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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日美三国在亚洲的战略对抗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Apr 25 07:55:50 2002) , 转信


 
                         中日美三国在亚洲的战略对抗 


文章来源: 刘心武： 于 2002-4-23 20:27:00: 







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政治与安全秩序的未来取决于中日美三国的关系。中日关系在这个
大三角互动中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是中日在亚洲竞争与对抗，美国在后担任显然偏袒
日本的平衡者；还是中美区域两极体制，中国控制亚洲大陆（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亚洲
大陆核心的控制），而美国则控制太平洋，日本地位下降，只扮演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的角
色？如果不是这两种比较极端的可能性，中美日三角还有别的可能性吗？

　　由于日本是美国的盟国，二战以来的中日关系中一直存在着强大的美国因素。这是中
日两国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以当前恐怖主义的国际政治与反恐怖主义的国际战争为标志
，日美关系又一次获得新的强化， 日本在地区与全球安全事务中获得了一个远比几年前参
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更大的角色。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在反恐的国际合作中，中国再一次
成为美国的特殊盟国。

　　美国在日本问题上是充满矛盾的，日本经济衰落可以巩固日美同盟，少了个强劲的经
济（包括经济模式）对手，但这却不利于利用日本抵御中国，搞不好，如果日本经济真的
病入膏肓而中国经济继续崛起，美国的东亚政策有可能全面动摇。

　　9·11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历史标志性。从冷战结束后到911事件，世界逐步出现了
新的典型特征。在一般叫做“冷战后”的时期中，美国成为了自我认知与世界公认的“唯
一超级大国”。21世纪初，虽然世界存在着诸个强国、大国，小国的数量也在增加，非国
家行动者的数量与影响更是迅猛上升，但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下的国际体系已经是个事实，
美国不愿意看到国际关系发生新的不利的重大结构性变化，竭力在维持自己这个前无古人
也许后无来者的霸权地位，成为现存国际体系最大的维持现状力量。这一国际体系不同于
二十世纪的任何一段时期，也不同于二十世纪以前国际关系史上的任何时期。这是一个特
殊的国际体系：美国君临一切或者试图君临一切，虽然还没有出现一个秩序井然的“美国
统治下的和平”。可惜，到现在，国际关系学者还没有准确的术语、概念描述这个体系。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在上述新的国际体系下中日关系，也就是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日本是美国的伙伴性联盟

　　在亚洲，特别是东亚，日本不仅是美国的盟友，而且是美国一个可靠的伙伴。在安全
上，日本已经为美国提供了50多年的在亚洲驻军的基地与设施，以及这些驻军的安全保障
（这是很有意思的，以下行文还将提及这点）。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力量投入的最大立
足点（另一个立足点是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却远不如日本）。最近10年来的结
构性经济衰退、工业化人口老化、技术再创新乏力使得日本在经济上（包括经济模式）已
经不构成对美国的强大挑战。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经面对着日本强劲的经济挑战，不得
不实行“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的政策。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后冷战时代”，
日本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当然这种衰退是按照日本与发达国家的标准看的，不能用亚
洲或者中国的标准看，因为大多数日本的亚洲邻国都仍然认为日本经济仍是强大的），多
数评论把日本过去十年的经济表现叫做“失去的十年”。相应地，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
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长达8年的克林顿时代叫做“忽略日本”（JAPAN PASSING，当
然，如果只是说克林顿访华而没有到日本的话，这个概括不一定妥当）。 在某种意义上，
对美国来说，类似英国，日本已经是昔日大国（帝国），而不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大国
，无法也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英国学者亨利·怀特认为，“对美国来说，‘现在时态
’的大国只有在变成‘过去时态’的大国时才能成为一项共同事业中的合作伙伴”。英国
之所以是美国真正可靠的伙伴，是因为英国不再强大到足以与美国抗。 

