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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rsy (mouse), 信区: Green
标  题: 你了解日本人吗？（上）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0年08月30日13:31:43 星期三), 站内信件

    【方舟时讯】每年春夏时节，武汉珞珈山的樱花就回盛开于野，武汉大学师生以及
武汉三镇的市民纷至沓来，踏青赏花。在这种时候，总有不同的声音传到我的耳边，他
们不能忍受这艳若云霞的花。这些植物是五十多年前与日本军队同车共舟来到中国的，
它们生根发芽时，正是中国人民尸横遍野时。
    “日本军阀总是用最柔美飘渺的东西掩盖最野蛮的暴行！”武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
教师屠文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理解超过了所有书本。当她还是孩子时，随着一个教会
的孤儿院在日本人的炮火下碾转漂泊了半个中国，时光飞逝，并未能减轻切肤之痛：“
你能想象‘樱会’这个有着美丽名称的组织，竟是当年日本军部的法西斯会社，成员都
是凶残无比的军魔。珞珈山的樱花，总使我想起那恐怖的日子。”
    这种诡诈莫测的性格和行径，曾经使世界许多人，特别是西方人迷惑不解，《菊花
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些到：“如描写日本人以外的民族时，说他们礼仪超群，就不
大可能再加上‘但是他们又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这类话......当描写他们如何崇拜演
员和艺术家，在菊花栽培方面是如何讲究艺术时，一般也不会再去写一部书来补充该民
族是如何崇拜军刀、崇尚武士的最高荣誉的。”中华民族是用鲜血和生命感受邻邦军人
的性格的，阴狠极欲，不以和为贵的大和军阀，使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吃尽了苦头。
    千年不绝的武魂
    “同文同种”、“共一血脉”、“中日一体”，什么时候日本扩张势力觊觎中华大
地了，这种观点就被反复鼓噪。《丑陋的日本人》一书的责任编辑、中日关系研究专家
岳建一说：“实际上中日从来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民族。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相距甚远
，甚至超过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温顺和善，对国境边土固守不进，对
异族的噪动恩威并施，怀柔为主。而日本民族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武士集团，他们坚忍凶
暴、杀伐为本，一旦稍感强大，就对高丽和中华高高举起倭刀。中国人自古善良、轻信
。屡受侵犯，却仍对他人宽厚，而日本在从未被侵略的情况下，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一
百年间，日日“卧薪尝胆”，以求“移都北京”、“皇化世界”。
    二十年代加入共产党、曾任史迪威部下、参加过滇南、印缅，以及忻口战役的曹艺
老人，是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团团长。少年时在“上海东亚同文学院”就读，那实际是日
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预科，学生大多是日本人。他半辈子与文武老少的日本狂热分子打交
道，对他们的内心有很深刻的探视，他说：日本民族可称世界上就优秀的民族之一。他
们并没有特别出众的聪明，全世界的重大发明很难说出几项是日本人做出来的，就是学
习外语也不如其他民族快捷，然而他们善于学习、有毅力、有心计。他们谦恭有礼，待
人接物实在没有一个民族可与之相比。他们经营管理上的服务周到是无可挑剔的。他们
喝清酒、赏樱花，是个淡泊过去、重视当前、也不美化明天的民族。然而他们中的一些
人又狂热于暴戾。当年在同文书院与日本同学相处时，亲眼看到一地星期六，他们便疯
狂地大喊大叫，来个大砸大破的比赛。星期天过去，总务职员只好忍气吞声，修理教室
宿舍。他们从不怜惜卑躬屈节、懦弱乞怜的软骨病患者。新学年开始，低年级同学的受
难期就到了，高年级同学使出各种凌辱的手段，没完没了地寻低年级同学的麻烦，横蛮
残暴地惨无人道的地步。你愈显得可怜，他就愈加欺辱你；你偶作反抗，他倒可能会给
你一点好颜色。老师从来不制止这种恶行。日本同学对我解释说：这算什么？新同学受
些磨练，骨头就硬了。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谚语吗？“十年媳妇熬成婆”，他们中还会出
别出心裁的恶婆婆呢！
    “人的情绪总是像漂移的毒气一样倏忽即至”（本尼迪克特语），武士道精神体系
就是在这种弥漫于社会的好勇斗狠，以及原因不明的慷慨悲歌的氛围中产生的。这种慷
慨悲歌实际是基于性格的不明朗和对未来的危机感，即日本学者高桥敷所说的“武士的
乖僻”，遇到合适的环境就蔓延开来。
    《日本通史》的作者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汤重南，曾主编著
述过《日本帝国的兴亡》、《2000万中国人之死》、《明治维新史》等著作。他说：幕
府时代的著名剑道家宫本武藏，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的极端残忍性
，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而他的故事竟广泛流传，日本古典戏曲演出了他的传奇，战
前还出版了长编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
宫本的作法和精神，为侵华战争服务。
    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他从儒学
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守“忠节”、“武勇”、“义理”，表现出“尽忠死难”的
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本分，宣扬“报恩、克己、面对死
