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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artin (马丁), 信区: Green
标 题: [续]五、中国人民所面临的选择
发信站: 紫丁香 (Sun Oct 5 12:44:25 1997)
文前面几部分论述了战后针对中国的美日军事同盟和新月形包围圈的历史
由来，以及在冷战后中国所面临的美日联合、强化并扩张其对亚洲的新殖民主义
控制的战略意图。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试图论证中国今天有必要重温毛泽东在二战
后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及其团结和联合被压迫、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
和人民，以人民的正义斗争为旗帜反对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操纵世界的战略原则
，并总结它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战略思想，将它与当今世界的现实相结合，对中
国今天应采取的国际战略做出初步的分析。
（一）当代世界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站在历史高度，对国际现实做出一种不是基于幻想和一厢情愿的分析，有助
于我们进一步讨论中国所面临的紧迫和严峻的抉择。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首先
取决于我们对当前世界和当今时代的性质的一个最根本的判断。那些全盘接受西
方“现代化理论”意识形态、拜倒在美国给不发达国家所设计的发展道路面前的
人，以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与西方“双赢”、“以跨国公司为基础
的世界大同”的条件已经万事俱备［３３］，只欠贫困国家“更新观念”、“转
变经营机制”、“和国际接轨”的东风，而无视当今世界从二战后一直持续到今
天的、并不断激化的主要矛盾：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在加大，
第三世界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都在加深；发达国家控制着绝大多数的最先进科
技，全球化的结果是使发达国家能够对不发达地区进行更有效的剥夺；由发达国
家所控制的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七国首脑会
议等，垄断操纵着全球根本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弱小国家对世界事务没
有任何发言的权利，甚至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３４］
一旦正视这些世界主导性的矛盾，对于可能的解决途径，同样也有着完全不
同的估计：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和平与发展”，通过单方面的“减少麻烦、不搞
对抗”就能解决；然而，具有讽刺性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亦即世界体系的掌
权者、同时也是这个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对这个问题的估计反而没有那么乐观和
富有玫瑰色彩。冷战结束后，一批带盛世危言特色的著作在西方频频出现；［３
５］这些西方统治层的谋策者提出的冲突论、对抗论，并不只是反映了“过时的
冷战思维”，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后冷战世界的“管理者”对世界局势
的一个根本估计，反映了根据霸权主义一贯的行为准则，美国决策层针对当今局
势毫不犹豫地应用它手中的权力的特定方式，这就是美国单方面的发号施令和全
球性的军事干涉。事实上，在冷战后时期，全球战略优势极大地向美国和西方集
团倾斜，使得体系的掌权者更加为所欲为，愈来愈倾向于使用暴力和战争手段来
捍卫现有的不平等制度，越来越将不发达国家的“和平与发展”的前提，建立在
西方与超级大国主导控制之上。霸权主义者明白，“世界新秩序”不是仅仅靠“
民主化浪潮”的甜言蜜语就能廉价收购，而是要靠一番实实在在的血腥暴力来杀
出“威风”和威信，如同在巴拿马、波斯湾、、索马里、巴尔干和海地所展示的
那样。
中国需要和平与发展环境的愿望，无法脱离当今世界的严酷现实。我们的愿
望并不等于就是世界体系掌权者的愿望。尽管不同的人都在谈论相同的一些动听
词句，比如：美国战略家们也在大谈特谈“亚洲的崛起”、“二十一世纪是亚洲
太平洋的世纪”，似乎也在承认西方的衰落，甚至在满心期待着“亚太圈”的兴
盛。亚洲人民所期待的“亚洲的崛起”包含着改变近代以来的西方殖民秩序的愿
望；而美国战略家们心目中的“亚太圈”又是什么呢？“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一
语道破了天机：它是一个“信息化的、跨国公司化的，充满活力的年轻的美国，
只不过是在一个更宏大的规模之上。”换句话说，美国战略家所设计的亚洲太平
洋世纪，就是按照美国的经济文化模式，特别是按照美日关系的政治军事模式，
将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纳入美国的轨道，把它改造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美国，使
二十一世纪成为“新的美国世纪”。［３６］这样的“亚太圈”，无非是把五百
多年来西方殖民主义压迫非西方民族的权力结构重新建立在一个更宏大与华丽的
规模之上，让亚洲亿万人民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更有效地为白人老爷（包括“白
人化”的、“脱亚入欧”的日本和其他亚洲买办）服务；在这个设计中，中国人
民和其他亚洲民族的的利益主体是根本不存在的，亚洲只是作为供白人寻求异国
情调的“夏威夷化”的东方主义的游乐玩赏的对象，以及为美国提供李小龙式庸
俗浅薄的消费文化的廉价原材料产地。泱泱亚洲，顶礼摩拜美国文化理想、匍匐
拜倒在美国的指挥棒下，这就是美国为中国和亚洲所规定的未来发展方向。
即使中国人当中的一些人认定照搬抄袭日本、“四小龙”的东亚资本主义是
中国发展的一条捷径，对中国而言实现这个模式的外在条件，即纳入和听命于以
美日为轴心的亚洲体系，而同时又保持最起码的国家整合，也根本不为美日冷战
后的对华战略所容许了。中国为了在二十一世纪找到她在亚洲太平洋以及世界上
的位置，掌握自己不被分化与西化（亦即新殖民化）的命运，就必须具备属于自
己的最根本的战略指导思想。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战略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些变
化，有些是有正面意义的。八十年代《河殇》所表达的那种拜倒在西方殖民主义
面前磕头如捣蒜的忘本自虐的变态呓语不再能引起多少共鸣，一种“国家利益至
上”、强调“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的思潮渐渐成为主流。［３７
］这种冲突论和民族本位主义，比较前者的民族虚无主义，不能不说，是一种进
步。然而，这也是极为有限的一种进步，何况它很容易步入歧途。仅仅强调“国
家强大才不受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一种没有方向、没有精神内容的
国家主义，它将人类历史庸俗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淘汰史，实际上是拜倒
在实力和“硬道理”面前，最终仍会向外表强大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低头、滑落
到民族失败主义的泥坑中去。
民族虚无主义的出现，是从否定历史，特别是新中国的反帝斗争历史开始的
。要想真正克服这股否定逆流，也就需要重新审视这一段尚未久远的新中国历史
，因为它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册中，是唯一一段上升成为具有世界历史
意义和普遍指导意义的精神和思想力量、传播到世界上广大地区、并对帝国主义
主导的世界体制现状发出深刻挑战的光辉篇章。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世界体制
几经动荡，然而它的根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体制的统治者也没有退出历史舞
台。因此，针对同样的根本矛盾，毛泽东领导新中国进行反帝反霸斗争的最根本
的战略指导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及其团结和
联合被压迫、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以人民的正义斗争为旗帜反对超级
大国和霸权主义操纵世界的战略原则，今天必须加以重温了。
这里，试图简要回顾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轮廓，并总结它具有一般
指导意义的战略思想，将它与当今世界的现实相结合，对中国今天应采取的国际
战略做出初步的分析。毛泽东早在一九四六就已经指出，在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
极其辽阔的地带，其中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是美国直接或间接侵略的最主
要场所。［３８］美国在中国以支蒋反共的方式干涉内战，就是一个典型。毛泽
东这时已趋向于将不发达的半殖民地中国归为美苏势力之外的中间地带。在中国
加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期间，中苏两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问
题上渐渐发生分歧，毛泽东批评苏联领导人及其“卫星党”在反帝和民族解放问
