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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oodSleep (猪的小弟), 信区: Green
标  题: 第十章 第五节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Jan 27 15:43:49 2005), 转信

四、后期武士道思想

    封建社会领主和武士间的主从关系，本无严格约束。平安时代有“兵(军人)之道”，镰仓时代有“弓马之道”、“武道”等词，就其实质讲，“武艺有之，武道则未之有也”[注55]。镰仓后期，统治阶级要求：武士忠诚、信义；廉耻、节俭、寡欲，这些儒家封建德目同禅宗、朱子学结合起来，进一步在武士中发生作用。早期武士道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至德川时代，由于中江藤树、山鹿素行、贝原益轩、大道寺友山、山本常朝等[注56]儒学家辈出，鼓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撰写论著，使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终于统治了整个日本武士的思想。 

    在日本，武士道常被认为是“纯日本思想”的“重要要素”[注57]，但实际上武士道理论的祖师山鹿紊行最初就是林罗山下面一个朱子学派。[注58]他鼓吹的“圣学”，就是指孔子所说的天下之“五达道” 和“三达德”[注59]，也就是儒教伦理观的核心——“五常三德”思想。山鹿在《士道》里说，“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义’，曰‘杀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况富贵贫贱，饮食色情之有害志乎。”[注60]这段话充分说出了“士道”和朱子学的关系。

    山鹿素行的弟子大道寺友山，进一步发挥了儒学为君主“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同时开始把武士道日本化。他在《武道初心集》一书中说：“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芜尔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注61]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注62]

    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武士道内容增加了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山鹿出仕过的播磨国(今兵库县)小藩赤穗，于1703年1月30日发生了所谓“赤穗义士”47人，报主仇后被处集体切腹，从容就义的事件。[注63]这种“全死节”的山鹿思想的发扬，成为武士道精神的典范，它成为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欺骗人民进行野蛮统治和侵略的重要工具。

第五节 德川前期的对外关系

一、对中、朝和南洋的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准备消灭丰臣遗族及异己势力的内战，以树立全国统一的专制政权，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1615年发给赴日的广东、南京商船朱印状，予以贸易自由，并托明船带信给福建总督，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但中日两国民间贸易一直末断。中国商船每年都有几十艘到长崎、平户等九州诸港。庆长14年(公元1609年)，幕府和朝鲜缔结《己酉条约》，恢复了国交，重新通过对马岛藩主宗氏展开日朝贸易和友好关系。[注64]位于日本西南的硫球国，与日本有往来，但一直受中国王朝册封，坐收中、日、南洋三角地带贸易之利，拒绝丰臣侵朝时要它交纳兵粮的胁迫。江户幕府成立后，也没有派遣使节。于是家康借口琉球亲明，于公元1609年派鹿儿岛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侵略，迫使其从属岛津藩。此后，琉球每逢德川将军新立，便遣使致敬。但岛津氏仍让琉球保持独立国地位，继续向明、清派遣贡使，接受册封，默认它为外国，且不许琉球日本化[注65]还多方设法让硫球增加入贡明、清的次数。琉球成了当时日中贸易的中继站。东南亚方面，德川家康于1601年以来，写信给安南、柬埔寨、退逻等国王，要求通商，幕吏、大名和豪商们也同南海诸国政府交换书信礼物。

    家康执行对外贸易政策的结果，日本同东南亚和西欧各国的贸易有显著发展。由于明部的锁国，日本和大陆不能直接贸易，但对前往往南洋各地的商人，幕府实行了官许贸易制，将盖官印的特许证——“朱印状”发给日本和外国往来于南洋与日本之间的商船主。史称这种获得特许权的商船为“御朱印船”。[注66]朱印船多数是由九州的大名及豪商幕吏、外国人所有。输出日本的金、银、铜、硫磺、樟脑、米、麦、刀剑、文具、扇子、漆器、家庭用具等，输入丝绸、呢绒、苏木、鹿皮、染料、香料、铅、锡、糖、药材等南洋和中国的物产，对日本经济影响很大。当时日本在造船、航海的技术方面都不及西欧各国，也没有海军保护，但日本盛产可用作货币的白银，所以对外贸易发达。和当时华侨的一样，在南洋居住的日本人逐渐增多。17世纪初，东南亚各国，除华侨集中的唐人街外，也出现了日本町(城镇)[注67]。居民大都是日本的商人、海员、佣兵、仆役，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堪剥削压迫而流亡海外的日本人,以后更有不少被流放或外逃的日本天主教徒及被拐卖的奴隶等。这种日本侨民集居在日本街，由当地统治者授予某些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它的头领
是居民选举出来的，有一定势力。[注68]这种东南亚各国的日本市镇到日本锁国后，同本国完全隔绝，日侨和当地居民通婚、杂居，逐渐同化而趋于消灭。此外，侨居在我国台湾、澳门，印尼的爪哇，马来亚的马六甲等地的日本人。则始终同当地人分散杂居，没有日本町和治外法权，很早就和当地居民同化。[注69]


