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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oodSleep (猪的小弟), 信区: Green
标 题: 第十章 第六节2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Jan 27 15:45:55 2005), 站内
八、锁国的历史影响
公元17世纪西欧殖民主义者东侵,印度、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等国相继沦为殖民地。东亚还保持独立的中日两国,国内商品货币经济都开始发达,阶级分化,反封建斗争逐渐高涨。统治阶级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商品经济,镇压人民斗争,同时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文化活动,特别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结合,采取了严厉防范的方针。对外贸易,一般都由政府独占,作为国家财源之一。为此取缔国内外走私商人,形成了一套锁国政策。中日两国所不同的是,明清两代统治者使官营贸易表现为传统的朝贡形式,其他往来一律禁绝。日本的锁国则采取积极防止旧教国的侵略,禁绝天主教,取缔海盗和独占海外贸易。两者都是封建集权国家为克服内外矛盾,维护统治而执行的闭关自守政策。
日本锁国的后果如何?论者见解不一。有的从侵略者的角度出发,惋惜锁国使月本成为一个“蓑虫”(龟缩网里的虫),露出头来时,世界大势已定,坐失瓜分殖民地的机会。[注98]有的从文化史观出发,指出:日本人由于锁国,以致未能汲取欧洲理性主义的精神,日本民族也就因缺乏科学精神而致战败。[注99]似乎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只是因为锁国妨碍了科学发展。有的认为锁国政策有“自卫”的一面,并且认为东亚国家沦为殖民地较晚,是由于坚持锁国,特别是日本因锁国而使幕府得以维持两个半世纪的独立统一的政权。因长期的和平,多少给日本以封建生产力发达的条件。但锁国也招致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坐失早日转向近代化的机会,“都市文化由于资产阶级精神的发展受阻,以致形成一种夜郎自大,缺乏民族积极性的‘岛国根性’,这正是闭关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特有的畸形性。”[注100]
我们认为,对于日本幕藩统治阶级,锁国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当时日本国内外条件下,不锁国便很难维持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和不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同时幕府由于严格控制对外贸易,还迫使国内商工业完全屈从于封建势力,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防止武士同农民结合起来进行反抗。但是,锁国本身必定严重阻碍商工业的发展,堵塞西方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的输入,延缓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生,使日本的近代化比西方足足落后了2个多世纪。明治维新不得不被着“尊王攘夷”的袍笛登场,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无法摆脱封建残余的长期困扰。
[1]德川家康原为三河国(今爱知县)一个小诸侯,因助织田信长有功,扩张势力,逐步须有甲斐(今山梨县)信浓(今长野县)之地。
[2]伏见是京都南郊战略要地。
[3]公定年产米量当时称“石高”。日本在公元1582年—公元1875年年间政府清丈拼地时确定凡诸侯领地、武士禄米的数额和农村米谷的产量都以“石高”表示,“石高”数额往往高于实际收获量。
[4)丰臣秀吉侵朝时,老将之间就发生派系对立。一派以五奉行中的石田三成和侵朝主将小西行长为首,代表近畿先进地区小农生产和商品货币经济势力的官僚层;一派以另一侵朝主将加藤清正及秀吉的功臣福岛正则为首,代表九州、中国等后进地区封建农奴主势力的武将层。在对待侵朝战争问题上,前者结托五大老中的前田利家和毛利辉元,主张同朝鲜讲和;后者结托德川家康,主张战争。以后逐渐发展到全国大名都卷入了这两派的斗争。
[5]1560年正月家康在大坂城楼接受诸侯们的参贺,石田三成认为丰臣的将领有
归顺家康的趋势。
[6]战后被消灭的诸侯(大名)91家,被灭封的4家,没收公定土地年产量约642万石的领地。
[7]方广寺钟铭事件:秀吉在京都东山建立的方广寺因地震倒塌,幕府借口祷求秀吉的冥福,命秀赖再建,迫使耗去巨资。钟铸成后又诬称钟铭上“国家安康”一语有诅咒(擅斩)家康的意思,向丰臣氏大兴问罪之师。