题上已经脱离世界的现实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意愿，蜕变成固步自封、保守防御
性的官僚利益集团。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再次讲到“有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另一个是欧洲、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亚非拉人民
最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而第二个中间地带的发达国家一方面依靠美国，另一方
面不满意美国，和它有很多矛盾。六十年代中期以後，随着中苏分道扬镳、苏联
对东欧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以及全球群众性反体制运动高潮的兴起，对以
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挑战者，不再是已经“不复存在”的“社会主义
阵营”，而是由中国和亚非拉国家人民结成的反帝反殖阵线。另一方面在西方资
本主义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欧洲日本不满美国的颐指气使。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
想，就是根据二战以来这样的世界局势，主要联合占大多数的被压迫国家和被压
迫人民，其次利用主要的帝国主义和次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中立并争
取那些受超级大国操纵指使的第二世界国家，孤立搞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从而
开展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国际斗争。［３９］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一贯精神相一致，有几个特别强调的
侧重点，值得今天学习借鉴。一，毛泽东特别强调对帝国主义和其他资本主义国
家的统治阶级和人民相区别，对其决策者和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４０］。中国
在国际上应主要依靠世界上的人民和群众的力量，和他们互相支持，而不是走上
层路线和精英路线。这不仅和孙中山提出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
结交弱者的主张相一致，也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群众路线相一致。二，对帝国主
义的本质要有清醒的认识，帝国主义不会改变它的本性，总是要捣乱、对抗、制
造麻烦，欺软怕硬，得寸进尺。一方面，从短期和局部看它是凶恶的，另一方面
，从长远的观点、从人民的观点看问题，它是纸老虎，是内心虚弱的。因此，就
要坚持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的原则。三，“三个世界”理论的深刻内涵
，就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哲学原理对帝国主义时代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的
当代世界现实的创造性应用。它在指出世界被压迫人民斗争的普遍性和内在联系
的同时，也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
两者之间的极大的异质性：这不仅体现在它们的经济实力、主导阶级以及在国际
上的对外姿态迥异，也决定了它们的国际行为和所采取的斗争策略也根本不同［
４１］。这意味着第三世界为了争取国际斗争的主动权，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
扬长避短，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战术，而不是被帝国主义和霸权
主义所设定的政治议程所牵制。下面，结合中国当前国际战略研究领域里经常讨
论的几个热点问题，继续阐发这些指导思想。
（二）当前国际战略研究领域里的几种观点
首先分析当前中国国际战略研究领域里有主导性的但貌似对立的两种观点。
本文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意愿，
和当今世界秩序里所具有的巨大的不平等关系，及其维护者随时诉诸武力的行为
趋向，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将冷战后世界的整体特征概括为“和平与发展”，甚
至是正在走向中国与西方“双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直至“世界大同
”，都完全无法与当今世界的现实相吻合。特别是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单方
面反复表达合作与对话的愿望之下，西方集团仍然持续强调中国的“共产极权国
家”的身份、不断升高针对中国的敌意和对抗，迫使中国战略学界对“和平与发
展”的整体估计不得不做出各种限定，如：“国际形势保持总体缓和，但也有诸
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地区热点温度有升有降，形势复杂多变”；［４２
］中美关系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磨擦、又有妥协”等。更有一些战略
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趋同”、“双赢”等论点，转而以冲突学说分析国际
格局，其假设就是：在当今世界市场空间日益狭小、资源日益紧缺的条件下，民
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占主导地位；而且任何国家，不论其意识形态、国家政治制度
如何，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为最高准则，因此他们在争夺
国际市场和资源利益中的冲突行为，没有任何道义成份，甚至可以类比为“人为
财死”、“鸟为食亡”的“生存竞争”；而国际秩序也近似于“国不为己、天诛
地灭”的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的霍布斯自然状态。［４３］
这里试图说明，上面这两种对国际格局的貌似相反的评估，构成了一个虚假
的对立和虚假的二分法，他们掩盖了对当今国际格局的真正科学和深刻的认识，
更无法为象中国这样具有特殊条件、处于特定地位的国家得出一个有效的战略指
导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超越这两个虚假的二分选择，并展现出两者都
无法看到的世界格局中另一些丰富内容，提供了最好的工具。
不难看出，强调“双赢”、“趋同”的“和平与发展”学说，其本质是阶级
合作、阶级投降的“双赢”、“趋同”；而冲突学说则建立在无阶级或超阶级的
霍布斯型的“国际自然状态”和西方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两种
学说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或是技术和“现代文化思潮”（现代化理论的万能
咒语）的传播，或是某种抽象的人性假设（霍布斯理论的全部根基）。这也就是
为什么这两种学说在最本质上都是对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理论的模仿，因而并不构
成什么真正对立的二分法。同样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是在他领导了长期的农村武装割据、阶级斗争、人民游击战争并总结了中国革命
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国内斗争经验之后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
独到的方法，从阶级和群众的观点考察世界和国际问题，展现了资产阶级国际关
系理论所无法抵达的一个广阔领域。
对于那种希冀“不战而胜”、中国与西方“双赢”的论调［４４］，已经有
霸权主义这个反面教员提供了最好的反面证据，包括一九九六年在中国台湾海域
的大规模军事集结。这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只会越来越失去市场。这里主要分析
第二种观点，即“冲突学说”，指出其严重的局限性，而分析的重点又在于解构
那种抽象的、脱离了阶级特性和民族国家形成历史的“国家利益”的概念。
和西方“经济人”模型类似，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建立在抽象和普遍的
国家概念之上，其实不过是以西方近代最先发达起来的少数几个民族国家为蓝本
。然而，在二十世纪，世界上最大多数的民族国家是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属
国转变来的。他们过去“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取得
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
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
要求对为强烈”。［４５］这里亦应结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论
断，即在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後，“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
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
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
