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glees (针叶林), 信区: Green
标 题: 美苏两极结构中的核军备因素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4月01日19:47:43 星期一), 站内信件
美苏两极结构中的核军备因素
作者:刘刚 http://www.pen123.net 2002-3-29 9:31:03 士柏咨询网
——浅析核军备与国际结构的关系
摘要:核军备是影响战后国际结构发展、演变的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本文通过对核军
备在美苏两极结构形成、巩固中的作用以及在核军备影响下两极结构所形成的几个特点
的分析,对核军备在美苏两极结构中起到的结构性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核军备;结构性作用;美苏两极结构;国际结构
1945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斯沙漠上空升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而
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核时代的来临。
核军备的出现也是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但是迄今为止,国际关系学术界对
于核军备的研究主要是从战争—和平的角度出发,研究的问题也限于核军备与战争的关
系、核威慑、核伦理及核裁军等等,将核军备与国际结构联系起来的研究角度较为少见
。
在核时代里,核军备的存在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武器的范畴,就其在国际关系中的
作用而言,核军备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性因素”,[1](p.22-25)而成为了一种“结
构性因素”,即成为了能够影响国际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将通过分析美苏两级结构演
变过程中的核军备因素来对核军备的这种结构性作用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核军备与美苏两极结构的形成、巩固
(一)雅尔塔体制:不均衡的两极
所谓雅尔塔体制是指二战后期以雅尔塔会议为核心的一系列大国会议上美、英、苏
三大国所达成的协议和谅解,其基本内容是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雅尔塔体制为两极格
局奠定了基础,但雅尔塔体制并不完全等同于两极格局。雅尔塔体制体现的是罗斯福的
大国合作思想,是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结构。[2](p.278-283)在这种结构中,美苏
的力量虽然远远超出其它国家,但是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有利于美国的。从经济、影
响力和军事三个方面对二战后期美苏两国国力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经济上:二战中美国本土没有受到战火的损害,其经济反而因此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在战争行将结束之时,美国集中了世界3/4的资本,美国的商品输出由1937年的资本主
义世界总额的12.8%上升到1947年的32.4%,居世界首位。1948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占资本
主义世界的74.5%.工业产量占53.4%。[3](p.16)美元也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后,取
代了英镑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此外,美国还从英、法、德等国手中夺取了亚
非拉的广大市场。而苏联则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据统计“毁灭了15大城市,
1700多座城镇和7万多个乡村,共损失物资财富达2、6万亿卢布,其中直接损失达6790亿
卢布。”[4](p.34)因此,从经济实力上来看,战后初期两国的力量对比是不成比例的。
在影响力上:苏联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于东欧,而战后初期美国的影响力遍及全球。只
有在军事上苏联才拥有可与美国相抗衡的力量,强大的苏联红军在当时罕逢其敌。但是
应该指出的是,苏美在军事上的对等也是不全面的,苏联在武器装备上远远落后于美国
,而且,苏联的海军和空军力量也不能和美国相比。[5](p.403-408)因此,所谓的雅尔
塔体制,无论是从其设计者—罗斯福的初衷来看,还是由当时苏美两国的力量对比来衡
量,均非此后所言之“两极格局”,而最多只能称之为“准两极格局”,即美国居优的
不均衡的两极结构。
(二)、原子弹与倾斜的天平
1945年7月16日,美国成功地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斯沙漠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原子
弹试验。“原子弹的出现改变了‘战略格局’”,[5](p.416)本来还可以靠与美国之间
的大体上的军事均衡来维持脆弱的两极格局的苏联立刻处在了极其不利的位置,美苏之
间本来就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天平更加向美国倾斜。
美国研制原子弹最初是针对德国的,然而盟军的军事胜利使得在 7月份对德国使用
原子弹成为毫无意义的行动,但是原子弹却使杜鲁门看到了不再像“哄小孩子那样迁就
俄国人”[6](p.610)的希望。就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同一天,美、英、苏等国召开波茨坦
