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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rainwashing (北冥有鱼), 信区: Green
标  题: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转罗伯特·劳伦斯·库恩）5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Thu Feb 24 21:14:10 2005)

在有些中国人看来，1976年是天崩地的一年。3月，颗巨大的流星在吉林省上空爆炸，曳光
如雨，落石倾盆，覆盖了500平方英里的土地。7月，20世纪最具毁灭性的大地震毁灭了唐
，24万人丧生。

  政坛上也同样发生了剧变。1月8日，周恩来在与癌症进行了长期斗争后逝世，150万群众
排成长队目送他的灵柩远去。8个月后，9月9日午夜过10分，伟大舵手毛泽东去世，享年8
3岁。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举国上下佩戴着黑纱和白花，发自内心的悲痛使人
们涕泪滂沱。不过，他们也不安地期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小时内，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以各种组合聚会，寻求联盟，筹谋划策
。尽管毛任命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但以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试图通过败坏华
的名声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作为回应，华国锋与党内及军队稳健派领导人结成联盟。10月
6日，华批准采取协同行动，逮捕“人帮”的各个成员，同时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人民
日报》社。“四人帮”的暴政终于走到了尽头。

  但某些极左分子拒绝承认北京的新领导层。他们中的很多人集中在上海——“四人帮”
的权力大本营。这些造反派拥武装民兵，有3万多人的兵力和8万件武器。他们征用当地媒
体喉舌，以阻断任何来自首都的消息传播。但最终未能与中央政府对抗。

  党中央指派了一个14人的“工作组”到上海恢复秩序。成员中有时年50岁的江泽民，他
对此颇感意外。但江是个当然的候选人，因为他对这座城市的工业和企业非常熟悉。江对
领受这一任务心情复杂，但别无选择。他很高兴与妻儿团圆，这份工作充满利益争斗和暗
藏的陷阱，看起来更像是他事业的中断而不是提升。江悄悄地征求汪道涵的建议，但因为
汪还没有恢复职务，他很谨慎，没有说多少话。

  江泽民的任务是重新振兴这座城市的工业和交通，这以前是被“四人帮”及其党羽控制
的。在这座他曾经抗议国民党的城市，江现在拥有了决定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权力。这是项
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很多人成了清洗的牺牲品，另一些人则得到了本不应得的工作。对
每个案例都需要进行严密的审查。

  江泽民以有组织、有条理的方式辅以自己的政经验开展工作。江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关键
人物官复原职，并将许多非法任命的人员罢免。他瞄准了那些抵触情绪最为严重的企业，
派出忠诚于中央政府的工作小组接管。“四人帮”的追随者不是被逮捕就是被审查。考虑
到变化太突然可能会引起混乱，江慢慢地复在“文革”中被废除的高效管理制度。他还为
工人们设立了有限的激励机制，并恢了一些常识性的规矩，例如重工业工种的工人要穿粗
帆布工作服而不是革命服装。

  作为工作组的一员，按级别给江配备了汽车和司机，不过这种特权引起了他的不安。江
一家人继续住在他们的旧公寓楼里，周围全是普通工人的简易住所。他对批评很敏感，不
想让孩子们盯着他的车看，也不想让他的邻居在背后议论。江让他的司机在离家几条马路
之外就把他放下，这样他就可以像他人一样走完剩余的路程。

  工作组大获成功。江在上海待了一年返回北京后，江重续一机部外事局局长的职务。过
，此后的几年颇令人失望。那是个政治过渡期。尽管“四人帮”受到审判，但整个国家似
乎停滞不前。1977年8月（译注：指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被选为党主席的华国锋，拒绝进
行任何变革。他以“两个凡是”而闻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
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江泽民很不适应这保守的环境。第二年，两个副部级的职位与他擦肩而过。那么多的干
部获得平反，使所有重要职位上都充斥着候选人。江民在52岁的时候处于事业危机之中。
江考虑过离开政府到大学任教，10多年后他又考虑过这一变动。

  幸运的是，变革出现了。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他第二次被清洗后再度复出，成为华国
锋领导下4个副主席之一。邓小平时来运转，江泽民也有了好运。尽管他们当时还不知道，
邓和江的领导地位将会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

  作为对华的“两个凡是”的回应，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强调了“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者是对毛原有的思想更为理性的解释，这一思想在20年之久的意
识形态狂热中长期休眠。后者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邓的这两句有力的格言向毛所坚
持的主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中的最高仲裁者——发起了挑战。所有人都知道新思维
已在酝酿之中。

  “我有幸参与了现代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的起草。”滕文生回忆道。它的题目是“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为197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准
备的发言。邓亲自准备了提纲，胡乔木参与了修改。这文章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摆脱
旧的教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打破了所有阶层完全平等这一神圣的教条。滕文生
回忆，他当时想，“这是非常有勇气的”。邓的文章给在12月晚些时候举行的关键的中央
委员会全会定下了调子。这次会议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永远改变这个国家
。 
好时机一下就来了。1978年下半年，江泽民长期的良师益友汪道涵重返政治舞台。在作为
低级官员过多年磨炼和苦干之后，汪终于在党内得到平反，并恢复了他以前的职务，担任
第一机械工业部负责对外经济关系的副部长。

  对汪道涵来说，这是个漫长创痛不断的阶段——13年，更像一个历史期——在此期间，
江尽力帮助他的朋友。汪的子患肾衰竭已有多年，于1965年去世。在她去世前，江泽民和
他的妻子经常去汪的家里看她；江永远忘不了这位病情已到晚期的女同志，他的前上级，
在20世纪50代初的时候是如何给他忠告、给他抚慰的。

  在动荡的年代，两个家庭始终保着联系。在汪道涵被清洗与罢黜之后，江泽民在武汉，
江的妻子在上海给了汪的女儿以庇护。这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任何与已被罢黜的汪的触
，都会给那些想打倒江的人以方便的借口。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汪道涵回到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江经常与他见面。这仍是危
险的，因为汪的职务还未恢复。

  “我们只是老朋友，”汪回忆道，“当然，我们会谈到政治——我们都知道，‘四人帮
’必须清除，中国需要新的领导人——但我们也谈论世界经济、 现代技术，还有文学。江
跟我说起莎士比亚的伟大剧作（我有很多时间，所以读了许多书）我很欣赏江知识的渊博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热衷于学习。”