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
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４６］这就是说，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国
家，特别是它们在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过程中正在形成的阶级性格，已经和经典
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形成质的区别。民族国家的这种阶级属性，既表现在国内专
政的性质上，又表现在世界体系范围内的政治经济行为中。而建立在抽象的“国
家利益”和一般意义下的“争夺市场、资源”等概念之上的国际政治模型，包括
这里所讲的“冲突学说”，则无法体现国际政治的这一重要维度。根据世界体系
中核心国家与边陲国家的巨大差别和不平等关系的现实，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
分”理论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内部的条件下（包括城乡对立、反动势力
集中在大中城市、广大的农村被剥夺但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等等）的革命斗争
经验，娴熟地运用到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斗争中去。正由于世界范围内的城
乡对立、第三世界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对立和极大异质性，“冲突学说”所
告诉我们的那些有关“国家生存竞争”的一般普遍准则，对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
来说，就显得无助于事了。那些普遍准则，其实质无非是发达国家制订的游戏规
则，经过打扮变成似乎具有必然性的“自然法则”来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而第
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弱小国家的共同利益，在于挑战这种强加的游戏规则和国
际秩序，提出真正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议程。假如说以十六世纪为典型的世界资
本主义体系内民族国家的行为准则是“生存竞争”，那么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的行
为准则是集体行动，即为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协调一致，分担责任。
假如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式的“国际生存竞争”思想反映了在
中国正在形成和壮大的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所抱有的民族国家意识（这一部分资
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就是幻想中国走向一个资本主义化的超级大国；另一部分
已经“国际化”、“全球化”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就是“趋同”
、“双赢”论）；而“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磨擦、又有妥协”最多只是不
能触及本质、也不愿触及本质的现象描述，那么“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则展现了
在资产阶级意识中完全处于盲区的广大领域：它不仅揭示了全球范围内经济利益
和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也为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仍然坚持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
的中国指明了最基本的行动准则。
全部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将要执行眼光短浅、短期行为的无头苍蝇式的民族
利己主义，还是执行有原则、有策略的、符合最大多数中国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有
利于全世界的发展解放事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第二，让我们来看和上面问题有关的另一种流行观点，那就是：中国要把外
交路线从“以意识形态为根据的道义外交”转变到“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务
实外交、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外交”。［４７］这里同样又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
性的二分法，那就是“道义外交”和“务实外交”。有常识的人都明白，提出一
个虚假的二分法，比直接提出这个二分法所蕴涵的虚妄命题更能迷惑人。上面的
这个二分法，是在告诉人们，存在两种类型的外交，一种是道义的，另一种是务
实的，而道义外交一定不务实，务实外交就一定不顾道义。
这个虚假二分法的前提是：道德意识是空悬在社会关系和现实利益之上而与
之割裂的领域，或者道德意识根本就是因为“财大”才能“气粗”的一种“实力
”的衍生物。在这种概念框架里，“道义”成了漫画式的可笑的“菩萨心肠”或
“冒傻气”；而“务实”就是对眼前看的见、摸得着的经济实惠的即时获取。实
质上这种“务实”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和道义哲学，具体说它是以美国卵
翼下的战后日本发展和东亚“四小龙”为最典型代表的狭隘的发展主义的官方意
识形态。显然，“务实”意识形态完全忽略不谈在这种东亚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机
制的背后所需要的社会关系、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的至关重要的支撑。试问，
“务实”论所说的“国家利益”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务实”所为之服务的主体
又是什么？这个主体的利益用何种政治制度保证？“务实”论所关心的利益，主
要是“经济实力”又是以何种社会组织方式进行生产的？这种生产关系又是怎样
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以及怎样和国际体系互动的？将道义与外交割裂
的天真理论是无法也不愿回答这些问题的。
必须了解到：任何特定的国家利益总是反映特定阶级或特定阶级联合或组合
的利益；任何道义原则都服务于一定的集合利益；任何“务实”都蕴涵着其务实
主体的意识形态和道义原则。道义不过是为保证某种利益的实现而确立的一种长
期性的信用和义务，这恐怕是连霍布斯的信徒都要承认的。“道义”“务实”二
分法试图把“国家利益”局限在最为狭窄和最为短期的意义之上，最后只能是把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归约退缩成发家致富的一桩买卖，把国家的外交沦为为经商
赚钱服务的工具，把自力更生的国策改变成向西方乞讨。也必须了解到，一切政
治活动，包括外交活动，最终的效果，不是能够只用物质实惠来衡量的，特别是
那种短期的、即时的物质实惠，而必须从全盘的和长期的战略观点以政治目标的
实现程度作总的结算。新中国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战略领导下，从五十年代
到七十年代之间作了大量艰苦细致、持之以恒的外交工作，才赢得了一系列不可
估量的外交胜利，极大地改善了新中国的战略地位。同样，以东亚资本主义为代
表的“发展主义”，在表面上的经济主义（特别是被一些人所欣赏的“权威体制
下首先专心发展经济”）掩盖之下，是它的最根本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支撑
结构：即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体系（包括美国驻军、美日等军事同盟、
反共的傀儡政府、在资源、资本和市场上对美国的依赖和反共冷战意识形态等）
。美国就是带着最大的、自命的道义感来维持这个霸权体系，它不仅支付了支蒋
反共、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巨额战争账单，还对一系列的亚洲独裁者给予表面看来
得不偿失的援助。
主权国家间的交往在最本质上是政治交往。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达
程度的国家，代表了各自阶级社会的特定阶级利益，国际政治也成为阶级政治在
特殊场合的延伸。当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时，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
矛盾必然必然突出地表现出来。同社会主义国内建设一样，在国际交往上也应强
调讲政治、讲正气，特别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为主导、美国政治军事
霸权下的当今世界，西方与中国的一切经济交往都藏匿着对抗性的政治意图，因
此就更不能埋头于单纯的经济利益，而罔视国际交往中政治上的利害冲突与矛盾
。
第三，另一个流行观点就是：在现代高科技战争条件下，高科技武器和最新
军事装备以及“综合国力”成为决定因素；而传统的“人民战争”思想已经不重
要或根本过时了。发展高科技武器是保卫国防、威慑帝国主义的必需，这是毫无
疑问的，但以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根本改变了人与武器的关系，否定了毛泽
