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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ragon (猎鹰), 信区: Green
标  题: 中国有多坏？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0年07月10日11:06:03 星期一), 站内信件


中国有多坏？
——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透视
李希光　于家娣
　　“中国”在很多美国人的眼里是个很容易引起情绪反应的词汇。
“中国”在美国媒体中很长的时间以来，一直与“压制人权”、“武
器出售”、“箝制西藏宗教自由”、“武力威胁台湾”、“逮捕持不
同政见者”等概念为伍。《时代》一篇文章说，“美国公民们对这个
他们断定为在道义和政治上越轨的国家嗤之以鼻。”
　　《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说，1989年之后，“许多美国人想起的
中国的典型情景仍然是一个孤单的示威者阻止一个武装纵队穿越北京
的街道。电视画面反映中国是一个独裁之地，被那些准备无情镇压所
有想寻求自由生活的人们的人所领导。”
　　而且美国媒体为了加深这种画面的持续影响，不断地做“坏中
国”的文章。如1989年以后，几乎每年美国媒体都能找出一两件事把
中国推到版面的主角位置上。如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5年李登辉
访美；1996年海峡军事演习、吴弘达事件；1997年“迫害基督教”、
政治捐款事件；1998年的高科技出口和卫星发射问题。几乎可以说过
去每一次媒体集中报道中国时，中国就要受一翻“敲打”，而且每次
被炒做的主题跟中国现实的社会改革、中国人的生活毫不沾边。
　　1998年的夏天在克林顿访华前夕，美国媒体开始大炒“天安门”。
在“美国总统应不应该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问题上大
做文章。由于长期以来的固定模式的灌输，天安门已经成为“镇压持
不同政见者的同义词”。美国媒体的“天安门”情结是很深的。虽然
9年时间过去了，但在报纸版面上“天安门事件”始终如影随形地跟
随着“中国”，生怕美国人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担心有一
天“天安门时代”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如《新闻周刊》6月29日一
期的文章《正在消褪的伤疤》表达了美国媒体的这种“怀旧”情绪。
作者发现她自己对天安门的记忆竟比大多数中国人更鲜明，她说，
“天安门的遗产正在变得微弱，就象消褪的疤痕。”“为什么只有很
少的中国人看起来没有忘记天安门？”《华盛顿邮报》更是在其言论
专栏发表题为《言论自由没有取得胜利》的文章批评克林顿政府说，
“我们的现行政策正在制造一个‘后天安门时代，’但是只要那些因
为和平表达宗教和政治信仰的人仍被关在监狱，只要持不同的政见者
在中国不能自由地说话，天安门时代就要继续。”
　　1998年6月29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为配合克林顿访华刊发
了一组有关中国的专题报道，其中的封面文章题目是《中国有多坏？》
(How Bad Is China?)。文章刺眼的标题反映了当前的美国舆论对中国
“这个星球上的另一个大家伙”表现出来的复杂情绪。过去9年来，特
别是1995年到1997年这几年间，美国媒体一直把中国当作一个邪恶的
敌人来描绘。他们从来没有自己问过自己：中国到底有多坏，值得美
国媒体大动干戈。这正如《时代》周刊这篇文章所说的：美国总是一
直难以确定把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党国家贴上什么样的标签：
一张地缘战略牌？一个生意对象？还是下一个邪恶的帝国？1998年夏
天的美国传媒上刺耳的争吵可以看到，围绕克林顿进行自1989年以来
的首次总统访华，美国政界群星突然汇集一处，不断地就怎样处理中
国的争论达到了高潮。如《时代》周刊文章所指出的，“反堕胎活动
家猛烈抨击中国的强行堕胎。被驱逐的活动家亨利·吴（吴宏达）指
控中国售卖被处决的犯人的器官。人权倡议者抱怨克林顿忽视全面压
制；达赖喇嘛的支持者要求一个自由的西藏；劳方支持者在不平等竞
争的问题上敲响了鼓。甚至为克林顿所讨好的商人们也抱怨中国仍然
封闭其市场。”
出于考察需要，笔者搜集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洛杉矶时报》、三大新闻周刊——《时
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及美联社等美
国主流媒体有关中国的200多篇报道，时间跨度是从1998年6月初到7