  在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后，尽管“四人帮”仍然大权在握，江还是搬到了汪的家中。汪
解释说：“北京仍然能感到余震，住在高楼上的人们感到十分紧张。很多人在寻找低层房
屋作为临时避难所。江和他的母亲到我家住了几天。当时，她和江住在一座高层公寓楼的
三层。我常去看望他们。江的母亲做的扬州菜非常好，对我就像对待她儿子一样。每次去
，她都要烧她最拿手的菜，如‘煮干丝’和有网球这么大、和蔬菜炖在一起的‘狮子头’
。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读书，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她很喜欢讨论小说中的人。”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国家从困顿中摆脱出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
”受到批判，华本人按当时流行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评。过渡期结束了，邓小平接掌了权
力。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邓将会组织并推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突进性增长。

  毛是理想主义者而邓是现实主义者。邓曾有名言云：“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
猫。”在中国，精妙的言辞能传递深远的含义，没有人会忽视其中务实的信息，没有人会
忽略邓令人难忘的“白猫黑猫论”所比喻的两种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中共产党的新宣
言，党的任务几乎从一夜之间由阶级斗争变为经济发展。在各项改革中，政府实行“对外
开放”政策，欢迎外国（贸易和投资）机构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政府还开始逐步地开
放中国社会，慢慢放开个人自由。“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
—成为邓的发展计划的基石。从此以后，经济目标实与否将成为衡量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
。增长与发展这一可量化的检验指标将决定政策与事业的升与降。邓说：“不改革，就只
有死路一。”

  邓恢复了家庭农场（译注：指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入市场经济，鼓励消费品的生
产，并促进了同韩国、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贸易。他还开始挑战意识形态
的教条。北京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学习文件，并在全社会范围内鼓励讨论。任何一个人
的思想——无论是毛泽东的、马克思的，甚至是邓小平的——再也不会被盲目并无条件地
接受了。

  此后，邓又宣告说，党应当停止讨论某项策是“姓‘社’还是姓‘资’”，几十年来这
一直是政策能否被接受的试金石。他还宣布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他的意思
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到20世纪的中国。邓个耳朵的听力几乎全部丧失了，但他
的幽默感丝毫没有受损，他就自己偏离“严格的”马克主义开玩笑说：“马克思坐在天堂
里，很强大。他看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大喜欢。所以他惩罚我，让我成了聋子。”

  1978年10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在安徽农村腹地一个叫
小岗的村子里，18个赤贫的农民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人各家全已濒临饥饿，于是大家
达成共识：在共有制的集体体系内再也活不下去了，遂决定把公社大田分到每个家庭，由
各户承包，“家庭承包责任制”由产生。各自独立经营，可以使农民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
，而他们迅即获得成功的消息旋即引起邓小平的注意，并有助于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1998年秋，在“家庭承包制”实行20周年之际，江主席亲临小岗。今日的小村已拥有水泥
公路、砖房、现代化校舍和碟状卫星接收电视天线。江主席看到了当年那份合同的影印件
，上面摁的是真正蘸血的手印。江朗声念出那些走投无路之下决心辟出一条新路的词句：
“…将来要是成功，我们不再向国要钱要粮。要是不成功，我们这当干部的愿意坐牢杀头
，［我们］向活下去的人托付［受惩罚的人的］遗孤，请抚养他们到18岁。”江称赞这“
生动又简明的”语言，并与当年那些农民合，农民们你争我抢，尽量想跟中国的领袖靠得
近一些。

  1979年1月，中国和美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几个星期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款待正
式到访的邓小平及夫人，这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美。美国人对
中国的观感开始改变。人们说，邓这个戴上牛仔帽的小子是美国方面可以与之“打交道”
的人。

  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建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内设厂，生产并出口
消费品。最初的经济特区位于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福建省的厦门，它们将成为改
革的样板和象征。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来贯彻实施邓的改革（国家进出口管理
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由同一个人任主任——一位老革命、国务
院副总理谷牧。

  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不拘一格地发现和提
拔有前途的中青年干部。”他提倡“四个转变”，以产生新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员，要寻
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

  听了邓的指示后，已完全恢复权力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
担任高级职务。（汪本人刚被委以中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上海市市长。）谷牧在20纪50
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记起了过去的江，并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
、党组成员。

  经过4年蛰伏之后，54岁的江终于成了副部长。在几周之内，江以无投票权代表的身份列
席了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经济特区的简要报告。江还首次被选
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政协代表着中的各界别、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民主
党派，它们组成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

  江以后将把经济特区称作全国其余地区的“排头兵”、“窗口”和“试验田”。他在建
立特区中分管的工作是保持经济展与社会稳定平衡。他必须鼓励外国投资，同时又要确保
任何经济改革都不会危及社会主义的稳定或威胁党的领导权。政府希望经济特区能成为外
国资金、物资和专项技术——而不是外国意识形态——流入的通道。为这一目的，经济特
区将使用铁丝网和警犬以跟国内其他地区完全隔开。

  1980年秋，主管特区工作的委员会奉命组织一次由联合国资助的旅行，考察12个国家的
主要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江泽民被任命为代团团长。代表团由10名中国人和一个联
邦德国的向导组成，包括几个特区的市委书记和来自各部委的各类技术和法律专家。

  在新加坡，对代表团的接待并不怎么友好，比如，不允许他们进入一家飞机零部件制造
厂的生产区。第二天早上，在向坚持说英语的新加坡官员抱怨时，江发现翻译有点儿跟不
上，于是江亲自承担了全部的翻译工作。身为代表团团长，这是极不寻常的。江对这些新
加坡华人官员不说中文感到不太高兴，所以在下午的会上他坚要求他们说中文。结果讨论
才变得较有收获。

  代表团在40天里走访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最后在日瓦——江在那里简要地向联合国
官员介绍了情况——结束行程。“江的报告有外交策略，”代表团成员、厦门市委书记陆
自奋回忆说，“事实是除了我们在新加坡的会谈，整个行程一无所获。在其他任何地方，
会谈都缺乏实质性内容。尽管如此，江泽民宣传中国新经济改革政策的工作仍是非常出色
的。后来，是江推动了在厦门开辟2.5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的最终决策。在所有的经济特区
，中央、省及市政府对控制权都有不同意见。”