东有关“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的论断［４８］，因而从此人类的命运就取决于武器的好坏的说法，都是眼光短
浅并没有根据的。
“高科技武器成为现代战争的决定因素”的结论据说是在总结了海湾战争的
教训后得出的。没有什么比这样结论更滑稽和富有讽刺性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
以看出，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失败，恰恰是因为伊拉克领导人在政治上缺少一个
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议程、在国际上没有作足够的外交工作，对本国人民和军队
的思想和人的动员工作也根本缺乏。［４９］相反，吸取了越南战争严重教训的
美军，反而在媒介宣传、国际国内舆论动员和外交配合上，在战争准备阶段就占
据了有利的地位。海湾战争从一开始就成为这样两个对手之间的对抗：一方是具
有强大的武器和物质资源的绝对优势的美军，一方是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但
具备地利人和方面的优势却不知如何利用、只寄希望于用手中所有的一些军火硬
件付诸一赌的伊拉克。海湾战争中，弱小的一方没有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的战略，而是乖乖地按照强大的一方所规定的战争方式去打，那就是较量谁的
武器装备更强大，战争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海湾战争中本来可以在人的因素
方面争取优势的一方，反而不去争取，因此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抽去了人的因素
的战争，这才是美国的高科技武器显得格外有效的原因。［５０］在屏弃了人的
因素的战争中，以强凌弱、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当然就会应验了。受美国军
方严加控制的对这场战争的新闻报道（这也是传播向全世界的包括中国在内的镜
头画面与信息资料），也正是强化这种忽视人的因素的战争观：经过美军严加过
滤转播到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的，是“精确导弹”在电脑的自动操控下，成功地
炸毁一座座看不见人影的建筑物或军事目标；仿佛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精采的电
子游戏，而不是对伊拉克人民的一场空前的大规模屠杀。
二十年之前的印度支那战争的历史提供了海湾战争的一面镜子。在这场战争
中，美军所依赖的最根本的军事哲学遭到了彻底的惨败。这个哲学，就是主要依
赖统计数字和武器技术来展开战争。美国把任何战争都当做是一场比赛物质生产
和后勤运输的战争来打；检验战争是否顺利的标准就是看预先规定的战果配额（
包括敌人尸体的统计，摧毁敌人房屋的统计等等）是否得到满足，以及地图上的
战线是否推进等等。然而美军在印度支那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以为他们的
敌人也在打同样的这种战争：美军的最高指挥者在美军拥有绝对火力优势和战果
统计不断扩大的前提下，一直以为美国正在赢得战争。［５１］比较之下，印度
支那人民则充分发挥了自己特有的优势，以“我打我的”的办法展开人民战争。
印度支那人民之所以能够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就是因为能够充分抓住帝国主义
的弱点，那就是远离本土打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发挥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在
自己的国土上为独立、自由而战，以及牢记“战争之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
于民众之中。”如果说经验教训的话，印度支那战争和海湾战争所告诉我们的，
是同一个道理，只不过一个是从正面，一个是从反面而已。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拥有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它具有属于自己的
一套建军思想、建军路线和战略战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更是结合中
国革命的实践、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总结创造出来的能够给中国带来巨大战略
优势的一座精神宝库。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孙子兵法》，没有因为坦克、飞
机的发明而过时，同样的道理，“人民战争”的思想也决不会因为激光武器、电
子战武器、“精确炸弹”等高科技武器或任何未来的什么先进武器的出现而过时
。这是因为：武器和技术总归是要人去掌握的；而“人民战争”学说就是有关人
与战争的深刻思想。
（三）中国如何面对冷战后世界
根据以上所阐发的战略思想，来考察今天两个超级大国只剩下一个、霸权主
义却变本加厉的新的国际格局，应能够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尽管这也许和当今
主导中国的战略思想有一些的距离。下面将具体分析中国应如何处理和世界各国
和各种势力之间的战略关系。
联合谁、依靠谁、孤立谁、打击谁，这是一切政治斗争中都必须首先加以解
决的问题。在国际政治中，中国对这个问题应有一个从原则出发、言行一致、立
场坚定、持之以恒的态度，如此才能结下可靠的全天候的朋友，指望他们在风云
变幻的国际斗争中的支持。这样的朋友，只能是那些和中国有着相似的受外来压
迫历史、有着相近的不发达经济水平、以及同样进行着民族解放和发展斗争的民
族和人民，他们也是世界上人口的最大多数。这里面不仅包括有殖民地经历的不
发达第三世界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和超级大国内部的广大人民，特别是他们中
的那些反对帝国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同情被压迫者的进步运动和进步人士。这
才是中国在国际上首先需要依靠和联合的力量。失去了他们，就等于失去了自己
最基本的盟友，也丧失了克制霸权主义和超级大国的最大力量。这里，决不是在
提倡什么狭隘的正统意识形态外交（如“第三国际”的那种以我为中心的命令式
的国际主义）；那种狭隘的正统意识形态外交，在当今世界也并不少见：西方所
推行的“人权外交”、“民主浪潮”等就是实例。相反，“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所指导的战略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强调：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各国人民有
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超级大国干涉别国内政。这个理论的力量在于它的自信－－它坚信：真正
给予不发达国家的独立、按照人民意愿选择本国社会制度的充分机会，独立自主
、自立更生并结合本地条件的社会主义最终会战胜美国所推销的自由主义与市场
资本主义。中国要想恢复光大它在第三世界的崇高声望，也必须首先恢复这样的
自信心。
这里特别指出：中国应当加强和周边亚洲国家的关系和交往，并在这些关系
和交往中突出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反对亚洲以外的势力干涉插手亚洲等国际原则
。在这方面最为重要也最需要努力的，就是加强中国和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
的关系和团结。新中国和独立后的印度之间的关系史，可说是一部展示了第三世
界团结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印度的重要性就在于：她是除中国外世界上最大的
第三世界国家，她自身蕴藏着极大的潜力和希望，她和中国有着古老悠久的精神
联系，她在近代遭受殖民统治的经历能唤起中国人民和其他世界人民的情感共鸣
。更重要的是，印度社会的特点在很多方面都是和中国（或旧中国时代）接近的
，摆在印度面前的那些仍未解决的社会近代化和现代化问题，更给中国为第三世
界展示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解放道路增加了巨大的激励。自六十年代以来的印
度次大陆上的国际格局，除了受英国殖民主义的遗害之外，更主要地是受美苏冷
战的干扰，使这里成为外来势力“以亚洲人打亚洲人”、“以亚洲人制衡亚洲人
”的主要地区。在这里，才是真正需要放弃受冷战影响的旧的思考方式，强调亚
洲人民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强调团结一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所能带来的巨大
利益。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不屈不挠、坚苦卓绝的反帝斗争和民族解放的事业，
是否能为人类有所贡献，首先就要看中国在这个与其有着深刻联系的重要地区的
影响力。此外，中国还应巩固或恢复那些曾经与之有过战斗团结和第三世界国际
友谊的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印度支那国家和非洲的广大国家，加强这些和中国发
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在平等基础上的经济互助。
除了坚定不疑地团结和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人民之外，如何处理与第二
世界的关系就成为最重要的考虑了。由于冷战结束后第二世界的阵容和联盟关系
出现较大的变化，这里就必须对新的情况做出新的分析。这里主要是结合亚洲西
太平洋地区的局势，重点讨论中国与俄国、日本以及南北朝鲜诸国家之间的战略
关系。在这一错综复杂、矛盾尖锐的区域，中国应坚持的最根本的原则是：对不