　　日美联盟反映了日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一面，但这一面更多的只是表面现象。确实
，日本本土太小，从地缘战略上，其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外部世界，其国家安全不能按照大
陆国家的模式来设计，而必须与控制太平洋安全与秩序的霸权美国建立起合作关系。由于
历史的原因，日本是一个纸面规定的和平国家。日本宪法第9条禁止日本“在解决国际争端
时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由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日本惟有依赖美国的力量才
能保证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对日本来说，日美同盟的价值是保证日本的国家安全，这
是当然的理由。日本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sine qua non）被认为是这个安全联盟。但是
，日美同盟也显示了日美在安全上的伙伴性的一面（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美同盟再
定义以后），具有影响整个亚洲、东半球的意义。这种伙伴性本身已经使日本成为了事实
上的全球政治与军事大国。

　　日美安全联盟已经在亚洲地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挥关键影响，覆盖主要的亚洲太
平洋问题，远远超过了维护日本本国安全与解决日本“周边事态”的范围，不仅包括了中
国大陆与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而且包括亚太地区公海的安全问题、俄罗斯问题、阿
拉伯与穆斯林问题、东南亚问题。 如此广泛的范围使得日本在美国的东半球战略上举足轻
重。借助日美安全联盟，日本实际上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东半球第二军事大国。日美军事
上的一体化，没有了日本也就没有美国在东半球的霸权。美国在日本的基地是由日本自卫
队来保护的（这是日本自卫队依据日本宪法获得的权利），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也就是
说，到底是美国为日本提供安全还是日本为美国的霸权提供保障，并不是界限分明的，日
美是在相互利用。考虑到日本强大的海上自卫队实力，是美日海军合霸而不是美国海军单
独主宰太平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日美关系确实已经是平等的，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
在是日本要价美国的一大筹码。美国的世界霸权离不开日本。 

　　日本是情愿的“太平洋国家”与不情愿的“亚洲国家”

　　在美国的战略判断中，日本已经变成“远东的英国”或者可以按照“远东的英国加以
塑造。今天，为布什政府出谋划策的一些保守的与军方关系密切的思想库与战略家早就把
日本当作“远东的英国”。美国的这一日本政策定位，实际上大大提升了美日同盟关系的
水平， 是一项维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深谋远虑大战略：在21世纪充分发挥日本在维持与
巩固美国在远东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上的作用，预防中国的崛起以及亚洲的联合将带来的
国际结构变化。 若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演变为象英美那样的特殊关系，那么，日本就可以在
东亚地区发挥象英国在西欧那样的作用，十分符合美国与日本的利益。 

　　这里要提到布什上台后第一次东北亚之行。2002年2月，布什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美国和日本，不管是在贸易上或者是历史上，都是决定亚洲未来的一部分。”布什说：“
我深信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 美日两国将在亚洲发挥重要作用。布什赞扬日本对打恐
活动的贡献。他说：“你们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反应反映了日美联盟的坚固力量，以及日本
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是个全球角色，而亚洲是它的起点。”据报道，当时出席布
什演讲会的日本国会议员对此报以多次热烈的掌声。这说明，美国与日本在都是“太平洋
国家”的共同性战略框架下携手合作，共同去主宰亚洲或者继续成为亚洲的领导国家。在
美日的亚洲战略中，显然并没有中国的战略地位，因为美国与日本不想让中国也成为太平
洋国家，中国只是一个亚洲大陆国家，是它们战略合作要对付的共同目标。在美国看来，
美日关系牢不可破，而美中关系则起伏不定，日中关系更存在着事实上的“战略紧张”。


　　确实，日本与英国惊人地相似。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给日本定位为远东的英国，具
有长期脱亚入欧与脱亚入美传统、把自己视为西方一部分的不少日本人似乎欣然接受这样
的定位。因为日本人觉得自己与英国太相似了。 日英两国都是海洋国家，都是今天离不开
美国的海洋大国（自觉与所谓大陆国家有着本质区别），都是昔日的帝国，英国对欧洲联
盟若即若离，而日本则缺少亚洲认同。