  陆补充说：“江是一个务实的专家。整个行程中，他非常投入，诸事亲自操劳，没有一
点高级干部的架子。”

  尽管在国待过相当长时间，江还是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他指定
新加坡的巨龙工业园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可能学习的榜样，并有了如何
组建特区的构想。

  代表团返回以后，江泽民和他的小组准备了一份开拓性的报告。虑到“文化大革命”的
梦魇仍历历在目，报告中的建议确实是大胆的。其中包括的政策有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
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等。另外，报告建议允许外资企业按其自身意愿雇用和解聘工
人。对一个共产党国家来说，这些都是激进的观点，只有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才
有权批准。 
江向全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这一提案，并成功地使人大有条件地同意推行该计划。（他在
人大的发言得到了好评，被称作雄辩幽默、有表现力和逻辑性强。）虽然提案不是一致通
过，而且江被告经济特区将接受监督，但这一决议无疑是个历史性的突破——无论是对江
个人而言还是对国家来说。他不再是个技术官员，而已经跃到政策制订的最前沿：江泽民
已经成为邓氏改革的早期贯彻者，并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在圳作出实质性决策的第一人。他
说：“经济特区的所有项目都应着眼于长远，并且与国际标准接轨。”江泽民现在已是日
后被称作“邓小平理论”的理念的拥护者。这一角色将对他十分有利。

  1982年的一天，在一次会议结束的时候，江泽民走向张爱萍将军，当时的副总理兼国防
部长。他们以前见过几次面，但这一次江有件个人的事情。

  “您还记得江上青吗？”江泽民问。

  “当然记得，我们是好朋友。很可，他英年早逝！”

  江泽民说：“他是我的养父。”

  “真的？”张萍大吃一惊，“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么多年来，我还一直打听寻找上青的亲属，没想到你就是他的儿子！”

  “他牺牲时我才13岁。”江泽民补充说。

  张爱萍喜不自胜，问了许多上青亲属的情况。

  随后江泽民提出了他的请求。“当地政府想为我父亲立个墓碑，我想请您题字。”

  当天，张爱萍就书写了“江上青同志之墓”这7个字。墓碑的背面是逝者的同志所写的墓
志铭。这时距他牺牲已43年。

  1982年3月，江任副主任的两个委员会同其他几个与经济相关的部委一起合并成为一个新
的大部，被称为对外经济贸易部。当时唯一的女副总理陈慕华被任命为部长。当她宣布她
的高级班子成员时，江泽民的名字不其列。不过，这一次，他已有了两个强有力的支持者
——国务院的牧和上海市长汪道涵。江又一次从好时机中受益：国务院刚刚决定批准建立
一个新的电子工业部。

  1982年5月，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这是个重要的提升。


  1982年9月，邓小平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致开幕词，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义”，从此
以后这就成为定义中国改革计划的词组。邓认为，马列理论必须适应中国的文化，这也是
江后来进一步展的主题。对西方人来说，邓的革似乎是试探性的蹒跚学步，但在中国，这
些改革却被视为大胆而影响深远。

  就在这次党代会上，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制订政策并选举产生政治局——的第21
0名委员。通过进入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江已经越过了成为高级职务候选人的最后一个障
碍。他几乎完全符合当时的四项标准：出身革家庭，做过30年有知识的管理人员，又是几
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只有56岁，相对来说仍属年轻

  当江第一次出席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坐到座位上的时候，他环顾四周，感到非常地亲
切自然。他认识许多中央委员，包括几名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同事。一些老一辈的领导同
他的养父江上青共同战斗过，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了江的支持者，尤其是张爱萍将军。江最
近的领导是副总理谷牧，谷还是中央书记处成员，这是个管理党务的机构。

  当时，崇尚消费的观念开始出现，电子工业必须努力满足新的需求。据说在毛时代，大
城市里结婚的年轻人希望拥有的是自行车、手表、电扇和收音机，到邓时代希望拥有的是
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和冰箱。为了迎接挑，江自学了电子学速成课程，阅读书籍
和论文，听取技术汇报，同专家交流。后来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他有何爱好时
，江回答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喜欢读书。我阅读与我工作有关的东西：一是机械
，二是电子。”1983年6月，江第二次出访美国，在参观麻省理工学院时，江感觉就好像走
进了科学天堂。江后来留恋地说，假如自己走的是另一条生活道路，他倒愿意读一个麻省
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作为电子工业部的代表，江副部长曾会见各家科技公司的人，其中就有惠普。江跟惠普
签署了建立一家合资企业的协议，这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他访美的最后一站是旧
金山，在那里中国惠的总裁刘池宁（音译）博士提出由他做东，请代表团吃一次中式晚餐
。江的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整个访问期间因吃不惯西餐，一直留在自己房内，错过了多次
会谈。（刘博士的家常便饭中的面条产生了效果，让这个人在回国之前有了精神。）

  刘去机场迎接代表，在驾车去他家的路上他告诉江泽民，除了中式晚餐外他还安排了一
个庆典。

  “庆典？”江问，“庆祝什么？”

  “庆祝什么？”刘反问道，“你开玩笑吗？当然是为了你被提升为电子工业部部长。”


  “你从哪里听说的？”江大吃一惊，问道。他当时并未料到这次提升，也没接到正式的
通知。
刘说刚从朋友那里听说，江泽民进入电子工业部还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部长。江问他是
否能半路上停一下，给旧金山的中领事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这消息。他有些担心，尽管
没有流露出来如果没有真的得到提升，他当然不想去参加庆典。在消息得到证实后，他高
兴地参加了宴会，享受了献给他的一只大蛋糕。江泽民现在是个正部长了。

  在此期间，江泽民见到罗纳尔德·里根总统，江抱怨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售某种电子技术
。

  “我们担心你们把它用于军事目的。”里根说。

  “那为什么你们卖小麦给我们？”江微笑着反驳说，“我们用供养我们的士兵。”里根
和江一起欢快地大笑起来。

  尽管自大学毕业以来，技术变化很大，但江了解的电子知识足以发现需求和机遇。在解
释自己的背景时，江说：“我的经历涉及工程、电子和电力工业还有进出口行业。”江学
习任何科目从不面面俱到，但他掌握的知识足以使他了解要做什么和应该让谁去做。正如
他所指出的：“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在电子工业部，江泽民负责近1400家企业，近4000座工厂，其中很多是军工厂。有7.5万
部属员工和近300万下属工厂工人在他的管理之下。他的任务是带领中国在计算机技术和电
子消费品方面赶上时代的最新发展步伐。这是个艰巨的任务。江说：“严格地说，中国在
工业制造方面落后于世界15年，在基础科学和技术上落后近10年。”工厂处于混乱状态，
企业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电子产品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5倍。