同国家、国家内部的不同势力作有分析、有区别的对待，分化敌对势力的勾结，
促进反霸力量的联合壮大，进行有原则、有策略的长期斗争，而切忌机会主义、
失败主义和退缩主义的倾向，切忌前后不一致、左右摇摆、犹豫不决的国际行为
。
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在美日修复五十年代的军事结盟模式的情况下，中国应以
和俄国的结盟的手段加以应对。这不仅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眼光短浅的和被动周
旋的权益之计，也根本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首先，俄国这个从超
级大国跌落到第二世界、在经济上正滑向第三世界的国家，它的政权掌握在叶利
钦及其为首的亲美派手中；带买办性质的叶利钦政府，大概是在所有可能中，西
方所能期望的最为听命西方的俄国政府了。叶利钦统治集团的最大战略考虑是取
得西方的政治、经济支持，以完成它在俄国推行的“向资本主义过渡”，因为它
在俄国掌权的一切合法性基础就建立在“改革”之上。只要目前的亲美买办政客
长期掌权（这种可能性也是最大的），俄国没有任何与美国和西方对抗甚至讨价
还价的能力与意愿。这是一群不讲原则、玩弄权力的机会主义政客，他们甚至可
以随时欺骗和出卖俄罗斯人民的民族利益，也就会更不加犹豫地出卖任何新的或
旧的国际伙伴。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漫长苦难过程中，俄罗斯民族处在混乱茫然
的精神状态中，很难对邻国作出任何有重要建设意义的战略行为，况且俄国在东
亚、西太平洋影响比以前大大削弱，［５２］“联俄、抗美日”的愿望，恐怕也
和对美“减少麻烦”一样，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这不等于说，中国对俄国只有采
取消极态度；中国能做的，是在维持与俄国的和平睦邻关系的大前提下，在道义
上积极支持俄国的社会主义派别以及对叶利钦政权和经济殖民化不满的广大俄罗
斯人民，使叶利钦集团在执行西方意图时，必须面对俄罗斯人民越来越大的阻力
。
日本是整个战后帝国主义围堵政策的立足点、美国亚洲霸权的关键环节，对
日本和美日同盟的对策是整个中国反围堵、反和平演变的关键之关键。就目前的
严峻形势来说，没有一个显而易见或和不需作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的出路。和
一些流行观点相反，这里认为，针对当前美日的新勾结，中国所应有的积极、主
动的战略，不是加强与俄国的关系，而是加强对日本的工作。中国对日的战略对
策，也许是中国外交策略中最费周折和思虑的，而这又和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在亚
洲的整个战略意图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一个总的目标，应该是和五、六十年
代的战略一样，那就是：联合和团结日本的进步力量和日本人民，利用美日之间
的矛盾，争取和影响日本的统治层，使美日联合围堵中国的阴谋无法得逞。
首先，中国必须排除那种极为眼光短浅的单纯经济主义，即把投资、贷款、
贸易等事务的重要性置于国家整体外交战略考虑之上，或把战略考虑仅仅局限在
对外经济交往的短期的可见的利益计算之上。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国策仍然
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争取外援作为辅助手段。即使在考虑外资、外债方面
的极大利益时，对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和平演变的的政治和国际战略的稍许
妥协，也构成根本上的本末倒置。特别是要警惕藏匿在日元贷款中的恶性因素和
凶险意图。在舆论工作中，更需要突出强调中国决不以国家民族利益和日本的经
济援助作交换。同时，也应避免片面的敌对态度或断绝来往的简单办法；中国对
日本的策略，应是通过积极的接触、交往以影响日本向有利于反霸事业与亚洲和
平的方向变化。
从而，第二点，对日本各种政治势力的了解分析，并找到行之有效的交往策
略，就成为最重要的了。应强调坚持毛泽东外交路线的最重要原则，那就是：区
别日本统治阶级精英和日本广大人民；区别作为经济帝国主义国家与美国的附庸
的日本和作为亚洲之一员的日本民族，区别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受日本资本主义剥
削的日本劳动阶级与广大群众；区别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日本人民所遭受
的法西斯战争苦难，包括无辜平民蒙受的原子弹浩劫；区别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和
战后战大的对侵略历史不了解的年轻一代。作这些区分的原因，就在于战后日本
本身长期以来所具有的深刻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追随美国亚洲霸权战略的次生
性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它处于遭受美国军事占领和新殖民主义控制的受欺压
地位。中国的目标就是促进二重性矛盾的激化和转变，使事情朝着有利于中国人
民、日本人民和其他亚洲人民的利益的方向发展。
另外，也应看到，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国际斗争主要是针对美国霸权主义；而
美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在亚洲国家和人民之间制造纠纷和嫉恨，从而
实行“分而治之”、“以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策略。美国一方面培植日本军国主
义势力、迫使日本冲破和平宪法，一方面又伪善地声称只有美军继续驻留日本才
能防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美国一会儿跑到日本面前说日本需要美国才能遏制
“中国威胁”，一会儿又跑到东南亚面前说美国不留在亚洲就不能遏制“日本威
胁”、“中国威胁”。好象美国一旦从亚洲撤出，地球都要停止转动［５３］。
美国的真正意图，就在于压制和否定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的反美、向亚洲向心的和
平民主力量，继续扶植右翼反共的势力，既让它在向亚洲的扩张中打头阵，又把
它当做向其他亚洲国家讹诈的法码，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因此，区分日本进步
力量和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联系日本人民就变得更重要了。
首先应让全中国人民和其他亚洲人民了解，扩张、侵略决不是日本民族的特
性，而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形成的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造成的迫切追求外部
市场同时国内需求又被严厉压制的情况下，产生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特
色；战后在美国卵翼下的日本经济又恢复了同样的特点，呈现出经济帝国主义；
日本广大人民同样是财阀垄断经济的受害者。
其次应在舆论和道义上争取日本人民。对老的军国主义势力要批判，但主要
是孤立和打击右翼亲美势力。在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否认侵略历史的同时，也要强
调日本人民是军国主义的最主要受害者之一，也是美国原子弹的受害者，是战后
美日同盟、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最大受害者。特别要注意把老军
国主义分子的僵死陈旧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广大日本民众长期在美国控制下渴求
国家自主的正当愿望区分开；假如不区分，旧的军国主义分子就能够继续通过浑
水摸鱼来捣乱，而美国就永远找到借口继续驻扎日本。［５４］
这里不妨列举日本社会中几支进步力量，它们应成为加强工作的重点。首先
，就是日本社会中和平反战、反对美国长期驻军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其中以成为
战后美日体系的主要牺牲者的冲绳人民的反美斗争表现得最为坚决和始终不渝。
战后长期以来，日本人民的反帝反美斗争，几乎总是和声援中国人民走独立自主
的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包括几个进步组织，如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和
日本教师工会等曾做的那样。也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团体和个人，在战后长期不懈
地坚持和平民主、反对美国驻军、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斗争；例如，著名的
进步知识分子团体岩波研究会，不久前在《朝日新闻》（一九九五年五月三日）
上刊登了一份建议，主张通过日本《和平基本法》和《国际合作法》、结束美国
操控下对宪法和平条款的实际破坏、改变美日同盟关系，使日本真正和其他亚洲
国家和平共处。［５５］日本社会党于九四年九月宣布放弃该党长期以来的反对
美日同盟、反对日本自卫队等和平纲领，参加进统治层的政治主流，但在九六年
十月的大选中惨败。原有的积极力量能否重新集结，还有待观察。在所有日本政
党中，唯有日共仍保留较多的反对美日同盟关系的纲领，并在近来的选举中频频
取得进展。中国和日共的关系，曾深受中苏论战和美苏冷战的干扰。相信今后时
期，中国和日共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联系。
第三，对于日本统治阶层，主要是自民党和其他党派组织，也应采取具体分
析、区别对待的办法。即使是在日本精英阶层内部，对于处在美国的操控下也心
存不满，如同周恩来早在一九五四年就已经指出的：“日本政府的头上还有个太
上皇，就是美国。美国人压在日本人的头上，这是很不幸的”［５６］。在自民