月下旬近两个月的时间。其中6月中旬到7月上旬是美国媒体报道中国
的高峰期，因而搜集到的材料大多集中于这一时期。在美国素有第一
大报和第二大报之称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因其独具权威
性和代表性，能够基本反映主流媒体的报道态势、价值取向，笔者对
这两大报纸从克林顿访华前一周的6月18日开始到克林顿访华结束后
的7月4日为止的17天报道，逐日逐篇进行搜集整理，以保证材料的连
续性和完整性。通过对这200多篇文章的分析，基本上能够把握美国
主流媒体在中国报道问题上的思想脉络。
　　为了增加读者的感性认识，笔者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
报》为主体，对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按主题进行梳理分类，介绍部分
有代表性的报道和文章。
　　　　　　　　　　　　　　　　持续的冷战主题
　　综观这历时一月余的200多篇报道，发现各家报纸有几个共同的
兴趣点，做一下纵向观照可以看出这几个兴趣点正是美国媒体一直
热衷的关于中国的报道焦点，这就是持不同政见者、人权、台湾、西
藏、武器出售、政治捐款、天安门事件、高科技出口、宗教、最惠国
待遇等等。这一次又增添了两个话题：《牡丹亭》事件和自由亚洲电
台记者被拒入境事件。90%以上的文章都提到了这一连串问题清单中
的一项或几项，美国媒体似乎一提到中国，就感觉到了“维护民主尊
严”的义务。
1．政治捐款和高科技出口
　　这两件事是美国媒体在克林顿访华前炒作的热点。政治捐款自去
年以来一直是媒体追踪报道的主题：
　　7月2日《华盛顿邮报》的文章《钟会见中国石油化工公司以获取
财富》；
　　6月6日《纽约时报》文章《科学家向中国提供了火箭方面的帮
助》；
　　6月12日《纽约时报》文章《汉姆说克林顿试图通过在卫星出口
方面放弃控制来保护中国》；
　　6月13日《纽约时报》文章《报告显示中国军事应用了美国制造
的卫星》；
　　6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文章《美国重新考虑一项与中国
军事有关的卫星合同》；
　　6月18日《纽约时报》文章《专家说中国火箭安全性突然提高
了》；
　　7月15日《纽约时报》文章《洛特重提中国导弹和选举问题》；
　　6月8日《新闻周刊》文章《克林顿的中国问题》说，“对中国出
口的高技术产品可能最终落入军方手中。”
　　以政治报道见长的《华盛顿邮报》更是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仅
6月份一个月内就先后发表了九篇报道：
　　6月8日《爆炸后解密芯片命运之谜》；
　　6月13日《对美中政策的调查挫伤了卫星业股票》；
　　6月15日《国外发射起因于美国设施缺乏能力》；
　　6月19日《政府官员告诉国会让中国发射卫星是从美国的利益出
发》；
　　6月22日《中国经理为劳拉的角色辩护》；
　　6月20日《五角大楼说美国航海卫星帮助了中国》；
　　6月24日《技术转让调查正在扩大》；
　　6月25日《休斯公司怎样在中国问题上得到它想要的》；
　　6月26日《支持者称高科技出口控制监督者被阉割》。
　　出于平衡的需要，美国媒体也发表了“反方”意见：
　　《纽约时报》6月5日发表文章《商务部能干好审批工作》，作者
是美国商务部长威廉·戴利。针对国会关于把通信卫星管辖权从国务
院移交商业部损害了国家安全的指责，作者声明“商务部审批的办法
同国务院管制军需品的办法一样全面仔细，《华尔街日报》6月3日发
表文章《在中国发射卫星对美国有好处》作者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赛
缪尔·伯杰。
　　但是，在20多篇报道中国“偷窃美国高科技应用于军事目的”的
文章中夹杂一两篇非主流的反驳的文章，舆论强势在哪一方是很明显
的。
2．武器出售
　　《纽约时报》6月22日国际版以整版篇幅报道了《审查中国的武
器交易》，“国会领导人，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争辩说，克林顿先生
和他的政府机构忽视中国出售危险的核导弹、化学导弹和弹道导弹技
术的方式。批评家称，白宫的动机是想避免施加法律要求的制裁。”
　　该文使用了平衡报道的手法，对等地反映国会和白宫的意见。与
该文相配的是一张对照表格。在题为“中国武器交易”的表格中，第
一栏是“进步：中国限制了对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危险出口，并采取了
重要步骤。有时是迫于美国制裁”。第二栏是“问题：情报部门报告
继续显示中国对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出口和技术援助，这违反了中国的
誓言并有可能引起美国制裁。”在两项表格下分别列举了1992年至今