  在1983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江坦率地谈到这些问题。他说：“我们的生产水平，产品的
质量和可靠性，乃至我们电子工业的经济效益，都是非常低下的。我们的科学研究落后，
新产品的研制周期过长。况且，我们的工厂布局分散，既不能开展专门的大规模生产，也
没有统一的协调。这些状况都不能适应这一行业的求。”

  部长职务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1982年11月，江对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深圳分公司大
规模走私案件进行了调查，该案涉及上万台电视机和其他电子消费品，是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最大的一起走私案件。《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题目是《提高警惕，推进严打斗争》
。这是净化的一个创举，也是江与腐败所作的持久而令人恼怒的斗争的第一仗。

  就在江泽民刚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部长后，两个朋友又恢复了联系。沈永言说：“江对
于电子产品在商业和国防应用领域中不断增长的重要性感到兴奋，并对把中国带到世界级
水准的长期挑战感到兴奋。”

  泽民的老同学王慧炯也指出了一些变化。他回忆说：“我可以看出江变得更成熟了。他
仍然出去买东西，自己买菜过着普通的生活——他的确喜采购，他认为这有利于了解物价
。但他变得更为谨慎。坦率地说，以前他是行动至上，不冲动，却咄咄逼人。如今他的言
行变得更加深思熟虑。”

  尽管责任重大，江泽民仍努力留出时间给家庭。他的姐姐江泽芬在“反右运动”中遭受
的创伤仍在逐步恢复中，江便邀请姐姐搬到他家里来。“我弟弟经常晚下班回家，”江泽
芬回忆说，“一般都是在我们家吃完饭几个小时后。当我问他想吃什么的时候他通常要的
是一碗面条。对他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他生活很简朴。”

  1982年，江泽慧被任命为安徽农学院林业系副主任（译注：原文如此，但江泽慧的简历
中写的是党总支副书记，后来升为书记），她匆匆忙忙跑到北京去告诉江泽民。“‘文革
’期间我在农场工作了整整10年，”江泽慧就事论事地说，“对我的提升，我感到自豪，
我得赶快告诉三哥，给他一个惊喜。”在中国公务员体制中，她的新职务相当于县级干部
或部里的处长。听到这个好消息，江泽民拥抱了他的妹妹以示祝贺，然后，给了她一些兄
长式的建议。江说：“你现在是个县级领导了，我想赠你一副对联，以示鼓励。”

  对联是一种两行的工整对句，每行包括5至7个中国字，用以激励或指导。江泽民给他妹
妹的对联写的是关诸葛亮的内容。诸葛亮生活在3世纪，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
。

  一边写着“攻心”。——意即“努力赢得人心”。

  另一边写着“审势”。——意即“判断时机”，换句话说就是估计形势。

  江泽慧说，“我认真思考了这副对联的含意，以及它同我当时状况的联系。既然我成了
一名主要干部，三哥在劝我要学会如何管理人。他希望我成为一个能把大家结到一起的得
力领导者。办事得体和判断准确也很重要。”

  1983年年底，江的中国电子工业抢救与发展计划在国务院获得通过。该计划要建立一个
工业基地，到2000年争取年产值比1980年增长8倍；削减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的产量，大电
话和彩色电视机的生产；以现行的国际标准取代过时的苏联标准。

  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江把计算机和集成电路列为优先发展的项目，强调其军事用途。电
子工业要制造出中国的导弹和卫星，这是江很乐接受的责任。这关系到民族的自豪和国防
。1984年4月，长征3号火箭成功地将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发射到太空。中国成为第五个能够
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江亲临发射现场，并受到政治局和国务院的祝贺。
“在江泽民成为副部长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目标和任务。”1984年调到电子
工业部的曾培炎回忆说，“那时，很多企业都是重复建设的，而且位于山区（这是中国在
20世纪60年代因担心苏联进攻而作的安排）。江多次到这些工厂视察，包括利用他自己的
‘节假’时间。我们有个口号：‘把研发生产结合起来。’”

  “江早就预见到软件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曾培炎补充说，“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
个谈论‘知识生产’的人。他意识到通过教育和再培训提高人员素质的必要性。每年他都
把电子工业领域的200到300名各级领导召到北京。他喜欢与科家和工程师在一起，其中有
些人甚至成了他的朋友。”

  江泽民经常与上级部门沟通。他给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宣传加速电子工
业的发展以支持中国的“四个现化”。江指出，“电子”行业已经转变为“微电子”行业
，尤其是为了支持计算机和电讯技术。受到他与惠普公司在1983年建立的合资企业的鼓舞
，他在1984年举办了多次国际会议。

  虽然江承诺的电子大革命没能在他领导期间发生——多年后他承认，中国的电子工业的
发展“没能跟我原来的期望相一致”——他的成就包括使苦苦挣扎的军工厂成功地转轨为
欣欣向荣的消费品生产者。他也获得了国际经验。

  在邓小平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终于走出了“文革”的长期阴影。1984年是人民共和国国
庆35周年，当时人们是如此乐观，10月的节庆成了盛大的庆典。在天安门场上，学生们打
出写有邓的名字的横幅向他表示问候——“小平，你好！”表达了普通中人感觉到的同他
们最高领袖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毛泽东时代，这种亲切态度是不可想像的，这显示了一种
新的、更为自由的环境。

  更为宽松的环境符合江泽民直率、谦逊的风格。为了让受尊敬的元老陈云了解最新技术
，江带了很多道具。他用集成电路板、微处理器和一台用于观察电路板和微处理器的显微
镜，帮助陈了解电子革命的含义，江还始至说着老人的上海乡音。威望大概仅次于邓小平
的陈云，不仅赞赏江泽民掌握最新技术，还赞赏江善解人意，没有令他对不熟悉的东西感
到不自在。