党内部，就同时存在右翼亲美的派别（亚洲研究会），和疏离美国的“亚洲主义
”的派别（亚非研究会）；在自民党外，存在着创价学会、公明党等不满美日关
系现状的势力。即使是对亲美反华的右翼反动派，和反美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
也要加以区别对待，从而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５７］
总之，中国从现在起必须坚持长期不懈的斗争，目标就是使二战后形成、一
直延续至今的美日神圣同盟趋向削弱和瓦解，使日本重新和平地整合进亚洲，由
日本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革新日本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并最终使日本劳动人
民所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造福于亚洲，而不再是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而反对
美日同盟的斗争的另一个关键场所就是朝鲜半岛。
本文前面部分已经说明朝鲜半岛直到今天的分裂的历史意义以及战略意义，
它们都和新中国的革命建国历史和当今的国家安全有着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今天
朝鲜半岛上的平衡处于将被打破的最紧急严重的时刻，因此这是中国最需要考虑
作出重大战略调整的地区。无论从地缘因素、中国的外交威信因素和意识形态因
素看，还是从中国根据“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指导的整体外交战略考虑，都不
应坐视现在的局面发展下去了。
首先，从地缘战略考虑，朝鲜北部有史以来都是中国抗拒外来势力入侵亚洲
的一个重要防卫屏障，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政治势力都曾争夺这一地区
。今天美日势力从海上向亚洲大陆纵深扩张，仍旧是把朝鲜半岛，特别是与中国
接壤的北部，作为一个重要突破口。从中国的外交威信来看，朝鲜北部是新中国
在境外作战所成功保卫的至今仍未丢失的绝无仅有的一个阵地，中国向世界显示
的自己保家卫国的意志、中国对友邻的信义与声望，都维系在这个阵地不被突破
之上。中国与援越抗美中的盟友越南的友谊遭到破坏，已经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
教训，东亚地区国际形势日趋严重的今天，已经不容再出现类似的破坏了。从意
识形态上看，我们宣称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对外交往的取舍标准，然而
，随着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接轨”以及对“国际规则”的学习适应，一些人
的言行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的是向西方资本主义的偏向，和对反帝与拒绝
“国际规则”的国家的歧视态度。应当牢记，中国、朝鲜两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本
是同根生，是在类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背景下、通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斗争
以及两国人民的相互支持才建立起来的。诚然，社会主义朝鲜存在着许多问题，
包括一些政策上的错误，但同样应考虑到在一个内战分裂问题尚未解决、遭受帝
国主义重重包围封锁和武力威胁的国家，想进行任何方式的改革开放都是极其困
难的。如上所述，即使仅从地缘战略考虑，在朝鲜北部有一个稳定牢固、对美日
敢于斗争的政权，对中国有极大的利益。对社会主义朝鲜，不仅应作尽可能多的
经济支援，也应在国际政治上给予坚定支持和声援。对于两个朝鲜的交往战略，
更应该警惕单纯的经济主义，不能为短期的看的见的实利而牺牲长远的、重大的
国家战略利益。
对南朝鲜要实行交往并发挥影响力的策略，但决不是那种眼光只盯住经济实
惠、仅仅为了吸引投资而只和统治层和大财团来往、甚至不惜以损害与朝鲜北方
的传统战略友谊为代价。这里牵涉到对南朝鲜政权的根本性质的认识。这个政权
的历史基础恐怕比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要缺乏正当合法性，它更象汪精卫、
吴庭艳那种外来扶植的政权，服务于外来势力的国际战略，对内压制人民、腐败
残暴。在南朝鲜，人民群众长期性的、经常性的并往往是激烈的抗议斗争，就是
一个印证。南朝鲜的经济，是在继承日本殖民主义财阀经济、压榨本国劳动阶级
、依赖美日经济体系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压制劳工和政治腐败成为这个政权的
最重要的特色。实际上南朝鲜资本已经通过对中国的投资把对劳工的残酷虐待带
给中国工人［５８］。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和新中国所代表的一切都
是格格不入的。只是从八十年代以来，在人民群众的艰苦抗争下，南朝鲜社会才
出现了有限的民主化，然而朝鲜民族成为美日亚洲战略的牺牲品、无法自主统一
、南方长期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日的经济殖民地的状况，没有任何的改变。
南朝鲜的统治者从来都是美国亚洲战略的忠实鹰犬，它有时也借用民族主义的口
号，和日本闹一些矛盾，然而这总是保持在美日韩军事体系所容许的范围之内，
这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不但没有损害，实际上反而更加强了美国的教父地位。从李
承晚到金泳三，都是美国的反共与称霸亚洲战略的积极推行者。这样的政府，也
决不可能在国际交往上给予中国关键性的帮助。中国应有的策略，是尽量多地团
结南朝鲜民间的进步力量和广大人民，并利用南朝鲜政府处在美日颐指气使之下
的虚弱处境，向它施加影响，从而促进朝鲜半岛向自主和平、统一和解的方向发
展。
在讨论了和第三世界与第二世界的关系之后，对于如何面对仅存的霸权主义
，应该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了：本文通篇的一个主题，就是指出长期以来侵略欺负
亚洲人民的一个势力，和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最大的敌对势力，就是
美帝国主义。对美国霸权主义应有的战略，并不复杂或需要很多周折考虑。唯一
需要的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决心。简单说，这就是丢掉一切单方面的幻想
，准备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这里，并不是简单地不要对话或不要合作，而是在对
话与合作的同时，不应忘记霸权主义和反霸权斗争的根本对立，对话与合作是斗
争的特殊场合，而必要的麻烦和对抗是为了能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对话与合作。这
正如同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所指出的：“‘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
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
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
对美国统治层内部，不应抱任何幻想。这一点和对日本统治层的的对策正好
相反（这是由霸权主义和第二世界国家的异质性，特别是作为第二世界国家的日
本的严重二重性所致）。假如我们以为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在“中国威
胁论”鼓吹者和“接触”、“交往”论鼓吹者之间，存在着什么原则性的分歧，
存在着任何可以利用、分化的余地，或者以为美国统治层竟然不明白“恢复中美
正常关系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大道理，在我们苦口婆心的劝导下就能觉悟起
来，那么，我们只能是在欺骗自己，同时在欺骗自己的人民。
这里，有必要驳斥一些人经常把强调反霸斗争歪曲丑化成“重新闭关锁国”
的论调，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吓唬住中国老百姓了。这种论调的浅薄无知就在于：
似乎以为这里所谈的反霸斗争还是有关打开国门还是关上国门之争。姑且不论实
行封锁孤立新中国政策的，不是中国领导人，而恰恰是帝国主义；今天中美两国
的斗争较量是在一个比五十年代不知要广阔多少倍的领域内进行着：美国的经济
、文化与意识形态影响早已深入渗透到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各个层面和角落；随着
大众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中美之间的交流，问题早已经不是也不可能用什么
“闭关锁国”的办法来赢得反霸权斗争的胜利了；这里所谈的反霸斗争，不是消
极被动地隔绝或管制中国自己的人民，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
积极主动地出击，将中国人民组织动员起来揭露美国霸权主义在全世界的恶劣行
径及其针对中国的恶毒意图，并在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中，坚持以中国劳动群众
的利益和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为首要考虑，清除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中滋长
出的投靠买办因素。
（四）争取主动权，掌握国际政治议程
为什么一个在世界上监禁人数最多、侵犯别国人权最为严重的霸权主义国家
，却频频发动人权攻势，在人权问题上蛮横地教训别的国家？为什么近来联合国
安理会的所通过的谴责或制裁决议，大多是针对那几个敌视美国和西方的国家，