会议,会上,美国代表团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美国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转变,这次会
议中的一个小插曲提供了答案:在得知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杜鲁门抑制不住内心的兴
奋,故作神秘地对斯大林说美国研制成功了一枚威力无穷的炸弹,而早已知道美国研制
原子弹的斯大林则不动声色地对杜鲁门说希望美国用它来好好对付日本人。
如果说波茨坦会议是美国“原子外交”肇始的话,那么,此后美国的“原子外交”
更是接踵而来。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地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
一的两次原子弹实战使用。显然,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这一举动并非是
必要的,因为在原子弹投掷之前一个月,美国已经知道日本政府在通过其驻莫斯科大使
求和。即便是为了加速日本投降,减少美国登陆的伤亡,对日投掷原子弹也包括了威慑
俄国的目的。[7](p.123)在原子弹爆炸后不久的8月18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公开谴责
保加利亚的选举不是按照民主的方式进行,结果选举延期,美国的这些举动对于苏联而
言,其含义不言自明。
对于苏联来说,美国垄断原子弹自然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在波茨坦会议上受了
刺激的斯大林深知核军备对于维护美苏之间脆弱平衡的重要性。因此,从波茨坦回国之
后,斯大林便指示苏联负责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加快步伐”。[8](p.183)美国用原子
弹轰炸广岛之后,斯大林对苏联的物理学家指出“平衡已经被打破,制造原子弹……它
将去除我们面临的巨大威胁。”[9](p.96)这里斯大林所说的危险主要不是指直接的原子
攻击,而是指“心理怯懦的危险”。莫洛托夫回忆道“扔在日本的原子弹不是针对日本
而是针对苏联的,他们在说,记住:你们没有原子弹而我们有,如果你们做出了错误的行
动,这就是可能的下场。”[9](p.96)
以上说明了在原子弹出现后,本来就处于脆弱平衡状态的美苏关系发生了严重的失
衡,权力的天平急剧倒向了美国的一边。美国意识到了这一点,极力加以利用,于是便
有了“原子外交”。苏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加快了研制原子弹的步伐。从国际结构的
角度来看,原子弹出现后的雅尔塔体制,即前文所谓的“准两极”格局,出现了向美国
“一国独大”的方向发展的强大趋势。
(三)核竞赛与美苏两极结构
1949年8月29日,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
事件。在这一天,苏联爆炸了自己的核装置,从而初步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美、苏两
国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不难想象的。美国参议员范登堡惊呼“世界变得不一样了”。
[10](p.69)而苏联领导人则异常兴奋,在斯大林看来,1949年核爆炸的成功十分关键,
他说“如果我们晚了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获得核武器,那么我们也许就会使自己成为试
验的对象。”[11] (p.2)
从国际结构的角度来看,苏联拥有了核军备意味着美苏的脆弱两极结构增加了一个
稳固的基础,意味着美苏倾斜的力量对比天平开始趋于平衡。但是获取优势是现实世界
的自然法则,拥有一件核武器与拥有一百件核武器毕竟是不同的,因此,为了获取压倒
性的核优势,美苏核军备竞赛就是不可避免的。从表面上来看,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它原
来的轨迹:军备竞赛—战争—短暂均势—军备竞赛……。但是考察一下美苏冷战的历史
,人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美苏两级结构随双方核力量的均衡而日益固定,
核军备成为了美苏两极结构的稳定力量。美苏核竞赛的历程可以说明这一点:
图表一 美苏两国的核力量对比(单位:件)[12](p.189)
分项 战略核弹头 洲际导弹 潜射弹道导弹 远程轰炸机
国别 苏 美 苏 美 苏 美 苏 美
1962 300 4700 75 294 -- 144 190 600
1965 600 5650 270 854 120 496 190 630
1970 1700 4000 1300 1054 280 656 150 550
1974 2600 7940 1575 1054 720 656 140 437
1985 10716 12846 1398 1010 944 640 160 260
(资料来源:日本《调查报》1974年12月号;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75-1976年
军事力量对比》、《1986-1987年军事力量对比》)
结合以上图表,回顾一下美苏冷战的历史:在70年代以前,即美苏两国核力量对比
美国占优的时期,美苏两国关系中危机不断:1948、1958年的两次柏林危机,1960年的
U-2飞机事件,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等。在所有这些危机中,美国都处于有利的主动
地位,其中尤以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最为典型,这次危机之所以最终以苏联的退却得
以解决,很大程度上在于苏联在美苏核力量对比中处于下风。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
痛定思痛,大力发展核力量。至七十年代,苏美两国核力量逐渐趋于平衡。与此相应,
两国关系也开始进入“缓和”时期,两国在核裁军、贸易等方面签订了一系列协议,
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标志着美苏“缓和”的顶点,美国最终承认了苏联与美国的
平起平坐。
由此可见,核军备最终成为了美苏两极结构形成中的稳定因素,美苏两级结构随着