  《人民日报》就这次会面发表了一条重要报道，文章描绘江既有技术敏锐性又有传统的
尊老品格。这篇文章的分目的是为了表明由面向西方的知识分子创造出的技术进步，与工
农大众的革命并不发生矛盾。

  为了表现自己日益增长的政治悟性，江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呼
吁要团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周围。此时，泽民已开始推行党路线，而不仅仅是支持党的路
线。江通过公开自己的鲜明观点——文章是他个人忠诚的象征——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


  1984年10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改革的决议，强调经济增长，提出“有计划的
商品经济”。决议中庄严地载入了邓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个前瞻性的提法
最早是邓于1982年就阐述过的，此后一直指导着改革实践。这是个里程碑社会主义和市场
（经济）不再相互矛盾。新的纲领断言，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从现
在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以公有制为其产业基础的市场经济。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
阐释，并且成为日后改革的理论指导方针。

  同年，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成为法律。外交政策
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政府放弃了单纯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做法，采取维护中
国独立及和平、追求国家主动权的更为和谐统一的政策。

  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将于1985年届满，北京方面在物色他的接班人。不管是什么原因
——有人说是汪年纪偏大，领导缺乏活力，另一人将此归咎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上海
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没有繁荣起来

  “我当然参加了让谁来接替我任上海市长的讨论，”汪道涵回忆说，“副总理万里来征
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

  汪道涵告诫江，不要期待桂冠。据说，他告诉江，做上海市长就像是当总务科的“总管
”。江回答说：“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由于对他的任命仍属保密，江借机开始重新熟悉这个他热爱的城市。尽管他仍承担着部
长的职责，他已开始考虑上海。说他穿上了退休人员的衣服作为伪装，然后花了大量的时
间在市内到处走动，从他曾经学习过的校园到他在游行时曾走过的街道，再到他工作过的
工厂。他随处可见的都只是上海没落的辉煌。环顾城市四周，破旧的危房以及残缺不全的
基础设施让江泽民感到吃惊——他决心让它旧貌换新颜。
“上海”的字面意思就是“在海上”，城坐落于中国东海岸，长江入海口以南。20世纪早
期，上海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城市及金融贸易中心，超过东
京和香港这新崛起的城市，被称为“东方明珠”、“中国的巴黎”和“冒险家的乐园”。
但是，20世纪80年代，上海跌入低谷。从日本侵略和中国内战到中央计划体制和“文化大
革命”，众多事件共同作用，使这个以前的重要都市成了一座孤立和破落的老城。

  甚至在邓小平开始改革之后（上海从未被划定为经济特区），进展仍然缓慢。而其他地
区，特别是华南的广东省却以非凡的速度发展。上海据说就像“老牛拉重车”。1980—19
83年期间，上海的发展速度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都亲自参与了振兴上海的计划。1984年春，邓这位最
高领导人在视察完深圳后来到上海，现两个城市的反差惊人。改革前的深圳只是一个棚户
区，如今却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大都市。反观上海，曾经让上海引以为荣的基础设施甚
至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住房过于拥挤、交通堵塞、电信服务低劣和环境污染都制约着城
市的发展。邓批评市的领导：“我每年来上海。我看到的都是老样子。你们就不能加快点
步子？下次来，我希望能看到大变样！”（后来，邓小平自我批评说，没有上海列入20世
纪80年代初期第一批经济特区是他的责任。）

  问题既表现得具体，又带有政治性。当地政府中的僵化问题相当严重，以至于被谑称为
：上海综合症。这个城市的新市长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满怀期待的北京和心存疑虑
的上海都将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就在江泽民接任上海市新市长前，他回到故乡扬州。他把亲戚叫到一起，对他们坦率地
说：“古时候，‘一人得道（意思是顿悟成仙，长生不老），鸡犬升天（意思是当一个人
达到了高位，他所有的家人及亲戚朋友都沾光）’。扬州离上海那么近，两个城市的人交
往频繁。等我在上海开始工作后，你们决不能打我的‘旗号’意思是不要以我的名义去争
取优先的待遇）。”

  在上海人的眼中，江被认为是北京方面的人。据说，当时“尽管观察家和一些官员没有
低估他的能力，但很少人相信他能取得成功”。59岁的江泽民并未因人们对他期望不高而
灰心丧气，立即着手作出自己的成绩。他身为市长的第一正式举动就打破常规，没有发表
讲话而是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江泰然自若，充满自信，邀请多记者提问。此前一天，
他曾告诉上海媒体，城市发展将以三大支柱为基础：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与扩大出口
，以及加强科技与培训。

  他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说：“我花了12天半的时间来听取汇报，并到很多地方实地考察。
多年来问题堆积如山。我们只能逐个地加以解决。我们应该少说多干。”

  上海的状况如此严重，江不得不首先关注食物他要求粮食储备至少能够坚持3个月，并通
过谈判从别的省市购进了肉食——这一临时措施后来被“菜篮子工程”所取代。“菜篮子
工程”旨在为市提供充足的主要副食品。

  这一“工程”使家畜饲养工业化，还为蔬菜种植划出3万英亩的土地。市里聘用专家检查
供应系统的各个环节，从选种、收获到销售。这些步骤是战略上自给自足的解决方式，而
不是这个城市曾经赖以生存的权宜性应急措施。江后来说：“上海市民非常讲究，要吃新
鲜蔬菜。”

  江的第二项优先任务是改善交通运输系统。他说：“我们必须改变上海的三个面貌。他
提及的计划包括建设新火车站，扩建国际机场，修建客运码头。大量的其他建设项目也开
始动工兴建。

  然而，新市长最远大的计划是为未来浦东新区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是影响及于全国的重
大地区发展尝试。江泽民让汪道涵负责考察这一项目，草拟初步方案。

  在家里，江面临着个人压力。尽管得以与家庭团聚，但他夫人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他
年迈的岳母也需要照顾。接着，江到上海几周后，他敬爱的养母王者兰在扬州去世。

  尽管江与他的大家庭分别已久，但他决定今后每年清明节都要回乡祭奠已去世的亲人。
清明的字面意思是“清洁明亮”，在这个时候，人们要为先人的墓地打扫卫生，拔除野草
，清扫尘土，以表敬意。几个月前，江曾到江上青的墓地祭拜。江上青牺牲30周年时正值
“文革”高潮，红卫兵亵渎了烈士原先安息之地。“文革”后，1982年，墓地修缮一新，
并竖立起了3米高的墓碑，上面刻着江上青的指挥官与朋友张爱萍将军的题字。江泽民瞻仰
的就是这座新坟。如今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冲击之后，国防部长成了支持新市长的中
坚力量之一。