而在海外出兵最频繁、在别国驻军最多、屠杀别国人口也最多的国家，却从来没
有受到谴责或制裁？为什么在一些贫困国家出现为了抵偿债务每年资本向富裕国
家净流动的劫贫济富现象？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联合国作为协调国
家间关系的机构，也声称各民族国家一律平等。然而，由于在现实中存在着财富
、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巨大的不平等分配，世界政治更接近一种寡头统治。少数富
裕国家根据它们自身的利益来制订国际体系中的游戏规则和王法，强加给贫困国
家。它们之所以能在表面上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内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国
际政治事务的议程的设立（political agenda setting）的垄断。只有如此，富
裕国家才能既保持着统治者、压迫者的地位，同时又把自己打扮成一切道德完善
与文明进步的象征与化身。在这样的世界上，贫困就是罪过，金钱就是美德。不
跟着霸权主义的指挥棒走就是大逆不道，俯首贴耳、拱手称臣才能得到赏钱。
应该说，在七十年代，国际体系中的这种现象曾经有所改变。这最主要的是
由于在毛泽东的正确外交路线的指导下中国重返国际舞台所带来的新气象。从五
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有四大支柱，它们是：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
一的斗争，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帝斗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权利斗争（
包括支持阿拉伯国家维护国家资源和西方展开的经济斗争），以及支持南非人民
及其他非洲国家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由于中国始终不渝地推动
这几个议程，主动出击，使得帝国主义势力越来越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
力。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增加，由第三世界国家所提出和推动的一系列
政治议程渐渐出现在国际政治中：从最早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不结
盟国家首脑会议、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七十七国集团”的成立和第二次亚非
会议筹备会议，到七十年代的巴拿马人民收复运河主权的斗争和拉美国家维护海
洋权的斗争、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立和减产禁运行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
议通过有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两个文件［５９］、发展中国家保卫自己的
原料与资源运动等等，严重地动摇着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
八十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渐渐失去了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力量，政治议程又开始完
全让超级大国和西方所垄断。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西方以胜利者的姿
态发号施令，什么“民主浪潮”、“人权外交”，什么“救济难民”、出兵“维
持和平”，什么“防止核扩散”，以及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接二连三地对一些国家
进行“制裁”、“谴责”，俨然好似离开了美国和西方，世界就是一片黑暗，地
球都要停止转动。
九十年代以来，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政治议程的主动权也基本上操纵在美
国和美日同盟的手里，其他国家的外交动议则基本上处于次要地位（包括东南亚
国家的一些活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加强，以及由朝鲜动议导致的朝美日
内瓦协定等）。美国的冷战后东亚战略动作一个个地出台：美日安保条约的修改
延续、冲绳基地的续约，朝鲜半岛“四方会谈”的建议、美韩军事演习、邀请李
登辉访美等等，这里也应包括在美国操控下的日本利用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在钓鱼
岛挑衅以及日本加紧推动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席位。在美日一系列频频出击
同时，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基本上是被动的旁观者，至多是在事后表示关
注或仓促应战。
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国际政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以为“不当
头”、“韬光养晦”能够为中国争取时间，只能会进一步增长霸权主义的气焰，
使中国的国际威望进一步下降，并越来越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一旦国际
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困难，所能够选择的回应手段也会变得越来越少，国内人民
群众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困难，到那时，内外交困的局面就会对中国的政权造成根
本性的威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推行消极抗日政策，是出于“争取时间、增加实
力”、“忍让、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等等考虑，表面上似乎也是为了民
族利益，但在抗战议程上落后于群众，一步被动，则步步被动，最终为自己的政
权挖掘了坟墓。建立在人民群众和民族利益基础之上的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人的判
断力，当然应该是远远超出六十多年前的那个腐败政权之上。
为了改变今天霸权主义和西方沙文主义垄断国际政治议程设立的状况，中国
就必须争取主动，不能总是跟着西方集团所不断发动的攻势去被动应付，而是采
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战术，不去遵守霸权主义所规定的游戏规则（
台湾报刊所讲的“不按理出牌”），而是确立符合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利益
的游戏规则，并迫使霸权主义遵守这个新规则，以此才能紧紧地抓住在国际上的
政治议程的设立权。
这里所谈的，也根本不是某些人所建议的那种“把国际舆论对中国关注的重
心逐渐由人权、西藏等问题引向经济，用经济利益牵制西方国家，弱化和减少西
方国家对中国制造政治障碍或摩擦”之类安定天下的妙计。政治斗争本来就和经
济斗争无法分开；而不去和西方谈“人权”，转去和西方谈生意，是否就是对中
国有利的“费厄泼赖”，就不再是按照西方霸权主义的游戏规则呢？幻想以“用
经济利益牵制西方国家”，正如同与虎谋皮。
确立反对霸权主义的政治议程的最根本出发点，就是根据霸权主义和帝国主
义的致命弱点，不断对它那些不胜枚举的违反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十分
不得人心的那些恶行提出批评和谴责，包括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所留下的贻害，
必要时发动制裁和诉诸法律；同时动员和联合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针对不发达
国家和地区那些被西方根本忽视的迫切问题，在经济、社会、国际政治等各方面
提出建设性的动议，促进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团结互助，使它们争取掌握自己
发展的命运。
美国目前最主要的国际战略分三个地区：第一是在东亚地区加强美日战略同
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以“四方会谈”的形式作主动出击，并暗中以推动日本加
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作为和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周旋和讨价还价的法码。
第二是在中东地区继续维持霸权和军事干涉，继续推行制裁伊拉克、围堵伊朗、
利比亚等国家的政策。第三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欧洲，一方面把军事力量插足到巴
尔干，另一方面推行北约东括，并力图继续主导欧洲事务。这对美国所准备的同
时打两个区域战争的军力已有超出之虞，使得兵力、资源不敷使用，捉襟见肘。
在东亚和其他两个地区，美国战略的推行都不外乎是三方面议程，一是贩卖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通过国际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推销“休克疗法
”、“全球化”等；二是在政治和舆论宣传上，把与之敌对的国家描绘成压制人
权或对外侵略威胁的国家，以从内部颠覆的方式推行“民主化浪潮”；三就是以
更赤裸裸的军事干涉方式围困、侵略别国。
中国应提出并推动的政治议程，也应是在政治、经济和反军事干涉三个方面
，而工作的重点亦应首先是东亚地区。中国应主动提出的几个最重大的国际政治