[8]德川家康事迹参见北岛正元:《德川家康》(中央公论社版)、中村孝也:《德川家康》(至文堂版)。
[9]“藩”皇室分封给臣下的领地,意指诸侯有屏藩(捍卫)王室的作用。日本德川中期儒学发达,模仿中国,称大名为诸侯,其领国为“藩”。后通称拥有公定年产米量万石以上领地的诸侯为“大名”。大名按照人们和将军家关系亲疏,分为亲藩(将军同族),谱代(关原之战前臣属德川氏的世代家臣)及外祥(关原战后归顺德川氏)三等。大名的名额经常变动,江户中期约有270家。
[10]“天领”散在关东、东海、近畿一带,初期只限于丰臣赐给德川家康的须地。关原战役后,增加了幕府没收自反对派大名的领地、丈量出农民漏报的土地以及幕府的新恳地。
[11]旗本:封地收入万石以下,淮许觐见将军的直属家臣(“直参”)。御家人:只给俸禄木,不给领地,没有觐见将军资格的武士。
[12]公役:包括“参觐交代”、警卫要地、负担幕府兴办各种土木工程的课役等。军役,指战时按租赋收入多少,分担供应兵员、武器的任务。
[13]幕府直辖的都市有大阪、京都、奈良、伏见、山田、骏府、甲府、长崎、界等。矿山有佐渡、伊豆、石见等金、银、铜矿区。
[14]根据庆安2年(公元1649年)军役表,见《德川禁令考》第1卷第90页。
[15]伊东多三郎:《江户幕府的成立与武家的政治观》,《历史学研究》,第131一132号。
[16]《群书治要》:631年唐魏征等奉旨撰,汇摘群书有关帝王治术,足资劝戒的篇章,50卷。
[17]《禁秘抄》:13世纪初顾德天皇用汉文记述宫廷行事、仪礼、掌故的书,共29项,2卷。
[18]二条城,1603年德川家庚所建,是历代德川将军到京都坐镇的城堡,殿宇雕绘辉煌,明治维新后改为天皇离宫。
[19]德川时代以前,朝廷对武士有官位授予权。德川幕府《禁中及公家诸法度》(公元1615年)第7条规定,武士官位脱离公家官位而完全独立,由幕府授予。(《德川禁令考》卷1)
[20]《武家诸法度》是大名以下武士应遵的法律,共13条,严定武士身分等级,大名参数交代时随从兵额,鼓励大名修练文武,自奉俭约,禁止新筑城堡、结党营私、隐藏罪犯、擅兴兵革及大名间私缔婚约等事。(参见《德川禁令考》卷3)
[21]水原庆二:《日本经济史》第103—116页,有斐阁。
[22]羽仁五郎:《幕末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第19—20页,岩波书店,1932。
[23]本百姓是德川时代登记在土地清丈册上,占地自营。按期缴纳贡赋的农民。它是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外观上是自耕农,但它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在不断分化,少数成为富农、地主,多数沦为贫雇农。
[24]当时农民的地位有如19世纪初幕府执政(老中)松平定信所著《国本论》所说:“至今有五公五民、本公四民、七公三民之说,贡赋之多,更难数计。场圃有赋,家屋有赋……又核布、榷酒、擦、柞、椒、麻之类,悉使上贡……收获时官吏数十百人巡行阡陌,途远必宿民家……民畏之如狼虏……虽在农忙,逢役即弃末箱,负粮稿、经十百里而不得一文,反被杖殴怒骂。”(《日本经世大典》第13卷第336—339页)
[25]《落穗集》,《日本经济丛书》第1卷第238页。
[26]“地方三役”是农村中的三种基层官吏,形式上由农民选出,管理村政,实际上是政府在农村基层的爪牙。三役中“名主”(又称庄尾,相当村长),每村1、2名,多半是有财势的地富,初为世袭,后改为选举产生;“组头”,辅佐名主,每村若干人;“百姓代”,代表村民办理交纳租税、指派徭役等事。
[27]“十人组”(以后改为“五人组”):幕藩将村民每10户编为一组,迫使保证组内农民按期交租,取缔“盗贼”。发生欠租、盗窃等事,全组要负连坐责任。有如我国宋代王安石设置的“保甲法”,解放前国民党的“保甲制”。
[28]这一法令发布后,直至幕末统治着日本农民。它强制农民严遵法令、事村长如父母、日夜操作、不得怠惰,它规定“妇女不仅白昼,还须继以夜工。妻子事夫不勤、爱闻谈上街者应退婚。”农民不得购买薪柴、烟、酒、茶叶,不许着用棉麻以外衣料,不许饱食,更不应多食大米,只许吃杂粮。它用如下的话威吓农民:“必须交清年贡,否则借米2袋,5年本息就达15袋,终至卖出妻室子女,直至卖身。凡勤俭致富者,邻里尊重,代代享福。无家产者,同村蔑视,因于饥寒,沦为盗匪则处刑死,双亲悲痛,同族受辱;犯法者本人入狱,还须传询村民。……”(t德川禁令考》卷43)
【 在 GoodSleep (猪的小弟) 的大作中提到: 】
: 第六节 幕府的禁教与锁国
: 一、幕府与天主教的矛盾
: 天主教在日本传教事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教会和幕府间的矛盾。从幕府的立场看,天主教在两个方面是和幕府统治根本对立的。首先,天主教教义上坚持上帝是最高权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和以将军为最高主宰、严分身份等级的幕藩体制完全不同;天主教排斥异教,否定神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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