亡不动摇的勇气”。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
华”，认为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与天地无穷”，这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
日出处天子”、中国皇帝是“日没处天子”的说法，以及后来的各种叫嚣，如日本是“
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等，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
以“效忠天皇”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两大基本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
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是要实现“武国”观念，其特色就是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
为极大荣耀。明治维新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利的大多数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时，中
央官厅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维新以后左右日本命运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
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主义等、二战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
郎、土肥原贤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这些武士门人的内心仍受以“
武”为业的传统价值观支配，以“武”的视角观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的发展方
向。
    “民间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大特色，封建时代的武士集团在明
治维新后无所依托，于是用过剩的好战精力毒化整个社会，武士道精神渗透到民间各个
角落。充当军国主义侵略鹰犬的日本大陆浪人，就是武士集团的碎片。他们与“准浪人
”即流入中国的五行八作的日人一起，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曹艺老人回忆道：明治维
新后来华的日本人，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大多自觉献身扩张，他的许多日本同学
利用假期作间谍，到中国各地搜集情报，做的极细致，什么地方有一个井，有几棵树，
能供给多少人用等，都记下来。中国同学以为他们在做论文搞社会调查，还给他们当向
导。摈弃仁爱只取忠勇,世界上许多学者都认为：日本是一个善模仿学习的民族，但他们
往往没有把一个理论体系中对人类最为有益的部分拿过来，他们所汲取的是与他们民族
早已存在的十分强烈的思想、愿望和目的相契合的那部分。他们在学习西方时，摈弃一
切人文思想，而仅学习技术、军队体例和殖民侵略的行径。本尼迪克特说：他们认为大
国赢得尊敬是凭借武力，他们采取了向这些大国看齐的方针。他们因为资源贫乏，技术
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残酷的希律王还要残暴。
    对与儒家的学习也是这样的，日本著名学者朝河贵一说：中国人并不使“忠”、“
孝”、“勇”成为无条件的，而是设置一个凌驾一切之上的“仁”，作为行使“忠”、
“孝”的先决条件。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在日本，这些
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事实上儒家思想在被引进时，“仁”是被排斥在伦
理体系之外的。
    “忠”、“勇”被无条件地使用，统治者的魔棒指向哪里，凶捍的武士就如群狼般
扑向哪里，冷酷的心里没有一丝仁和爱，哪管异国可怜的人民哀告哭叫、尸横遍野，朝
鲜、中国、缅甸、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大地被肆意践踏破坏，只因为天皇
、大佐、军曹说：要进攻！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亲善”宣传、“同文同种”的观点，仅仅是面对被侵略的中国
人民时才说，虽然那时他们从文化到物质都曾沐浴在中国的恩泽中，但他们自古以来就
看不起中国人。他们自认为大和民族天生优秀，所以不需要道德戒律来约束，他们所做
的一切都是高尚的。两百年前的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长曾写到：中国人不得不
制定一种道德戒律，把“仁”----公正和善行----作为一种绝对的标准，“道德戒律适
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
    曹艺老人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妄自大，就好象那樱花开起来热闹的不得了。他们
特别看不起衰老，恰恰中国当时衰老了。他们称中国为”支那”，近几百年来，这个词
已经失去了古代尊称的意思，而意近“猪”，是极度蔑视的称呼。他们对美苏也采取这
种精神战胜法，把美国音译为“米”，暗寓吃稻米的日本人吞“米”在口；称俄罗斯为
“露西亚”，意即“露水”，被太阳之国一晒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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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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