  在江就任前不久，发生了一起被媒体讥笑为“冷餐事件的愚蠢的丑闻，令江非常难堪。
在一个推广电子技术发展的招待会上，几百名客人带着自己的塑料袋或其他容器来哄抢自
助餐台上的食物。招待会刚开始几分钟，所有的食物就被一扫而空。第二轮添加的食物刚
出现，又被抢了藏起——还有300副不锈钢刀叉也不翼而飞。混乱中，人们拦截服务生，并
掀翻了桌椅。 
这一事件对一个本已受形象问题困扰的城市来说更是个耻辱。一位画家就此画了一幅画，
题是《请派交警来确保冷大宴的安全》。市纪委发布通报，认定这一丑剧造成了31370元的
损失——或者说是每人为26元，相当于一位工程师一周的工资。

  江很不高兴。他曾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7月，在江当选
上海市长两天之后，《人民日报》报道了江严肃处理官员腐朽生活方式的决定。江这做是
长期的传统陋习作斗争，也是一场未竟斗争的延续。他从小处着手，提倡在因公宴请时实
行“四菜一汤”制，不是准备大量奢侈的食物。但是，中国的东道主们把这项政策理解成
“四大盘菜加一大盆汤”。这样，在拘泥于字面规定的同时，他们可以给客人在四个盘子
里放上不同的佳肴，一大锅汤里也有很多美味珍馐。

  江勇敢地刮起了行动的旋风，为僵化的工作方式带来了生气。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倾向于
待在与外界隔绝的地方，靠报告和情况通报来发号施令，出行都是计划周密，安排妥帖。
与之相区别的是，江在到任的第二天，就身便装，悄悄地走到人群中，去检查上海糟糕的
交通状况。在听完一名官员的汇报后江和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感到不满意，便走出去视察
一个新居民区。他们参观了两套公寓房，结果听到了一大堆的抱怨。（在任何地区，党的
书记或者说“党的首脑”都是第一位的，而主要行政长官则是第二位的，所以对一座城市
来说，党的书记是最高官，市长则位居第二。）

  江还帮助码头工人清理成堆的垃圾，然后又给工人们毛巾送水。在另一场清洁城市的活
动中，他铲西瓜皮，与街头小贩聊天。江经常在谈话中添加一些中国的民间谚语。

  城市改革中也有弊端，北京对这种弊端的复杂后果准备不足。当党同意由市场来确定价
格后，由于生产商利用长期被压抑的需求来抬高价格，通货膨胀率迅速蹿升。1985年，上
海的零售价格上涨了17，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食物、衣服和交通——突然之间都涨价
了。这让30多年来只知道稳定价格的人们猛吃一惊。

  中央政府对于采取什么应对行动出现了分歧。赞成市场改革的人认为这些困难都是时的
有的人则认为需要控制价格以维持社会稳定。

  学生的不满情绪开始爆发，此类现象一到社会转型期就会出现。在同济大学，对学校伙
食和宿舍拥挤的不满，发展成为对更严重事情的抗议活动，比如对日本消费产品大量涌入
、生活费用加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江去大学对一万名大体上友好的
师生发表了讲话。江承认消费价格的攀升出乎意料，但他为改革进行辩护，解释说，市场
经济最终将把供求价格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学生的骚动平息了，但这只是为即将发生的
事件做了一次彩排。

  江泽民上任不到一年，在离他60岁生日还有3个月的时候，他推出了《上海总体规划》，
这是经过几年设计与论证的结果。这项规划聚焦于3个地域：包括黄浦江以东的广大浦东地
区在内的市中心区域；呈手掌状展开的7座卫星城镇；其他众多的城镇和村庄。市中心地区
将靠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与外围地区相互连通，同时由环形公路把卫星城镇连接起来。市
中心地区的工业将逐步向外迁移，各县、镇也将发展自身的企业，主要是加工菜、鸡蛋和
家禽的食品加工厂。江宣布：“在下一个5年里，上将经历历史上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阶
段。”

  这些改进措施耗资巨大，政府急需资金，江泽民常常向海外投资者寻求投资。市府在国
际资本市场上筹到了32亿美元，其中14亿分别用于建设地铁、桥梁、水处理工厂、机场扩
建工程和电话交换机。为了建造大桥，他发行公债，向投资者保证投资收益至少达到15%，
然后征收过桥费以确保承诺的兑现。但即使如此，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江规划的所有新
项目。

  作为市长，江的管理风格植根于他那工程师有条紊的思考方式。首先，他阅读或听取汇
报，然后倾听专家的意见，接着进行现场调研，最后提出下一步工作的建议或要求了解进
一步的情况。他和普通人一样早上8点钟左右到办公室，通常由于下班后有活动而很晚才回
家。江的办公室里有超过3000本书，数量上仅次于汪道涵。午饭常常是市政府食堂的汤，
他因此得了个绰号——“面条市长”。他从未为此生气。

  决策都是在每周的市长办公会上做出，参加会议的有市长、副市长及其他高级官员，大
约有12个人。办公会通常在周一召开，有时候要开一上午，但很少提供午餐。会议程序很
正式。议事日程会在上个星期五就发给每一个人，由会议主持人控制时间。每个问题都由
分管这一领域的副市长先发言。讨论之后，由市长做总结。如果每个人都同意，这件事就
算通过。否则，就要放一放，等以后开会再讨论。

  “我的办公室和江市长办公室在同一幢楼里，但不在一个楼层，”主管财政的副市长叶
公琦回忆说，“如果我要找他就给他办公室打电话。如果他不在，我就约一个时间去见他
。江也这么做。如果他要找我，他总是先打电话。他直接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是失礼的。作
为分管预算的人，我有时候发点牢骚是很自然的。从来没有足够的钱来干我们想干的所有
事情。” 
叶继续说道，“我把他当成兄长看待。毫保留地与他交流想及共同关心的事情。作为他的
首席财政官，我向他坦诚地说出我的意见。他也从不把他认为优先的事情强加给我。”