两国核力量的均衡而固定,相应地两国的关系也由于两国核力量的均衡而稳定。
二、核军备与美苏两级结构的特点
前文的论述旨在说明核军备在美苏两极结构的形成、巩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下面本文将具体分析核军备对美苏两极结构的影响,即:对核军备影响下的美苏两极
结构的特点进行探究。
(一)核力量构成了美苏两极结构的基础,换言之,美苏两极主要是核两极
军事力量历来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核军备使这种作用上升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前文已经指出,所谓的雅尔塔体系严格地来说并非是两极格局,只是在1949年
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后,苏联才真正开始在国际结构中与美国处于相同的地位,随着美
苏核力量对比的平衡,两极结构也日趋稳定。但是前文一直没有论及美苏两极对峙时期
双方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力量对比,显然,如果美苏在这些方面也是平衡的,那么前
文对核军备作用的评价自然就值得怀疑。因此,下面本文将对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在经济
、科技等方面的力量进行对比。首先看一下有关美苏双方的经济力量的对比数据:
图表二 美苏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比[13](p.47)
年份(10亿美元) 1950 1970 1980
美国 657 1337 2369
苏联 218 661 1263
苏为美的百分比 33 49 53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3)
图表三 美苏两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对比[5](p.489)
年份(%) 1960 1970 1980
美国 25.9 23.0 21.5
苏联 12.5 12.4 11.4
由以上对比不难发现,从经济力量来看,苏联始终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双方
的差距是明显的。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经济体制进入70年代以后已经日益僵化,在促
进经济发展方面已力不从心。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经济更是全面下滑。科技力
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经济发展之中,苏联与美国在科技上可以抗衡的也只限于
军用科技方面,在民用科技上则有相当大的差距。从政治方面来看,苏联政治体制僵化
,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盛行个人独断,而美国则是资本主义世界政治民主比较发达的
国家,其决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民主性、科学性。
由以上对比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经济、科技等方面来看,美苏之间是
不平衡的。那么苏联靠什么来维持两极结构呢?答案只能是:核力量,美苏均衡的核力
量构成了两极结构的基础。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美苏的两极结构可称之为核两极
。当然,这并非是说只要双方保持核均衡,两极就一定会继续存在。苏联的解体、两极
的崩溃恰恰说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对一国来说更加具有根本意义,核力量
只有建立在这些力量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
(二)核军备给两极结构所带来的第二个特点是:“长和平”(Long Peace)
长和平是美国著名的冷战史学家加迪斯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概括美苏冷战这段历
史的特点。为什么会出现长和平?加迪斯认为核军备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说“使人惊
奇的是认识到军事技术史上最重要的革新竟成为和平而非战争的原因。”[9](p.85)本文
认为核军备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促成了两极结构长和平特点的形成。
首先,核军备的巨大毁灭性使美苏两国领导人在决策时更加理性。还在美国垄断核
军备的时期,美国领导人就已经认识到核军备由于其巨大的毁灭性而不能轻易使用。人
类历史上第一位下令使用原子弹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其最后一篇国情咨文中说道,“在
有理智的人看来,打这种战争不是可行的政策”。[8](p.324)其后的美国总统基本上都
继承了杜鲁门的这一思想,艾森豪威尔说,在原子时代,“比在全球大战失败更糟糕的
唯一事情是赢得胜利”[14](p.164)。苏联在拥有核军备之后,其领导人也很快认识到了
这一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指出核战争将“没有胜利者”[15](p.106),勃列日涅
夫也认为核战争打不得。苏美两国领导人对核军备形成的理性认识表现于双方在冷战中
几次危机中的决策,其中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最为典型,在这次危机中,美苏为了避
免核战争的爆发最终都做出了让步。
其次,核军备有助于美苏之间游戏规则的形成,而这些游戏规则的存在又减少美苏
双方的不确定感,增加双方行为的可把握性,从而避免因误解和错误估计而产生的战争
。加迪斯在“长和平”一文中对美苏两国的游戏规则总结出以下几点:互相尊重势力范围
,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核武器只是最后的使用手段,不寻求削弱对方的领导。[1](p.