　　布什上台后，其对日本政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正在按照“远东的英国”来塑造日本
：要求日本不要受太受制于国内“和平宪法”而发挥更大的全球与地区安全作用，支持日
本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以获得所谓“集体自卫权”为标志），对日本在这次反恐
战争中全力支持美国并且实质性地使日本防卫力量正常化大加赞赏与鼓励， 有意让日本与
美国成为形式上更加平等的伙伴，在911事件前就开始试图把美日安全关系扩展到西太平洋
的盟国范围（包括韩国、澳大利亚，组成所谓远东的“小北约”）。在经济上，美国与日
本正在探讨如何建立美日自由贸易区（FTA）。

　　值得指出的是，就日本官方的立场与态度而言，在冷战刚结束，特别是1993年日本“
1955年政治体制”瓦解后，日本有意探索新的国家战略与对外政策方向，这个新方向的特
点是寻求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多边协调的国际秩序，促使日美关系更加平等化，甚至使
日美同盟逐步转变为亚洲多边安全保障机制。日本试图着手解决其亚洲认同不足的问题。
 然而，这一进程因为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1997年9月）的出台而中断，“日本又被拉回
到比冷战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日美基轴’路线上去了”。 日本把其国家认同定位为太
平洋国家，而不是亚洲国家。日本前首相小渊的咨询委员会“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在
2000年1月指出：“21世纪的日本首先应该是重视日美同盟的太平洋国家，其次应该是基于
亚洲立场的亚洲太平洋国家。” 日本民间要求把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放到第一位，要求与亚
洲邻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见解逐渐销声匿迹。 

　　与日本相比，在美国看来，不象日本，中国帮助不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当然美国也不
需要中国的帮助），在战略上，相反则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也就是说，是美国作为世
界霸权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中国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大国，也就是上升的国家。根据
结构现实主义或者新现实主义的对意图的感知（PERCEPTIONS OF INTENTIONS），以“均胁
”（balance-of-threat）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结盟（BALANCE）的基本动力来自对客
观威胁的认识而不仅是对对比的判断，国家不一定非要制衡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是制衡
它们认为对自己最具威胁的国家。按照实力来讲，日本比中国要强，但美国不去制衡日本
却选择了制衡中国。“均胁论”是冷战后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的一大发明，其出现是否与
美国在冷战后缺少敌人与寻求敌人有关，我没有研究，但如果用到美国对中国的判断上则
应该是比较贴切的。一般反驳“中国威胁论”的美国人会说，这是夸大其词，中国现有仍
然相对弱的国家实力、缺少在对外投送军力的能力，越来越严重依赖国际贸易与外国投资
，以及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解决大量的国内问题（经济与社会）。但这种反驳忘记了“中
国威胁论”的主张者与接受者并不是不明白上述基本事实，“中国威胁论”是他们的一种
政治和战略需要，美国庞大的军事力量与现存双边与多边军事联盟必须有对付的对象才有
存在与扩大的理由。环顾亚洲四周，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大国符合美国的潜在敌人标准？


　　今天，日本与美国一样，“中国威胁论”很有市场。有评论家甚至说“整个日本现在
最害怕的是中国”。 一些人日本人认为日本与美国一样，是现存国际秩序（包括地区秩序
）的维护者，担心中国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威胁方
面，主要潜在国是日渐强大的中国。中国可能会对当前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秩序构成威胁
。”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中国威胁论”的流行，日本国内要求削减日本对华援助的声
音很大，这些声音认为日本的对华援助帮助了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中国
。日本削减对华援助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政策（当然日本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
助都减少了），预期日本对华贷款将减少25%。 这就为美日合作提供了一个最充足的理由
。从1996年美日安全同盟再定义，到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加强美日关系，无不是以这种均
胁论为基础的。日美同盟本身是美国冷战战略的远东组成部分，其针对的当然是苏联与中
国。当苏联不复存在以后，日美安全条约主要针对的是中国。 