  叶公琦在江泽民担任市长的将近4年时间里一直与他并肩工作。“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
，”叶说道，“当有好事发生时，他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他的热情。他会在会议或吃饭对
我们大家说，‘让我唱首歌为你们助助兴。’为他的下属唱歌？这在高级领导人中绝不是
一个平常的举动！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就像喷泉一样从他胸中涌出。江是个活力充
沛的人。兴致高时，他会公开表露出来。当有不好事情发生时，也许是某个官员不负责任
的行为，他可能会变得非常恼火……”

  “江很透明，”叶继续说道：“他怎么想就会怎么做。有些高级干部摆架子，但江不，
他总是脚踏实地。我作为上海市副市长分管益民食品厂和中国制皂厂两家工厂，多年前，
江年轻时曾在那儿工作过在工厂老员工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既能干又热情的人。其中一些
人仍然和保持着联系。”

  尽管当了市长，江泽民的个人生活仍很简朴。除非是参加市里的活动，他很少去饭店，
而是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他十分珍惜饭后的时间，常用来读书和学。他的夫人王冶坪不
参加上海的社交活动，更喜欢待在家里。当他们家搬到康平路时，那里是上海一块警卫森
严的地区，很多高级干部都在这里，王冶坪为不得不离开20年的邻居们而感到难过。

  新房子看上去很大，有3层楼3个卧室，大约5000平方英尺，但有10口人住在这里——两
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孙辈、岳母、保姆和江夫妇。因为他们的家乡扬州离上海很近，
每年都会有五六次亲戚或朋友的来访，而且常常是几个人一起来，为大家知道，江总是坚
持让他们住在家里。这意味着要打地铺，王冶坪就会亲自到市政府招待所借被褥。

  由于有十口人要养活，绝大部分家庭收入都用于买吃的。为了省钱，江早饭吃粥和馒头
晚饭是一天的主餐，通常有四个菜，三个蔬菜，一个肉或鸡、鸭。全家人围坐桌边。到了
周末，他们会买只烤鸭打打牙祭。

  由于通货膨胀，每个市民都感到手头很紧，江也不例外。当他们夫妇到市场上买食品的
时候，听到人们大声抱怨飙升的食品价格。

  江的妻子几乎从没买过昂贵的东西。但就在这一时期，她大大破了一回例。从江上大学
时起，他就梦想能够自己拥有一架钢。但他经济负担这么重，买钢琴是不可能的。经深思
熟虑的谋划，王从银行里提出了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些钱，勉强凑了2000块钱，
买了一架聂耳牌钢琴（这是以一位著名作曲家命名的中国品牌）。

  别人觉得上海市第一夫人应当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应当怎么做，王冶坪毫不关心。有一
次，王去市府的一个大院看望一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在门口被两名卫兵给拦住了，他们不
认识她。王穿着一棕色针织的旧毛衣，一条旧的黑裤，一双平口布鞋，还推着躺在婴儿车
里的孙子。一名卫兵要求她履行正常手续，在进门之前填写访客登记表，而一位则笑道：
“别难为她了——只是一个不识字的保姆让她进去吧。”就在这时，王的朋友跑出来恭敬
地叫道，“冶坪同志！”名字一般在中国是各人不同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冶坪同志”是
上海的第一夫人（就像在克林顿当政时期，在路上叫“喂，希拉里”，会引起路人回头一
样）。这位党的领导人的妻子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还面带微笑地从两个目瞪口呆的卫兵身
边走过。这两个卫兵如今可有了一段能终身讲给其儿孙听的故事了。

  鉴于几名高级助手因为工作压力过大相继病倒，江泽民提出了一项旨在改善健康和提高
士气的计划。他命令下属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哪些动适合于让工作辛苦的中年干部保持身
体健康。最后反馈给他两个答案：网球和保龄球。江要求高级官员从中选一样。两者都不
是一般中年人力所不逮的选择。

  早些时候，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在办公桌边心脏病作，陷入植物人状态，在昏迷6个月后去
世了。期间，江常到医院探望他，毫不理会工作人员认为他可以把时间用在更重要的事上
的想法。叶公琦说：“江知道，他的到场对医生是一个信号，它表示这个病人非常重要。
”

  朱宗葆夫人在这一变故打击之下精神变得很不稳定，江就把为他们的女儿寻找一个好出
路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他邀请孩子在澳大利亚的伯父来上海，商议他侄女未来的选择。他
们一致认为，朱的女儿应该移居澳大利亚。江亲安排她的旅程，当她因证件不齐在香港边
境受阻时，江还在夜里十点钟亲自给深圳市长打电话。江还帮助朱的遗孀在上海找了一份
工作。就在1989年赴北京前夕，他对叶公琦说：“请照顾好朱家。”江对他的副市长说，
“我把照顾他们的责任托付给你了。”

  当叶公琦也因病倒在离上海约140英里的杭州住院时江专程赶去探望，并帮助安排治疗工
作。1992年，他的另一位原副市长因心脏病去世。当时江已经是党的总书记，根据惯例，
像他这么高级别的人去参加追悼会不大合适。然而，江坚持要去向他的老同事致敬。他以
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返回上海。媒体没有报道他的到来，此行他也没有计划做任何别的事
情。 
当江的大学室友童宗海患了视网膜脱落时，安排了上海最好眼科医生为他治疗，这病在童
的家乡是无法医治的。

  “我当然知江是上海市长，”童宗海说，“但我不想利用我们的交情。我感到羞愧，但
我别无选。给他发了封简短的电报。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回电。江写道：‘我已为你安排好
一切。请立即来上海。’”

  在童到上海时，他几乎已经失明了。江的秘书贾廷安到船上迎接他，给他安排了住处，
然后帮助他尽快转到医院。贾是河南人，他是跟着江一起从电子工业部来到上海的。他的
工作范围事无巨细。不论是国事访问还是私人请求，江泽民都可以托付给贾廷安处理。

  “江泽民到医院看我，”童说道，“他让我不要担心自己是外地病人（这在中国是很大
的问题）。‘要安心休养，’江对我说，‘不要因为不是来自上海就觉得自己是外地人。
’江的探望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他还带了上海市卫生局的领导。医生告诉我，这是市长第
一次来这家医院。我的力后来完全恢复了。”