议程应该包括：（一）要求外国军队撤出亚洲所有地区，这首先包括一切外国军
队分批分期、在预先制订好的期限内全部撤出朝鲜半岛，然后主要由朝鲜半岛人
民自己依照和平、民主的方式，在国际监督之下完成自主的统一。（二）支持日
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基地、反对破坏和平宪法、反对继续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斗
争。应集中力量，整理资料，向全世界公布战后美国是如何替日本掩盖侵略亚洲
的罪行，包括保护和包庇罪大恶极的“七三一”细菌部队、释放大批侵略亚洲的
军国主义战犯、以及在战后恢复财阀经济、镇压日本人民和进步组织等一系列事
实；坚决反对日本在目前还是美国的忠实走卒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这无非是让美国手中多一张投票权）。（三）在督促日本尽快妥善解决遗留
中国的化学武器、督促日本正确认识侵略历史的同时，发动和协调朝鲜、印度支
那国家，对美国在朝鲜战争、印支战争中使用生物、化学武器，使用生态战术以
及大规模屠杀平民等战争罪行进行道歉，并督促其赔偿损失、责其处理仍遗留在
印度支那的对当地人民造成危害的各种遗留武器炸弹。（四）联合日本人民、南
北朝鲜人民、印度支那人民和其他东南亚、南亚国家人民，为实现亚洲无核区而
努力：即在亚洲的所有无核国家内禁止存放、运输核武器，在亚洲的主要海上通
道上禁止通行运载核武器的船只，要求全世界的核国家对亚洲无核国家承担永不
使用核武器的保证。
根据同样的战略指导思想，亦应对全球性的事务，特别是有关第三世界国家
切身利益的问题，对霸权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不发达国
家的政治议程。其中最为重要的应包括：谴责和制裁多国与跨国资本对不发达国
家人权的践踏；谴责和制裁超级大国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和军事干涉造成的对其他
国家主权的践踏；讨论并解决发达国家对人类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的巨大破坏
；批评和谴责发达国家内部违反移民与少数民族的人权的现象；以制度的方法解
决不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使贫困国家能够掌握自己的经济资源并走上自主发展
的道路；反对由超级大国和西方集团所控制的国际组织（如北约、国际银行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国首脑会议等）垄断世界事务，成立和加强不发达国家的国
际组织，和西方集团相抗衡。
主动出击、抓住正确议题、积极推进第三世界的政治议程，这是中国争取国
际主动权的最有效的战略。这并不是个可以偷懒或不需要动脑筋的战略。然而“
减少麻烦”恰恰不是能够通过单方面地表达“加强合作”的意愿所能达到的；要
想真正减少麻烦就得不怕麻烦，要想避免对抗就得首先不怕对抗。害怕“麻烦”
和对抗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招致更多更大的“麻烦”和更不利条件下的对抗。这
就是“麻烦”和对抗的辩证法。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对霸权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意
识形态方面的全方位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就要准备好：既要驳斥那些把这个
反霸战略丑化、妖魔化成为狂热排外、“义和团”式的愚昧之类陈词滥调，又要
在保持和外界交往、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对霸权主义的“西化”、“分化
”战略予与迎头痛击。其实，一个必要的战略，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扩大中国的对
外开放：在国际层次，经济和政治更是紧密相连，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就不可避
免地带来政治上的接触和联系，而政治是基于利益冲突的基础之上，不去正视它
，就等于自动放弃自己的利益。中国在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中，没有重视作政治和
文化思想上的相应调整，对第三世界的真诚帮助减少了，对世界上的人民反帝斗
争疏远了，曾在一个时期内听任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如现代化理论、
自由主义经济学等招摇过市，混淆视听，这等于片面地引进了西方统治阶级的政
治意识形态，而对世界体系内的政治斗争、对西方反主流的、批判西方资本主义
社会的舆论思想反而闭关锁国了。比较之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和世界各
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斗争却是息息相通的，毛泽东号召青年
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不仅第三世界国家的进步人民对中国抱着敬仰钦佩
的心情，即使在发达国家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众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中，
毛泽东和中国也有极大的声望和影响。因此，这里主张大胆地引进第三世界和西
方社会内批判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舆论思想，加强和全世界进
步运动的和进步的群众团体的联系，特别是关注世界资本主义的动向、了解国际
上各种斗争的详细情况。既然国门打开，就必然受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也就必须知己知彼，才能在反霸斗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举例说，当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反复制造麻烦时，前大英帝国历史最久的老大
难问题－－北爱尔兰问题却爆发出来。假如我们对北爱尔兰问题一直有一个鲜明
的态度和立场，一直以坚决的反帝反殖原则对待香港、北爱尔兰和世界上一切非
殖民化问题，假如我们在国际上有一大批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忠诚的朋友
，英国恐怕连半点殖民主义的威风都不敢耍。当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在钓鱼岛
上目中无人地挑衅、自以为中国拿他们没办法时，日本统治阶级在另一个地方遭
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打击：在日本经济帝国主义在大洋彼岸的最新殖民地秘鲁，
日本天皇的生日宴会被冲翻，一批日本统治阶级精英们威风扫地，日本和美国的
统治阶级为之大惊失色。然而可叹的是，我国的一些报刊在报道这件新闻时，竟
是和日本统治阶级站在一个立场，讲一些“恐怖主义”十恶不赦的陈词滥调，而
根本不去追究产生这种“恐怖主义”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在日本经济帝国主义残
酷剥削下和当地统治阶级的黑暗专制下，贫困两极分化，民不聊生，整个社会陷
入苦难的深渊。
争取反霸斗争的主动权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动员群众，开发民智，积极
引导人民的爱国情绪，使它成为战胜帝国主义“西化”、“分化”和“围堵”战
略的最强大力量。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据说有些人认为爱国情绪不利于对外开放，还会打乱国家的外交部署。这是一个
莫大的迷思。
只有那些把人民当成供官僚精英来管理的被动的物品的统治者，只有把人民
鄙视成智力低下的群氓与乌合之众的统治者，才不敢和不愿意依靠人民的力量。
今天的中国，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不再是青年们为了抗日救国要冒着
杀头的危险的蒋介石政权，也不再是八国联军和义和团时代的中国；只有在那种
黑暗年代里，中国和外界的接触才需要建立在丧权辱国、人民受压制的前提下，
只有在那样的社会里，卖国是正当，爱国是罪过。假如人民自己的爱国声音的表
达，竟会那么大程度地打击外商、竟会那么严重地干扰政府的外交政策、危及国
家利益，那么，恐怕我们国家是不是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命题，都成为疑问了。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真正有能力击退帝国主义的商品和文化攻势的，是千
百万爱国的青年和工农群众；当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对“和平演变”和霸权主义
说“不”时，当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开始拒绝从“万宝路”香烟到“现代化”理论
的各种货色时，反霸斗争才有了必胜的保证。单独靠政府的行政管理是不够的。
毛泽东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
倒。”对于今天的反霸斗争，人民和人民的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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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常在，迄今采石矶边，寒潮呜咽；
飞将军不死，终古栖霞山上，壮志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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