22-25)逐一分析下来,以上游戏规则无一不是在核压力下产生的。虽然不能断定没有核
军备以上游戏规则就绝对不会产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核军备确实为这些游戏规则的
产生提供了推动力。而游戏规则的产生直接促进了美苏关系的稳定。
最后,核军备的出现还改变了防御-进攻力量之间的对比,增加了进攻的代价,而降
低了防御的成本。西方有学者认为当防御的成本高于进攻时,容易引发战争,相反,则
易致和平。从人类武器发展的历史来看,核军备的出现是使进攻-防御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的分水岭,[16](p.197-200) “直至20世纪,作为战争工具的武器本身都导致了战争的爆
发”,[9](p.85)但是核军备却因为其巨大的毁灭性而成为防御性的力量。在美苏两极结
构中,核军备的这种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由于美苏两国庞大的处于均衡状态的核力量
,两国之间发生任何攻击的可能性都降低到了最低程度,因为两国之间任何的攻击都会
带来同归于尽的结果。因此,核军备实际上成为两国防止对方发动进攻的防御力量,而
非进攻力量。
(三)核军备给美苏两极结构带来的第三个特点是:两极结构的和平过渡
两极结构与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其他国际结构的一个不同之处即在其“和平过渡”,
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与核军备的存在密切相关的。笔者认为核军备至少在两个
方面促成了两极结构的和平过渡:
其一是核军备使美苏以武力改变现有国际结构的选择成为不可能,和平演变在一定
程度上成为双方共同的政策选择。美国冷战时期的和平演变策略最早见之于杜鲁门时期
的遏制政策,杜鲁门认为遏制政策“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
,这种软化就是“将允许在俄国建立任何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
”[17](p.30)肯尼迪时期和平演变政策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肯尼迪认为“随着核武器的
散布和敌对力量的日益强大,我们一天天迫近最危险的时刻”,对付危机的出路是“在
总统的徽章上,美国之鹰的右手抓着一根橄榄枝,左手则抓着一把剑,我们打算给两者
同样的注意。”[17](p.39)尼克松时期,美国在苏美争霸中处于战略守势,更加求助于
和平演变政策。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宣言》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甚至不惜以承认苏
联战后边界的合法性来换取苏联接受在东西方之间进行更加自由的人员交流。卡特总统
是人权外交的鼓吹者,更是不遗余力的对苏进行和平演变。到了布什时期,美国已经开
始收获和平演变的硕果了。苏联对美国实行的和平演变政策与美国相比不是那么明显。
斯大林时期苏联坚持认为使西方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主要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赫鲁晓
夫上台之后,针对美苏都已拥有核军备的事实,提出了“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表明苏联已经认识到了以武力来改变国际结构的不现实,从而
变“武力渗透”为“和平渗透”。以后的苏联历任领导人基本上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这一
政策,勃涅日列夫时期,苏美出现了第二个缓和时期,而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进而提
出了外交“新思维”,鼓吹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
其二,核军备的存在改变了传统的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关系模式。在以往的国际关系
中,国际结构虽然变化不断,但战胜国同战败国之间的关系模式基本上是不变的零和模
式:战胜国获得大量权益而战败国失去大量权益。除了在维也纳和会上,法国靠杰出的
外交家塔列朗为其争取到了外交史上罕见的战败国的体面的失败的少数几个例外,战败
国的命运都是极其屈辱的,典型者如一战后的德国。然而,核军备改变了这种传统的战
胜国和战败国关系模式。核军备的出现不仅使两个势均力敌的核大国美苏之间的核战争
成为不可能,而且决定了两国都不会采取将对方逼至绝境的政策。美苏两极结构和平解
体的一个原因正在于此。进入八十年代后,苏联内外交困,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之后
,苏联已无力维持美苏两极结构,此时,美国所采取的对苏政策是极富“策略性”的。
一方面,美国趁苏联无力之际迫使苏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让步,另一方面,美国又同意
给苏联以经济援助,美国的这种做法为苏联主要政治力量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政
治环境,使得他们能够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接受失败的现实,从而实现了两极的和平过
渡。
三、余论
以上本文主要对核军备与两极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核军备在产生之后便成为国际结构演变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至于冷战结束
后核军备在国际结构中的作用,本文由于主旨所限没有论及。但对于后一问题的研究,
本文认为应该从核军备与多极化的关系入手,主要探讨核军备在冷战后的国际结构的演
变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本文这里所做的工作显然只是初步的不成熟的尝试,意
在抛砖引玉,引起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
参考文献:
[1]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Miller.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C].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J]. THE MIT
PRESS, 1990.
[2]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顾关福.战后国际关系[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4]国家教委社科司.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
[6]托马斯.帕特森.美国的外交政策(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7]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8]麦齐治.邦迪.美国核战略[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9]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OWN: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7.
[10]黄庆柏.美苏争霸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1] John Lewis Gaddis, Philip H. Gordon, Ernest R. May and Jonathan
Rosenberg. COLD WAR STATESMAN CONFRONT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SINCE
1945[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江流、徐葵、单天伦.苏联剧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13]王怀宁.世界经济与政治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14]威廉.富布赖特.帝国的代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15]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三分册[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16]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Miller.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C]. Stephen Van Evera.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J]. THE MIT PRESS, 1990.
[17]刘红松、屈全绳.和平演变战略及其对策[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
--
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
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
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伊曼努尔·康德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FROM: 202.118.230.221]
Powered by KBS BBS 2.0 (http://dev.kcn.cn)
页面执行时间:209.855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