  江对那些他喜欢和信任的人充满人情味，但对那些他不满意的人则很严厉，特别是那些
行为和态度可能对国家有害的人。除了那些腐败和玩忽职守的干，他还经常批评那些怀念
共产党接管之前的日子的人。正如叶公琦所说：“那些人只要能够得到更多的食物，宁愿
吃从外国人餐桌上掉下来残羹冷饭，也不愿自食其力。”在江看来，这些人只关心钱，这
令他愤怒。

  1986年5月，江泽民和市委书记芮杏文举办了一个为上海市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研讨
会。这是对欢迎西方投资的同时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一个委婉说法。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
，甚至包括那些赞成加速改革的人，都担心市场自由会引发社会动乱。他们害怕西方的“
物质主义和颓废思想”会破坏中国制度的稳定，并削弱党的权威。对江来说，关键是要制
订出文化和人文标准，以便建立一种健康而自立的中国社会主义。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达上海。江以真诚的热情欢迎。女王对于中国人
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的王朝历史使人们对皇室传承非常尊重。两年前，当
中英签署了确保香港回归中国的协议后，邓小平谈到了英国君主。他说：“在我有生之年
，我希望能见到英国女王。”当邓终于会见女王时，由于女王不喜欢别人在她面前吸烟，
嗜的邓礼貌地克制住自己。

  似乎全中国都在为女王的来访作准备，这一访问象征着中国重新崛起为文化和繁荣的世
界中心。江细致入微地投身于女王上海之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外滩，建
筑物上的英国殖民遗迹都被清除干净。从虹桥国际机场到市区的长长的高速路被拓宽。草
坪上安装了喷洒系统以确保草木郁郁葱葱。女王预定路过的每一条街道都张灯结彩。女王
将下榻的国宾馆经过重新装修。当女王提出想从座车中观赏市容时，特制红旗牌轿车上的
深色车窗就被换成了透明玻璃。

  当女王走下专机的时候，1500名上海少年儿童挥舞旗帜，高举花束和手中的玩具熊猫。
数千人表演了中英两国的传统舞蹈。还有两个儿童向女王和她的丈夫菲力普亲王献了花。
江泽民用英语迎女王伉俪。

  女王想参观豫园——一个有着400年历史的中国古典园林，其中的30多个亭榭个个都由曲
曲折折的回廊和池塘上的小桥相连接，江建议她在湖心的茶亭里稍事休息，并在那里为她
安排了一场雅致的表演。就在女王尝甜点、品龙井茶的时候，一位当地的民歌手和著名的
笛子演奏家陆春龄为她作了表演。当天早晨，江专门拜访了陆，查看他所挑选的曲目，督
促他要“做好准备”。在豫园的古风古韵之中，上海的江泽民坐在国的伊丽莎白旁边，他
们身后则是奇石耸立的园林和飞檐重叠的楼阁，陆吹奏了中英两国的几首曲目，包括《一
个英国乡园》。短暂的演出结束后，陆从自己私人的七支笛子中挑出一支送给女王，令她
感到惊喜不已。女王还喝了两小杯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茶。

  大约10天以后，又一位不同寻常的访客抵达了上海，他就是民主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埃里希·昂纳克。昂纳克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在来宾留言簿上
写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全世界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随后，他又向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塑像献了花篮。江为他举行了欢迎宴
会。当然，那时两人都没有料到，3年后，昂纳克被赶下了台。

  有时，江泽民不得不将市府的工作置于个人事务之前。当被江称为“娘”的养母1985年
去世时，江正在北京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因此他只好让他的妻子王冶坪和儿子绵恒料理葬
礼。1987年，江领着全家从上海到州正式祭奠养母，他在墓前向养母表示敬意。同样，当
他的生母去世时，他也没能亲自治丧。

  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说：“三哥非常爱他的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江的生父于1973
年去世后，他的生母到北京和他同住在一起。多年前，当江还在长春工作时，他的父母曾
去和他一起住过一小段时间。后来他们又回到扬州。“尽管三哥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但
他在经济上负责赡养。”熟悉家族史的江泽慧说，“母亲在晚年很高兴能和她的儿子及儿
子的家庭一起过日子。” 
1986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江在前一年5月提出的《上海总体规划》，并宣布上海应该成为
一座经济繁荣、技术进步、文化先进以及环境清洁的世界级城市。目标是将上海建设成为
亚洲最大的工业和贸易中心。对于个股票交易仍旧靠单一柜台操作、很多住房还没有卫生
间的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沈永言，江的一位观察敏锐的朋友，注意到江的市长管理风格类似于他在长春时的工厂
管理风格。“就拿安全问题来说，”沈指出，“尽管他治理城市非常忙，但每次重大事故
发生，管手里有什么的要务，他都会立即放下，去努力想办法如何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事
件。”

  江还使自己成了一个谋求共识的高手，有一种和关键人物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毛、邓
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定期巡视。要遵严格根据级别而定的礼仪，还要符合无数细小的要求
：食宿标准、专车型号、宴会时的座位安排，甚至包括报纸报道时所刊照片的尺寸。当地
员还理应知道上级的喜好、爱好、思想派别、政治倾向、个人目标以及各种需要和愿望。


  到江泽民当市长的时候，他已经主持过数百次这样的接待工作了。在上海，他几乎接待
过从邓小平以下的所有中国高级领导人。有一次，他在午夜时分亲自将一只蛋糕送到一位
离休干部那儿，祝贺他的80岁生日。“这是宾馆里的最后一只蛋糕，”据说江是这么说的
，“但我不想让您认为我忘记了您的生日。”

  国家主席李先念很喜欢冬天回上海，江对照顾得异常周到，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毫无根据
的谣言——说江泽民是李的女婿。政治领导人的亲戚身份会令人起疑。谣言一再传播表明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位市长怀有善意。

  尽管一位市领导接待老同志被认为政治上正确的行为，但江这样做带有深深的敬意，而
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发自真挚的感情。

  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每年都要在上海过春节。如果说命运如何眷顾一个人是难以
捉摸的，那么邓对上海的访问就是这种机缘的典型例证了。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让邓
小去了解江泽民了——对江的亲密了解，以后将会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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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量与不幸福的量是一样的，珍惜神所给的。

     放下的越多，得到的越多。

           如果行李背包里有吃的，要学习拿出来与众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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