人。由于熟谙日语，他们时常协助刺探军情、询
问日俘等工作，另一主要工作是提供医疗服务，曾成立四个台湾医院”。但是这一类的讯
息，当时台湾的人却无从得知。

报导刺激战情？

　　在战情升高时，当时《日日新报》更经常发“号外”、加印以战争照片为主的版面。
翻开报纸，持枪挺立在战马之上的骑兵队，驻扎在战地的营房、军士，与敌方谈判的日军
将领……，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图片仍极尽煽情之能事。黄冠超的研究指出，其时日
本本土媒体大多已成商业化报纸，为了刺激销路，纷纷以战争照片、前线记事，来刻意夸
张战争的惨况，夸耀日军的英勇，甚或有意纵容可能恶化中日关系的报导，并未让日本国
民了解战争的本质，或是检讨日本对华政策。这也是促成战争在无人监督下，一发不可收
拾的原因之一。殖民地媒体由军方管辖，其景况更无转寰余地。煽情与昂奋成了战争报导
的主流，与日本军方的意识同步，《台湾日日新报》成了军方最得力的宣传助手。

教“皇民”认识战争

　　殖民地的宣传管道，除仰赖军方掌控的媒体外，还包括当时已具规模的民间动员系统
如在乡里素孚声望的保正、保甲书记、街庄役场员（乡镇公所办事员）等。这些政令宣导
员家中，除日文报纸、收音机外，也会有一些宣传单、小册等宣传品。宜兰县史馆最近搜
集到一本名为《皇民时局教典》的宣传小本，是有关战争问题“答客问”的宣传小册，其
中许多问题及回答，颇堪玩味。例如问题之一“蒋介石是何许人？”答案是：“遭英美蒙
骗、背叛‘友好’日本，窜逃至重庆的‘老’中国将军。”又如一问：“汪兆铭是何许人
？”答案是：他是新国民政府的主席，“支那事变”发生后，他即悟出“蒋介石抗日之不
可行，随即溜出重庆……率领中国四亿人民，协助日本，致力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惊
讶吗？是的。这本《皇民时局教典》出版于战争后期日军已逐渐失利的一九四三年。对这
两位攸关中日战争前途的重要人物介绍，与中国人脑海中熟知的“中国最高盟军统帅”、
“受日本扶植的汉奸”等的形象颇有出入，《皇民时局教典》中的叙述，反映了当时日本
人对蒋、汪两人塑造的形象。

　　对国民政府的诋毁与丑化，其实不只存在于这类宣传小册中。七七事变发生的翌年元
旦，《台湾日日新报》出版贺年漫画专刊，其中“中国战区最高领袖”蒋委员长被画成瘦
巴巴的，成了一只狐狸形象，靠着后头的胖老虎，寓意“狐假虎威”。而曾赴美争取支持
的蒋夫人更在四格漫画中，被丑化为口口声声为了祖国做事，实际却向外国人买破飞机赚
取差额，以中饱私囊的人。

　　台南李秀指出，当时她念的小学开运动会，通常会在操场跑道前摆两个大水缸，一写
着蒋介石，一写着宋美龄，让同学以石头当飞镖乱射。当时她也玩过这类游戏，并不觉得
不妥，一直到光复后，她才知道，原来水缸上的“敌人”，要来当台湾人的“总统”了。


马鹿不分？

　　其实，在中日战争转折点“珍珠港事变”之后，随着美军飞机的空袭，台湾也跟着成
为战场。台湾成为战地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对日军的宣传伎俩，大家愈来愈不相信了。叶
荣钟的回忆文指出，当时盟军的B29轰炸机每天九时一定飞临台湾上空，下午三时一定离去
。“真是如入无人之境，既无日机迎战，亦无高射炮射击，令人替日本军部平时的壮言难
过，”他形容说。蓝金兴也表示，在宜兰飞机场，当时他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
驾着一台破飞机，自杀式地去撞美军飞机，然后在空中解体。场面虽然壮烈，但也令人心
惊，当时他就怀疑日军难道已到穷途末路？

　　战后对日本的研究认为，当日军陷入长期的泥沼战以后，日本岛国可动用的资源有限
，主政者须仰赖高昂的民心士气，以支撑日益见绌的局面。于是，尽管战局已经不乐观，
但战区捷报仍源源不断地来。黄冠超的研究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关的战讯，统一
由军方的大本营发表。

　　根据统计，从第一次发表战讯，到日本战败为止的三年八个月期间，共发表了九百余
条战讯。“开战后五个月内，原则上还算正确，但自一九四二年中途岛海战后，日军夸大
美军所受的有关战舰、潜艇、飞机、运输船等损害，相反地则缩小日军的损失。报纸上充
斥着几乎全是伪造的消息，”黄冠超表示。面对日本的宣传，台人自有因应之道。王昶雄
指出，有时他们将《日日新报》的“战情”“倒着看”，朝相反的方向去解释倒也能猜个
大半。比较大胆的人则偷听短波广播，这在当时是极其危险，可以间谍论罪的；也有些人
从当时仍来往于大陆、台湾之间的“华侨”，或从日本友人处，探听一点有别于军方宣传
的讯息。

　　但是敢公开讨论战情的并不多，即使是在南洋作战的台籍兵，因伤病返国，也因怕被
以泄漏军机论罪，绝口不提战场讯息。事实上被征调去的阿兵哥，除了勇往直前打仗外，
对战情发展所知也很有限。也因此当一九四五年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时
，台湾的报纸只字未提，而当日本宣布战败准备投降，天皇玉音放送诏书，努力说着“奋
战”、“一意一心”时，还有些台人以为又是鼓吹“圣战”的老调，而将收音机关掉。当
时著名律师陈逸松回忆录上记录着这样一个“看似荒谬”的战败历程。而这个广播之后，
“战败国”的子民，在一夜之间成了“战胜国”。

　　当年种种，至今回忆起来，许多台籍老人都有不堪回首的感觉。套一句台籍日本兵陈
金堂的话，“当年，真是‘马鹿’（日本语，憨呆之意），连自己是马还是鹿都分不清楚
！”他感慨地说。（陈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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