中国的武器出售方面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看上去很像
老师给学生写的行为鉴定表，好在有批评也有肯定。
3．持不同政见者
　　也许是美国新闻媒体注重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传统习惯使然，
中国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一直是他们热衷的采访对象，媒体是这些人的
传声筒和扩音器。跟报道克林顿抵达访华第一站西安齐响并奏的，是
各媒体大肆报道中国在西安捕了3个持不同政见者：
　　6月26日《华盛顿邮报》在《克林顿呼吁更密切的美中合作》中
提到西安逮捕三名持不同政见者。“这是几天来中国不愿意改变它的
传统做法的第二个明显信号。”
　　6月27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在中国避免麻烦》引用持
不同政见者的话“在克林顿来访前骚扰加强了。”文中说，“共产党
具有严惩挑战其政治垄断权力的人的历史。”
　　6月30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题为《在省会城市被捕的持不同
政见者》。
　　7月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了“克林顿访华期间，持不同
政见者试图发动民主。”
　　从7月11日开始，美联社、CNN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境遇”进
行了连续报道。
　　《时代》周刊则在克林顿访华前和访华结束后分两次对中国的异
见人士进行了采访，并发表了题为《睁眼看中国的人》的文章。
　　美国媒体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报道贯穿克林顿访华始终，成为一大
新闻点，借他们之口控诉抨击中国当局，而且似乎只有他们才能代表
中国的发展方向。
4．“禁止入境”与“禁止出境”
　　如果说“人权”、“西藏”、“台湾”、“武器销售”等的报道
不过是老调重谈的话，那么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被拒签和《牡丹亭》
“出境”问题则是为美国媒体纷纷看好演奏的新曲。
　　6月28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亲爱的江主席》，要求
克林顿接受众议院发言人金里奇的建议，把这三名被拒签的美国记者
带上空军一号，看看飞机降落时中国会怎么样。
　　就当自由亚洲电台3名记者博取了美国新闻界普遍同情和支持时，
又一事件成为克林顿访华前夕媒体聚焦中国的热点，那就是昆曲《牡
丹亭》因某种原因不能在纽约林肯中心如期上演。
　　6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上海对参加林肯中心艺术节
的歌剧道具实行禁运》报道了原定在林肯中心上演的由留美艺术家编
导的中国古典戏剧《牡丹亭》，因为“色情”而被上海有关部门禁止
出关。“色情的坦率和太多的现代派惹怒了当局。”
　　6月20日《纽约时报》又发表文章《在上海，优雅的含义是关键》，
采访了该剧导演陈世正(音译)，他为自己的一些大胆的创新做了辩解，
记者认为，“陈先生力图使年轻的角色人格化，抛弃传统中很多僵化
的东西。”并写到该事件已引起高层外交的介入。
　　6月21日《纽约时报》又发表文章《以名气换取自由》报道了一批
“京剧明星”在1989年来到美国，“为他们自己寻找自由，为他们的
孩子寻找机会。”
　　7月1日《纽约时报》又发了题为《艺术节的领导痛苦地说，上海
剧团肯定不能上演》的后续报道。
　　《华盛顿邮报》在此期间也发了连续报道：《被禁的歌剧》(6月
25日)、《上海的被监禁的歌剧》(6月30日)、《该歌剧将不能在纽约
上演》(7月1日)《对于中国外交，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7月3日)
　　尽管《牡丹亭》不能在林肯中心如期上演，但媒体对事件的连续
报道使众多美国读者在关注克林顿访华之外关注“杜丽娘”在中国的
命运了。
　　　　　　　　　　　　　　　　西藏报道
　　很多美国人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媒体的舆论导向
作用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在西藏“压制宗教信仰”、“实行民
族同化”是媒体传达给美国公众的信息。
　　6月7日《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即将在RFK体育馆举行的第三届西
藏自由音乐会：“11万张票在不到六小时内卖光了”。记者写道：
“在世界上被最高的和最遥远的山峰环绕着的西藏曾经享有僻静的自
由，现在它的地理特征几乎形成了与世隔绝的监禁。”