　　以稳定而合作性的中日关系为中心的东亚地区主义受到美国的制约

　　考虑到日本作为太平洋大国的国家定位，我们就不难理解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的矛盾心
态。一方面，日本要依靠日美联盟确保亚洲的稳定（维持现状），另一方面，日本又不得
不寻求其地区认同。日本与亚洲的经济关系在继续深化，日本需要亚洲作为依托在与美国
的关系中讨价还价，日本不无担心中国在日本的经济后院东南亚日益扩大的竞争优势。在
冷战时代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日本并不担心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战略挑战。当中国日益
加强其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关系，亚洲各地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开始出现的经济影响后，几乎
是第一次，日本感到中国重新崛起的压力。

　　亚洲缺乏一个地区性结构以便缓解甚至解决诸如经济动荡或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高速发展的亚洲经济的脆弱性，尤其是其中的中小经济
，面对急速的全球化，它们已经无力控制与影响外部的经济冲击，急需地区经济框架。缔
造一个亚洲经济集团（亚洲经济合作组织）本来是日本的一贯建议，在金融危机高峰的时
候，日本又一次建议亚洲各国能建立这样一个地区机制（比如“亚洲货币基金”与亚洲自
由贸易区）。亚洲国家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各自经济的脆弱性，已经行动起来（虽然步伐
不大）建立地区集体经济安全。但是，如果，真的亚洲地区出现了一个地区集团，那么，
不管它是否是美国的对手甚至敌手，这样的亚洲集团本身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这样
的亚洲集团出现了，在经济上将是另一个欧洲联盟，这是对美国根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
欧洲联盟已经让美国在经济上受到制约，何况再出现另一个欧洲联盟。欧洲联盟在安全上
仍然依赖美国而不是独立自主的欧洲防御。至于如果这样的亚洲经济集团被赋予战略与安
全上的意义，亚洲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下降，这无意将是对缺少亚洲属性的美国的一种
强大挑战。基辛格说：“一个敌对的亚洲集团，结合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几个国家和广大的
资源，以及几个最工业化的人民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一定要保持其在亚洲的
存在，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一定要去阻止亚洲团结成为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集团（在亚洲
的某一个大国的庇护下，这样的可能是存在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不是别的，而是缺少国内各种政治力量
大体一致的对外政策。换句话说，在对外政策上，美日国内政治越来越分裂，变成十足的
利益集团政治。以美国为例，在越来越明显的利益集团政治影响下，原来的所谓美国“两
党一致”的对外政策已经不复存在。美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受到少数集团与人的操纵而脱
离基本的民主制约。美国现在的所谓单边主义，实际上是布什集团主义。美国的对华政策
起伏很大，原因也在于亲台反华的利益集团影响与控制了美国的对华决策。日本也一样，
亲美派与亲亚派的对外政策很不一样。日本的亲美派主导着日本的对外政策，他们非常明
白美国的世界与亚太战略目标。所以，在亚洲地区合作问题上不敢有大的动作，生怕得罪
美国。小泉政府在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建议东南亚加东北亚的合作（10加3）应该扩大到包
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实际上有可能使这个“东亚”合作机制淡化，不利于其下一步深
入发展。而且，小泉明确地说，“东亚共同体”绝不能是排他的，区域外国家美国甚至印
度的参与都是必要的。这就清楚地显示了日本将坚持其太平洋海洋国家的定位。 

　　

　　当然，因为与中国的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日本在中国有着不同于美国
的利益，中日之间的文化与历史联系远超越了20世纪，当中美关系紧张，而紧张的原因是
因为美国方面的挑衅，日本在华利益有可能受到影响时，日美关系也就出现某种程度的紧
张。日本不得不竭力从中调解美中关系，希望美中关系有所缓和。为了维护日本与中国的
睦邻关系，使日美关系的存在不过多影响日本在中国的影响，日本也希望担当中美关系的
一条桥梁。据说，日本不希望美中关系紧张的原因出自美国一方面。