二、对西方各国的贸易

    16世纪中叶以来，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远东积极展开殖民和商业活动。葡人乘中日交往隔绝。在澳门和长崎间垄断了中国生丝和日本白银的交易，赚取5至10倍的暴利。[注70]这方面的贸易一直掌握在丰臣氏和西部诸藩之手，且有耶酥会教士介入，早为幕府所嫉视。17世纪后，新教国英、荷势力东渐[注71]，庆长5年(公元1600年)荷兰商船遇难漂至日本，航海长英人威廉为德川家康留任为通商顾问，改名三浦按针(公元1564年—公元1620年)。[注72]荷、英商船先后于公元1609年和公元1613年年来日本，获得在长崎的平户岛设商行自由贸易及享受治外法权的待遇。后来还在江户、大坂、浦贺、骏府、娇、长崎设立分行及代销店，贸易旺盛。两国商品和西葡大致相同，不外是幕藩领主们需要的枪炮、火药、铅等军需品和豪商需要的呢绒、生丝、绸缎及棉纱棉布等。幕府为抵制葡商操纵生丝贸易，于庆长9年(公元1604年)实行生丝特许证制[注73]，由幕府统制生丝贸易。对西班牙宣布不实行这一制度(公元1612年)，对荷、英则更给以内地贸易的自由，由此葡商在日本势力一蹶不振。当时英商着重马来方面的香料贸易，对中日的贸易被荷兰人排挤，元和9年(公元1623年)终于关闭了平户的商行，专力经略印度。随着日本禁教和锁国，荷兰成为西方唯一独占日本贸易的国。
三、对天主教的政策

    德川家康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沿袭丰臣时代禁教与贸易平衡的方针。但家康要发展经济，为招揽西方商人和航海、造船及开采银矿的技术家，不依靠教士是困难的，所以禁教不但不彻底，而且他自己就在鼓励传教。文禄4年(公元1599年)家康还在伏见城代行政务时，就委托被俘的西班牙教士耶罗尼摩(Jeronimde Jesus)进行同吕来(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通好，为日本招聘技师，并允许他在江户建立方济各会的教堂。由此天主教各宗，向关东方面发展。庆长14年(公元1609年)家康还委托西班牙原任吕宋总督罗福利哥(donRpdrigo de Vivero)和京都商人同去新西班牙(Nueva Hispania,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交涉通商。[注74]仙台藩主伊达政宗(公元1567年—公元1636年)更公开宣布传教自由，庆长18年(公元1613年)派家臣支仓常长为使节，随方济各会教士路易·梭特罗(Luis Sotelho)乘自造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及大西洋，经墨西哥、西班牙到罗马，觐见西班牙王和教皇，要求通商。[注75]

    在德川家康统治期间，由于对国外商品和技术的需要，使天主教传教顺利。庆长8年(公元1603年)在日传教士达129名，受洗人数公元1605年为793名，次年一跃为8千名。据教会的报告，庆长15年(公元1610年)日本全国天主教徒已达70万名。[注76]




【 在 GoodSleep (猪的小弟) 的大作中提到: 】
: 第三节 德川前期的经济与社会制度
: 一、封建领主制经济
:     德川时代，日本的社会生产形态是一种封建的小农经济。16世纪末，日本1600万人口中，80％以上是农民。通过丰臣秀吉检地和兵农分离政策；封建中期开始衰落的庄园被彻底摧毁，土地所有关系和统治关系被整顿为自耕农直接向领主缴纳实物年贡的贡米制度。到了德川时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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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ersy 于 Jan 27 21:06:24 修改本文·[FROM: 202.118.23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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