　　6月15日《华盛顿邮报》同时发表了3篇对前一天举行的音乐会进
行的报道《自由正义与小摇滚》、《摇滚的解放历程》、《演出在晴
朗的天空下进行》，并且采访了魏京生。
　　6月16日该报发表文章《西藏人集会要求克林顿采取行动》。
　　6月26日该报发表文章《北京把跟达赖喇嘛对话的门敞开了一些》，
报道说，“今天江泽民主席，几年来第一次公开点燃了关于西藏未来
的希望之光。在这次与克林顿总统的出色的范围广泛的公开对话的结
尾，江突然停下来，抱歉说必须‘再占用5分钟’，拉着开始即席独
白，列举了与达赖喇嘛公开对话的条件。”文章还引用了一位美国官
员的话说：“这是一支非同寻常的橄榄枝，一枝带刺的橄榄枝，但毕
竟是一枝橄榄枝。”
　　6月29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发了新闻《西藏正在输掉这场战斗》，
“中国1950年的入侵从来没能同化西藏或它的古老社会。然而，现在，
有人相信中国找到了更为微妙的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中国每年
向西藏投入50亿美元，创造工作机会：提供食品、服务，在50年的占
领和压迫之后，这些措施对于西藏居民非常有诱惑力。但是中国也向
拉萨和西藏其他城市输入数万名中国管理者和工人。中国说这是为了
帮助西藏加入现代社会。”“不管在好莱坞、在议会以及在印度边界
有怎样的斗争，西藏都在输掉这场战斗。它不再是通过武力……西藏
似乎正在更微妙地失掉自己的自由。”
　　7月5日《纽约时报》发表关于西藏的长篇报道《香格里拉一去不
复返》。记者采访了几位美国研究西藏的专家，这些专家认为，1959
年以前的西藏并非是黑暗野蛮的，几个世纪以来西藏没有系统的农奴
制。有的专家甚至还认为，佛教理论主张非暴力，但是“有时似乎你
必须有一点暴力行动以阻止更大的暴力。”
　　7月13日一期的《时代》周刊对达赖进行了专访《“最重要的事
情是信任”》。达赖表示希望“到中国进行纯精神的朝圣”，“最重
要的的事情是建立信任。”
　　美国媒体对西藏的关注和报道是持久的，而且充满了偏见和情绪
化的色彩。
　　　　　　　　　　　　　　　　台湾问题
　　和对西藏的报道一样有持久影响力的是对台湾的报道。台湾问题
作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美国媒体最为重视的中国
报道之一。
　　5月26日《华盛顿邮报》文章《现在是该澄清台湾问题的时候了》，
呼吁克林顿不得向中国让步；
　　6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克林顿在“一个中国”的政策
上被挤压》；
　　6月26日《纽约时报》文章《在中国人看来，台湾仍然是最重要
的问题》；
　　6月29日《纽约时报》文章《台北警惕被出卖的信号》，报道说
台湾许多人只想要一个独立的国家，从中国分离出去。
　　克林顿总统在上海访问时首次公开重申对台的三不政策，受到中
国的欢迎。尽管此次讲话并无新的内容，但在美国国内和美国媒体中
引发了强地震：
　　6月30日《华盛顿邮报》文章《克林顿重申了对台的“三不”政
策》；
　　7月1日《华盛顿邮报》文章《克林顿关于独立的声明惹恼了台
湾》说，“克林顿的讲话，标志着第一次由一位美国总统明确宣布这
项新政策，使得台湾整天都在报道这件事，也许最为沮丧的是台湾民
主进步党，该党时不时地主张从中国独立出去。”
　　就在克林顿访华结束后，美国媒体大量报道了国会对克林顿该声
明的反对意见：
　　7月7日《纽约时报》文章《没有政策变化，美国再次给台湾保
证》：
　　7月8日《纽约时报》文章《洛特率领共和党攻击中国之行的“错
误”》；
　　7月8日《洛杉矶时报》文章《克林顿第一次对中国说OK，对台湾
说了不》；
　　7月8日《华盛顿邮报》文章《洛特在台湾问题挑克林顿的错》，
引用洛特的话说“克林顿总统不但没有向北京施加压力让其放弃对台
湾使用武力，反而在台湾问题上接受了北京的立场。通过结束美国的
模糊立场，我们损害了民主台湾的立场。”
　　7月10日《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告诉台湾“面对现实”》：
“尽管该政策在十月份第一次得到阐述，但此前克林顿本人从未公开
谈论过，因此，这在台湾被看作是一次沉重打击，在华盛顿，克林顿
的声明招致批评，星期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洛特称克林顿的讲话适得
其反，他威胁要采取国会行动，但未特别指明。”
　　从美国媒体的报道中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克林顿在台湾问题上对
中国做出了不应该有的让步，这损害了台湾的利益。起初对克林顿访
华报道中不多的称赞（集中于记者招待会、北大演讲和两次直播）一
下子就被台湾问题上的指责淹没了。读者从这些报道中很容易了解国
会的意见，在传达这些意见的过程中读者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媒体的意