　　中国的大战略考虑：避免中日对抗，积极争取日本

　　日美同盟从来都是中国最担心的战略挑战。中日尚未建交前，中国就认为美国为对付
中国，必然要扶植日本。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有些怕日本，是“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
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
。”这一条约包括了美国对中国的一个企图，因为“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
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 毛泽东认为，日本实际上是一个被美国控制的半占领国。
中国在21世纪的国家安全、经济现代化、在地区与国际安全秩序中的地位仍然要受到日美
同盟关系的极大影响。这是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现实，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对付日美同盟问
题是中国面对的对外最大挑战之一。

　　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基本上是个单极世界，日美同盟关系是这个单极世界的
一根最关键支柱。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明显，几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是中国的头
号对外问题，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是中美矛盾。日本的对华政策将越来越受到美国
的影响，日美在对待中国上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价值。

　　为了避免中日对抗，美国从中渔利，也为了建立相对良性互动的亚太地区中日美三边
关系，中国应该在战略上努力争取日本，推动中日关系发生积极的变化。为此，我们要思
考与面对以下四个大问题：

　　第一， 如何认识日本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中国当然要警惕日本右翼与军国主义
势力的复活，这不是过度反应，而是日本右倾的现实迫使中国作出的正当反应。日本具有
一夜之间武装成为超级军事大国的巨大实力。反恐战争后，日本国内立法已经赋予自卫队
超出日本和平宪法外的权限。这些不可避免要引起中国对日本在地区与全球安全中寻求更
大的角色的深刻担心。如果“正常国家”的指标是变成一个重新武装的军事大国，且可能
导致与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冲突，特别是日本能够在今后的台湾海峡与南海问题上进
行干预，这样的“正常国家”将是中国的恶梦。不过，如果一个重新正常化的日本有所摆
脱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变成亚洲的一部分，在地区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上加强与中国的
协调，起到建设性的维持地区稳定与繁荣的作用，并显示出它是与中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
长期友好共存、而不是与中国为敌（包括假想敌与潜在敌人）的态势，那么，中国应谨慎
地欢迎这样的“正常国家”。 

　　第二， 如何让中日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共同推动力量。为增强竞争力，日本制造业已
经纷纷转移到中国大陆生产。中国加入WTO后，日本服务业也将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在战
略上有所紧张的同时，中日经济关系却不可避免地在深化。2002年3月，中日两国财政部门
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这符合东亚经济与金融合作的精神，有助于两国在金融领域合作规
模的扩大。象日本与韩国准备建立自由贸易区一样，中国与日本也可以探讨建立“更加密
切的经济关系”（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的方式。中日经济关系的开展应该越来越
多地在业已存在的东亚地区合作框架下进行，这样有利于把两国关系纳入东亚地区主义进
程，让两国更多地为共同的“东亚”地区而合作。日本的经济未来不在美国而在亚洲。20
世纪80年代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 “雁行模式”已经不复存在，日本应该面对现实，努力
重新融入东亚，在东亚经济重建中决定其21世纪的真正大国地位。这一点，中国应该令人
信服地传达给日本。

　　第三， 如何加强与日本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要高度重视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与反战
主义力量。日本是否重新武装与修改和平宪法，关键取决于日本国内民主机制是否具有这
样的约束力，取决于日本的和平主义与反战主义力量。日本人民是决定日本是否修改现行
和平宪法的主要因素。中国要加强中日民间交流与公共外交，努力建立两国社会之间的可
持续友好关系。

　　第四， 如何推动中日美三角关系的相对良性互动。以合作与斗争并重争取中美关系回
到交流（所谓互相“接触”）的轨道。在日美关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中日关系的实质性
改善将越来越取决于美国因素。如果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日关系也势必将紧张。改善中
美关系当然有助于改善中日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改善中日关系的最理想的结果是中美日
三国关系有所等边化与良性互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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