见呢？
　　美国媒体中国报道主题选择狭隘及对负面问题的报道集中，使媒
体中国的负面国家形象，继续得到肯定甚至强化。大众传播学里有一
个著名的“议题设置理论”，即“大众媒介通过对一些问题注意，对
其它问题忽视，就可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
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其给各个问题确定的优先顺序。”
　　在美国，一旦大众传播媒介就某一事件进行报道，并“形成议
题”，这将对社会舆论形成很大影响力，并促使社会整合，使社会群
体在一些议题上达成共识。美国媒体在中国报道方面的议题设置过于
集中于政客们津津乐道的几个话题，其客观效果是在美国公众心目中，
塑造了一个专制的非民主的、好战的非和平的、敌对的非友好的中国
国家形象，而对这些议题的反复报道，则使这种负面化印像在人们头
脑中得到强化，形成较深的成见。
　　　　　　　　　　　赞扬与批评：美国价值观的中心主义
　　克林顿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与江泽民主席公开讨论了敏感话题，
并坦陈了自己的主张。此后在北大演讲时向学生宣扬了美国的价值观
念。而中国政府同意将记者招待会、北大演讲进行直播，则可能得到
了1989年以来美国媒体给予中国的最热烈的赞扬。
　　翻开美国报纸对两次直播的报道，会发现众多的积极正面的形容
词第一次站在了“中国”这个很刺激美国人情绪的词汇前面：
　　6月29日《时代》文章《闪光灯下的中国外交》中称实况转播记
者招待会“是一件令人震憾的事件，因为克林顿和江争论了关于人
权、天安门和西藏的问题”。
　　6月29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文章《中国：大争论之后》说：
“全中国上下都议论纷纷，不知史无前例的实况直播辩论这件事将
怎样改变中国的历史。这次辩论是在世界上民主的超级大国的领导
人和飞速发展变革的北京领导人之间进行的。”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直播的举动是中国走向民主、开放的标志，
是“接触”政策的一大成果。但对这件具有“民主胜利色彩”的直
播事件的报道，也表现了美国价值观的中心主义：符合西方价值观
的，就是民主的方向、开放的标志，值得大力宣扬；违背西方价值
观的，就会引起怀疑、审视和批判。这次克林顿访华报道中的另一
报道焦点可以反证美国媒体的这种“唯我”倾向，这就是对北大学
生提问的质疑。
　　直播记者招待会不久，克林顿的北大演讲再次得到直播。克林
顿对“中国下一代的领导者”的讲话也再次得到媒体的肯定甚至称
赞。
　　然而接下来北大学生的提问却让美国媒体感到意外，甚至是失
望。因为这些问题不但没有反映青年学生对西方价值观的接受，反
而在一些问题上对美国的立场提出了怀疑和指责。这引起了美国媒
体的关注。
　　6月29日《华盛顿邮报》将北大学生的表现描述成《北京大学
学生拷问美国总统》。报道说，“学生的几个问题似乎是中国政府
官方观点的直接反映。一个学生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逼
问克林顿并且评论道，‘让我们感到愤怒的是’日本和美国延续了
美日安全条约，中国人怀疑该条约目的是扼制他们的国家。”
　　7月1日《纽约时报》社论《中国变化的一瞥》指责北大学生：
“北大学生提问问题的民族主义腔调令人失望，这所大学是中国传
统的民主的温房。这表明，自从天安门镇压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气候
以后，政府的高压政策压制了那儿的师生员工。”
　　7月2日《纽约时报》文章《克林顿留给中国关于权利和权力的
双重信息》中再次提到了这个话题：该文报道了克林顿总统在上海
接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和四套节目主持人陈晓薇的联合采访，
“提问是温和的，这与克林顿先生星期一从北京大学的几个学生处
得到的拷问形成对照。那些学生在美国的台湾和人权政策上向克林
顿发难。”
　　美国媒体惊讶于北大学生的问题，他们试图寻找“变化”的原
因。于是，北大学生对“台湾”问题的关注被扣上“官方”的帽子，
对西方民主、自由推销的质疑被看成只重实利而非精神。这种完全
西方价值本位的评点猜度与美国媒体信奉的客观、平衡标准实在是
不太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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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FROM: bbs.ndc.ne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